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8：不战不和（上）_风闻

六天战争以以色列的完胜告终。战争一结束，以色列就希望开始和平谈判，但阿拉伯人拒绝了。他们宣布了喀土穆宣言：永不言和，永不谈判，永不承认。阿拉伯人继续坚持摧毁以色列的信念，但以色列赢得了新的更容易防守的边界，使得阿拉伯国家未来的进攻更加困难。

在战场上无法赢得胜利，巴勒斯坦人就把斗争转向武装袭击。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黑九月”突击队绑架了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在德国警方试图解救人质的战斗中，所有以色列人质全部丧生。以军除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巴解基地猛烈轰炸外，还发动了“青春泉行动”，对贝鲁特的黑九月领导人和巴民阵总部突袭。突击队由“萨尔2”导弹艇秘密运送到贝鲁特海岸，然后乘橡皮艇登陆。埃胡德·巴拉克（日后成为总参谋长、总理）率领总参侦察队人员组成的一个突击队，攻击慕尼黑惨案主谋阿布·尤素夫的家，击毙尤素夫、他情人及另外几个巴解高级领导人。身材矮壮的巴拉克在行动中化妆成妻子，和另一个突击队成员冒充夫妻，骗过巴解的警卫，对行动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队由伞兵旅侦察队人员组成，由阿姆农·利普金-沙哈克（在巴拉克卸任后继任总参谋长）指挥，负责突击巴解阵（和阿拉法特的巴解是对头，但也反对以色列）贝鲁特总部，但被路对过潜伏哨里的机枪压制住，两名队员阵亡，但最终还是完成任务，炸毁了巴解阵贝鲁特总部大楼，邻居的房子没有受到破坏。

这也是阿拉伯海外劫机的高峰。在以色列埃拉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劫持到阿尔及利亚之后，以军突击队突袭贝鲁特机场，在惊恐的机场人员的注视下，炸毁了所有13架涂有阿拉伯国家航空公司标志的客机。伞兵司令埃坦亲自参加行动，在现场指挥。另外，1972年5月8日，比利时萨宾娜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从维也纳飞往特拉维夫，在空中被巴勒斯坦黑九月运动的两男两女劫持，在特拉维夫的洛德机场降落，要求释放315名巴勒斯坦犯人。埃坦和巴拉克亲自带队，潜伏在飞机下面，伺机行动。当副驾驶从前起落架走下来检查机械的时候，差点踩到他们头上，也没有发现潜伏的以军突击队。但这给埃坦和巴拉克启示，第二天，两名以军突击队成员（一说这是巴拉克本人和以色列现总理本杰明·内坦亚胡）化装成机修人员，哄骗需要上机检修，制造可乘之机，和冲上来的突击队一举击毙两名男武装分子，生擒两名女武装分子。在交火中，除了一名女旅客伤重不治身亡，另两名受伤，其余旅客全部获救。

最大的威胁依然来自埃及方向，来自埃及的整军备战。

六天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全部，苏伊士运河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以军派驻一个加强坦克旅防守运河沿岸。尽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以埃之间还是有很多摩擦。局势可以看成紧张的平静中夹杂着时不时的交火。

为了打败以色列，纳赛尔向苏联一边倒，埃军大量接收苏制装备，接受苏联训练。等到纳赛尔自信条件成熟的时候，他宣布打破停火。1968年4月，纳赛尔对埃及军民宣布：“我们又站起来了。”同年9月，纳赛尔的国防部长宣布旧的阶段过去，新的阶段开始。

以色列马上就意识到这新的阶段意味着什么了。1968年9月8日，埃军对坎塔拉及以北一线以军阵地发动大规模炮击。以军部队进入防御工事，但临时的简易工事很容易被埃及炮火打穿，以军在一天里就有10人阵亡，18人受伤，这按以色列标准来说是严重伤亡了。47天之后，在10月26日，埃军发动又一次大规模炮击，这次范围扩大到整个运河沿线，时间延续到9小时。以军有15人阵亡，34人受伤，再一次受到严重伤亡。

看来纳赛尔说到做到。出于政治理念、国内统治和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信用的需要，纳赛尔必须继续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以色列已经在六天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军事优势，通过常规战争打败以色列在埃军彻底重建之前不现实。再战不能，但就此和平也是纳赛尔所不能接受的。于是有了所谓的不战不和。埃军追随苏联条令，拥有强大的炮兵，在运河前线时不时发动炮击可以起到“零敲牛皮糖”的作用，用累积的零星伤亡磨损以色列的斗志，迫使以军从运河前线后撤，并在阿拉伯世界积累政治资本。只要以军放弃运河前线，哪怕埃军不能登上运河对岸，这也是巨大政治胜利。对于纳赛尔来说，这是一个很精明的算计。而且纳赛尔不怕以军反击，埃及承受伤亡和损失的容限大大高于以色列，但以军要加强反击，只有常年调动预备役以充实运河前线，这对以色列是不可承受的负担。常年征召预备役不仅对以色列经济和社会生活是无法承受之重，对征召人员的家庭生活也是不可接受的干扰。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小国，这样的持久的低烈度战略是很难缠的。

以军强调机动作战，在兵力结构上重装甲，轻步炮兵。运河以军兵力不足，炮兵尤其不足，有限的反击对埃军没有太大的作用。以军炮兵在反击中击中了苏伊士城附近的埃及炼油厂和码头设施，造成一些损失，但纳赛尔把苏伊士、伊斯玛利亚和赛德港三个城市撤空了，摆出做好长期耗下去的准备，打算让炮兵对射长期继续下去。

以军对埃军的炮击准备不足，以军最高司令部对损失大为震惊，决定加强运河防御，由负责西奈方向的南方司令部负责规划和执行。全面加固工事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还无法给部队提供有效保护。因此，以军决定发动一次奔袭，警告纳赛尔：以色列有能力选择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手段打击埃军，他无法迫使以色列就范。

10月26日炮击的四天后，在10月31日夜间，以军伞兵搭乘直升机袭击了埃及南方，摧毁了纳杰-哈马迪附近的一个变电站和尼罗河上一座桥。纳赛尔很恼火，但不为所动，依然坚决不接受以色列在西奈的存在。他命令组建民兵，保卫埃及内地，不过推迟了进一步炮击，直到民兵组建完成。

在纳杰-哈马迪行动中，阿丹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一起作为观察员，在行动指挥部观摩行动。在袭击成功之后，阿丹和顶头上司塔尔少将被叫到总参谋长巴列夫中将的办公室。巴列夫告诉两人，在和国防部长达杨讨论过后，他们决定向西奈增强一个装甲旅。这样，西奈就有一个师级装甲力量驻扎。巴列夫补充道，达杨指令，阿丹和塔尔两人之一去西奈指挥这个新组建的师。阿丹自告奋勇，立刻着手组建以色列国防军历史上第一个现役的常备军装甲师。在此之前，以军和平时期最大的编制是旅，师只是战时临时组建的战役集团。从西奈师开始，以军常备军也有了师编制。受命担任西奈师的师长后，阿丹立刻着手制定西奈的防御计划。谁都明白，埃军炮击随时可能恢复，必须争分夺秒。

以军运河防御的总计划代号为“塞拉“，基本假定是埃军会在有公路的地段渡河，也就是在坎塔拉、伊斯玛利亚、费尔丹、德维斯瓦，苏伊士城等地，还有对应于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的地段。南方司令部的原计划中，对具体的防线规定了具体部队，其中大部分为预备役，主要防御阵地集中在上述预定渡河点。计划规定，在每一个预定渡河点，要修建一个2平方公里的要塞作为防御支点，周围用2-3米高的加高沙土垒墙围护。每一个这样的要塞要能够集结一个步兵旅及配属的坦克。坦克要能够在要塞里机动，还要能以加高沙土垒墙为掩体，从背后射击。步兵要能够在特别修建的战位发扬火力。在平时，要塞里只留10-20人的守备力量作为警戒。守备兵力分成几个2-3人的小组，零星部署在要塞的四角，战时由增援部队作为主要战斗力。

这个计划有三个主要缺点。

1.  计划要求把大部队靠前部署，在防区前沿执行静态的“阵地防御”；

2.  在和平时期，这样巨大的要塞对常驻的常备军守备小分队大而无当。他们每天面对埃军突击队偷袭的危险，尤其在晚上，他们简直没法抵挡埃军的偷袭；

3.  在战争突然爆发时，埃军对这些要塞志在必得，但在以军预备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弱小的守备力量没有足够力量坚守。要塞要是落入埃军之手，反而增加以军夺回运河前线的困难。

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无法常年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地面部队主力只能是预备役。因此任何运河防御计划都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实，和平时期只能用少量常备军部队在运河前线担负巡逻和反偷袭任务，而把常备军主力和预备役解放出来，继续训练和备战。因此，运河防御体系首先要和对岸埃军保持接触；其次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确保在炮击下能保证部队的生存；最后要通过分层防线使增援部队可以在战前或者不同烈度的战争中有效、迅速地增援。

防御作战有两种基本样式：1、阵地防御，2、机动防御。阵地防御也称固定防御，防御一方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坚守，伺机反击进攻之敌。为了更大的灵活性，防御一方可以设立两到三道重兵把守的梯次防线，装甲部队留作机动的反突击力量，或者用于增援固定阵地。机动防御也称灵活防御，防守一方只在防区前沿部署一支轻装的警戒部队，其任务是监视敌人的行动，在敌人进攻时发出警报，延迟敌人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把敌人诱导或者驱赶到歼灭区，创造歼灭条件。防线上的部队可以坚守有利地形，赢得纵深。但他们不需要一味死守，应该在阻滞敌人推进、赢得时间后主动撤退。防御的主力由机动的装甲部队组成，在后方待机。其任务是在防线上的部队把敌人主力赶进预设的歼灭区后实施反突击，在机动中消灭敌人。只有在消灭入侵之敌的有生力量之后，防御一方才会去夺回先前以空间换时间时丧失的阵地。在这两种基本样式之间，当然还可以有很多种变化。

阵地防御的主要优点是：防御一方可以妥善保护己方所有的土地，不用放弃任何地盘。防御一方预先加强防御阵地，依托坚强的防御阵地战斗。另一个优点则是对部队的要求简单明确，对指挥、兵员和装备的素质和主动灵活战斗精神要求较低。缺点则是敌人也早就知道对方在哪里设防，预想战斗的位置、地形和防御态势不是秘密。要是防线接近接触线，敌人还可以在战前己方一侧进行长期和有针对性的进攻准备，那固定防御的缺点更大，敌人可以在接触线后秘密集结，突然发难。另外，固定防线上不可能到处重兵把守，很可能被敌人的突然袭击突破一点，造成整个防御体系的动摇。还有一个缺点是：要是敌人集中兵力攻击防线的一点，防线上其他部队对于关键点的战斗很难起作用，紧急调集增援则容易引起防御体系的混乱，进一步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如果敌人绕过或者突破防线上的一点，工事和防线上的其他部队则失去价值，防线瓦解，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马奇诺防线的情况。埃军在运河前线采用的是阵地防御。

对于机动防御来说，情况正好相反。防御一方可以把主力集中在待机地域，而敌人不知道决定性战斗在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无法预先准备。机动防御对指挥、兵员和装备的要求较高，但主要缺点则是要主动放弃一些地盘，以空间换时间，好集中力量，创造有利的反突击条件。对于防守一方来说，放弃地盘是政治上很困难的决定，即使暂时放弃有时都是不可接受的，主动放弃人口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困难。但是西奈不同，大部分地区都是荒芜人烟的空旷沙漠，主动放弃没有政治负担。在战略层面上，以军地面部队的主力是装甲力量，更加适合机动作战，而不是阵地作战。以军的基本作战思想就是机动防御，在西奈实行机动防御似乎是天造地设的理想选择。

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根据历史经验，超级大国会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要求就地停火，冻结战线。要是以军主动后撤、以空间换时间，埃军可能伺机蚕食一些地盘，然后巩固、连片，在以军形成反突击条件之前，由超级大国介入，冻结战场态势。这样一来，强加的停火可能会不给以军发动反攻的机会，战争的唯一结果是以色列丢失土地，在政治上得不到对方的任何让步，在军事上也得不到任何胜利，这是以色列不能容忍的。西奈防御的死结是：在军事上，以军有实施机动防御的理想条件；在政治上，放弃土地成为大逆不道。这使得以色列不能采用纯机动防御。

运河防御的最后计划是两种防御方法的组合。计划的基点还是机动防御，但出于不能放弃土地的政治要求，预设战场只能建立在靠近运河的浅近纵深。轻装的侦察巡逻队将作为警戒屏障，装甲预备队则留在后方作为机动反击力量，消灭入侵的小股之敌。但预备队要离运河前线足够近，这样才可以随叫随到。运河作为水障为防御计划提供了额外的有利条件，这是天然的前沿，不仅是接触线，也是主要防线。在通常的机动防御中，轻型屏障部队要且战且撤，在拖住敌人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伤亡，为主力争取时间，在主力到达后才展开决战。但苏伊士运河本身就是天然障碍，埃军要首先克服这个水障才谈得上对运河前线的以军屏障部队造成巨大压力，这就给以军把装甲预备队调上来的时间，得以在埃军把坦克渡过运河之前，就消灭已经渡河的埃军步兵，阻止埃军工兵展开行动。为此，以军的运河警戒部队需要有较强的预警力和敌前生存力。

阿丹设想过用电子射线束监视大段的平坦无人地段，沿运河建立20多个哨所，间距10公里左右，里面有15-20名士兵负责管理和操纵设备，并负责哨所警备。哨所的占地只需要50x50米，四角战位的顶盖有钢梁加强，足够用于反炮击。哨所里有足够的弹药、食品、水和急救器材，至少够坚持几天的。每个哨所还有一个中央工事，里面有指挥所和急救站，通过壕沟与四角战位相连，哨所周边则有地雷阵、铁丝网保护。哨所将建造在运河边，钢梁正好用英国人殖民时代遗留的苏伊士到阿里什铁路的铁轨。哨所面向运河一侧正好利用运河边上高大的堤坝，高大厚实的沙土堤坝不仅提供保护，防止埃军直射火力的杀伤，也阻止埃军对坝后以军活动的观察。

典型运河以军哨所的内部

其实这不是正规的哨所，但在独立战争期间，阿丹就在内格夫沙漠的基布茨周围就建造过这样的简易哨所，用于抵御阿拉伯正规军和游击队的袭扰，很有效果。这些哨所不是用来阻击埃军的渡河攻击的，也不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防御阵地使用，这只是警戒线上的加强哨所，防御的主力还是来自后方的装甲预备队，并得到步兵、炮兵和空中支援。

为了加速增援部队的到达，阿丹还建议修造两条与运河平行的公路。第一条在沙丘岭背后，离运河大约10公里。这条公路使以军炮兵容易机动，也便于补充弹药，所以叫炮兵公路。炮兵公路也是装甲预备队的待命地，以坦克为主力的第一梯队可以在30-60分钟内从这里赶到任何哨所。第二条公路离运河大约30公里，这是用来横向转移大规模装甲部队的，也用于从一个战区向另一个战区转运物资和弹药，便于主力部队集结和机动，以打退主要渡河方向的埃军，所以称作横向公路。

南方司令部司令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批准了阿丹的计划，但在几个关键地点增加了哨所，如坎塔拉、伊斯玛利亚、费尔丹以及米特拉和吉迪山口。总参谋长巴列夫也在批准计划的同时，在运河的南北两端再增加了几个哨所。

以军高层在讨论运河防御问题时，没有人反对阿丹计划中把固定防御和机动防御相结合的基本概念，唯一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在于哨所的大小和作用。沙龙时任总参训练部长，他建议以军沿苏伊士运河河岸只修建单兵哨位，部署一两个哨兵，支援的步兵排留在地下工事里，在埃军攻击的时候再拉上去。河岸哨兵发现埃军开始渡河时，马上发信号，步兵排通过壕沟快速增援河岸阵地，阻击埃军。但这个想法太托大，工事的位置尽管处在反斜面，还是容易被埃军发现。埃军如果采取反制措施，渡河部队可能绕过哨位，从侧后偷袭工事，那时就很被动。阿丹的哨所至少还可以组织环形防御。塔尔也支持阿丹，最后阿丹的计划被批准了，阿丹被任命负责实施。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运作，涉及成千的官兵和民工。以军工程部负责指导具体修建，由于局势紧张，施工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巴列夫防线，以时任总参谋长海姆·巴列夫中将命名，但这只是媒体赋予的名称，并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说法。

在纳赛尔宣布不再承认六天战争后的停火协议的时候，只有三个哨所还没有造好。1969年3月3日，埃及炮兵又开火了，揭开了以后被称为消耗战的时期。哨所概念经受了考验，工事在炮击下生存了下来，以军坦克也能够按照计划向前机动，向运河对岸的埃及阵地开火。以后几天里，以军只有很少的伤亡，而且这些伤亡主要出现在暴露的炮兵阵地上，而不是在哨所里。以军的反击使埃军则遭受了严重损失和伤亡，阵亡的人中包括埃及总参谋长里亚德将军。埃及总参谋长在前线阵亡一事给以军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光显示了里亚德将军身先士卒的理念，也显示了埃军焕然一新的军人斗志。这其实应该是以军对埃军另眼相看的信号，但没人注意到这个信号。

阿丹一面制定防御计划和督导修建哨所，一面开始组建和训练西奈师。这不仅是以军常备军的第一个装甲师，也成为预备役师的样板。3月10日，消耗战爆发后一个星期，塔尔从装甲兵司令的位置离任，转赴国防部主持新型坦克的设计[1]，阿丹得到晋升，接替塔尔的装甲兵司令职务。阿丹其实对离开西奈并不乐意，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兵，1949年就加入装甲兵的阿丹当然也对装甲兵司令的职位一直梦寐以求。什罗莫·拉哈特少将接替阿丹，担任西奈师的师长。

[1] 塔尔领导的团队后来设计了有名的“梅卡瓦”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