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10：准备再战（上）_风闻

六天战争的战败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对于以色列军事优势的认识，也迫使埃及军事和政治领导当局修改以往的想法。纳赛尔不光修改了对战争目标的期望，也修改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是荡平以色列）从眼前的和具体的目标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甚至是几代人后的未来。纳赛尔提出“分阶段战略”，第一阶段是“打退进攻”，具体来说，就是恢复六天战争之前的边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推迟到第二阶段。这样，武装斗争就不再居于中心，而是从属于政治斗争，作为打破政治僵局的催化剂，喀土穆宣言的“三不”决定了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政治底线。纳赛尔试图在拒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情况下，通过政治途径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地上撤退，他的一厢情愿没有悬念地一无所获。时代不同了，这不是西奈战争的时代，美国非但拒绝和苏联联手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反而成为以色列最大的政治后盾。在理论上，美国也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地上撤退，但要求在真正和平的前提下。“三不”和美国概念的“真正和平”自然相距甚远。

但以阿对峙是苏联影响长驱直入的契机。从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最推崇的“间接路线”角度来说，在中东拔除美国和西方影响，可以在政治上扩大影响，在军事上包围西欧，在经济上控制能源和航运，这是苏联介入中东的主要动力。为此，苏联大力帮助埃及和叙利亚重整军备，从装备、训练和战术上全面援助，并通过无所不在的苏联顾问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实质性的控制。对于埃及来说，重整军备、加强训练只是“解放失地”的第一步，在全面战争中打败以军更加遥远，因此，就眼下而言，埃及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以军在西奈继续他们的占领。纳赛尔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决心打破僵局，于是决定发动消耗战，希望达到三个目的：

1.  “温水煮青蛙”式地磨耗以军的实力和士气，拖垮以色列的国力、军力

2.  以色列只有发动全面战争才能迫使埃及住手，但这门槛很高，政治经济代价太大，所以只有从运河后撤，接受埃及的有限胜利

3.  把美国拉进来，最好拉到与苏联的战争边缘，这对还深陷在越南战争中的美国是不可承受之重，这样可以间接迫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以军从更多被占领土地撤退

消耗战以对埃军有利开场，以色列对伤亡敏感，缺乏有效反制，处境艰难。但当以色列出动空军反制后，埃军伤亡和损失最终超过了忍耐限度，苏联派飞行员直接驾驶埃及战斗机保卫埃及天空也没有奏效。最后，纳赛尔接受了停火，停火在1970年8月8日生效。外交方面的努力由贾林[1]开始，后来罗杰斯[2]继续，但没有成效。僵局重新出现，这对以色列有利，但对埃及难以接受。纳赛尔在消耗战开始时誓言：“用武力夺走的，终将用武力夺回”，但这没有实现。纳赛尔于1970年9月在郁闷和失望中去世，安瓦尔·萨达特继任，他接过了中东政治和军事上的僵局。萨达特没有纳赛尔那样的威望和人脉，他又是一个清醒和实际的人，懂得埃及最大的政治就是战胜以色列，懂得政治杂技只有军事胜利做后盾才玩得起来。他需要尽快取得一个军事胜利。

萨达特没有纳赛尔的声望，急需军事胜利来巩固政治地位

萨达特一上台，就推动一系列整军备战的措施，但以色列被六天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在作秀

萨达特从一上台就大力加强军事准备，设立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日期。他宣布，“ 1971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他强调，要是不能政治解决，就将军事解决。他的第一步是与苏联签署“友好合作协议”，要得到苏联的大规模军援和经援，远远超过纳赛尔时代的水平。但是埃及军队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萨达特在1971年最后没有发动战争，他的借口是印巴战争后“局势不清”。

1972年，萨达特继续努力为埃及军队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他自己在2月和4月两次访问莫斯科，但苏联的回应不能使他满意。在6月，他派国防部长萨迪克再次访问，还是没有结果。7月中，埃及总理西德基率领一个高规格代表团访问苏联，依然没有得到萨达特想要的东西。萨达特开始怀疑苏联冷淡是美苏缓和的缘故。

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困境，美国不仅在国际国内丧失民心，还在经济上被从二战废墟中复苏过来的日本、德国攻城略地，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就是在这个时代废除的。在军事上，美国在越南继续打着注定不能胜利的战争，还要在中欧、西欧和东北亚驻扎大量军力，对峙苏联。对于苏联而言，这是在全球乘虚蚕食美国势力范围是一个好机会，但无节制的经援、军援也逐渐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同时，计划经济和军工优先的弊端在苏联经济体系中种下的种种痼疾也开始发酵，也开始动摇苏联的综合国力。因此，美苏都需要缓和。在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最高首脑会谈，制定了缓和方针，从此冷战走入缓和阶段。

对萨达特来说，缓和来的不是时候，萨达特感到苏联从先前答应帮助加强埃及军力的承诺上后退了。另一方面，苏联对埃及（还有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战胜以色列并不看好，也不希望再一次战争失败迫使埃及和叙利亚转向意想不到的方向，所以极力阻止萨达特的整军备战，甚至私下和西方商定对埃以的军火供应锁定在现状，以减少战争风险。苏联在中东的算盘是像核威慑一样，维持紧张局势，但不爆发冲突。但萨达特的决心已定，苏联顾问在埃军上下无所不在，随时有可能把埃及的最终作战意图泄露出去，于是萨达特在1972年果断下令所有苏联顾问统统撤离。尽管苏联极端恼火，但双方都施加克制，没有把事情闹得更大。

1972年9月，萨达特再次作获得更多先进武器的最后努力，派总理西德基再访莫斯科。然而，西德基只得到了苏联的一纸声明：根据联合国宪章，阿拉伯人民“有权用各种手段解放自己的土地”。西德基依然只得到口头支持，没有得到埃及需要的军事装备。与此同时，埃及国内的动荡在增加。激进的学生示威强烈抨击萨达特的言行不一，要求采取实际行动，解放失地。

萨达特没有选择，只有发动战争，打破中东政治僵局，哪怕承受重大伤亡也在所不惜。他希望用战争的“冲击波”粉碎超级大国的现实政治算计，迫使苏联出手援助埃及和叙利亚，如果不为了保护苏联的影响，至少也要保护苏制武器和苏式训练的声誉。

但在萨达特与国防部长萨迪克商讨军事行动时，两人爆发尖锐的争论。埃及总参谋部是有解放西奈的作战计划的，代号“花岗岩1号”。但是萨迪克认为，埃军还远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战争。萨达特反驳说，不能再等了。如果主要目标不能达到，那就降低目标；如果打不动全免战争，那就打有限战争。萨迪克反驳说，埃及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以色列对有限进攻只还以有限反击，如果以军对埃及的有限进攻做出全力反应，埃及根本无法抵挡，这将把埃及推进灾难性的困境。只有在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时，有限战争才成为选项。萨迪克坚决反对以民族危亡来赌博，拒绝执行萨达特用军事投机来打破政治僵局的做法。但两人的争执没有持续多久。10月26日，西德基从莫斯科回国后10天，萨迪克被免职，阿迈德·伊斯梅尔-阿里接任。但是这个人事变更的意义被以色列彻底忽略了。以色列方面以为这样的人事变动只是萨达特要改进与苏联关系，萨迪克有强烈的反苏立场，也鼓动萨达特把苏联顾问赶出埃及。伊斯梅尔曾在纳赛尔时代担任埃军总参谋长，因为以军大胆袭击而被纳赛尔解职。但伊斯梅尔为人勤勉，忠于职守，没有政治野心，没有反苏的历史包袱，萨达特和伊斯梅尔也比较默契。

萨达特曾以以色列撤出西奈和加沙作为埃以和谈的条件，被以色列断然拒绝。叙利亚的阿萨德也坚持要首先交回戈兰高地，然后才可能和以色列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埃及和叙利亚两家一拍即合，厉兵秣马，准备再战。埃及的战争目标重新制定，“花岗岩1号计划”被“花岗岩2号计划”取代。计划不再要求征服整个西奈，新的占领目标是占领从苏伊士运河向东延伸100公里的地带，也就是说，从苏伊士湾的阿-图尔到莱菲迪姆（比尔-加夫加法）一线，包括米特拉和吉迪山口，一直到地中海边的纳哈尔-亚姆。叙军目标依然锁定在夺回戈兰高地。战争目的是确保一个有限的胜利，迫使以色列走上和谈的道路。

由于对空军制空失去了信心，埃军转向以地制空，远程的萨姆-2导弹已经在越南战争中证明了价值

这是越南战争中萨姆-2发射的图片

机动性更好的萨姆-3的射程短一些，用于填补萨姆-2的空隙和伴随机械化部队行进作战

最先进的萨姆-6则对以色列空军是最危险的敌人

肩射的萨姆-7则伴随步兵行动

以军是有“霍克”防空导弹的，但由于空中优势，对于防空导弹的作用认识不足

另一方面，ZSU-23的突然、猛烈的火力对低空突防的飞机比防空导弹还要危险

ZSU-23和T-62坦克在埃军中一直使用到21世纪，这是2010年埃军在运河区的演习

六天战争和消耗战的教训使得埃军着力想办法避开两个以军的强项：空军和装甲力量。埃军尽管得到大量苏联先进装备，还是对依赖空军和装甲力量正面压倒以军没有信心。这不单是装备的问题。即使不谈空军，在进攻性的地面机动作战中，果敢、主动、灵活、随机应变是至关重要的。将士优秀的素质不仅在于勇敢顽强、枪法好，更在于在牢记战斗意图的情况下，根据复杂多变的战场实际，灵活应用战术，发扬火力和机动性，实现既定目标；甚至在符合指挥意图的精神的条件下，发挥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扩大战果，超越既定目标。缺乏这样的素质而片面强调主动、积极的话，很容易对战场失控，反而促成溃败。以军在这些方面的素质更加优秀。但埃军也有长处，主要是火力强大，兵力充足。历次战争经验表明，埃军在静止的防御性作战中还是有效的，这时勇敢和纪律更加重要，主动、随机应变和灵活反而不大重要。更重要的是，萨达特规定埃军只需要达成有限目标，这样作战集中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两侧有地中海和红海的天然屏障，对机动灵活的要求相对不高，给阵地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埃军无法用铁拳砸碎以军，那就把铁墙向前推一步，让以军在反攻中撞得粉身碎骨。因此，埃军计划反其道而行之，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武器和战术来反制以军的主要长处。

值得指出的是，苏军出于自身对未来战争和敌我特点的考虑，也异常重视反坦克和防空。苏联的萨姆-2（苏联代号S-75“德维纳”）高空远程防空导弹在越南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威胁，在越南北方被击落的B-52大部分是萨姆-2打下来的。萨姆-2对于入侵的美国F-4“鬼怪”、F-105“雷公”、A-4“天鹰”等战术飞机也有良好的战绩，“飞行的电线杆”一升空，天上的美国飞行员立刻心动过速。萨姆-3（苏联代号S-125“涅瓦”）更加适合中低空防空，具有更好的机动性，也具有更好的反电子对抗能力。萨姆-2和萨姆-3系统都可以装上卡车机动，但一旦展开、进入战斗状态后，还是固定的。换句话说，萨姆-2和萨姆-3不能在机动中发射。更先进的萨姆-6（苏联代号2K12“瓜德拉特”或者“立方体”）不仅采用先进的火箭-冲压发动机来增加速度和射程，还装载在履带式装甲底盘上，可以随机械化部队开进，在理论上一停下就可以投入战斗，不需要构筑阵地和展开，反应速度、命中率和反电子对抗能力都有跨代的提高。便携式的萨姆-7（苏联代号9K32“箭-2”）则使得步兵也具备了超过步枪、轻机枪的防空能力，对超低空的战斗机、直升机构成严重威胁。

除了各种防空导弹，苏联的ZSU-23自行高炮把高射速小口径高炮与火控雷达整合到同一个履带式装甲底盘上，不仅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很短的反应时间，还填补了防空导弹的最短射程和最低射高的死区，在理论上甚至有行进间射击的能力，当然在实用中还是停车后再射击的情况为多。由于ZSU-23具有相当于履带式装甲车的机动性和越野能力，在火力和探测上自成体系，单车或者小组不仅可以伴随装甲部队行动，还可分散隐蔽部署，打防空游击。由于雷达和防空导弹的发展，70年代的空地突防强调超低空贴地飞行，利用雷达死区和转瞬即逝的拦截窗口降低防空的有效性。但ZSU-23的四管23毫米高炮射速高，指向灵活，可以随时开火，不存在最小射程和最低射高问题；雷达则可以全天候有效捕捉超低空飞机，在车载火控系统的控制下自动操纵23毫米高炮开火，在飞机路径上形成致密弹幕。这对低空突防的以色列飞机是非常要命的威胁。

在苏联的援助下，埃军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体系之一，用高中低空层层配置的先进防空武器构筑严密的前沿防空，系统完整性和火力严密性甚至超过多数华约国家。美国空军已经在越南领教了使用半固定阵地的高空防空导弹的威胁，但没有意识到自带雷达和火控的自行高炮的威胁，对于新型全机动的防空导弹也缺乏认识。以色列空军也没有意识到以地制空的新问题，继续盲目信任空地突防优势，对埃及防空导弹和自行高炮进驻运河西岸缺乏警觉。

在反坦克方面，苏军虽然保留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坦克集群，但依然高度重视步兵反坦克。这当然和二战历史经验有关，也与苏军坦克技术特点有关。战后苏制坦克基本上都是采用滑膛炮，炮管轻，炮口初速高，在近距离上穿甲威力大，但在远距离上炮弹存速低，精度低，穿甲能力打折扣，射程也相对较近。所以苏军坦克战条令强调打近战，这就需要反坦克步兵掩护和填补空档，反坦克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成为苏军机械化步兵的主要装备。二战时代“巴祖卡”与“铁拳”使冒进的坦克付出血的代价，RPG-7火箭筒比战时的先祖有了巨大的改进，在便携性、射程、精度和穿甲能力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尤其重要的是，RPG-7成本低廉，使用简易，特别适合于大量配发步兵，至今依然是世界各地非正规武装的最爱，从摩加迪沙到格罗兹尼到伊拉克到阿富汗，已经使用50年的RPG-7依然在世界各地给坦克兵们带来噩梦，在十月战争前夜，这还是面世才10年的新式武器。

但火箭筒毕竟是直射武器，射程超过200米就缺乏准头。AT-3“萨格尔”（苏联代号9K11“马柳特卡”）反坦克导弹的有效射程则覆盖500-3000米的范围，精度更是便携式直射武器所不可能比拟的。“萨格尔”使用较老式的手动线导制导，在导弹发射后，射手通过目视观察或者潜望镜观察弹尾的发光点，用摇杆遥控导弹飞向目标。空心装药战斗部产生金属射流，产生远比常规破甲或者碎甲弹更大的穿甲效果。“萨格尔”导弹在500米内有一个死区，不能使用，但这可以通过与RPG-7混编来互相弥补。“萨格尔”导弹最大的缺点是飞行时间较长，目标坦克发现遭到攻击时，可以用烟幕或者机动来干扰瞄准，也可以向射手方相猛烈射击来迫使射手放弃瞄准。“萨格尔”导弹对射手操纵导弹飞行的技巧要求较高，需要长期严格训练才能达到熟练。但这在十月战争前夜依然是划时代的先进武器，根本改变了坦克与步兵之间的力量对比。

埃军已经大量装备了苏制T-55坦克，但其100毫米滑膛炮不敌以军已经大量装备的105毫米英制线膛炮。埃军正在获得最新的T-62坦克，其115毫米滑膛炮优于英制105毫米炮，而且具有夜视装置，但数量尚少。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埃军坦克对在机动的近战中用数量压倒以色列坦克信心不足，所以大体上是当作自行反坦克炮使用的。渡河后第一波登陆的步兵连这点坦克支援都不能指望，只有依靠手中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所以埃军步兵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尤其是“萨格尔”反坦克导弹。

[1] 根纳·贾林，1964-1973年担任瑞典住苏联大使，同时作为联合国中东和平特使。

[2] 威廉·罗杰斯，尼克松第一任总统任期时的国务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