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李鸿章“临终诗”是怎样以讹传讹的_风闻

文：王垒

　　 引言：令人困惑的李鸿章“临终诗”

　　 晚清重臣李鸿章以非凡事功著称于世，而不以诗文知名。李氏留下的大量文字，为数最多的是奏稿、函电。由于李氏早年致力于经学课业，具有丰足的传统中国文学素养，“少年科第”，不久获授翰林院编修，“为天子文学侍从”，“追逐文坛近十秋”①。他在上京应考以至后来戎马倥偬之际，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如《二十自序》、《入都》、《舟夜苦雨》、《晚江即事》、《游鹿洞归途感赋》、《夜听四弟吹笛》、《万年道中寄镜蓉琼芝二女并示静芳侄女》、《鞋山阻风》等，或意气风发，或苍凉沉郁，或温婉细腻，皆不失风雅，清丽可诵，足资欣赏。但近年来，被引用频次与知名度最高的李鸿章诗作，却是一首所谓的“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②

　　 如果百度一句“秋风宝剑孤臣泪”，可找到约937，000项结果。说此诗为大有名者，信非虚语。不但最先载述者高拜石先生言之凿凿断言李鸿章“易箦前……吟有”此诗，其它许多作者和读者也都说这是李鸿章临终所作。众口喧腾，几成定谳。诚如是，则何以李鸿章的后人、好友编纂李氏文集时却偏偏不予收录？而且，历来《李鸿章全集》亦皆如此？网上曾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但迄未见妥善的解答。相关史料表明，尽瘁国事的李鸿章并不是在孤独中死去。他留下了上奏清廷的遗折，也留下了忧国未忧家的遗言。实际上，在《辛丑合约》签订之后，李鸿章缠绵病榻，死前那些日子时刻都有亲人和部属陪侍左右，乃至他在弥留之际的具体情态细节、片言只语都有人做了详细记录。如果李鸿章临死前真有此作，必被记录。不被记录，是难以想象的。

　　 2012年5月24日，学者何新在网易博客上发表了《老何读史札记：康有为悼李鸿章的一首诗》③，认为此诗句式非夫子自道，应解读为悼亡比较合适，指出“有论者谓作者应是康有为，可信”。何以“可信”？可惜何文并未给出更有价值的线索、论据以供查考。暂且不论此诗作者谁属，仅就诗意及措词言之，用以悼亡，确实合适；而作为自叙，亦属意通情顺，并无不可。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几乎众口一词的李鸿章“临终诗”这一习惯说法，实在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持，它很可能只是前贤假托而后人误读、误信和以讹传讹的结果。

　　 一、李鸿章“临终诗”的由来

　　 李鸿章“临终诗”，传为李氏死前口述，无题，亦称为“绝笔诗”、“绝命诗”或“遗诗”。但是，经笔者查考，所谓李氏“临终诗”，在应有所载述的基本史料中难觅踪影，只是到了李鸿章去世近60年后才首次出现，目前能见到的初始出处为高拜石《南湖录忆》(第1集)。

　　 高拜石(1901-1969)先生自1921年起，在北京、福建主持报馆笔政多年，1947年赴台。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文史，造诣极深，名重士林。自1958年起，在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副刊连载近世史料笔记，十余年而荟萃300多万字，先后结集《南湖录忆》和《古春风楼琐记》出版，在台湾以至海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高氏并因此曾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所委托为其特别指定的题目提供史料。中国现代法学奠基人、同盟会元老张知本为《南湖录忆》作序，赞赏高氏“长于纪览，习闻近百年中时事变迁始末，多为正史所未备”；郭朝晖在《古春风楼琐记》第1册后记中，称赏高氏“取材则真实不虚，论断亦严谨审慎，悉摒臆说，不逞主观。秉史家公正不阿之笔，具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足以补近代史料之阙失，兼以作修史者之参考”；北京作家出版社于2003-2005年出版了《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简体字本14册，第1册“编辑手记”中，陈一铭引述了台湾学者张其昀对高氏的美誉，谓其“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诚是列于现代中国一大文豪而无愧色”。捧读高氏著作，可知以上赞语并非虚美。高着掌故笔记系列，用心至诚，用力至勤，真正做到博观约取，融会贯通，洞幽烛微，深入浅出。除少数几篇叙述晚清以前的朱彝尊、王渔洋、郑板桥诸人之外，集中各篇皆状写晚清至民国百多年间的名人轶事、世俗百态，广泛涉及军政、财经、学林、文艺、市井等各个社会领域，摹写了许多名公鉅子、仁人志士、硕学鸿儒、才子佳人、江湖侠客的珍闻旧事，或绦分缕析，呈现源流始末；或登堂入室，具见活色生香，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经其事，非常耐人寻味。备受称誉的高着掌故笔记系列，诚然是近世中国文史园地上罕见的精品，弥足珍贵。

　　 《南湖录忆》(第1集)中有《李鸿章泪盎秋风》短文一篇，载述了李鸿章“易箦前”吟有七律一首，是为文献史上首见，也是许多作者引述为“临终诗”的惟一原始“史料”依据。高先生对相关本事的叙述节引如下：

“辛丑九月，李鸿章呕血死于燕都之贤良祠，易箦前，惓念危局，老泪纵横，吟有：‘……’凄恻辛酸，无穷愤憾，而于暴俄迫签苛约，犹痛其遗患无穷也。”高氏接着记叙李于庚子之变后奉旨入京收拾残局，“甫抵津门，与迎候之周馥等相晤，执手唏嘘，竟至号啕大哭”。在叙写李之一“诗”、一哭之后，复概述李在庚子前后事略，使读者知晓其时李“以八十衰翁，忧谗畏讥……故旧地重来之日，枨触无限。其幕客茫肯堂有诗纪之，句云：‘相公实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己如丝。’最能道出李氏当时心情。”④

　　 这里的“茫肯堂”，当系误植，原应为范肯堂，即范当世，初名铸，字铜士、无错，号肯堂、伯子，乃近代著名诗人，有诗文集行世。范氏被李鸿章延请为府上西席教授，比较熟知李鸿章，彼此惺惺相惜，情深谊厚。高着所引之范诗，实际上写的正是李鸿章过津门大哭一事。但此处谓“肯堂有诗纪之”，“之”字的具体指代到底是什么？是以范诗证李之燕都一“诗”，还是以范诗证李之过津门一哭？叙述比较含糊，因此也给读者留下了以范诗左证李鸿章“临终诗”这一误会的空间。但是，只要细读范诗全文，不难体会只能用以证李之津门一哭，而不能用以证燕都一“诗”。“曾是卅年辛苦地”这一句的指向非常明确，写的正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经营津门近三十年的历史，可谓毫无疑义。在新的有力左证发现之前，从高氏这一则记述来看，只是有“诗”无证，所谓李氏“遗诗”云云，属于自说自话，孤证不立，难以采信。

　　 尽管高氏所论只是孤证，却并不影响读者对“临终诗”的接受、欣赏和共鸣的澎湃热情。读者在诗中可以看到品格崇高形象丰满的一个典型形象——具非凡的救世情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为人先，一生为国操劳，四方奔走未曾歇息，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慨叹几百年来国步多舛国势衰微而民生多艰，个人竭尽孤忠以力挽狂澜而终于在萧瑟秋风中老去，眼看空荡荡的拜将坛只剩下旗子在残阳夕照中飘动；大局着实堪忧，乃殷切叮嘱后继者：国境上战云犹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平心而论，诗写得工整有致，对仗、韵律相协，是意义晓畅而又琅琅上口的一首好诗。由于“临终诗”所藴含的信息，高密度契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契合李鸿章生平、知识、事业、遭际和心境，也由于高氏近世史料笔记在学界享有卓著声望，李氏“临终诗”渐次传播，近年乃一诗风行，独步天下。凡书籍、报刊、讲坛、网络上人们谈论李鸿章，往往就会引用这一首诗，已成一道有趣的文化景观。

　　 二、李鸿章“临终诗”传播现象举隅

　　 文献检索可知，近年有的学者引述此诗时稍为谨慎，更多的引用则是粗率随意，往往未经核对原文而随手转引、乱引，误解误传，甚至随意附会，不辨鹿马，徒增许多困惑和混乱。兹据管见所及，就“临终诗”具体不同的引述情况，粗略举例如下：

　　 1.谨慎引用型

　　 1991年，苑书义教授所作《李鸿章传》一书出版，苑先生在书末比较审慎地提到李氏死前可能有这首诗，“据说，李鸿章死前惓念危局，还老泪纵横地吟成一诗……忧思惶恐，悲凉凄怆，令人感叹！”⑤苑着虽然未就此诗作出更多说明，但特意在前面冠以“据说”两字，并注明出处为“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苑着于2004年修订再版，第517页的相关叙述、引注均与初版一致，没有变化。经核对高拜石《南湖录忆》台版原文，苑着所引“李诗”，只是最后一句把“诸君”误为“请君”，其余无别。后来成晓军、董丛林、宋路霞、黄汉昌、夏腾诸位的相关著述以及中央电视台《复兴之路》解说词中引用此诗，也同样从“据说”二字起笔。⑥其中，董着在引注中还提到高氏《新编古春风楼琐记》载述此诗第七句“塞北”与流行的“海外”异文，说明董先生曾经认真查考过这个问题。面对难以检验的孤证，在借用的同时，若能表达谨慎的怀疑精神，并给出基本判断，则较为适宜。但在未能找到更多材料参酌之前，这样标明“据说”也还是比较慎重的。苑、成、董三位元处理方式相近。而宋着《细说李鸿章家族》⑦一书此处写法，在“据说”以下照引全诗之后，紧接着缀以“跟随了四十年的老臣周馥这时也在床边，眼看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再括注“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随之以“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一语作结。如此裁剪衔接，恐怕也容易使该书读者误会周馥就是李氏临终一日创作“临终诗”时正好就在“床边”的现场目击证人，是“据说”的初始。下文第6种类型所引“据后来周馥说”一例的来源，疑或类此。《复兴之路》解说词“据说”以下所引文字稍异，或转引自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之错引，实际上就是“据说”再“据说”了。

　　 2.套用误会型

　　 未经认真查证、分析，套用成说，误以为实有，这是最常见的引述李氏“临终诗”的方式。2007年9月3日，记者邢宇皓在《光明日报》第2版报导《李鸿章全集》出版时，打头就写上“晚清重臣李鸿章临终写下的这首绝笔诗”，只是第三句末写成“伤国乱”，第五句末写成“孤城泪”。报导中的《李鸿章全集》，计39卷，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李鸿章著作汇编，其中并没有收入这一首诗。而此前《光明日报》所载邢氏《回溯中华文明漫漫长河》一文也是如此这般引用了此诗，“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临终诗道出的是无限悲凉……”⑧《光明日报》记者一再如此报导，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年李鸿章“临终诗”传播的非凡影响力。

　　 田川《晚清外交四十年》书末有“秋风宝剑孤臣泪”专题⑨，第171页载述“临终前，李鸿章知道大限已到，他挣扎着全部气力，作诗一首……未加注。接着在叙写周馥忆述的细节之后，由本书嘉宾翁飞点评道：“他非常苍凉。‘秋风宝剑孤臣泪’……”似乎翁先生也赞成这种引述方式。再查翁飞《李鸿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⑩一文中早已明确载述“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以此观之，翁氏在田著书中认同此诗为李鸿章所作，原只不过是重温旧说而已。翁先生是新版《李鸿章全集》执行编委，而新版《李鸿章全集》并未误入此诗。不难想见，此诗之真伪问题，在编纂全集的专家那里也还是不无困惑与争议的。

　　 张建伟《流放紫禁城》载述“李鸿章留下了遗折……他还老泪纵横地吟成一诗……”(11)，未加注。张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页相关正文叙述相同，新加注“诗见高拜石《南湖录忆》，卷四，P105～106。”张着《走向共和流放紫禁城》(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255～256页相关正文记述、加注均与作家版相同，同样未注明由何处出版，读者无从查证。笔者所见《南湖录忆》仅此一集，而张着一再引注为“卷四”，不知所据实际版本如何。

　　 高翠莲《落日孤臣李鸿章》(12)写道：

“11月7日，正是北京的深秋时节，贤良寺庭院花草残破，树叶飘落。掌灯时分，李鸿章进入弥留之际。院内最后几片树叶发出刷刷的摇动声，忽然一阵风吹过来，仅存的树叶落光了，李鸿章微微睁开眼睛，颤巍巍地吟了一首诗……吟罢，他眼中的浊泪已经滚落下来，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外面，至死不瞑目。”

　　 对此，网友月色书香在网易博客《李鸿章临终诗读疑》(2013年8月23日)一文提出：“总感觉这诗说是李鸿章的临终诗是有些疑问的，这会不会是后人所作而附会在李鸿章的身上？”(13)这一问有道理。且不论高翠莲此处看起来很全面生动的景物情态描绘是否妥切，书中把“临终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11月7日”“掌灯时分”，实属不当。可靠史料清楚揭示，李鸿章在此前一天已不能言语，此日午时即撒手人寰，真到了作者所说的当日“掌灯时分”，李氏魂灵已在天国的路上走了半天，还怎么能“微微睁开眼睛，颤巍巍地吟了一首诗”？

　　 令人诧异的是，这样的引用方式所在多有，几乎见怪不怪，足见流播之广、入世之深。如：乔光耀《李鸿章传》，刘兴雨《追问历史》和《李鸿章的秋风宝剑孤臣泪》，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李良《变局犹未息改革当“破格”》，牛贯杰《原来李鸿章》和《重读李鸿章》，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罗斌、王海山《李鸿章全传》，向斯《向斯说慈禧》和《“女皇”的世界——慈禧太后》，陈悦《沉没的甲午》，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张云、韩洪泉《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郑晓江《魂飞魄散——访李中堂遗踪》，许昭堂、许高彬《走近李鸿章》，刘刚《李鸿章之死》，汪炜《一代重臣的最后归宿》，刘学慧《试论李鸿章与晚清风云人物之关系》，陈敏《李鸿章家族的荣辱兴衰》，刘强、周苏《李鸿章(剧本)》，王曼隽、黄薇《李鸿章和他同时代的人》，雪珥《李鸿章政改笔记》和《胆大有为袁世凯》，李刚《辛亥往事》和《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吴晓波《跌宕一百年》，蒯乐昊《李鸿章舟大水浅无力回天》，苏文《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原为台版《民国趣典》)，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端木赐香《重读晚清六十年》，崇效天《仕途•师徒——曾国藩与李鸿章》，张浩逊《古代绝笔诗漫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电视系列片解说词等，纷纷如是，不一而足。

　　 3.穿越错置型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册写“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说李鸿章“有马关记事诗一首，诗曰‘……八千里路吊民残……寰海尘氛纷未已……’”(14)第四句第四字“外”错为“路”，疑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印刷错误，第七句有三个字不同。同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一册第37页，引诗第四句错字已得到更正。丁着原作自1962年起在台北《大华晚报》连载，1964年初版。所引诗第七句与高氏二书载述均不相同。因未加注，不知引自何处。兹以其引用、写作时间计，似以引自《中央日报》副刊可能性较大，其时《新生报》所载还未过半，后来编入《琐记》第11集的《李鸿章晚年之际遇》一文或未见报。引诗第七句“寰海”，词义与平仄均未尽相协，而“尘氛纷未已”，说明情势激烈，面对“纷未已”的景象，别人也不难看得到，下一句的告诫就不太接得上，实言之过重；“犹未已”，说的是将已未已，别人容易轻视，接着告诫则自然合适。丁着此处异文，如果是出自原始报载，适足说明“李诗”还有过这一未经订正的版本。究实如何，只能寄望于另再核对原始报刊档案。然以“李诗”载述者高氏之工于诗艺而言，则不大可能有如此初级错误，似可暂时推论丁着引诗异文属于错引。不妨说，丁着是较早引述同时也是错引此诗的一个先例。丁着标记此诗题为《马关记事》，把“李诗”的写作时间提早了几年，写作地点移出国门，或因记忆不准确又未经核对，导致误解并且误引的结果也就并不奇怪的。1992年丁着首推中国大陆友谊版后，一纸风行，李氏“临终诗”因此也就另有“马关诗”的传说。

　　 祝勇《1894，悲情李鸿章》载述：

“1895年4月，日本人迎来了战后第一次樱花盛开。樱花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日本。刚刚抵达日本马关的李鸿章，显然没有赏花的心情。因为他此行的目的，是来与日方签订城下之盟。在行馆里，他将自己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八千里路吊民残……寰海尘氛纷未已……李鸿章一向端庄谨严的字迹，在这一刻变得粘着滞重。仿佛他手腕间的力量已经完全被抽空，他枯瘦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再也拉不动朝廷这艘破船了……他只能忍受命运的嘲弄，连死都成了一种奢望——所谓‘临事方知一死难’。微风掀动着纸页，他朝那首诗默视良久，没有说一句话。”(15)

　　 误引、误读如此，在祝文写作中是一个突兀而费解的例外。祝文引《南湖录忆》，与苑注相同，但所引诗第七句文字明显与《南湖录忆》不一致，而与丁着友谊版所引相同。显然是抄引于《北洋军阀史话》，却注引《南湖录忆》，又把《南湖录忆》载述此诗写作时间、背景由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随意改写为甲午战争后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写作地点则由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寓所改为李在日本马关的临时行馆，而对李鸿章“写作”此诗的心境、情状、字迹等等的纵笔描绘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实在只是着力敷衍铺陈扩大了丁氏之误读而已。这一大段“晚清历史报告”的煽情描写，未免太穿越，几乎全靠丰富的文学想象臆测历史情景来向读者提供“历史报告”，而完全脱离了自己所标举引证的史料依据。

　　 4.托言“史实”型

　　 最典型的例子见诸作家王树增《1901》修订版。该书封面顶端醒目标注“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书中明确载述“李鸿章还有遗诗一首，句句凄凉悲怆……”(16)引诗出处注为“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这里，王着从苑着中转引了“据说”的李鸿章遗诗，但直接略去“据说”二字，变成毫无疑问的“还有”。再查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王树增《1901年》，第554页写着“李鸿章还遗留一诗，更是悲凉凄怆。……”引注出处为“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此一引注与苑着《李鸿章传》引注完全相同。据此，不妨猜想初版的《1901年》之所谓“李鸿章还遗留一诗”实际可能就是借用了苑着之“据说”以下内容及引注，只是未曾注明转引；后来再出修订版时或因还没有机会看到《南湖录忆》这一原始出处，于是直接改注引自苑着。从套用苑着引文、注释到改注引自苑着，的确是值得嘉许的一个进步。但如果仅从文字上的逻辑关系来说，王着初版注明引自《南湖录忆》，明确说“李鸿章还遗留一诗……”这是可以的，因为高氏原文就是非常明确说有的；王着修订版既注明引自苑着，就应该尊重苑着原文“据说”这个前提。删去原文“据说”二字而如此断章取义式的“引用”，于读者极易造成误导，于原作者也极易使人产生误会。王着修订版后记中强?{要“使史据更加缜密丰厚”，封面则渲染“非虚构中国近代史”，前后呼应，突出其“历史真实”，自然诱导读者容易产生偏向于作者所期待的“真实可信”的感觉。王着修订版后记中还披露，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香港报纸上撰文认为“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往往不是历史学家所撰，本书又是一例”(17)，何氏把王着《1901》赞誉为“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王先生显然也是乐于接受的。然而，依照常识而言，纪实文学，到底还是文学，不是实录：历史小说，毕竟也还是小说，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志》，文学与历史本自可以各擅胜场。一定要比照历史，所描写的事实自然要经得起较真，至少是不能如此这般把别人明确是“据说”的材料随意当成原始事实直接引用。

　　 5.笔录传说型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的“中国•安徽”2013年8月21日发布了张学勇《安徽历史名人——李鸿章》一文，称此诗为“李鸿章病逝前由其子代为笔录的七律”(18)，网上李鸿章故居导游词亦有此语。中共庐江县委宣传部发布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李鸿章》一文说：“‘老来失计亲豺虎’，李鸿章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临终前，口述遗诗一首……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临终时，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19)

　　 于东来《李鸿章传》写道：“李鸿章说着，命李经方笔墨侍候，代父笔录一首七律……李鸿章逝世后，由李经方代为笔录的这首遗诗被悬于灵堂之上。人们读之，深信不疑。”(20)丰吉(程启贵)《李鸿章与淮军》一书载有这首七律诗的书法图片，下方说明文字为“李鸿章临终前由其子李经述代为笔录的一首七律诗”(21)。这似乎是要告诉读者，眼前所见即为笔录真迹的复原图。丰着七律诗图中，除了七律八句，上下均无题款；笔法倒是有些古朴温润，但繁简混一，首句7个字中有5个写了简体，此外诗中还有13个字弃繁就简。如此作品，显然不可能是晚清时代留下的笔法，制图入书，复加说明如是，显属不够慎重。笔者专门致电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查询，得到该馆研究部主任帅艳华女士证实：此件为馆方模拟仿制，以便参观浏览，不具史料价值。这两种“其子代为笔录”的说法，笔录者有经方、经述之别，而所据却同为故居仿真的图片，两文作者所见似介乎略同与少异之间，实际都是缺乏依据的想当然。

　　 朱玉泉主编的《李鸿章全书》写道：

“李鸿章又开口了：‘吾儿笔墨侍候，代父笔录。’‘是！’李经方拿来纸笔。李鸿章沉吟了一会儿，吟出一首七律来……‘看’字吟罢，李鸿章的脸上又泛起了笑容，他看到了匆匆赶来的长子经毓，很满意地闭上了双眼……李经毓一下子跪倒在床前，拼命摇晃着李鸿章的身子。李经方握在手中的笔‘啪’地一声落到了地上……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携带着满腹心事，吟诗而终。至此，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爱国者’在一片讨骂声中憾然离世，同时，也完成了他用血泪书写的一部浩瀚情事！”(22)

　　 《李鸿章全书》用了近4整页(第870～874页)的篇幅描述李氏死前一天的思想与言行，如此“专家”“力作”，可谓触目惊心。《全书》共分九大卷，十大部分，正文4，441页，计3，000多万字。该书前言中自谓“每部分都是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述评有据……能更真、更深地体察李鸿章的一生……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李鸿章……各方面的思想及相关箴言”，“本书系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联合编撰的一部力作……堪为清史与近代史中人物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极富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作为读者，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原始史料显示李鸿章死前两天已昏厥失语，身着殓衣，这《全书》编者到底是根据什么能编撰出近3，000字的长篇叙述，来描绘李氏临终之最后一天里包括吟诗在内的各种言行与思想情状？又是怎么让李氏早已夭折的儿子经毓、经远、经进兄弟三人能够起死回生赶来给老父送终？不知该怎么才能理解这部煌煌大着真是“清史与近代史中人物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6.转引误套型

　　 甘政权、石庆波《李鸿章家族》则言“据后来周馥说，李鸿章病重时口述过一首诗……”诗末两句写成“寰海尘氛犹未了，诸君莫做等闲看”(23)，未加注，出处无考。之所以有此“据后来周馥说”这一新颖别致的提法，而且最后两句诗都出现引文错误，疑为误读误记一引再引之二三手材料而未曾查证原始史料的结果。

　　 李氏“临终诗”的引述类型，大体如此。谨慎引用型以“据说”起笔者多数是历史专业学者，也有作家、文学评论家；其它各类型引用者中则既有教授、研究员等历史专业学者、文化学者，也有作家、记者、教师、理论宣传干部等，其中不乏赫赫大名者，不乏术业有专攻之史学博士、文学博士。谨慎引用者对此诗之原始出处有所怀疑，但能体会并认同诗意内涵，借用诗意解读历史，通过艺术真实进一步体察本质真实，增进对先贤了解之同情，冠以“据说”在前，体现了比较负责的态度。其中有的排比铺陈过度，或容易使读者误会。这样，更多的读者容易误信、误引，以至于以讹传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李鸿章“临终诗”辨伪

　　 《南湖录忆》所载述的李氏“临终诗”，原本只是孤证。孤证难于取信，但亦很难推翻。可是，高氏另有台北新生报社版《古春风楼琐记》20集行世，其中第11集载有《李鸿章晚年之际遇》长篇撰述，文中也具体载述了这首“临终诗”，记叙了更详细而可考的相关本事，于是就有了互证的机会，给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检验的可能。

　　 《李鸿章晚年之际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辛丑)九月十五以后，鸿章的病势已日益深重。病榻上他含着老泪，吟着‘……塞北尘氛犹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曾在李幕的通州范当世，读之大为伤感，有诗纪云：‘相公实下忧时泪……’凄恻辛酸，最能道出府主心事。鸿章屡言‘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在难之后。’……隐隐之中早悟联交豺虎反为所制之苦，即当日也何曾不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呢？到了九月二十五之夜，呕血数升，昏厥过去，终以不起。”(24)

　　 中国大陆作家出版社《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8册第359～360页有关文字与台版相同。在这里，高氏更新了《南湖录忆》的写法，显然是非常明确地以范诗证李之一“诗”，而非证李之一哭了。有趣的是，高氏此处把“临终诗”写作时间?{整为“九月十五以后”至“九月二十五夜”之前，改变了《南湖录忆》中所记写于临终前(即易箦前)这个时限，而一并说明二十五夜以后(延至二十七日午时死亡)临终前李鸿章已“昏厥过去”，不能言语，自然也不能再作诗。关于此诗具体的写作时?间，两书所记显见不同，实际等于是用《古春风楼琐记》所载述之稍显含糊的时段否定了《南湖录忆》原来比较明确具体的时间节点。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古春风楼琐记》所引“李诗”第七句为“塞北尘氛犹未已”，较前《南湖录忆》所引之“海外尘氛犹未息”，七字诗句之中，首尾却有三个字不同。末一字，或“息”或“已”，诗的平仄有异，而意义无别，以协于诗律言之，“已”胜于“息”；而句首以“塞北”代替“海外”，则有大不同之内涵。《辛丑和约》签订后，准确意义上的“海外尘氛”实已暂告一个段落，可以说是“已息”。诗中却说“未息”，诗义与史实未尽周洽。改为“塞北尘氛”，那么，就诗论诗，高氏此处诠释为“隐隐之中早悟联交豺虎反为所制之苦”与《南湖录忆》中解读此诗“于暴俄迫签苛约，犹痛其遗患无穷也”，方才能够对应，说明其时海防稍安，塞防风云翻滚实难逆料。措词改动之后，诗史契合，互证无间，诗思因之缜密圆满，而结句叮嘱之意也才真切落到实处。另外，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一直有海防与塞防之争，后来史事之发展，至少说明塞防与海防一样要紧，而李氏则一向偏于海防而稍轻视塞防，议和之时，又偏偏被俄人牵着鼻子走。所谓“失计亲豺虎”，李因此而郁闷抱憾以?{，复颇为时贤及后世讥议。此处诗句由“海外”更新为“塞北”二字，实有明确为李解脱指责之意在，高著下文的叙述也包含有这层意义。

　　 若以两书相较，则《南湖录忆》(第1集，仅此单本)出版在前(1965年)，《古春风楼琐记》全套发行稍后(1968?年)。《琐记》第1集后记强?{“经订正后，刊印单行本问世”(25)，单本或亦有稍早于《录忆》者，但“订正”后载述此诗之第11集以及全套当在《录忆》出版之后；从此诗被引用情况看，似亦以《录忆》载述的相关内容问世在先且影响更着。高氏二书先后所引同一首“李诗”?而有明显的异文现象，既有可能是抄写或记忆出错所致，当然也更有可能是后出之书中的“李诗”是已得到进一步锤炼或“订正”的结果。比起《南湖录忆》，《古春风楼琐记》中对“李诗”相关本事的描述，孤立看起来，显得更清晰、也更完整而又妥帖。但两处载述对照起来看，既有明显的出入，也留下了着意修改的印痕，自然不免令人起疑——高氏此番明确以范诗证“李诗”，是否可信？这自然要联系相关史实进行考察，要看看范诗到底是何时所写以及所写为何？

　　 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午时。在最后卧病的日子里，日夜陪侍的李经述曾手书《澹园日记》十一册，记录了那一个多月里在老父身边所见的生活起居诸事，此日记遗稿目前仍由李氏后人保存，尚未公诸于世(26)，暂无法知道其中是否记载有李鸿章“临终诗”。现据高氏“九月十五以后”一语推测，“李诗”写作时间大约应在李死亡当月的十五至二十五日之间，起于卧病之后而止于失语之前。

　　 关于李氏死前情状，不妨先来看一则相关史料，就是其时身边人之一的周馥为后人留下的具体生动的现场目击记录。自1861年入李幕作为得力助手，周馥与李鸿章同道同怀，相知相惜，“风雨龙门四十年”(27)，始终不渝。李氏以非同一般之知遇信赖相待，令周馥终生铭感肺腑。据周馥在自撰年谱中追忆，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接悉“相国病危”，火速从保定入京。“比至，相国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适于晦若侍御代拟遗疏折稿，一面电奏，一面缮发遗折。”(28)晚年周馥感怀生平师友，曾作诗三十五首，其中第二首即题为《李文忠公》，诗中有“临终犹忆泪珠悬”之句，一唱三叹，令人怅怀难已。诗中周馥犹再自注：

“时公奉旨与庆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公独任其难。光绪二十七年秋，议和事尚未全毕，两宫在西安未回銮，各国兵未退。公临终时，两目炯炯不瞑。余抚之曰：‘未了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目乃瞑，犹流涕，口动欲语，可伤也！”(29)

　　 去世前的李鸿章伤心垂泪，不能瞑目，可见其哀之深，其伤之甚。后人能够了解这一点，乃因时为身边人的周馥留下了真切而详细的记述。周馥对恩师李氏的一再追忆之中，没有记入所谓“临终诗”，后人当然可以猜想此诗“创作”时间可能在周馥入京(九月二十六)之前，未遐亲见，故而无从记起。然以李、周之间几十年中过从之密、相知之深和情谊之重之厚，周对李在病危十多天里的情状不可能不闻不问。如果真听闻、并得此“遗诗”而读之，很难想象周氏会不被触动，会不加补记，会如此若无其诗。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李氏遗折之外，尚有遗言。“闻甍之前一时，俄使尚来催促画押云。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长叹曰：‘两宫不肯回銮’，遂喟然长逝。”(30)这一段材料，就是周馥未入京之时经由其它身边人记录传于世。相关记述都不见“临终诗”的说法，从未有人一语提及。如果真是李鸿章的儿子笔录了这首诗，那么，当时亦在李鸿章身边的经述之子国杰后来在为高祖、祖父和父亲合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的时候，面对父亲笔录的祖父这样一首如同遗嘱一样至关重要的遗诗，怎么可能偏偏无视而不予收录于其中之《李文忠公遗集》？

　　 被高氏在《古春风楼琐记》引为“李诗”直接证人的范当世，甲午后已辞李幕西席，并非李死前随侍左右的身边人，其被引以证此一“李诗”，恐怕是范氏生前始料未及。所谓“曾在李幕的通州范当世，读之大为伤感，有诗纪云”，好像已离开李幕的范氏都能“读”到的重要诗作，尚在李幕的其它人包括日夜陪侍左右的儿子李经述等人却没有机会读到？或者读后没有感觉？总之是其它人都没有留下“读”的印记。读者至此，如果未多留心，未再查证，恐怕就难免误会而信其有之。史实究竟如何？

　　 好在范乃近世诗文巨擘，他的集子不难查找。列入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的《范伯子诗文集》中，即载有《闻李相至天津痛哭》一首：“相公实下人情泪，岂谓于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锤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境森严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亦如丝。”(31)再查“国家清史委员会•文献丛刊”系列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7册，其中所收《范伯子诗集十九卷》中，同样载有此诗(32)，题目、内容与2003年上海古籍本完全相同。与高着所引范诗相较，范集里这首诗中第一、二、四、六、八句都有个别字不同，但整体诗意无别。值得留意的是，范集里此诗原本就有一点都不含糊的标题，明确诗是“闻李相至天津痛哭”而写，本事、诗意都是明白无误的，“曾是卅年辛苦地”一句很贴切地照应了诗题中的“天津”二字，说明不可能是“读”了写于北京的“李诗”而后所作。再则，这一首诗原编排在诗集卷第十五，括注此卷为“庚子九月自南昌至扬州及十月还里后作”，辛丑所作则列入卷第十六。范诗写作的时间与“李诗”前后相隔大约一年，即范氏此诗实作于庚子(1900年)九月至年底，并非高氏《古春风楼琐记》中所说的作于李氏病笃之际的辛丑(1901年)“九月十五”以后。早有范诗在前，而后才再有所谓“李诗”，以先有之范诗，纪后有之“李诗”，自然是不可能。显而易见，高氏以范诗证“李诗”，所指之写作时间、本事方圆凿枘，所谓“范当世，读之大为伤感，有诗纪云：……凄恻辛酸，最能道出府主心事”云云，只不过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杜撰而已，实不足信。高氏一再申论“李诗”为真，所列举左证却类同子虚乌有，不能证实而只能证伪。如此附会“李诗”本事，似是而实非，若非无心误读史料，则是有意假托诗作，二者或居其一焉。以高氏之学识才情而论，误读的可能性甚微；以高氏求实存真的旨趣而论，假托的可能性亦甚微。但白纸黑字俱在，甚微之可能性眼前也还是无法完全排除的。史料价值备受赞赏的高氏掌故笔记著述中，关涉李鸿章“临终诗”本事的“记载”却查无实据，何以有此例外？高拜石先生是假“李诗”的知情人还是当事人？由于目前已知资料有限，还无法进一步考定。

　　 经以上约略梳理，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所谓李鸿章“临终诗”，实为李氏亡故多年之后由前贤假托附会于李鸿章名下，而其广泛传播则是后人一再失察误信误引的结果。因此，许多作者以肯定句式引述李鸿章“临终诗”，只能说是轻信前人著述而未经验证的以讹传讹；一些著述在以讹传讹的基础上胡乱编造李氏“临终诗”的写作本事，尤非所宜。而安徽教育出版社新版之《李鸿章全集》没有收录这一首“临终诗”，则是有道理的。不但全集正文不予收录，连置诸卷末“备考”都未曾有。即此可见《李鸿章全集》的编纂还是科学严谨的，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