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工业灾难，57万人惨死，印度政府就当没有发生？_风闻

印度因为《公民身份法修正法案》引起的动乱，最近是愈演愈烈，已经蔓延到了全国，有失控的势头。

印度政府对此的应对也非常简单粗暴：军警出面镇压，多地直接关闭网络。

也正因为手段粗暴，在冲突发生的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印度已经有数十人死亡，死者还有一名8岁的男孩，有示威者持枪和警察对射。

但在外媒那里，印度的一切静悄悄，你永远看不到关于印度暴乱的详细的报道，只有蜻蜓点水。

原因其实很简单，印度是一个跟在美国身后摇尾乞怜的国家。

黄背心事件诞生以来，根据法国警察的报告，起码有25个人在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眼睛，但很多法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香港那个自导自演的失去眼睛的暴徒。

盟友都舍不得说，一个美国亲自认证了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怎么忍心说他呢？

印度民众的痛苦，印度民众的灾难，美国从不关心。

在30多年前，印度还发生了一场因为美国公司导致的化工史上最大惨案，数十万人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数十万人受伤。

惨案带来的后续效果，到今天还让当地人痛不欲生。

放眼全世界，同一级别的重大工业事故，只有日本福岛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能比。

但和前两者不同的是，这件事，几乎没有人知道。

1984年12月3日凌晨1点，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民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眼睛灼烧般的疼痛和强烈的呼吸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危险的降临，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也有些人没有惊醒，因为他们再也醒不来了。

逃难的人群挤满了本应空荡的夜路，人们又咳又吐，很多人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当6个小时过去，天亮起的时候，博帕尔已经有3000多人死亡，超过30万人受到伤害！

而比此惨状更加可怕的是，此时的博帕尔人——逃难市民、警察、医生，仍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调查和治疗也无从谈起。

根据印度政府公布的数字，事件发生的头3天，当地有3500人死亡。

而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独立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在前3天其实已经达到8000至1万。

当事者回忆当时的恐怖画面：

每分钟都有中毒者死去，他们的尸体被一个压一个地堆砌在一起，然后放到卡车上，运往火葬场和墓地；

他们的坟墓成排堆列；尸体在落日的余晖中被火化；

鸡、犬、牛、羊也无一幸免，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没有人烟的街道上；

街上的房门都没上锁，却不知主人何时才能回来；

存活下的人已惊吓得目瞪口呆，甚至无法表达心中的苦痛；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和死尸的恶臭。

这是我对灾难头几天的印象，至今仍不能磨灭。

据统计，这场灾难直接致死人数达2.5万，陆续致使超过55万人死于与化学中毒有关的肺癌、肾衰竭、肝病等疾病，永久性残废人数20多万。

那个恐怖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是剧毒气体异氰酸甲酯（Methyl Isocyanate，简称MIC）。

氰化物的威力，可以问问日本那个戴黑框眼镜的死神小学生。

而当晚，有超过40吨的MIC从市北近郊一家农药厂泄漏。

这家农药厂，是美国的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联碳”）在印度博帕尔的工厂。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推进农业“绿色革命”，想要解决全国粮食短缺问题，这需要充足的化肥和农药。

于是，当美国的联碳提出，要在印度这里开办一座生产杀虫剂农药厂时，双方一拍即合。

工厂生产杀虫剂西维因所用主要原料正是MIC。

谁也没想到，这个为了粮食才存在的工厂，酿成了大祸。

最要命的是，事发当天正吹着东南风，1小时之内，浓密的夺命烟雾就从工厂的烟囱，随风以5000米/时的速度扩散，袭向方圆40公里的博帕尔市区。

由于MIC蒸气密度大于空气，很快就降临市区地面。

这样一个临近市区的“毒气罐”爆炸，才造就了惨剧。

乍一看，这只是一起意外，但在调查中大家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首先，伤亡本不应该如此惨重。

事发当晚负责工厂交接班工作的Shakeel Quereshi说：

“没有一个从工厂逃出来的人死亡，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工人都被告知，要朝要反的方向跑，逃离城市，并且用蘸水的湿布保持眼睛的湿润。”

也就是说，**这个毒气虽然致命，但防护起来并不困难，**哪怕身处毒气源头的工人，只要处理得当，也无人死亡。

但诡异的是，博帕尔的50万市民，自始至终却没有得到联碳公司的任何警示。

甚至，联碳反而故意弱化毒气的伤害。

到几天之后，联碳相关负责人仍旧把这种气体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强催泪瓦斯"，成分是“商业机密”，不能说。

最了解这种毒气的联碳故意不说实话，当地的医生自然无能为力。

博帕尔唯一一家省级医院——海密达医院，当晚挤满了奄奄一息的病患。

该院的D.K.Satpathy医生不得不亲自解剖死者尸体：

“从气体中毒者的尸体中，我们可以找到至少27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只可能来源于他们所吸入的有毒气体。

然而，公司却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该气体含有这些化学成分。”

事后证明，因为联碳拒绝告知实情，市民不知应该如何有效避难，医院不知应该如何对症下药，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事故发生第二天，印度化学专家团队到达博帕尔进行调查。

联碳向专家表明：MIC本来都是以液态储存在埋于地下的E610储罐中。

但3日凌晨，罐中的MIC突然汽化膨胀，阀门压力瞬间破表溢出，然后从紧急排气系统排出。

经过调查，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明显，是由于储罐内进入了大量的水，夹带管道中铁锈的水与MIC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温度上升进而沸腾，内部不断增加的气压最终挤开了阀门……

但还没来得及细究水为什么会流进MIC储罐，化学专家们发现了更急迫的问题：

工厂地下不只一个罐子装着MIC，还有跟之前泄漏量差不多相等的MIC待在另一个罐子里。

在专家的眼里，这另一个罐子无异于定时炸弹。

于是，专家团队决定重启工厂，把剩余的MIC全部制成农药成品。

他们把这次计划命名为“信心行动”。

但刚刚被这座工厂害得如此之惨的博帕尔市民，已经是惊弓之鸟，一听这杀人工厂又要开工，可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工厂刚一重启，市民就纷纷惊慌失措地逃离，连医院里都只剩下了特别严重的病患，博帕尔一时间成为一座“鬼城”。

万幸，七天之后，印度的专家团队成功了。工厂终于免除了致命威胁，调查得以继续。

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很多人惊奇地发现，专家们全凭信心赌一把、吓跑了全城人的决策，居然是整起事件中唯一靠谱的一步。

美国在印度建的这个本应该千小心万小心的工厂，在很多地方都如同儿戏一样。

2

“一旦事故发生，我们每个人都会完蛋！”

1984年6月，博帕尔的记者Raj kumar Keswani在当地印地语报刊《Jansatta日报》写下了这样的警告。

这样的警示性文章，他已经写了两年。

1981年，Keswani的一名在联碳博帕尔工厂工作的朋友死于毒气泄漏。

从那开始，他就“盯上”了联碳。

一年时间，Keswani把联碳的工厂里里外外摸了个透，通过调查他发现，面对这样危险的剧毒物质，工厂的管理却一塌糊涂：

工厂的机器全部都是用英语标明操作要领的，但操作机器的工人几乎都不懂英文；

人们似乎不知安全规范为何物，管道的状况也很糟糕；

小型的毒气泄漏事故一再发生，而公司管理层却对危险熟视无睹……

从1982年9月开始，他在当地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疾呼：

请救救博帕尔！博帕尔已经坐在火山口上！

但是，没人听他的。

他得到的回应是：

“神经病！”“疯了吧？”“你错了！”“你说的绝不可能发生！”“我们比你更了解”……

比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联碳是当时仅次于杜邦和陶氏的化工业巨头，美国的公司；

博帕尔的工厂，已经建立了15年；

投产初期，实现了50万人工时无误工事故的优良安全记录；

而且，工厂还拥有“最先进”的安全系统。

**美国来的跨国名企、安全模范，能在这里上班的工人都会被认为“高人一等”。**你说危险就危险吗？

直到6个月后灾难真正发生时，人们才知道Keswani说的是真的。

事故发生后，联碳美国总部赶紧对外宣称：

这不是意外，是有对公司不满的员工蓄意破坏！

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Keswani报道的博帕尔工厂安全风险问题，其实联碳总部心里明镜一样。

1982年，负责毒气监督的美国工程师就注意到了工厂肮脏混乱、疏于管理的情况，指出有61处存在危险、31处极其危险(其中11处在MIC车间)，并警告说，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毒气泄漏事件发生。

而1981至1984年间，工厂****已经发生了至少5起气体泄漏事件，造成一死多伤。

联碳总部有改善厂房安全的动作，但是对象不是印度博帕尔的工厂，而是美国本土西弗吉尼亚的工厂。

博帕尔方面呢？不进反退。

当时，由于联碳对市场的预判失误，扩张过快，生产的农药产品销售量远不如预期。

同时，印度因为干旱对产品的需求也在减少。

就在事故发生之前，工厂停产了6个月，巨量的MIC就积攒在工厂里。

工厂开办之初联碳的宣传

按道理，这些屯放的MIC也是要保证安全的，但跨国企业做买卖，钱字必然当头，不能开源，那只好节流了。

联碳作为行业巨头，其实满世界都有工厂，但在发达国家的工厂，这安全标准是万万不能降低的。

只能拿你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开刀。

帕博尔工厂大量削减雇工人数，70多只仪表盘、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只有1名操作员管理；

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也从6个月大幅降到了15天；

按照操作规程要求，关键岗位操作员的大学以上学历要求也被降低。

人员如此，设备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

事故前还有各种繁琐的操作，其中哪怕任何一个操作做对了，或者任何一种设备运转正常，都很可能会避免这场灾难。

但这次事故恰恰完美错过了所有正确答案：

储罐内本不应该装有那么多的MIC。

按照安全规程，储罐中的MIC液位不能超过60%（美国本土工厂的要求则是50%），而事故发生时E610储罐的实际液位高达87%，因此发生汽化后很快就“炸锅”。

储罐内的MIC本应冷冻储存，保持在0℃左右。如果惨案当晚冷却系统是正常工作的，MIC储罐中的失控反应本可能会被推迟甚至阻止。

按照联碳的安全操作手册，温度达到11℃就要报警。

但为了削减成本，博帕尔工厂的安全手册是“修订版”的，关闭冷却系统，报警温度调高到20℃。

MIC的冷却系统停止运转一天，可以节约30到50美元。

因此工厂里的MIC，实际温度基本会达到15℃。要知道，它的沸点还不到40℃。

冲洗化学处理装置的管线本应与MIC装置隔绝。

这次灾难的直接原因——进水，来自12月2日晚9:30，工人向管道注水冲洗堵塞的化学处理装置。

这个操作本身并不危险。

但为了节约成本，工厂偷工减料，在两个化学处理装置间装了跨接管线，让工人可以交替使用两边的装置。

这就让管线中的水，有了流入MIC储罐的机会。

当天，共有约500kg水流入E610储罐，直接诱发了这场大灾难。

管线交接处应该有一块盲板，足以隔绝水流。

关键时刻，这块救命的铁板却不见了。

本该为这个安全设备负责的维修监督员，之前已经被裁撤了。

仪表和警报器本应提示重大危险。

但厂里的仪表年久失修，没钱维护，甚至工人们对仪表时灵时不灵早已习惯了。

检查是否有气体泄漏，更多靠的是“人肉探测仪”，工人呛鼻子、辣眼睛，这就说明有泄漏发生。

当晚的情况就是如此，工人感受到了气体泄漏，压力表却什么反应也没有，直到瞬间爆表……

工人人数少、安全训练短缺，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直接愣掉。

生这么重大的事故，警报器只响了几分钟……

发生泄漏后，洗涤塔应该净化通过的MIC。

但是，它停摆了。

而且，即便它当时没有发生故障，也无法净化事故中泄漏的这么多气体，泄漏气体量大约是洗涤塔处理能力的200倍。

它就不是为严重事故设计的，从一开始，这座洗涤塔在安全上就不达标。

自动点火装置可将MIC在燃烧塔上燃烧殆尽，化为无毒气体。

它，也停摆了。

原因是燃烧塔之前拆除了一段4英尺长的管线，但两个月了都没有换上新的……

最后还有一招，使用喷水系统向烟囱口喷水，使外泄的MIC溶于水落到地面。

喷了，但是，够不着。

工厂的水管最高只能喷到15米高，而这时MIC已经距地面50米。

图源：HinduTimes

万事休矣。

工厂理论上装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安全系统，但就没一个管用的。

原因只有俩字：省钱。

牺牲安全来省钱。

联碳的话也许并不全错，这的确不是一次毫无预兆的“意外”，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桩人祸。

就这样，联碳最终还是一口咬定：有人故意破坏。

能让工厂整套安全系统每一个步骤都瘫痪，看来这搞破坏的员工也不是凡人啊。

3

惨案发生后几天，联碳执行总裁沃伦·安德森从美国飞到博帕尔现场视察情况，马上被印度当局作为事故主要责任人逮捕。

但是没几天，他交了2500卢比（约合500美元）的保释金后很快就被释放回到了美国。

因为美国给了印度很大的压力。

不少印度人更是认为，印度警方逮捕安德森本来就只是做做样子。

安德森被逮捕后，不是送往警局、法庭或者监狱，而是被带到工厂的会客厅，在那里，他很悠闲地给美国驻印大使馆打了电话。

随后，美政府和使馆向印方施压，安德森从容脱身。

一回到纽约，安德森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自己在印度**“受到了最好的礼遇和尊重，他们对我很好”。**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踏足印度。

放掉了这条大鱼，事情不能就这么完了，数万的受害者总得给个交待啊。

这时印度政府出来拍拍胸脯说：这事我包了。

灾难发生的第二年，1985年，印度通过一项名为“博帕尔法”的法律，确定印度政府为博帕尔事故惟一的代理人。

可这实在是一笔糊涂账。

后续的受害者不断涌现，死伤状况每天都在变。

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受害程度怎么判断？

更重要的是，怎么知道这个“代理人”谈出来的结果是否能让受害者们接受？

不过，谁管你那些，反正都被代表了嘛！

在灾难刚刚发生，印度政府还没成为“唯一代表”时，美国和印度的律师曾代表受害者向联碳提出850亿美元的赔偿和罚款要求。

但1985年，印度政府开始代表受害者之后，他们向美国联邦法院纽约法庭提出的赔偿和罚款要求，一下子缩水到了33亿美元。

而且，纽约法官根本都不愿意管这件事，直接一句“我这不管，回印度判去”，让印度法院自己判。

1986年，博帕尔地区法院启动审判程序。

联碳公司威胁说，等所有诉讼请求人取证完，这案子要审上1500年到2000年。

这下印度政府反而着急了，审2000年，死者葬不葬，伤者治不治了？

为此，有关幸存者组织请愿，要求联碳先行支付临时救济金，得到法官支持。

但是联碳不从，说没有这种先例，并上诉至印度最高法院。

前前后后扯皮了五年，1989年，印度最高法院宣布了由印度政府和联碳达成的最终解决方案。

一开始33亿美元的诉求第二次缩水，变成了4.7亿赔偿金。

而且，这大缩水的赔偿，还多了几个条件：

联碳永远免除所有民事责任；

取消所有对联碳的刑事指控；

未来任何针对联碳公司的诉讼均由印度政府应对。

也就是，4.7亿美元，把自己择了个干净，一劳永逸。

4.7亿美元匀到所有受害者头上，每人只有约600美元。

而且这赔偿还要法院确认才能给发放，标准是中毒死了给2000美元，伤者给500美元。

即使如此，到15年后的2004年，还有约16000名受害者，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费，4.7亿美元里有3.6亿还躺在印度储备银行睡大觉。

1989年阿拉斯加瓦尔迪兹石油漏油事件后，美孚公司为清洗每一只被石油污染的水獭平均要支付940美元的赔偿金。

而印度博帕尔出这么大的事，每人只有600美元，还迟迟到不了账。

这笔赔付对受害者来说是杯水车薪，印度受害者的利益，被印度政府这个“代理人”卖了个一干二净。

很多受害者认为，美国公司与印度政府的协议不是协议，是耻辱。

非政府组织“国际正义运动”的代表指出，该协议暴露了印度政府“对美国和巨型跨国公司的彻底的奴性”。

印度民间的博帕尔受害者，向联碳的索赔还在继续。

1999年，受害者们根据美国“外侨侵权诉讼法”（Alien Tort Claims Act），以污染与健康损害为由向纽约法庭提起集团诉讼请求。

2000年8月，纽约法官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再向联邦第二巡回法庭上诉，该庭裁定，沃伦·安德森与联碳应该负损害赔偿责任，并发回地区法庭重审。

2003年3月，纽约法官再次驳回。

兜兜转转三年多，纽约地方法庭就一句“不接”，一切归零。

美国走不通，还得回印度解决问题。

但他们发现，就在这段时间，联碳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1999年8月，超级巨头、跨国集团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以下简称陶氏)以93亿美元收购联碳，2001年2月正式完成合并。

2004年9月，博帕尔地区法院要求陶氏到庭听证。

陶氏展开了自己的诡辩：

联碳是独立的公司，与我司无关，我们不承担应诉与相关责任。

为了配合这个说法，他们甚至把已经下线了好几年的联碳官网又临时重新上线。

这些花招的背后，陶氏在2009年的说法更加赤裸裸：

联碳该还的早就还完了，剩下的事是印度政府的责任，与我何干！

进一步的赔偿，就这样没了下文，看起来也不会有下文……

而对相关责任人的判决，虽然没像联碳当年说的那样需要上千年，但也足足等了超过25年才迎来结果。

2010年，迟到的宣判终于到来，8名曾经联碳的印度高管均以玩忽职守获罪。

荒唐的是，8人中有一人已经去世，其他7人也大多是年过70垂垂老矣。

按照这项罪名，他们最多能被判处两年监禁；而且，被告还有权继续上诉。

当天，惨案的幸存者和家属，以及当地的活动家早早聚集到法院周围，举着横幅抗议对肇事者的惩罚太轻太晚：

“即使最后被判定有罪，2年的监禁又能代表什么，再说他们还可以上诉。”

“只有当有罪的公司和个人得到足够的惩罚，才能实现公平公正。”

让他们无奈的，又何止于此呢？

事故发生后受到指控的，其实有12人，其中就包括了沃伦·安德森。

1992年，印度政府已发出通缉令，通缉安德森，但他从没有出席过审讯；

尽管美印之间其实有引渡条款，法庭也要求印度政府向美国政府交涉引渡安德森，但，就没有然后了……

安德森就以“逃犯”的身份，安稳活过了90岁，在2014年寿终正寝。

2002年，安德森的名字还曾出现在印度政府颁发的最高文明荣誉奖的名单上。

Keswani此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似乎是又一次的预言成功：

“等到这案子真正了结，法院传唤责任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根本无人应答，因为那时候所有相关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敢说这些嫌疑人最后都能寿终正寝。”

尾声

1984年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被公认为**“化工史上最大惨案”、“化工领域的广岛”**，但是它在随后的岁月中所受到的关注，远远配不上这个名号。

相比于隔三差五就被拿出来“鞭尸”的切尔诺贝利，博帕尔事件和日本福岛事件一样，已经几乎在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的眼睛里被彻底遗忘了。

1989年，印度政府与联碳的“最终协议”达成，联碳从此再不过问博帕尔，新老板陶氏拒绝接锅。

博帕尔事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似乎就只是印度的“家务事”，默默消失在了世人的视野之中。

2004年，“陶氏化工”的代表突然站出来，在BBC的访谈中宣布：

公司愿意清理灾难现场和赔偿死伤者。

然而，紧接着，又一个“陶氏”发表声明，称此事子虚乌有，他们并没有善后灾难的打算。

原来，接受BBC访谈的“陶氏”，其实是由两个年轻人Andy 和Mike 组成的恶作剧组织“The Yes Men”假扮的。

最让人扎心的是，正是这两个人的这次恶作剧，世界才终于想起了博帕尔，才终于了解到这场人类化工史上最大的灾难，原来一直没有完成善后。

然而，也就“热”了这一下，很快，“博帕尔”的名字再次远离了关注。

再一次被提起时，要到2010年对相关责任人的判决结果出来……

而关于博帕尔事件的纪录片、电影，也基本都是在2010年后的几年内出炉的，这，是博帕尔事件最后的热点……

当超清的《切尔诺贝利》2019年全球热播，引起无数“定体问我陷思”讨论时；关于博帕尔那场更大的灾难，只能找到渣渣画质的寥寥几部纪录片。

但是，在博帕尔被世界遗忘的时间里，当年那场灾难给这块带来的长久伤害仍在持续。

发生事故的工厂，由于1989年联碳与印度政府达成的“免责协议”，就被联碳和后继的陶氏遗弃在原地。

而承诺帮助博帕尔进行重建的印度政府，如今似乎也对这个工厂甩手不管了。

从来没人来清理工厂遗留危险化学物质。

很多废弃的化学物品都随随便便扔在仓库里，门户大开，任由风吹雨打。

当年数千吨杀虫剂和废料流入博帕尔的河流里，因无人清理，当地的水资源至今也一直残留着有毒物质。

2009年的环境检测结果表明，工厂周围依然残留着上百吨有毒化学物质，每年随着雨水进入地下水位线，使得博帕尔12万人到15万人患上肺结核和癌症等疾病。

在靠近那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区域，生育缺陷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

当年惨案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每天仍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致命化学混合物，饮用附近含各种有毒物质的食水，承受企业不肯面对责任遗留下来恶果的“再伤害”。

​30多年过去，不仅世界遗忘了博帕尔，连博帕尔人自己也正在遗忘，被“再伤害”的很多当地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后续受害者，尤其是博帕尔的年轻人。

调查显示，博帕尔当地3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印度其他地区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哪怕，他们是受害者：

21岁的谢拉兹生下来就有严重的脑损伤，不能说话，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家人不间断的照顾；

15岁的安萨里面部骨骼畸形，长期虚弱、疲劳，频繁流鼻血，母亲哈尼法不得不经常带他去诊所；

17岁的斯瓦蒂·米什拉左侧身体瘫痪；

15岁的谢赫右眼失明，看起来还算健康，但是一做体力活就气喘吁吁；

和他同岁的沙伊玛时不时就会昏倒在地……

当他们遭遇这些人生悲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更无法把这一切与一家已经找不到的公司联碳联系起来。

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0岁出头的阿里在电台做DJ，他在11岁时头一次听说博帕尔惨案。

“只有极少数人关注这件事。它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

“没有人关心过去，每个人都活在当下。”

博帕尔惨案，美国的跨国资本希望它被遗忘，印度的政客希望它被遗忘，今天的博帕尔人自己也希望它被遗忘。

“皆大欢喜”，不是么？

**毕竟，印度从不写历史，**美国影视公司也没空帮印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