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工作室在中组部《党建研究》刊发长篇理论文章：中国制度为什么好？_风闻

**编者按：**今年，解读中国工作室在中组部《党建研究》（内参）开设专栏《海外学者看中国》，并于2020年首期刊发长篇理论文章《中国制度为什么好？》。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制度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围绕这些问题，解读中国工作室特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就此展开讨论。

今后，解读中国工作室还将围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主题，通过《海外学者看中国》专栏陆续刊发系列理论文章。敬请关注。

《中国制度为什么好？****》全文如下：

**记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发展成就和中国制度之间有何关联？

**马丁·雅克：**我认为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为什么？未来几百年，历史学家都会不断讨论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会崛起？为什么现在崛起？为什么没有更早崛起？现在我们仍在争论为什么中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衰落，而欧洲开始崛起。我认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原因有关，也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有关。中国共产党非常有能力和技巧，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释放中国发展潜力的方法。这种潜力也与中国的历史根源有关，而西方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不相信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过去200年来他们一直遥遥领先，统治着世界，然后中国突然开始崛起。起初西方从中国发展中受益，接着西方又觉得受到了威胁，他们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中国在窃取西方技术、在玩手段。但这不是中国崛起的本质原因，中国崛起的本质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约翰·基恩：**在当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见证着两件大事的发生。一个是在西方，西方式民主制度正在背离人心，很多民众讨厌政客、政党以及政府。他们感到十分不满，有一种危机感。另一个是在中国，政治制度有很强的弹性和灵活性，中国制度具有学习能力，中国共产党正努力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学习如何更好地管理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再次成为强国，结束屈辱岁月，重拾尊严。中国制度的成功不仅在于经济的增长，还意味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尊严，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马凯硕：**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努力地了解其政治制度需要进行的调整和改变，以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这一点非常好。因为当你一直以来都很成功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止步不前，然后说：“哦，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不需要改变。”我认为对中国来说，不去适应新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中国决定在下一个计划中努力求变，这是非常明智的。但需要改变些什么呢？我们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看到了，那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实际上就是要实现更好的“良治”。

多年来，良治的模式是由美国和欧洲提供的。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冷战的结束，就是历史的终结，所有国家都将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现在，冷战结束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看到，即使是美国的制度也漏洞百出，欧洲也是如此。很明显，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为世界提供一个一成不变的制度模板。不管哪个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自满，中国也是如此。因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但是，如果你继续认为过去40年的发展方式同样适用于未来40年，那么将发生战略性错误。40年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并不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今天以及未来4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群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迫切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下一个计划将解决“良治”这个问题。

**记者：**西方国家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制度？

**马丁·雅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使西方在理解中国上有些困难。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肯定是难以理解的。我认为西方有点像一只被聚光灯照着的受了惊的兔子。他们觉得受到威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世界将会是什么样。这些国家在世界占统治地位已经很久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的地位由于中国的崛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中国人在尝试理解这一点，并努力使西方世界安心，中国的崛起是极其负责任的。可以就此比较一下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甚至日本崛起的同等时期，中国没有进行任何战争，而这些国家在那段时期进行了许多战争。

如今的中国处在与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位置。中国不再弱小，而是变得强大了。中国现在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中国现在可以有梦想了，憧憬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分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审视自我。中国想要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这种社会有哪些特征？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未来是怎样的？对中国来说，思考这些问题是150多年来的第一次。因为在1949年之前，中国就像是一个足球，在世界上被踢来踢去。现在的中国强大起来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已经不再处于屈辱的历史处境之中，那么中国想要成为什么样子？中国想要实现一种怎样的抱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解决了这一问题，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实现中国梦的路径之一。

**约翰·基恩：**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时首先在民主的定义上犯了错。西方学者通常所说的民主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的民主，一种美国式或者英国议会式的民主，好像这就是民主的标尺、民主的规范、民主的标准。这是一个不幸的习惯。很多例子能够用来说明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就像不同种类的花一样。西方描述和评判何为民主的标尺和标准需要改变，需要让位于多元理解式的民主。民主就是一座花园，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树，正如中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就是现如今民主的现实状况。

马凯硕，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著有《西方输了吗?》《新亚洲半球》等。

**马凯硕：**西方完全没有正确理解中国制度。如果中国的制度完全不倾听民意，显然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中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制度能够倾听中国人民的心声。西方一直不能接受的是，这不应该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系统内，而是应该发生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内。实际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已不再倾听人民的心声。这也是民粹主义政党从底层崛起的原因。因此，尽管中国没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但中国建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倾听人民的心声。如果你看了一些调查，就会发现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度超过了世界任何国家的同类调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也表明西方国家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

记者：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偏见？

**马丁·雅克：**我认为不要使用“偏见”、“歧视”这样的词，虽然的确有这样的情况，真正的问题是西方必须要尝试理解中国，这是个难题。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不仅是西方人，不仅是政府，包括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都有各自的疑问。应该如何理解中国？这非常困难。实际上他们对如何了解中国毫无概念，因为这样的概念框架必须建立在以中国方式理解中国的基础上。西方对中国的基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他们解读中国是基于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样子。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整个世界就是西方世界，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西方人会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像我们一样？西方人只是把自己关心的问题投射在中国身上，他们不是真的在讨论中国，而是在想为什么中国不像我们这样。比如中国共产党实现了7亿多人脱贫，大多数西方学者会忽略这一点，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虚无缥缈的人权。在发达国家谈论赤贫问题，大多数西方人并不了解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那样的，他们并不了解最基本的人权是吃饱穿暖，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

**约翰·基恩：**中国需要更好的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中国制度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了一些宏大的观点，其中的一个观点是由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他的观点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现在是赢家，在政府、生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其他的观念与之争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听到最终胜利的号角。不过对此观念曾有诸多争论。我认为，民主在美国和欧洲的氛围已经改变了。“历史终结论”既不正确，也不可信。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欧洲，西方民主制度正在经历艰难时刻，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事实上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比人们预料中的还要糟糕。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希望听到来自东方的声音，来自中国的声音。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很多人从未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制度，如同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对“一国两制”制度的错误解读？

**马丁·雅克：**西方媒体对于“一国两制”的错误认识在于“一国两制”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短语了。你会用，我也会用，大家都在说“一国两制”，但并不理解它真正的含义。实际上，这是用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套非常复杂的方法，它承认香港的历史独特性，尽管大部分香港人在许多方面都保留有中国特征，但他们的成长历程都是英式的。虽然在食物上、语言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可除此之外，香港人与广东人还是有很大不同。

中国早期管理香港的重点是在“两制”，而不是“一国”。但是实际上，“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重心在哪？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这是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根本问题是香港的变化还不够。香港需要变化，中国内地进行了改革开放，但是香港却没有。

记者：“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这是近代中国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历史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如何评价中国发展前景？

**马丁·雅克：**与欧洲相比，中国从18世纪后期渐渐衰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无法接受这一点，也不承认中国的衰落，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世界上都保持领先地位。中国一直保持着其古老的传统和处事方式，但是很显然，老一套的封建制度已经没那么有用了。这就是中国衰落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中国，面对欧洲以及后来美国的崛起，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一开始都犯了很多错，走了弯路。最终清政府被推翻了，此后国民党的尝试同样失败了。

那段历史岁月里，中国曾被占领、入侵、分裂，对于中国来说，那是一段极其困难和痛苦的时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解决中国这个难题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之道，克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凝聚了人心。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成功的。一个大国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转变？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不可或缺的是国家和人民都需要很好的领导。巨大的转变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需要一个能够为社会提供领导力的执政党来确定方向。如何做？其中的过程非常困难。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非常卓越的领导力，并且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发展的一套制度。

实际上，统一的国家概念对中国也非常重要，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在印度，社会比国家重要得多。但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社会就不会运转得很好。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当国家变得非常软弱，中国社会就会分裂。1949年毛泽东的成就是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驱逐了殖民侵略者，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时，中国共产党重建了国家制度，这个制度有能力在新的、不同的时期重新定义中国。然而在中国以外，这些成就很少得到承认和赞扬，这是很不应该的。

约翰·基恩，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以对民主的创新性观点而闻名全球。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教授列为英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作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其著作包括：《媒体与民主》《生死民主》《民主与媒体衰颓》等。

**约翰·基恩：**不少西方学者对于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抵触的，不理解的。所以有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崩溃论”，比如说美籍华裔学者大卫就预言过，并且十多年来，有很多学者预测中国的经济不会再继续增长了。在他们看来，中国整个制度面临来自人民以及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制度行将会崩溃。实话说，我认为中国崩溃论完全不可信，现在反而处处彰显中国的机遇。如今对于中国而言，是展示自身韧性的机会，致力于发展全球多边组织，致力于那些维护世界和平和谐的全球性组织。

当前，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正如我之前所说到的，中国在21世纪面临着机遇，中国是促进全世界人民和国家和谐发展的动力，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维护多边主义，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贡献。中国能致力于快速发展绿色经济，实施更为可持续的政策，这对世界的转变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物种灭绝、全球升温，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中国有机会领导世界的转变。

记者：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这被认为是中国制度日益开放的证明。你如何看待？

**马丁·雅克：**我认为当中国开始感到自信和强大，可以就“世界如何变得更好”以及“中国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建言献策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规模再大一点就是“一带一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长期项目，我们还需关注它未来五十至一百年的发展成果。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提议，坦白来讲，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提出这样的倡议。

如果这个倡议成功了，它不仅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改变，还会改变整个世界，甚至有可能终结全球贫困。虽然在西方，美国人出于政治原因对这一倡议怀有些许敌意，欧洲人对此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大家对这一倡议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全球倡议。

**马凯硕：**我觉得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最强有力的开放形象。中国建造了长城，当打破长城的限制拥抱世界的时候，中国就会更加繁荣。为什么中国人民的生活标准提高得这么快？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如果关闭边界，防止竞争，那么经济就会失去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经济就不会发展。所以中国做出了非常明智的决定，继续开放，并继续和世界各国贸易。但这也意味着，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就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比如，WTO正在经历一种“濒死体验”。我们必须恢复WTO的元气。中国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向世界展示出领导力。如果说有一个国家能最大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那就是中国了。我去过非洲和南美，那里离中国很远。在那里的市场中会看到什么？中国制造的产品！所以，中国如果能鼓励各国对全球贸易保持开放，就能够从中获取大量收益，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好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你知道，现在中等收入人群人数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如果中国能为非洲和拉美的贫穷国家，甚至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机会，帮助它们和中国市场接轨，那么这些国家就会摆脱贫困，走上繁荣之路。

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这一愿景？

**马丁·雅克：**中国肯定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有能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家。毫无疑问，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问题和挫折。我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些十分困难的工作。比如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要找到方法，不断前进，从无到有是非常困难的，但如今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中国显然是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它必须学会如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一定要有所不同，能够独树一帜，平衡本国的利益与合作伙伴的利益。

以“一带一路”为例，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倾听，不能让他人认为有所谓的“中国中心论”。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以一种以本国为中心的方式思考是很自然的，因为你住在中国，是中国人，所以会从中国人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但如果要成为一个全球领导者，就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了，必须以一种更平等的方式来思考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这种相互的关系体现在“双赢”上。“双赢”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但它在具体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总是会面对很多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中国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掌握这些新技能，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做到。

**马凯硕：**中国要实现这个愿景，不仅在于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同样要推动世界实现新的“现代化”。世界上的多边机制，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西方国家为1945年后的世界建立的。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机制不仅帮助了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帮助了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果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希望继续保持活力，那么关键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必须放弃一条过时的规则，即只有欧洲人才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只有美国人才能成为世界银行的行长。按照这条规则，那么世界上88％的人都无法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者。因此，如果西方想保持这些机构的活力，他们应该允许其他国家领导这些组织。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也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坦率地说，亚投行的运行效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效果更好，这是我很客观的看法。因此，通过建立这些机构，中国有效地向西方传递了自己的声音，要求他们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希望这些机构蓬勃发展，不要试图施加控制，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这些机构的所有权。当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才能为中国实现自身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