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西域趣味与白居易的排外主义_风闻
观察者网用户_227725-2020-01-03 14:08
本文转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呈现的历史大不一样。森安孝夫主张书写历史应该采取更为开放而包容的世界史视野，“无论是西方中心史观还是中华中心思想，这些无疑都是民族主义的，我们必须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毅然诀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即是他的尝试与野心所在，他从世界史角度考察唐帝国，在各个章节，思考了何谓民族，何谓国家，真正的爱国心应该是什么样的等问题。
昨晚，理想君随手在理想国微博和豆瓣，发了条信息：“夜深了，就不要轻易打开一本好书，看兴奋了就影响休息，影响第二天干活的状态。”当时正翻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到“何谓丝绸之路”这一章节。不过今天推荐的是书中另外的章节，讲唐朝的“西域”趣味，安史之乱后唐代文化急速走向内向这一背景之上，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呈现的排外。
石田干之助的名著 《长安之春》
近现代的情况姑且不论，仅就近代以前的人类史而言，在可以称之为历史史料的文献之中，有关风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信息保存得非常少。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联想一下报纸和日记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谓记录，并不是要把每天都重复的事情或者司空见惯的事情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通常不太会被记载，一般偏重于记载那些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奇闻逸事及其传达的重要信息，而文化和风俗并不是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就会发生变化的东西。
在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国际色彩的世界帝国唐朝，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此外，当时有什么样的外国文化传入了唐朝呢？关于这些问题，在上述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1941年出版)堪称代表。
他着眼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唐诗，从历史史料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只能称之为从属性史料的文献，尝试着打破了史料运用的这一界限。在平凡社以“东洋文库”系列之一重刊这部《长安之春》时，我的恩师榎一雄曾撰文加以解说。借用榎一雄先生的评价来说就是：
《长安之春》收录的诸篇之所以吸引读者，乃是因为其中洋溢着一种难以言传的余韵，而这种余韵给读者展示了一种可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余韵，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石田博士在书中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而纵横引用所具有的效果。
虽说如此，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仍然是出于时人之手，作为历史学者的石田博士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对上述文学作品中没有提到之处进行什么增补。
《长安之春》之所以被视为少见的名著，其关键正在于此。近年来，坊间充斥着由小说家所写的一些所谓的“历史读物”，不知道是因为亲切还是过于好事，在真正的历史学者看来应该作为留白空下来的地方，他们却用一些完全超出想象的故事来夸张地进行了“创造”。榎一雄先生曾批评这种现象是**“以历史面目出现的虚构之横行”**。我衷心希望对自己的读书鉴赏力有自信的读者能拨冗读一读石田博士这本《长安之春》。
《妖猫传》
胡俗的大流行
唐代是一个胡风、胡俗大流行的时代，也正因为这一点而被称为“国际化”的时代。不仅胡服、胡帽等服装，包括胡食、胡乐、胡妆等都受到了朝野人士的欢迎。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记载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如果说《旧唐书》的记载反映了整个唐代的风潮，那么《安禄山事迹》卷下所说的“天宝(742—756)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森安注:一种走起路来就摇动的头饰)；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兆矣”，则明显是指盛唐玄宗时代的情况。
进而，活跃于9世纪前半期的政治家、诗人元稹在以《法曲》为题的长诗中吟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所谓“纷泊”乃是表示“飞扬”之意，在这里是表现了胡风流行的盛况。由此可见，即便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仍然未见到胡风衰退的迹象。
汉语的“胡”字，根据前后文所指有所不同。虽然是一个随机融通变化的词语，然而根据时代和地域不同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变化规律。截至西汉时代，“胡”意味着匈奴，而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五胡”则是指以匈奴、鲜卑、氐、羌、羯为代表的北方到西方的游牧民。
可是，从作为过渡时期的东汉开始，“胡”就已经开始指以粟特人为首的西域人了。而且，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以指游牧民的用法占多数，然而进入隋唐时代以后，“胡”则变成多指西域沙漠绿洲城邦国家的人。比较容易混淆的是，由于过去的用法还继续存在，所以根据场合不同，有时候会将突厥、回鹘等也称作“胡”。概而言之，“胡”这一词语在中国明确意味着“外人”“异国人”之意。
有“胡”字的词汇
作为有“胡”的词语来说，众所周知的“胡桃”“胡瓜”“胡麻”都是西域的沙漠绿洲农业地区的产物，在北方的草原上并不栽培。因此，认为这些作物都是西汉时代由张骞带回来的这种说法很容易露出破绽，完全是一种虚构。说西汉的“胡麻”只是“从匈奴传来的麻”也非常牵强。
实际上，“胡麻”由张骞带回来的说法始于宋代。那个时候说“胡麻”的意思是“从西方沙漠绿洲农业地带传来的麻”，这一说法则普遍能被接受。
关于“胡坐”究竟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虽然难以判断，但“胡床”(椅子)、“胡瓶”(水壶)、“胡粉”(化妆用的白粉)以及“胡椒”，恐怕还是从西方传入的。胡椒虽然是东南亚和印度的特产，但是中国的胡椒最初是通过西域传进来的。
另外一方面，被叫作“胡食”者，乃是指通过酵母发酵而成的面包或者油炸面包、蒸制面包之类食品(胡饼、烧饼、油饼、炉饼、煎饼、胡麻饼)等，这些都是从西亚、中亚传来的吃法或者食物。
**本来，在3世纪以前的东亚并没有“粉食”的文化，只有将谷物按照颗粒的原状或煮或蒸以后食用的“粒食”文化。**后来才从西方传入了粉食文化，即把小麦磨成粉以后，或者做成面包，或者做成面条食用。
最早汉语的“面(麵)”字并不是拉面、擀面条、荞麦面条等意，而是“麦粉”的意思。所谓“饼”就是指烤制“麦粉”而做成的食品，也就是说面包、馒头一类食品，而并非指现在日本所说的用大米(糯米)做的“饼(おもち)”。
炉饼是“用炉子烤制的面包”，煎饼则是“用食用油煎制的面包”。总之，粉食乃是从西亚沿着中亚的沙漠绿洲农业地带传播而来，胡食的“胡”字指西域没有任何疑问。此外，几乎所有的“胡乐”都是西域乐，而且大多是源自于新疆地区的音乐，关于这一方面后文再加以介绍。
胡服之由来
现代的日本人每个人都穿着合体的裤子，开襟长袖(筒袖)的短上衣，也就是通常说的“洋服”。所谓“洋服”意思是明治时代从西方传进来的服装，并不是东亚的服装之意。但是，实际上这种服装最早出现在距今三千年以前的中央欧亚，乃是游牧民族为了骑马以及骑射(骑在马上射箭)方便而改良制作的一种服装，其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洋服”上的皮带以及皮靴等附属物，实际上也是来自游牧骑射民族。
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前299年在位)与北方强大的游牧骑射民族集团作战过程中，从赵国引入“胡服骑射”的风俗习惯的事情。
当时的“胡”指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直接骑在马上弯弓射箭的骑士，远远要比被马拉着的两轮以及四轮战车的机动性强。所以中国在模仿其战法时，连服装也一起引进了中国。而且，经过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漫长时代，曾经的“胡服”被编入了中国文武百官的礼服以及常服的系列之中，因而人们不知不觉地也就忘记了其由来。
因此，在唐代突然引起人们关注的“胡服”并不是指上述早在古代就从游牧民那里引进的服装，而是指最新款式的“西方传来的服装”“西方趣味的服装”。根据绘画资料来推测，除了袖子是细长的筒袖以外，通常在这种“胡服”的衣襟上有很大的翻折，且多为正面有纽扣的式样。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有关整个粟特的序文之中，谈及其服装时说的“裳服褊急”就是说其裤子和上衣都很窄小，十分合体之意。
石田干之助说过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唐代社会异国情调的主流来自伊朗系统之文物。****”**然而，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结论似乎需要稍加修正。石田氏将西域一带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天山南面的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这一地区都视为伊朗文化圈。而实际上，西域南道的于阗(和田)的确是讲伊朗系统的于阗语，但西域北道的龟兹、焉耆则是说另外一个系统的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以及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而且其文字都是使用起源于印度的婆罗米文或者佉卢文，属于印度文化圈或佛教文化圈。
因此，若将石田氏的结论修正为**“一言以蔽之，唐代社会异国情调的主流来自包括伊朗系统、印度系统、吐火罗系统在内的西域系统的文化以及文物”**，才更为接近真实状况。
具体体现这些西域系统之文化者乃是下面将要介绍的胡姬，以及作为胡旋舞、胡腾舞等舞者的胡女、胡儿们。关于这一方面，读者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那些明显长着异域面孔的“老外”，特别是那些来自异域的年轻姑娘小伙儿。
李白《少年行》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若将这首诗译成现代白话文，其大概的意思是：住在郊外高级住宅区的年轻人骑着银鞍白马，满面春风地前往长安西市东边的繁华街区游玩。他们在游春踏花之后，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去胡姬的酒肆之中饮酒作乐。
李白还有一首乐府诗《白鼻》曰：
银鞍白鼻，绿地障泥锦。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这首乐府诗的大意是：名马白鼻(白鼻黑喙的黄马)配着银饰的马鞍和绿底绣锦的障泥(蔽泥)，威风凛凛。在春风细雨落花之时，骑上白鼻挥鞭直奔胡姬的酒肆痛饮一番，何等惬意。
上面引用的两首诗描写的时间都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主题都是骑马的青年和酒肆的胡姬，为我们呈现了两幅色彩鲜明的美丽画卷。第一首诗描写的显然是长安的情景，诗中所说“少年”并非指孩童，而是指官宦或富豪的子弟或无赖游侠之类的人物，总之是指有钱阶层挥金如土的年轻人。
虽然不能骤断第二首诗所咏也是长安的情景，但将其看作长安也无大碍。对于夏季酷热而冬季严寒的长安来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立春之后雨水充沛，淡红色的杏花绽放如云，李子花也随之开放；到惊蛰前后，桃花开始开花，一过春分，各处更是春意盎然：蔷薇、海棠、木兰、桐花、藤花等相继开放，落花花瓣随风飘扬。
上面诗中提到的白马踏落花想必不外乎上述几种。长安春天的花之王者当推农历三月的牡丹花，但因为牡丹是供鉴赏及比赛之用，故而价格惊人，不大可能沿街栽种。另外，蔷薇在当时虽然也作为鉴赏之用，但远远比不上牡丹。当时人们更看重使用捣碎的蔷薇花瓣做成的蔷薇水这种香水，其高级品就曾从波斯远道输入长安。
8世纪至9世纪时，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花都长安到处绽放着绚烂的文化之花。正如本书序章中提到的那样，当时甚至连长安的书肆里都热闹非凡。在繁华的街头更是到处都可看到贵族、官僚、文人墨客以及将校、游侠等，加之来自北方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使节以及客人，还有从西域来的商人、工匠、艺人及宗教界人士，来自东亚诸国的留学生、留学僧等，到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其中不时也可以见到通过海路从南方来的东南亚和印度沿海地区的人们，甚至包括遥远的波斯及阿拉伯的人们也混杂其中。
身穿流行胡服的年轻人就在上述这种环境中，春风得意地骑马疾驶而过。胡服，即筒袖的上衣加裤子，当然还有皮带及皮靴，有时还包括帽子。此外，他们骑的装饰着豪华马具的骏马，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目前的高级赛车。新潮的胡服、高级赛车，再加上身边被称作胡姬的高级夜总会里的外国女招待或外国舞女，可以想见，在当时恐怕没有比上述组合更引人注目的了。
在唐代以长安为首的大都市的酒楼、高级餐馆、宾馆内的酒家、夜总会里，胡姬们戴着各种漂亮的首饰，有的为了显示青春活力而略施淡妆，有的描画着妖艳的浓妆，身上喷洒着异国的品牌香水接待着来自各方的客人。当然，酒席上最受欢迎的宠儿肯定大多是那些色艺兼备的年轻姑娘，但是实际上除了陪侍酒席的胡姬之外，当时还有大量能歌善舞的胡姬。
《妖猫传》
那么，这些能够如此吸引唐代诗人的目光，并使其感到兴奋的胡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女性呢？如果省略掉论证过程，在这里只说结论的话，那么所谓**“胡姬”，就是指那些高鼻深目碧眼、有着白色的皮肤，长着亚麻色、栗色或者褐色卷发的白人女性。**
不难想象，对于属于黄色人种(蒙古人种)，长着黑眼睛和黑色直发的东亚人士来说，那些充满了浓烈的异邦情调的漂亮胡姬是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虽然白色人种分布于从中亚到欧洲的辽阔区域，而到中国的胡姬们，则是来自其中的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吐火罗(巴克特里亚，今天的阿富汗北部)、波斯等操伊朗系统语言(包括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巴克特里亚语、中古波斯语)的女性。
在历来的历史读物、唐诗的解说鉴赏书籍以及各种辞典之中，凡是提到伊朗系统的人，几乎都将其解释为西亚的波斯人。然而根据最近的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应该都是指**中亚的粟特人。**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近年考古学方面的成果，在中国北部的陕西、山西、宁夏发现的粟特人墓葬中，出土了若干雕刻着以胡旋舞及胡腾舞为主题的浮雕石棺。此外还有一个佐证是，过去被认为是萨珊银器的很多银器，实际上都是粟特银器。
当然也有例外，所以在谈到这一方面时需要慎重对待。石田干之助虽然将胡姬定义为“伊朗系统的妇女”，然而他自己似乎也认为其中包括很多粟特女性。但是随着后来的文学研究者们把伊朗单纯地解读为波斯，误解便蔓延开来。
居住于从波斯湾到里海以及伊朗本土的波斯人，与来自阿姆河至锡尔河之间的绿洲城邦的粟特人之间，的确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但是两者毕竟不同，因此还是要严加辨别。
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近现代时期区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荷兰人的感觉一样。如果总是将粟特人和波斯人并列在一起，就会给人错误的印象，而且很难纠正。因此我在这里想负责任地明确指出：所谓胡姬，就是指“年轻的粟特女性”。
胡服骑马女性像。吐鲁番阿斯塔纳 187 号墓出土唐三彩俑。高 39 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玄宗时代与白居易的排外主义
玄宗皇帝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也是音乐最大的后盾或曰支持者。在已有的太常寺太乐署(用现代术语来说，相当于文部省音乐局)以及“内教坊”的基础上，玄宗又新设了两个音乐讲习机构，即“外教坊”和“梨园”。
外教坊设置在宫城东边的两坊之中，大约有三千“乐人”(绝大多数是伎女)在此从事“胡乐”和“俗乐”的教习。玄宗尤其酷爱“法曲”，遂在宫城西北方的梨园一角设立了一座教习机构。刚开始时选了三百名太常寺的乐工，后来又加上从教坊选择的数百名优秀的伎女，将其作为皇帝的梨园弟子加以培养，玄宗自己亲自担任教官，这就是所谓“梨园”的起源。
玄宗喜欢的“法曲”又称“道调法曲”，从名称来看好像是来源于道教的曲子，是纯粹中国的东西，但实际上是胡乐与清乐融合的结果，即南北朝以来从西域传来的胡乐与承袭中国自古以来俗乐传统的清乐融合以后形成的音乐。
进入玄宗时代以后，由外教坊、梨园产生出来的新俗乐(即法曲)盛行起来。法曲与新近从西域通过河西传入中原的“胡部新声”一起，形成了后来唐代音乐界的两大潮流。即便到玄宗时代，外来音乐仍然被视为外来的东西看待并流行。
正如史料所说:“天宝间乐调，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新唐书·乐志》)在东起凉州(武威)，西至敦煌(沙州)的狭长的河西地区，在接受西域流入的新音乐的同时，也融合了自古以来的音乐，从而产生出了新的音乐，其代表就是从北魏到唐初的“西凉乐”，以及从盛唐到唐末的“河西胡部新声”。
天宝十三载(754)，在太常寺太乐署编写的乐曲目录(石刻)上刊载的二百多首乐曲中，大约有五十首曲子的名称由胡名变成了汉名。由河西节度使给玄宗献上的“河西胡部新声”中的《婆罗门》被改成了中国风格的《霓裳羽衣》就是其中的显例。这首乐曲作为杨贵妃喜欢的曲子而为人们所知，这也是长期以来胡乐和俗乐进行融合至此得到公认的明确证据。
尽管如此，这种气氛却似乎在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发生了变化。虽然民间仍然一如既往地流行胡风，然而在士大夫阶层之间却明显出现了很强烈的排外主义的中华主义风潮。
例如，身为诗人同时也是政治家的白居易，在其诗作中有一组由五十首构成的《新乐府》讽喻诗，其中的一首《法曲》就强烈主张应该排斥外国音乐。下面引用该诗的后半部分，其云：
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
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
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
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
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不知读者读了上面引用的诗文有何感受。或者这可以看作古今中外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即在外来文化输入的大流行之后普遍会出现的反弹现象。
在我看来，这恰好反映了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反复出现的中华主义保守思潮。较之开放的唐代，宋代则呈现封闭状态，因而在宋代形成的宋学被视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新儒教。而白居易这首诗反映出来的东西却正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宋学不相伯仲。受到佛教教理的刺激以后发展起来的佛教化的儒学即宋学，但宋学一经形成后又激烈地批判和排挤佛教，上引白居易的这首诗反映的东西正与此类似。
实际上，前文在谈胡旋舞时介绍白居易的《胡旋女》也和《法曲》一样，属于《新乐府》中的一首，也是在讽刺当时的风潮。前文引用了《胡旋女》的前半段，该诗的后半段如下：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胡旋舞。在小圆毯子上快速旋转起舞。根据敦煌莫高窟 215 窟(左)和 220 窟(右)的壁画白描，采自罗丰《胡汉之间》，文物出版社
至少到初唐和盛唐时期为止，唐朝对自己的异民族出身都有相当的自觉，因而没有公然宣扬华夷之别。正是由于唐帝国将华夷融合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所以世界最大的都会长安才云集了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的、各色各类的人群，以至于当时只要在欧亚大陆流行的东西在长安就可以看见。
但是，以安史之乱为界，进入中唐以后，唐朝急速地向内收缩，陷入了保守的中华主义。
前文引用过的《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的“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的后面，实际上又加上了“故有范阳羯胡之乱”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的中华主义色彩的注脚，强调指责说正是由于“胡风”流行，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