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尔：风流浪荡一辈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_风闻

文：周树山

　　 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人运动，拉萨尔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一度成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并且有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得到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为此，引起流亡在外的马克思的关注。他性格和行为上的张扬怪诞，他对政治的激情，对权力的迷狂，对异性的追求，对斗争的热中都达到了疯癫的程度，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疯狂的因子，他是唐璜和唐吉诃德的结合品 ，如一道诡异的闪电，短暂地划破历史的天空，然后沉寂下来……然而，他的奇异之光仍然闪烁在星光璀璨的天穹之上。　　 

　　 母亲和情人　　 

　　 1825年4月11日，斐迪南·拉萨尔出生在德意志城市布雷斯劳（今名弗罗茨瓦夫，属波兰）一个富有的犹太绸缎商人家庭里，他比马克思小七岁，是家庭的独子，和马克思一样极富才具，很受父亲的宠爱。拉萨尔比马克思更富于激情，爱搞怪和恶作剧，身上具备富二代傲视群伦、自命不凡、放荡不羁的所有特点，在学校读书的少年时代，一语不合，就要和人决斗。拉萨尔瞧不起家里的绸缎生意，立志在学术上大有作为，黑格尔成为他的方向和榜样，他父亲曾问他未来的志向，他说：“在这世界上最伟大最丰富的，与人类利益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历史的学问。”开始，他在莱比锡的商业学院就读，学校枯窘沉闷的生活与他的才华和张扬的个性极不相投，和老师的关系也搞得很僵。他的老师挖苦他说，他未来可以当演员，适合演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决定退学。后经过努力，考入弗罗茨瓦夫大学。在学校里，他又惹了获，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攻击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学派，为表示不满，他参加游行示威以示抗议，结果被学校蹲了十天禁闭。不久，他就转学到了柏林大学，在那里，他迷上了黑格尔。每天清晨四点，他准时起床攻读黑格尔。年轻的拉萨尔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力量，变得更加自信，觉得自己就是黑格尔“精神理念”的化身。他写信给父亲说，“通过哲学，我已经变为自我包含的理性——换句话说，我是自己的上帝。”　　 

　　 “我是自己的上帝。”这是拉萨尔精神独立的宣言，也是他后来人生中认准目标，全力投入，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此时的拉萨尔身材修长，一头卷曲的棕发，有着聪明睿智的额头，是一个迷人的翩翩少年。他骑马、泡妞、派对，给心仪的女人写情书，并沾沾自喜，自我欣赏，过着纨绔子弟悠闲放纵的生活。他一方面批评父亲是可耻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向父亲要钱；一方面沉迷于黑格尔的哲学，一方面也在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次，他从家返回柏林的路上，发现一群纺织工人在示威游行，拉萨尔心潮澎湃，他认为自己应该挺立潮头，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当然，这个目标现在还有点遥远，他青春勃发，叛逆的血液在血管里呼呼奔流，不愁找不到发泄的出口。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终于，机会来了！

　　 一位名叫苏菲·冯·哈茨菲尔特的女伯爵，出身名门，十七岁时嫁给一位同样出身名门的男伯爵，两位伯爵结合，自然门当户对，在看重门阀地位的时代，算得上一桩美满婚姻。然而，丈夫却对妻子十分恶劣，不仅在外面拈花惹草，养着情人，而且不许她接近自己的孩子，并自作主张，要把女儿送到维也纳的修道院去。伯爵先生警告自己十四岁的儿子说，如果他不和母亲断绝关系，就取消他继承财产的资格。女伯爵处此困境，提出离婚，但在封建传统顽固的德国，当时几乎断无可能。她的兄弟们也竭力反对，百般阻扰，因为离婚将败坏家族的名誉。女伯爵身心俱疲，呼告无门，几近绝望，有英雄路见不平，施以援手吗？有！年轻的拉萨尔挺身而出，介入了这场与己无关的家庭纠纷。　　 

　　 拉萨尔为女伯爵打理官司，并鼓励她坚强面对社会习俗的挑战，勇敢地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他对她说：“你似乎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女人在历史上其实是一种永恒概念的化身。”这种空洞的豪言壮语深得女伯爵的欢心，女伯爵在这位年轻人的鼓励下变得十分强悍，她抽着雪茄，腰佩手枪，和拉萨尔一同出入上流社会社交场。人人对他们侧目而视，拉萨尔昂首挺胸，以弱势者的代言人和保护人自居，毫无惧色。一次，女伯爵竟掏出手枪，威胁一位国王的侍从武官，因为这位武官未经她这位母亲的同意仅受父亲的指使就要把她的儿子弄去军校，这件事情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尽管官司充满曲折，但拉萨尔毫不退缩，他对女伯爵充满信心，他说：“她全心全意信赖我，让我处理她的事情，我区区一年轻犹太人，完全没有背景，必须全力对抗一股庞大的恶势力——我一个人独自对抗全世界，对抗贵族和富豪，对抗政府官僚，而且要对抗所有的偏见，总之，我要以真理和正义对抗金钱权势。”　　 

　　 拉萨尔有一股一旦投入就破釜沉舟，猛干到底的性格，决不中途退缩。他从父亲那里弄来一笔钱，买通哈茨菲尔特领地的农民为女伯爵作证人，同时买通报章杂志大造对伯爵先生不利的舆论。在拉萨尔凌厉攻势下，伯爵不想把事情搞大，准备让步，和女伯爵和解，并派一仆人前来协议。拉萨尔大怒，发一短柬，喝令伯爵亲自出面道歉，否则将诉诸武力。这下惹火了伯爵，谈判因此破裂。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竟拖了八年之久，这期间，拉萨尔闻听伯爵有一首饰盒，内藏伯爵向情妇私授财产的文件，就买通一人，前去盗窃，结果盗窃者没有得手，反倒被逮个正着，进了监狱。此时的拉萨尔加紧猛干，官司一个接一个控告伯爵，并亲自出庭充当女伯爵的辩护人。这场离婚案，前后动用证人达三百五十八人，审案法官三十六人，拉萨尔同时鼓动伯爵领地上的农民示威游行，以示声援。这时，盗窃首饰盒的罪犯供出了幕后指使拉萨尔，拉萨尔随后被捕，被关进了监牢。这场官司磨砺了拉萨尔的斗志，成为他参加政治斗争的预演，他在牢里读到了法国人布朗基的《告人民宣言书》，深受鼓舞，将之贴在牢房的墙壁上。八月他出庭应讯，竟然在法庭上发表六个小时的演讲，将指使盗窃首饰盒案件说成是“自己不眠不休对维护人权的努力。”

　　 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任何对政府和权威的反抗都会招致喝彩。女伯爵此时也不断地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抨击保守势力，并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最后，拉萨尔被无罪开释，并且以革命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城市大街上，人们把为他们拉车的马弄走，拉萨尔和女伯爵拉着马车走过大街，引起人们的欢呼致意。这场官司磨砺了拉萨尔的意志，为他赚得了声望。拉萨尔这种人，是为革命而生的，既然群众的欢呼和拥戴如此令人陶醉，天降大任于斯人，拉萨尔自觉必将成为领袖群伦的领袖，于是，他开始拥抱革命了。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莱茵地区参加由恩格斯发起的一个会议，目的在于宣布与法兰克福议会结盟以反对普鲁士，这件事情震惊了德国，随后，他就因支持马克思发起的拒缴捐税和反抗政府的请愿而被捕入狱。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想把他捞出来，但没有成功，他必须在狱中待到5月开庭。拉萨尔并不安分，在狱里不断请愿、抗议，并以各种方式威胁典狱长。典狱长无奈向市长汇报，市长来狱中看望这个政治犯。拉萨尔竟指责市长没有给他道早安，并声言要控告监狱当局。当他出庭时，他的辩护词已印好在城中四处发售，他又一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控诉政府破坏了自己曾许诺的改革，并迫害改革派，要求法庭宣判他无罪并当庭开释。法官最后宣判他无罪，但当局认定他是个危险分子，一直把他留在监狱里，并且把女伯爵一并关了进来。　　 

　　 1851年，拉萨尔走出监狱，此时他26岁，正是英姿勃发的年龄。女伯爵的案子此时也出现转机，伯爵同意和解，并签署了有利女方的协议。在患难与共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拉萨尔就和女伯爵住到了一起。女伯爵整整大拉萨尔20岁，但拉萨尔对她情意绵绵，百依百顺。拉萨尔曾说自己的母亲是“一只生下一个老鹰蛋的母鹅。”如今，这只自命不凡的小鹰和一只老金丝雀相伴，自觉从前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英国作家劳伦斯曾写过一部题为《母亲和情人》的小说，质之于拉萨尔，女伯爵真正承担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女伯爵出身名门，不仅家财雄厚，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上流社会的礼仪和风采乃是她的本色。在她的调教下，拉萨尔变得温文尔雅，俨然一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人一富贵，当然瞧不起粗人，当年，他曾唆使一个犹太朋友去偷伯爵家的首饰盒，如今怎么看他都不入眼，就对他说：我不能再和你有所牵连了，你变得既粗俗又无礼。那小子正要为此事入狱服刑，闻听此言，气得要死，他回敬拉萨尔说：“老天有眼，有一天你和你的同党都会毁在你的手里。”拉萨尔对那小子的诅咒报以轻蔑一笑，因为他春风得意的日子刚刚开始。　　 

　　 拉萨尔32岁那一年跑到了柏林，他已经厌倦了大他20岁的女伯爵，不准与他同行。他说，女王很不喜欢女伯爵的作风，自然不想看见他们两人一起出现在她面前。女伯爵此时除了提供钱财供他挥霍外，对他再无意义了。拉萨尔在柏林出版了一本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畅论黑格尔理论和古希腊哲学之关系（马克思认为此书大而无当，只是掉书袋和炫耀知识）；出版了一部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还撰写了一些谈外交政策的小册子，凭他的天分，他很快就在文学和社会上暂露头角。他吹嘘自己在柏林的豪华大宅，说那里有四个接待室，到处摆满了鲜花、美酒和书籍，等待上流人士来拜访他。他玩股票，到意大利旅行，出入社交场，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拈花问柳，追逐异性。在意大利，为了争夺一位有妇之夫，他挥动手杖，和一个军官大打出手；他看中了一个俄国军官的女儿，给她写了四十页的情书，并要求留在杜塞尔多夫的女伯爵用金钱和她诚挚的心支持他的恋爱。可是，这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他在22岁患上梅毒，35岁那年已进入二期，后来也并没真正根治，以致于不靠轮椅难以远行，最后他的一条腿就因此而报销掉了。这个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还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大显身手，获得一个像样的政治地位。　　 

　　 但是，没关系。拉萨尔是个名副其实的撒旦，他的好戏还在后面。　 

　　 柏林来客　 

　　 1862年，拉萨尔要从柏林去伦敦看望马克思，这使马克思内心很纠结。在此前一年，拉萨尔曾经在伦敦招待过马克思，主人很热情，尽到了地主之谊，他带马克思去拍照片，请他吃野味和美奶滋，拉萨尔和女伯爵还带他去看了一场芭蕾舞表演，故意把包厢位置定在皇家包厢的顶上，以示对皇家的羞辱。临别时，拉萨尔还给马克思两个女儿各自带回一条披肩作为礼物，马克思的小女儿杜茜披上披肩，在屋里走来走去，兴奋地说：“太美了，活像一只孔雀！”应该说，马克思在柏林受到了拉萨尔尽善尽美的接待，如今拉萨尔要到伦敦来作客，马克思理应有桃李之报，为什么还很纠结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并不如意，作为流亡的政治难民，一家人常常陷于经济的困境，尽管恩格斯不时给以接济，但仍然不见大的起色。马克思没有固定职业，只靠写作赚钱，显然杯水车薪。前几年，马克思的岳母去世，留给女儿一百二十英镑，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新家具，搬进了梅特兰公园附近的一套大房子。如果有后续的经济来源，他们本可以活得很布尔乔亚，在这座房子里体面地接待拉萨尔这位柏林来客。可是，一家人刚安顿好，美国的《纽约论坛报》开始缩减马克思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由恩格斯代笔，马克思只负责署名和领稿费），生活费上涨，收入却减少了，马克思虽然不断向恩格斯哭穷，但恩格斯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每月固定五英镑），马克思给他写信说，要只为了他自己，他宁可去住白教堂那样较低级的贫民区，“可是，女儿们都已经在长大，太寒酸可不是一件好事。”为了给女儿撑门面，他只好咬牙在梅兰特公园那里住下去。拉萨尔来的那一年，马克思两个女儿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都已是成年的大姑娘。马克思为了女儿们今后的幸福，送她们去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还花钱让他们学音乐。哦，可怜的马克思，慈爱的父亲！可真够他受的！七月，拉萨尔就要登门作客，六月里，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可怜的孩子们，我真为她们感到难过，外头正在举办博览会，她们的朋友都玩乐去了，她们却只能在家里枯坐，而且还要担心朋友们上门来找她们，看到家里的悲惨状况（她们现在已经穷到孩子的衣服和女仆琳蘅的鞋都拿去当了）。”把女仆的鞋子当了以维持开支，可见马克思穷困到何等地步。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时房东上门催讨欠下的二十五磅房租，说如果不给，就叫警察来；修钢琴的也来了，马克思欠他六磅修理费，此人是个粗汉，威胁说，不给，法庭见！接着面包商、杂货商以及茶商都带着签条相继登门，更要命的是税款单也到了，医生告诉说，小女儿杜茜因营养不良，得了黄疸，需要治疗……如此困窘无助之时，拉萨尔带着柏林特有的芬芳翩然而至！　　 

　　 拉萨尔一到，就告诉马克思说，他的股票亏了五千塔勒尔。或许他看到马克思家是个无底洞，他可不想把钱白白扔进去，因此先封了门。可是马克思注意到，这家伙一天光抽烟和车马费就得花一磅以上。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令马克思羡慕嫉妒恨，他对恩格斯抱怨说，这家伙似乎觉得他没有固定职业，只从事一些“理论性的工作”，就可以随便糟蹋他的时间。可见马克思是如何厌恶这个看不出眉眼高低的客人，更使马克思恼火的是，拉萨尔竟提议让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去给女伯爵当侍女，这样可以带出一张嘴，还能挣钱贴补家用。马克思虽然穷，他可不想让女儿沦落成彻底的无产阶级，因此对拉萨尔的混帐主意气得要死！拉萨尔是个自视甚高，夸夸其谈的家伙，他的言语举动令马克思十分反感。“他用怪里怪气的声音扯淡扯个不停，奇怪的表情也是一大堆，让你完全抓不到头绪。”马克思觉得拉萨尔和一年前在柏林和他相见时变化很大，他“神经很不正常，认为自己现在是个大学者，是个极有深度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个很杰出的投资家，还有，他觉得自己很像唐璜，也很像革命的大主教黎塞留。”马克思对客人的坏印象也并非完全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或许拉萨尔的梅毒正在发作，病毒在血管和骨髓里激荡作怪，致使其莫名其妙地兴奋异常，因而言语举止乖张脱序吧。总之，柏林来客并没有给马克思带来快乐，主宾之间并不和谐。当马克思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拉萨尔时，客人立刻停止滔滔雄辩，由神采飞扬变得不知所措。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给拉萨尔起个“犹太男爵”的外号，显然是嘲讽他和女伯爵的不伦之情。马克思近距离观察拉萨尔的外貌，进而推断他的血统，他认为从拉萨尔的头发及特殊头型看，他一定带有黑人血统，“这现任是结合犹太和德国以及黑人的血统混杂而成的特殊结晶，这家伙喜欢自作主张，这即是黑人血统的证明。”拉萨尔是很崇拜马克思的，也曾坦诚热情地接待过他，和马克思的家人也很熟悉，把后者看成老师、兄长和朋友。去年，马克思夫人燕妮因生水痘，脸上留有小疤痕，拉萨尔给燕妮写信安慰她不必为面容担心，因为很快就会复元。燕妮写了回信，拉萨尔回复说，燕妮的信既温和又迷人，每读一个字就忍不住想亲她的手。而燕妮写给拉萨尔的信，每一封都充满丰富的感激之情。拉萨尔在女人面前表现了足够的绅士风度，而多年为生计而担忧的燕妮也的确需要男人的崇拜和呵护。所以，听说拉萨尔要来作客，燕妮真想好好招待一下这个远方的客人。但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确不太厚道。　　 

　　 有一天，马克思神色不佳，拉萨尔询问他是否经济上有困难。马克思回答说，面包商要他还债，否则停止供应食品，还要告他。拉萨尔立刻答应无条件借他十五英镑，如果还想多借，需要一个人担保，马克思就又向他借了六十英镑。拉萨尔出借给马克思七十五英镑后，觉得主人的态度似有嫌恶，伦敦也确无可恋之处，便打道回府了。　　 

　　 拉萨尔回顾这次伦敦之行，觉得很憋闷。八月，他给马克思来一封信，要求马克思由恩格斯出具一张亲笔署名的借款担保，要在借据到期前八天偿还全部借款。他说：“当然，我不是不相信你所写的他的同意书，我只是必须确定在任何意外状况或死亡的情形发生时，我仍能追回我的款项。”马克思回信带着戏谑和嘲弄的口吻，他说自己的名字不想和他那种有资产阶级身份的人有任何瓜葛，他也不想玩这种“资产阶级游戏。”拉萨尔接到信后大为吃惊，他担心马克思要赖帐，在借据到期的前六天，拉萨尔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给马克思，要求他立即还钱，并且将去年借给他的一本书一并归还。同时，拉萨尔还写一短信给恩格斯说明情况。马克思清偿了欠款，又花邮资把书寄还拉萨尔。他给拉萨尔写了一封道歉信，希望他们的友谊能够经受住这次“小摇晃”的考验，但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也就此告一段落。　　

 

　　 工人领袖  人生巅峰 

　　 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早年，他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均遭否决。一是人们怀疑他别有用心，二是他和女伯爵扯不清的关系让人侧目。所以，拉萨尔一直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马克思曾是他年轻时的偶像，马克思因政治迫害去国流亡时，拉萨尔曾为其筹钱，并要求为在伦敦的马克思做一些欧洲大陆的通讯工作。德皇威廉继位发布对政治犯的特赦令时，拉萨尔还为争取马克思回国四处奔走。也曾为马克思出版过一本书。但马克思讨厌他的矫揉造作，也厌恶他大言不惭的口气，所以对他一直心存戒心。恩格斯一度担心拉萨尔会取代他成为马克思的合作者，马克思大约也曾有过这个念头。但就宽广的胸怀和容人的雅量来说，拉萨尔和恩格斯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况且他身上还有常人难以理喻的性格缺欠。背着拉萨尔，马、恩通信中，拉萨尔常常成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曾怀疑拉萨尔为自己一本书的出版而背后使坏，因为在同一家出版社，拉萨尔也正有一本书要出版。拉萨尔知道马克思对他的怀疑，尽管双方没有说破，但二人的关系显然已蒙上了阴影。为了打消拉萨尔的疑虑，马克思把自己七年前收到的一封毁谤信寄给拉萨尔看，表示自己对此一笑置之，并不在意。马克思的目的一是使拉萨尔有知己之感，二是表达自己胸怀宽阔。拉萨尔也不是傻瓜，他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马克思，维系着二人阴晴不定的“友谊”。我们知道马克思是疑心颇重的人，他仍在怀疑拉萨尔为他的书的出版在背后捣鬼。1861年，拉萨尔邀请马克思到柏林作客，两个人商定由女伯爵出资办一份报纸，马克思提议也请恩格斯参与，拉萨尔表示同意，认为“三个人也不算多”，但他随后提出了附加条件，如果遇事需要表决，马、恩二人只能算一票。拉萨尔知道，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人，如果算两票，他就会永远是少数派，他可不想让他们给玩儿了。但马克思背后却对恩格斯说，报纸办起来，拉萨尔只能做“助理编辑”，而且尚须训练。这话不知是安抚恩格斯，还是马克思的真实想法，但如果让拉萨尔知道，肯定会气破肚皮。后来，形势有所变化，办报的事也付之东流。　　 

　　 拉萨尔尽管在伦敦的马克思那里有过晦暗的记忆，但他回到柏林后，很快就攀上了人生的高峰。　　 

　　 拉萨尔所以异军突起，来于他从前在工人中积累的声望。德国的民主进程一波三折，1848年通过全民投票的法案，翌年，即改为三级投票权，即按纳税多寡来决定投票权，这样工人阶级和小布尔乔亚的投票权即被剥夺。拉萨尔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底层人的投票权不懈努力。他在柏林一座工厂的工人组织面前发表演说，以全民投票运动的领导人自居，阐述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宪法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关乎所有公民的权利，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这次演说，他称之为“工人纲领”。这本小册子刚一出版，就遭到了当局的查禁，拉萨尔也以“公开煽动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罪名遭到起诉。在法庭上，他以雄辩之才一连演说四个小时。法庭庭长是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儿子，拉萨尔引用谢林的著作嘲讽并驳斥法庭的起诉，勇敢地宣称拥护无产阶级的立场。从莱比锡赶来旁听的劳工团体会员听得心花怒放，拉萨尔的名望如火箭窜升。这时，工人代表们要求成立德国工人阶级的议事团体，1853年3月，拉萨尔为之揭橥战斗宣言，以当仁不让的口气大声疾呼：“劳工的党现在要成立了，这个党必须同时有理论上的认知基础以及实际战斗能力，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拉萨尔毫无悬念地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渴望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和引路人，如今，他们瞧不起的拉萨尔竟然捷足先登了。　　 

　　 此时的德国，被称为“铁血首相”的俾斯麦掌权，他注意到这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就邀请拉萨尔会面商谈，讨论劳工阶级的处境以及改善的办法，以使政局和谐稳定。拉萨尔自此介入高层政治，成为劳工阶级与政府沟通谈判的首脑人物。什么是权力？有时候，你能代表一群人说话，一呼百应，令人敬重，谁也不敢小觑，这就是权力。拉萨尔认为俾斯麦是一个庞大权力（国家）的首脑，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庞大权力（劳工阶级）的首脑，他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寄给俾斯麦，并附言：“在此为阁下献上敝王国的宪法，您可能会为此而羡慕我。”看，劳工阶级的团体也是一个王国，其上坐着一个高高的国王，他就是拉萨尔。拉萨尔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他可不是一个只知蛊惑人心，扶植党羽，称王称霸的黑道大哥，他和马克思在有关国家、宪法和工人阶级未来地位上有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将来要通过革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拉萨尔认为国家是“在道德规范内的个人总体，可以保障个人的教育、权利及自由等，如果光只是个人的结合，缺乏道德规范，国家便不成立。”这个观点强调个人权利，也强调国家共同的道德基础，如对人权的保障等。因此，拉萨尔并不强调国家一定要共和制，只要有保障人权的道德基础，由君主来统治也无不可。反之，如果名义上是共和的，国家扼杀公民个人的权利，没有公民认可的道德基础，这样的国家也是应该推倒的。所以，俾斯麦认为拉萨尔并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拉萨尔主张在当时国家体制下解决劳工境况，他的想法也比较切实可行。他向俾斯麦提议，应该成立国家慈善团体专门帮助劳工，通过开放全民投票来筹措资金，让劳工自己能够投票选举，然后可以拥有借贷门路以解决经济困难。依靠国家帮助发展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而这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才能实现。看到这些主张，我们不能不说，拉萨尔在为改善工人的处境做着切实可行的努力，他得到工人的拥护并非偶然。　　 

　　 尽管拉萨尔以工人王国“国王”的身份和俾斯麦打交道，但俾斯麦作为一个保守的政治人物，手里握有治理国家的大权，对拉萨尔这种野路子窜出的黑马自然不放在心上。不久，俾斯麦开始钳制言论并取消政治集会，拉萨尔警告他在激发革命，他得意洋洋来到莱茵地区，自以为党羽众多，可以和俾斯麦分庭抗礼，在索林根，市长命令警察取消他和同党的集会，他拍电报给俾斯麦，要求他“尽速给以满意说明。”后来，他又跑到柏林惹是生非，因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大选中获胜，他在演说中煽动暴乱。当地检察官以叛乱罪名下令收押，这位检察官恰恰就是那位哲学家谢林的儿子，拉萨尔认为曾在法庭上教训过他，他是在趁机报复，要求俾斯麦将其调职别处。俾斯麦把检察官调离，算是给拉萨尔一个面子。应该说，此时的俾斯麦还是以优容宽待之态对待拉萨尔。

　　 1864年1月，俾斯麦准备和丹麦开战，拉萨尔要求他在战争前首先开放全民投票权，否则战争将激发国内动乱。俾斯麦对拉萨尔已经不耐烦了，这位大权在握的首相手持雪茄，吞云吐雾，傲慢地睥睨着拉萨尔，对他说，要想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涯，就应该乖乖地找个丑女人把自己安顿下来。拉萨尔在战前的一篇工人宣言中攻击俾斯麦：“想当欧洲霸主，痴人说梦！”可俾斯麦胜券在握，对丹麦战争速战速决，大获全胜，为普鲁士夺得了土地和很多权益。俾斯麦决定抛弃拉萨尔，命令部下给拉萨尔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自己太忙，今后恐怕不能再和他会面。拉萨尔不罢休，他觉得自己已然是高层政治中的一员，应和首相一同治国理政，他诚恳要求和俾斯麦讨论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系问题，因为这牵扯到战后政局的走向。他写好了信，耽搁三天没有付邮，最后，又附言曰：上次令部下代笔之便条令他相当不悦，今后来信应由首相亲自执笔云。俾斯麦未加理会，两人的关系至此终止。　　 

　　 拉萨尔又羞又恼，继续搞他反政府的暴动，当局也开始抵制他。警察不断登门搜查，搞得他精疲力竭。他的身体亦每下愈况，声音变得不听使唤，每次演讲前，须在喉咙处擦硝酸银，方可发声。他抱怨集会的礼堂空气污浊，讨厌不断纠缠他的工人代表团，说他宁愿在自己的书房里指挥作战。但是工人们依然对他奉为领袖，忠心耿耿，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不屈不挠，具有魔鬼般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拉萨尔再一次因叛乱罪被带上法庭。拉萨尔越受压迫和关注，其斗志越强，精力越旺，衰弱的身体也奇迹般焕发生机，他在法庭上再次滔滔雄辩，发出狮子之吼，然后又是无罪开释。但他回到杜塞尔多夫之后，依然收到法庭十二个月刑期的判决，经他抗议陈情，改判六个月。如果秋天开始服刑，他担心自己日益孱弱的身体受不了，那么他只有逃往国外。他也想去瑞士修养一段时间，修复日渐难支的病体。六月的最后一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工人们一路游行示威，把自己信赖的领袖送到车站。火车一声汽笛，他挥手和工人们告别。这是他和给他带来信念和使命感，带来受人拥戴的权力快感的工人运动的最后诀别，自此，他走下无限风光的人生巅峰，进入人生的最后里程。　　

有趣的是，拉萨尔死磕了一辈子的俾斯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山鼻祖之一 

　　 为爱情而战　 

　　 拉萨尔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孩，这次艳遇使他的生命再次疯狂燃烧，最终毁灭了自己。　　 

　　 女孩名叫海伦。在柏林时他们就曾相识，并且有过一段暧昧的关系。这次意外重逢，令拉萨尔热狂得难以自制。海伦长着一头金红色头发，身上带有犹太血统，热烈、性感、具有反叛精神，是那个时代聪明进步的女子。他称拉萨尔为“老鹰”，也叫他“主人和大师”，欣赏拉萨尔身上“魔鬼的风采”。对拉萨尔说，如果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一起私奔到埃及去。此时拉萨尔已近40岁，他很想和海伦风风光光地结婚，不想搞朝三暮四的情爱游戏，就带着女孩一同赶往日内瓦女孩的家中征求她父母的意见。　　 

　　 女孩的父亲多宁格斯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见女儿领回这样一位满面病容的政治流亡者，而且将要做他的女婿，简直气疯了！海伦本来让拉萨尔带她先去法国，同居在一起后，再征得父母同意。拉萨尔对自己充满自信，他不相信海伦的父母竟看不上他这个乘龙快婿，一定要先见她的父母，然后名正言顺地步入婚姻殿堂，不想这下子弄得鸡飞蛋打！多宁格斯先生立刻将女儿带离了日内瓦，拉萨尔再也见不到他的情人，急得如世界末日的猴子，上蹿下跳，嘶声叫喊。他要求女伯爵去拜托海茵兹主教出面去跟海伦的父亲说项，同时找来从前一同革命的朋友拉斯托夫上校为他帮忙，他甚至借机攻击瓦格纳，希望刺激瓦格纳去跟巴伐利亚国王为此事插上一脚，因为多宁格斯先生是巴伐利亚的官员。瓦格纳不吃他这一套，他认为拉萨尔这个人“非常没意思”，他卑劣的动机只是出于“虚荣和不实在的哀怜”而已。拉萨尔又去找巴伐利亚的外交部长，要他对海伦的父亲施压，让他和海伦见面。这些手段皆不奏效后，最后他寻求法律途径，说海伦已成年，他要状告多宁格斯先生干涉女儿的自由。　　 

　　 多宁格斯先生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最后同意让女儿和他见面。拉萨尔提出会面时间两小时，可是海伦已经变了卦，并不想见她这位老情郎。她说，她从没想和拉萨尔结婚，她要嫁给罗马尼亚一位年轻贵族，两人已经定有婚约。拉萨尔傻了，懵了，最后疯了！这场狂热而紧张的爱情战最后竟是如此结局，他不仅输掉了美人，而且输掉了荣誉和尊严。他提出和多宁格斯先生，和那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那位罗马尼亚情敌决斗！年轻的罗马尼亚贵族冯·拉科维兹先生欣然同意。为荣誉，为美人决斗正是欧洲中世纪贵族的风尚，本来拉萨尔自打参加工人运动以来，就明确反对这一中世纪的陋习，但此时他唯有在双方你死我活的决斗中才可挽回一切，他已没有选择。他的朋友拉斯托夫上校让他练练枪法，但从来没有摸过枪的拉萨尔认为没必要。1864年8月28日，决斗场上，对方一枪打中了他的肚子，三天后，拉萨尔告别了人世。　　 

　　 拉萨尔死后，马克思致信恩格斯：“亲爱的弗里德里希，拉萨尔的不幸事件整天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头，不管怎样，他毕竟也是一位系出名门的老战将，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出突然，我们无法相信一位曾经那么活泼有力的人现在竟然死了，像一只老鼠那样，躺在那里再也不能说话了。至于他致死的原因，你说对了，这实在是他一向不谨慎的行为所导致的。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和他之间过去几年的关系一直蒙着一片乌云，这固然是他的错，却令我于心不安。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我从未接受任何人的挑拨去攻击过他。”　　 

　　 拉萨尔已经长眠于地下，对马克思的话怎么想，我们已无从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