关于工业党的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_风闻

12月3日，我在观察者网站发表了https://www.guancha.cn/LeiShe/2019_12_03_527145.shtml一文，用陈经的话说：“阅读量还不错。”到12月13日，共有294条评论。从这些评论来看，有不少网友对我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的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工业党不是中国独有的，更不是当代中国独有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认为工业党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早已有之，比如美国历史上的技治主义；二是认为洋务派就是中国早年的工业党；三是认为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日本、韩国也有工业党，或者是历史上有过工业党。下面，我就这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认为，工业党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基于唯物史观，工业党的核心观点是：只有社会获得了进步，人的普遍进步和解放才是可能的。而社会的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由技术水平决定。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技术水平，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核心因素。凡是认同这一核心观点，即：“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由技术水平决定”的，都可以被视为是工业党。基于这一认识，工业党所认同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更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产业，而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最高价值”这一价值取向。至于发展模式，那只是具体实现方式而已，是可以选择和变化的。

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有两点：

第一，工业党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上。这是因为，根据唯物史观，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其中，生产力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反作用，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意识形态，是基于社会形态的；而社会形态，又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因此，社会意识形态，与其所属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必然是相当的，不可能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而社会意识形态却超前的情况。即使从外部输入相对超前的意识形态，也会因缺乏社会基础而无法立足，除非对其进行相应的本土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工业党认为，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必然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原因同上：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会有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催生新的意识形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发展，进而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因此，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上，维持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观点，工业党诉求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含科技），整个社会的活动，都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因为社会文化与生产力必然相互匹配，因此只有生产力的进步，才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社会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根据工业党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实物生产才能创造价值。到目前为止，人类最有效率的实物生产，是工业化生产。因此，工业党的这一诉求落实到具体政策实践中，就是三个字：“工业化”。这也是工业党被称为“工业党”的直接原因。

工业党所说的“工业化”，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用机器碾米”之类，而是以发展马前卒所说的“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能力为核心的系统工程。整体来说，它包括如下四个层次：

它的第一层，是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它是“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关键所在；它的第二层，是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它的第三层，是依法治国的社会治理体系；

它的第四层，也是最高层，是以理性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

这几个层次，是逐层递进的：要建设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就需要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对国民进行培训，培养出有文化、守纪律的工业人口；要运转这样的一个制造业体系，社会运转就必须遵循依法治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鉴于意识形态对技术发展会有反作用，因此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不能是任何宗教或其他形式的神秘主义。因此，第二层的“教育”是有具体内涵的，按照这个标准，宗教学校毕业生不算“有文化”。

理清了这些之后，就可以回答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几个问题了。

先谈“技治主义”。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为美国工程师史密斯于1919年首次提出，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凡勃仑。这个理论主张由技术人员，也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政府来管理社会，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美国学者T.Roszac对“技治主义”的理想社会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在该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诉诸技术专家证明他们是正当的，而技术专家转而诉诸科学的知识形式为他们自己辩护。超出科学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诉诸的。”从T.Roszac对“技治主义”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工业党和技治主义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技治主义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而工业党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人的普遍进步和解放。

再看第二个问题：工业党和洋务派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回答很简单：洋务派也搞工业，但他们当年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清朝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而工业党则恰恰是着眼于改变——工业党要求整个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工业文明。这是因为，工业党的终极目标，是让人能够过上更舒适、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两个目标的根本性差异，落实到具体实践上，就是：清朝的洋务派只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只满足于获得“制器之器”的能力，这里的“制器之器”，仅仅指的是制造洋枪洋炮的设备；而工业党的核心要求，是具备“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能力。因此，工业党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用进口设备制造洋枪洋炮。这就要求整个社会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形态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改变。这和洋务派完全是南辕北辙。

弄清楚了第二个问题，再回答第三个问题就容易了：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比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曾经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也有工业党，至少历史上有过工业党。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们没有。现在没有，历史上也没有，虽然他们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工业化。这里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英国和美国。虽然他们经历过工业化，英国还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在这两个国家，工业只是因为其商业价值而存在，推动工业化的唯一因素是制造业是为商业服务，制造是为了赚钱。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国家里，工业对工作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有更高商业价值的产业，如后来兴起的金融业与IT服务业。因此在这些产业兴起后，这两个国家都先后开始并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工业党存在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是德国和日本。他们也经历了工业化，但他们的工业化也是为了“用”，具体的说，是基于军事方面的具体需求。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早年发展工业和推进工业化的唯一原因是军队需要武器装备，为了满足本国军队与英美抗衡的需要，而完全没有考虑过具体的“人”的需要。因此，与19世纪中国的洋务派类似，他们也没有改变社会的意识。二战后，这两个国家成为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成员，和美国一样，工业也只是因为其商业价值，作为商业的附属而存在。和英美一样，二战后的德日也没有存在工业党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工业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先例，是当代中国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张维为先生曾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要跳出西方传统的话语标准体系。工业党话语体系，就是一种与西方传统的话语标准体系完全不同的，由当代中国人原创的，极具生命力的全新话语体系。它的社会基础，就是著名网友wxmang在写于2009年的著名帖子《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中所描述的“知识工人”群体。他当时就观察到，当时在这个群体中，对于“诸如国家的命运、中国历史定位、与西方的竞争关系、未来发展道路、向何处去”等等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案，因此这些问题当时成为各种知识论坛和会议激烈辩论的焦点，是不奇怪的。十年过去，现在回头看，可以说，工业党思想体系，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观察，以及网络和现实讨论后，“知识工人”群体对这些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这个群体在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思考后，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对此，早在1993年，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在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京记者Nick Driver的采访时，就作出了预言。我将他的这段话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语：

“请你注意，在中国知识分子里正在形成一种主流性的声音。这种主流性的意识形态或者声音，可以说正是认同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的新闻媒介则称其为‘中华民族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主流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绝对排斥西方影响的，但也拒绝盲目追随西方的影响。它的来源很复杂。它吸纳了本世纪初叶即‘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一度成为前卫性思潮的那种近代人文主义、科技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思潮，也吸纳了本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是放弃了这一思潮中的暴力主义激进斗争成分。还吸纳了来自中国传统儒家背景的某些价值观念。从这种融合中正在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种我认为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在21世纪命运的新思潮。”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好友陈经、“张三”的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