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经济学家：我们赚钱不是靠聪明，而是靠信仰_风闻

去年10月下旬，《观察者网》先后刊登了美国经济学家大卫·保罗·戈德曼接受瑞士《世界周报》的采访谈话"You can never be China’s friend"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对该篇访谈的评论文章《戈德曼对中国的认识本可以更深刻，但可惜……》两篇文章。很快，戈德曼读到了文章并联系上了文扬研究员，要求许可他翻译并在其参与主办的香港英文媒体《亚洲时报》上公开发表。得到同意后，《戈德曼对中国的认识本可以更深刻，但可惜……》这篇中文文章被翻译后分成了3部分分别以"David Goldman could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China", “More about China that Goldman could have learned"和"David Goldman sees Huawei, China as ‘Yellow Peril’“发表。全文刊登之后，戈德曼又撰写了一篇针对文扬评论文章的评论，题为“中国能从犹太人的历史里学习什么？”（“Can China learn from Jewish history?"），继续针对双方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观方翻译》翻译如下，以飨读者。

首先感谢文扬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就《世界周报》对我的采访予以相当篇幅的回应。我对于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国知名学者的重视感到荣幸。

相互理解不见得有助于和平。1914年时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之间可谓知根知底，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也很了解彼此，但战争还是爆发了。不过，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不同于1914年的德国和法国或公元前431年的雅典和斯巴达，中美两国鲜有开战的理由，增进相互了解的确可能预防误判。

我最早观察到，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共识是严重扭曲的，同时我发现中国某些知名分析人士的看法也是同样扭曲的。因此，当下这种有公众聆听和参与的对话或许对两国关系大有裨益。

我之所以在《世界周报》的采访中提到1258年蒙古人雇佣中国攻城工程师突破巴格达城墙的例子（历史资料多有记载），本意不是把今天的中国比作13世纪的蒙古，而是想阐述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西方批评人士常常声称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对此我不敢苟同，但不管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都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仿佛当年的蒙古，国内缺乏任何技术，都可以从外部获得。

李约瑟提到了作为蒙古帝国西征将领的郭侃

华为的5万名外籍员工承担了该公司大量基础研发工作。华为挤垮其欧洲竞争对手，然后聘用它们的人才。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家“中国”公司，不如说是一家帝国公司，反映出中国争夺科技高地的企图。如果文扬先生不喜欢蒙古人的例子，我可以换成二战后美国招募德国火箭科学家的例子。

垄断者索取经济租金

文扬先生写道，中国“不是西方式的霸权主义国家”，当前这个赢家通吃的科技商业世界，这个只容得下一个微软、一个脸书、一个谷歌或一个华为的世界，并不是中国的产物。我之所以说中国的目标是向所有人收租，其实只想指出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定义：垄断者索取租金。美国的技术垄断者是这样，中国也希望华为成为这样垄断者。

显而易见，华为在通讯领域率先进击，是中国迈向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地位的第一步，未来人工智能将在制造、采矿、医疗、供应链管理、城市规划和其他许多领域广为应用。美国创造出了第一代技术垄断者。中国希望弯道超车，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下一代技术。

这显然不是西方连环画里描绘的“黄祸”，但它确实对美国的卓越地位构成了强劲挑战。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呼吁自己的同胞正面应对这个挑战。我希望中国繁荣、安定，但实力弱于美国。

数千年来，中国为了适应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集中资源修建水利工程来灌溉肥沃的平原。只有中央集权国家才能指挥调动大量劳动力，与中国桀骜不驯的河流和变化多端的气候搏斗。我从不相信地理决定命运，但从夏到秦、直至后世，中国的政治模式全都建立在堪称古代世界奇迹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之上。与它们相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灌溉运河犹如儿童过家家的把戏。

大禹治水

中央集权国家

帝国体制是如此适应古代中国国情，以至于即使它一次次崩溃，中国人还要一次次将其重建起来。与西方古代帝国相同的是，中国所有古代王朝都走向了覆灭；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以同样的形式进行了再造。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中国演化出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绝非偶然。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在《国际周报》采访中将中国政体与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相提并论确实不太合适。我注意到了文扬先生的反对意见。不过，采访这种形式本来就适合产生格言警句，而不是深刻的分析。要知道我的目的不是向中国人解释中国为何物，而是要破除西方人普遍的错误观念，他们以为少数邪恶的共产党人统治着14亿向往西式民主的中国人。

14世纪的《三国演义》在中国经典作品里的地位，可能比西方的荷马、莎士比亚、马基雅维利和克劳斯威茨加起来还要高。通过肤浅地阅读，西方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仿佛是《黑道家族》和《权力的游戏》的糅合体，这部由80万汉字组成的小说讲述了公元200年汉王朝衰落之际权力斗争和背叛的故事。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提出了一个凝聚着中国人政治智慧的哲学论断，超越了故事里的暴力和卑鄙行径，那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就是说，长期统一的帝国必然走向分裂，长期分裂的局面必然走向统一，这是颠扑不破的规律。

中国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由各种民族和方言构成的帝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离心力一直存在，危机时期会导致王朝分裂，尸横遍野。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今天的中共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防微杜渐，不让这种离心力爆发。譬如中国在南海捍卫主权是要展示它只会在台湾问题上更加坚决，因为一旦某个省份独立，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厦倾覆。

中国悲剧性的历史周期律与其自然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平原哺育了无数儿女，他们组成了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庞大的政治实体，这与中国的防洪和灌溉系统有着莫大关系，但即便水利工程师把才智发挥到极限，也不可能避免如此频繁且无规律可循的洪灾旱灾以及它们带来的饥荒。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几乎每年都会在中国局部发生重大饥荒。

洪灾和饥荒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原本依靠良田生活的庞大人口骤减，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省份人丁凋敝。于是地方军阀和蛮夷侵略者便可以充分利用中央衰弱的局面夺取帝国的控制权。1271年忽必烈正是这样建立了蒙元，几个世纪后的满清也是这样崛起的。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里，灾难性的大规模死亡屡见不鲜，统治者只将其视为管理意义上的间接成本。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在接触到中国治理的残酷性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惊愕和嫌恶。我想问文扬先生：今天是否到了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时候，能否让这种悲剧的残酷性成为历史？

李冰像

历史上的中国一再映证罗贯中对历史周期律的悲观看法，但今天这种情况迎来了变数。西方有人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反过来说，中国历史才刚刚开启。新一代中国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无需担心饥荒、洪涝和地震导致生灵涂炭的中国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绿色革命提高庄稼产量确保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土木工程减轻了洪水的破坏力。中国不再需要新的秦始皇来统一战国，甚至也不需要新的李冰来征募成千上万民工用手凿开大山改变河道。

放到历史环境里，中国漠视个人生命的帝国体制是具有正当性的。但时过境迁，中国还沿用着古老的模式，只是辅以新的技术；中国人接受这种古老的模式，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模式。

犹太人思维

文扬先生讽刺我“犹太人万事皆商业的思维定式”。他似乎落入了“犹太人特别会赚钱”的成见。不幸的是，这种观念在中国非常普遍。

英国记者克莱丽莎·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在为《纽约时报》撰稿时写道：“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中国为数不多专门研究犹太教的中心之一）所长徐新教授告诉我，‘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犹太人精明玲珑、善于生财，且取得了较大成就。’……中国的新浪微博上名为@犹太人智慧启示录 的账号有近150万粉丝。它给出的启示包括‘在逆境中赚钱’。这种逻辑——尽管犹太人人口极少，历史上受到迫害，但他们因成功获得尊重——使成功学产业在中国大行其道，很多畅销书都用犹太文化和《塔木德》来讲授商业技巧。”

与其说这些书真的是在介绍犹太文化，不如说它们折射出中国人的物质主义。犹太人在精神和思想层面对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的人口数量，但中国人基本上只关注犹太人在金钱上的成功。从某种角度来看，犹太人的确善于赚钱，但这似乎并不入文扬先生的法眼。

犹太人的确具有金融才能，人们对此提出了若干种解释。中世纪时，教会禁止高利贷，犹太人却在做放贷的生意。因为犹太人是外来的，被禁止拥有土地，不得不想其他办法谋生。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杰瑞·穆勒在《资本主义与犹太人》一书中提出，犹太人在中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有绝佳的优势，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国际法：也门某个犹太教法庭做出的裁决，同样适用于莱茵河上往来的犹太商人。

要解释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则是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和亚洲的海外华人或古代黎凡特地区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犹太移民学会了做生意的技巧，这些本事扎根在他们的文化里，成为了无数笑话的哏。但它们并不是犹太人独有的特质。同样的笑话，你完全可以把主角换成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

工业革命时期，犹太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金融领域异军突起。拿破仑战争之后，他们在新的政府债券市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奠定了现代经济体系。罗斯柴尔德、门德尔松、布莱希罗德、沃伯格、赛利格曼等犹太家族的银行家引领了全新的资本市场。欧洲国家政府发行的债券不仅是长期保值手段，也开创了为铁路、运河等现代工业社会基础设施融资的先河，成就了一批划时代的伟大工程。

从那时起，世界告别了前两个世纪的商贸经济，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的基本单元不再是贸易汇票，需要长期投资才能使生产率持续提升。

资本市场

在投资驱动型经济里，仅仅掌握交易技能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长期信用这个概念，它来源于拉丁语的“相信”（credere）。这不是两个农民之间用鸡蛋换大麦的交易，或用墨西哥白银换中国茶叶丝绸的交易，而是把全体民众的储蓄托付给具有风险的大型事业，后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因而可以支付利息。

此外，资本市场创造了某种民主。如果整个社会依赖于公共债务作为价值储存手段，那么公共债务就成了社会储蓄价值直接或间接的衡量标准。不过，这也等于把权力交到市场手中：市场有权力通过出售或买入公债来告诉政府目前运营状况是良好还是糟糕。

这不是政府创造市场为民众提供便利和福祉那么简单，政府变得依赖于人民对政策的信任。如果这种信任被动摇，人们便会对政府债券市场失去信心，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自由资本市场要求政府赢得民众的信任。

资本市场需要人们相信投资可行性，交易各方相互信任，并对未来怀有信心。信仰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的，因此他们创造资本市场也是顺理成章的。犹太人在公共财政领域成功的秘诀源于犹太人与神性的交会。

对信奉多神的异教徒来说，充斥着各路神祇的世界就是人类所见的自然世界，它是恣意的、残酷的。神祇作为某个具体政体的守护者，比如雅典的雅典娜，只能要求庇佑范围内的人对其忠诚。

罗马凯旋门纪念犹太人灭国之战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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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教徒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神可以让希伯来人的长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往神指示的地方；也没有哪个神把自己的律法颁布给世人，让人们自由选择是否接受，就像上帝在西奈山上所做那样。

在异教徒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哪个唯一的、普世的创世神与人类立下彼此承担义务的约定。这就是信仰的源头，希伯来语有个词叫“emunah”，它包含了忠和信两层意思。犹太人忠信的概念意味着我们不仅内心相信真理，而且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真理来指导行为。

这就是犹太人的智慧所在：通过激发“信仰”（在市场上通常被叫做“信心”）让亿万人参与资本市场来进行长期投资。在债券和股票市场上，投资人之间的联系不是靠家庭或个人维系的，而是通过契约、法律和惯例。他们之间的义务超越了古代家族、宗族内部的忠诚关系。

乍一看，这个道理似乎不言而喻。但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没有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正是因为缺乏信仰。公众既不相信政府会执行契约，也不相信企业管理层能做到不监守自盗。中国的这一现象尤其突出，它很难建立一个不依赖国有银行和影子融资的现代资本市场。

在落后国家，一跳出狭窄的血缘关系圈子，人与人之间便很难有信任可言。既然信任被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那么公司便很难扩大规模。

法治

这是中国人能向犹太人学习的经商之道。在做生意方面，犹太人并非天赋异禀，但我们的确善于推动法治以及提倡信用为本的公私制度，我们对未来的结果和市场参与者受到公平待遇怀有信心。

在这种信念缺位的情况下，你永远找不到足够的律师来强制执行合同，永远招不齐足够的警力来抓捕贪污分子，永远没有足够的监管者来根除政府贪腐。这需要一种更根本性东西，即人们认同法律的神圣性，任何人破坏了公众的信任，所有人都会蒙受损失。

光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还不够。资本市场所需要的不只是自利性个体之间的互动，还需要共同的神圣契约观，政府和人民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承担义务。正是这一点使美国成为了经济史上最成功的国家，它是由一群希望效仿古以色列打造一个新国度的虔诚基督教徒所建立的。

时至今日，犹太人在银行业中的地位不再像过去那样显赫。以色列人对技术前沿的兴趣比对金融市场更高。关于犹太银行家阴谋论的偏执观念已经消退，因为很多老一代犹太银行机构都退出了该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少数留在业内的人今天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但是，促成现代银行业的犹太思想仍然和过去一样强大。这才是中国人应该感兴趣的地方。

个体

中国政府明白必须改革资本市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的79%，农村家庭财富的61%都在房产上。相较而言，房产占美国家庭财富的1/4左右。中国住宅平均价格是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九倍。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称，如果房价收入比进一步提升，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相比之下，美国的房价收入比仅为四比一。股票分别占中国和美国家庭收入的8%和1/3，这反映出中国人对资本市场和企业管理缺乏信心。结果造成中国过度依赖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来做信贷决策。所有这些扭曲现象都是缺乏信任造成的。

很多中国人对犹太人的了解超过文扬先生。以色列非政府组织“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是个促进双边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组织，我在其中担任顾问委员会理事，因而有机会多次访问中国，接触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2019年11月，我陪同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在特拉维夫呆了几天。

晚宴上，我问中方一名高级代表：作为14亿中国人的代表，你们为何如此关注区区600万以色列犹太人？他答道：中国的教育体制非常擅长教学生记忆答案，但不太擅长激发他们高层次的创造力。比方说，尽管犹太人数量不足世界人口的五百分之一，但诺贝尔奖得主有五分之一是犹太人。有八个以色列人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但除了屠呦呦拿过医学奖之外，中国大陆还没有人得过奖（五名华人得过该奖，但他们研究工作是在北美进行的。）

那位中方代表想知道，什么使犹太人如此具有创造力？我对他说：“我可能解释不清楚，但我可以让你看。”

会议结束后，我们去了耶路撒冷，首先来到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参观了一些展品之后，我们去了纪念死难儿童的展厅，穿过一条未经雕琢的石隧道，许多面镜子将一根蜡烛映出无数道光。许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番景象时曾经泣不成声。参观者走过的时候，会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诉说着150万个被屠杀的犹太儿童的姓名和年龄。

我跟中国代表们说，犹太人创造力的秘诀在于把每个人都看作整个宇宙。每个人的价值都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的性命和全部人的性命是等价的。同理，一个创造力的头脑就能改变全人类的生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但犹太人更易发掘这种可能性。世上不缺天才，缺的是保护天才不被过早摧残的机制。

中国如何处理其事务轮不到我来指手画脚。尽管中国的某些做法令西方感到震惊，但我不认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说教会带来什么好处。我只想弄明白，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有必要提倡个人为集体牺牲，让少数屈服于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