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没有科举而是士族共治，后来走势会否与日本相同｜文史宴_风闻

文/陈路

本文是应用户糊纸浆的提问而撰写。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其实质并非贵族，而是有特权之官僚而已，其地位和实力并没有足够的保障，这与日本中古以贵族和教团为基底的权门势家有明显的区别。文史宴特邀旅日学者陈路撰文比较中日两国中古时代的差别，希望糊纸浆用户能够满意。

后人读史时，总不免会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做出种种假设，追问此事如果并未发生，会产生何种结果。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这类设问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答案。然而这些设问有时候却会使得我们对于历史，乃至于对于自身的认识更进一步。关于与士族共治天下的设问，便是其中一例。

中国之士族本质仍为官僚

1

“士”出现于何时，今日已难以考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商周时代的金文中，已可见“庶士”“多士”之类的记载。这里的“士”究竟有着怎么的内涵，尚无确切定论。但稍晚些的文献中，对于“士”的定义渐渐较为清晰。

据《礼记·王制第五》记载：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而另据《孟子·万章》记载：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余英时先生据此，认为“士”是先秦贵族中最低的一等，为主要负责各部门的基层事务的小官。

在天子蒙尘、诸侯败亡的春秋战争时代，作为高级贵族的卿大夫逐渐衰落。其中相当一部分沦为低级的“士”。如孔子祖上孔父嘉本为宋国大夫，曾出任大司马。而其弟子颜回先祖邾武公为鲁附庸改称颜氏后，连续十四代出任卿大夫。然而到孔、颜二人的时候，皆已沦为“士”。

而与之相对应，则是大量的庶民，以军功、学术晋升为士。

据《吕氏春秋·尊师》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此六人的事迹真伪权且不论，至少可以看出**在《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以学仕进已成为庶民上升的“士”的重要途径。**故而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于是到战国末期，本来作为最低级的贵族，主要负责基层事务的“士”，逐步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取代了过去贵族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任何庶民，皆可能凭借军功或治学，上升为“士”。下可继续作为基层官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上则可封侯拜相，权倾朝野。而真正的贵族阶层，大体在此时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至两汉之时，相较以军功仕进而言，以治学仕进越发成为庶民上升为“士”的主要途径。

如日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其先祖袁良便以专治孟子·《易经》，而出任前汉平帝的太子舍人。此后袁氏一族遂以孟子·《易经》为家学。其中袁安由此举孝廉而历任县令、太守、河南尹，于汉章帝时出任司空，由此奠定袁氏一族繁荣的基础。而大名鼎鼎的弘农杨氏，则自东汉初年始世代传习欧阳派《尚书》，其中杨震被称为“关西孔子”。颍川荀氏以儒学闻名，“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均以研究经书见长。颍川陈氏祖上出于寒微，没有血统和家学传承，然陈寔以儒学闻名天下，并以德著称，一度被认为名士之首，因此颍川陈氏在桓、灵时期名望甚至高于荀氏。

袁绍能够掌握偌大的势力

最大的要素是家学渊源

故而到两汉时，真正能够成为代表“士族”的门阀士族，家学往往会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此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朝兴科举为止，家学的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甚至关于家学的评价基准，也一度由朝廷手中转移到门阀士族手中。但是家学本身，始终是决定其是一个普通豪族，还是门阀士族的重要基准。

大体而言，“士”这个群体，最初是作为下级贵族，承担基层行政事务，也即是我们今日所说的事务官僚。但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的衰落与庶民的崛起。“士”这个群体逐渐由贵族之末转化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

因为随着周秦之变的发展，过去作为封建秩序支柱的贵族阶层，逐步被秦制帝国碾碎。而过去承担基层行政事务的事务官僚们，地位获得极大提升，逐步挤占了过去贵族所占据的空间。也即是说，伴随着秦制帝国的正式确立，作为事务官僚的“士”取代了作为封建贵族，成为支撑君主统治万民的关键存在。

而儒学恰恰是当时培养事务官僚的最为重要的一种学问。正如刘歆曾言“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故而儒学不仅很容易成为秦制王朝的主要意识形态，而且也迅速成为选拔事务官僚，也即是选拔“士”的重要基准。

故而自战国以来，以学仕进而非以军功名世，越发成为庶民成为“士”的重要途径。而以家学传世者，由于其极高的儒学水准与庞大的门生故吏，便成为代表“士”的士族门阀。虽然这些士族门阀本身在地方上也有着极大的势力，但是他们的本质，依旧是中央朝廷的行政官僚。他们获得王朝的重视，且能跻身高位。绝非是由于他们在地方上有多少权势，而在于其家学的水准及门下的势力。

故而，所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际上是绝非是指君王与贵族共治天下，而是指君王与事务官僚们共治天下。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一度十分强大，甚至曾经将家学的主要内容，由王朝的主要意识形态儒学，转化为玄学、佛学。但依旧需要看到，以家学名世这一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多少转变。

更何况，门阀士族自东晋以来，便一直受来自寒门士族的挑战与来自君王的打压。到南朝之时，门阀士族们虽尚能炫耀门第，但已经逐渐远离权力中枢。

日本权门的底色是贵族和教团

2

如果说“士”的内涵，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演化的关键的话。那么要理解日本古代政治的演化，便必须理解一个关键概念“权门”。

**“权门”指日本古代至中世具有特权的家族或集团，与之相近的概念的是“势家”，两者也经常合用称为“势家权门”。**关于势家权门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902年3月13日发布的《延喜の荘園整理令》中，权门、多势之家的记载。初指诸院、诸宫、王臣家及五位以上的贵族。院政后，主要指治天之君（天皇家督）、大寺社（南都北岭）、伊势平氏、河内源氏等，包括公家、武家、寺家的权势者。

平安中期以后，势家权门的实力额日渐壮大，逐步分割了过去由中央朝廷所持有的各种权限，从而形成公、武、寺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日本学者黑田俊雄将这种权力构造生动的称为权门体制。

《源平合战图屏风》

武家登上历史舞台

势家权门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权势，其关键在于其持有“不输不入权”。

所谓“不输不入权”，包含“不输权”与“不入权”。

“不输权”是指持有者，具有不向朝廷缴纳赋税的特权。“检断不入权”则是持有者拥有拒绝来①自外部权力者的使者、②司法警察权的行使者、③租税征收者进入自己领地的权限。“不输权”与“不入权”有着若干交叉，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合并使用。故而统称为“不输不入权”。

势家权门通过不输不入权，实际上一方面脱离了中央朝廷的赋税征收体系，另一方面又脱离了朝廷的司法警察权，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司法警察体系。

平安中期以降，伴随着平安朝廷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构建王朝国家。不仅来自朝廷的苛捐杂税越发繁重，来自国司的苛政也越发严重。

在当时，朝廷选派国司的基准，并非个人的才能或是品德，而是其于上层贵族的关系或者能否完成朝廷所交代的赋税征收任务。而只要国司能够按时按量完成朝廷所安排的赋税任务，这则国司无论做什么，朝廷大体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往各地的国司们，自然也是为所欲为。在完成朝廷的赋税征收任务之余，也不忘尽可能的中饱私囊。

在所遗留的史料和民间故事中，充斥着国司们的种种劣行。即便是当地的百姓、土豪联名向朝廷申诉国司的劣行，国司们所面临的最坏结果，也不过是被解任而已。因此，百姓、土豪们最开始往往选择最直接的做法，攻击国衙，袭击国使、杀死国司。

但是很快，他们发现与其直接与中央朝廷对抗，不如将自己的土地寄进给那些拥有不输不入权的贵族或者集团。而这些贵族或集团，也乐于接受这些寄进，通过向各地的百姓、土豪分享自己的不输不入权，来扩大自己的权势。故而，不输不入权是势家权门能够得以产生的关键之所在。

而势家权门又分三种：

一是以天皇家、摄关家为首的中央贵族，即最开始所指的诸院、诸宫、王臣家及五位以上的贵族。

一是伊势平氏、河内源氏这些依托地方豪族，承担了镇压叛乱、重罪即应对寺社强诉的“重犯检断权”的兵家将种。

这二者共同的特点，便是都拥有极高家格。被称为贵种的存在。诸院、诸宫、王臣家自不待言，伊势平氏、河内源氏虽已扎根地方，在中央的官制不高，甚至一开始只能为中央大贵族服务，但由于其能追溯到天皇家的高贵出身，使得他们受到地方豪族的推戴，从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而源氏、平氏也借此来获得极其重要的重犯检断权，也即是实际上的司法警察权，使自己由落魄的下级贵族，跻身为势家权门之一。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势家权门是以南都北岭为代表的大寺社。

寺社的不输不入权比较特殊。一方面由于他们被赋予镇护国家的重要职能，所以朝廷为了能够维持这些寺社的正常运作，赐予其庞大的领地与相应的不输权。而寺社的不入权，则很可能源于宗教设施所具有的一种原始的机能，即神圣空间所具有的庇护权，日后再由朝廷通过律法予以确认。此外，寺社的上层僧侣，往往出身贵种，与中央大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都北岭之“南都”——奈良兴福寺

日本僧团极为强悍，天皇、武家都无法将其摧毁

故而，中世权门体制的形成，是中央与地方的贵种以及大寺社，以“不输不入权”为切入口，分割了国家公权力，而形成一个新的权力格局。

在这个权力格局中，无论是代表皇权的治天之君，还是垄断军事警察权的幕府将军，扬或财大气粗、桀骜不驯的南都北岭，都只不过是这个权力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必须与其他的势家权门保持一种即竞争又合作的动态关系，从而构筑起日本独有的封建秩序。

士族门阀会演化为权门势家吗？

3

不难看出，士族之所以能够从贵族中脱离出来，最终取代贵族，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其关键在于秦制国家的成立与维持，需要大量的行政事务官僚。所为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质在于君王有赖于作为行政事务官僚的士大夫的支持，来维持秦制国家的运作。

而作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士族门阀。其之所以出类拔萃，并非是因为其出身高贵或者地方上的权势，而在于其家学深厚，门生故吏遍天下。日后的出身高贵与地方上的权势，不是家学的附属品，便是完全无法与家学相提并论。故而司马氏在地方上的权势，虽然未必逊于弘农杨氏，但是声势却大为不如。

归根到底，**秦制国家形成之后，除非国家被摧毁，并且留给自发秩序一个较长的成长空间，从头再演化一遍，否则秦制国家本身绝不可能逆向演化为封建国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门阀的权势虽然一度能够凌驾于皇权之上。但终归无法改变其依附于皇权的事实。

中国的古典时代，秦制成为“古典”

日后长期难以突破

门阀们之所以能够一度凌驾皇权至上，只不过是因为皇权衰弱之后，给予这些依附于皇权的官僚们可乘之机罢了。并不代表着周秦之变后形成的秦制国家体制发生根本性改变。

而与之相较，日本的势家权门，却可以说中央与地方的贵种及大寺社，与地方土豪、百姓结合之后的产物。土豪、百姓通过将自己的土地寄进给贵种与大寺社，从而分享对方的不输不入权，而贵种与大寺社也借此扩充自己实力，最终形成强大的势家权门。

而且那些获得不输不入权的贵种或大寺社，都并非是职业行政事务官僚。都是货真价实的贵族。

与中国不同，尽管日本一度引入中国的律令制度，试图模仿中国建立秦制国家。但是这种尝试通常以失败告终。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贵族与教团的势力一直非常强大，而中国那样的行政官僚集团却迟迟未能形成。**即便是藤原氏这样，借助中央王权的强化而崛起的存在。其出身也并非庶民，而且大和政权最初的古老氏族之一。

换言之，中世日本的权门体制，正是依托古老而传统的贵族与教团，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原有的氏族制度与教团体制的发展。

而无论是氏族还是教团，中国早在周秦之变时，便已经消失。中国的秦制国家，正是以氏族与教团的破灭为前提条件而成立的。后来作为行政事务官僚的士，虽然填补了氏族与教团所曾经占据的权力空间，但其实质却因为完全不同。

故而，正如同通常情况下，逆向演化不可能发生一样。要士族倒退回去，演化为日本那种势家权门，并进而演化出权门体制，几乎也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这里有「文史宴」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