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角下的照料工作：收入惩罚or奖励_风闻

摘要：本文利用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对比了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高、低地位照料/护理工作者（care workers）的收入状况。通过对现有照料工作（care work）定义的分析，作者确定了具有较低和较高“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程度的职业分类，揭示了不同职业类型之间收入惩罚（care penalty）和收入奖励（care bonus）的跨国差异。此外，作者以经验数据比较了“自由主义”和“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下照料经济之间及内部相似性（和差异性），为全球化促进照料经济的实质性趋同这一论点提供了支持。

这是社论前沿第S1516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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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者广义地将照料工作界定为教育和医护行业的照料工作从业者，根据“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程度，可将照料工作从业者分为两类，并与非照料工作者进行对比。一类是地位较高的医生、专业护士、教师等（以下称高地位照料者），一类是低位较低的护工及居家保姆等（以下称低地位照料者）。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与非照料工作相比，照料工作中“社会封闭”程度高低是否会导致“收入奖励”或“收入惩罚”？

2. 探讨不同福利制度之间和内部差异，即全球化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照料经济的实质性趋同？

数据与变量

使用同一数据来源，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因变量为年度收入（包括工资和自营收入）的自然对数。核心自变量为工作类型：高地位照料工作者（如，医生、护士等医护专业人员及教师等专业教学人员）、低地位照料工作者（如，护工及照料儿童和老人的居家保姆等）和非照料工作者，详见表1（Table 1）。

作者提出这样的假设，“社会封闭”程度较低的照料类职业（低地位的护理工作者）更有可能由从事非标准工作的女性和工人组成，而这将从整体上导致比非护理类职业的收入更低。相反，对于那些从事高地位照料工作的个体，较高的“社会封闭”程度带来了较高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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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工作类型概况

高地位照料工作者。除日本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收入大大高于整体劳动力收入水平。加拿大在公共或非营利部门的高地位照料工作者比例最高（81%），其次是日本和美国，中国台湾最低（56%）。高地位照料工作者主要在公共/非营利部门，兼职或自雇工作者的比例最低，符合“标准就业”模式。

低地位照料工作者。这些工人的收入水平要比整体劳动力低得多。其中日本、韩国、加拿大和美国，低地位护理工作者的平均收入仅占整体劳动力的45%至47%。而在中国台湾，从事这些职业的工作者似乎表现相对较好，占整体水平的近70%。中国台湾从事低地位护理工作的女性比例也最低，为80%，而日本和美国为84%至86%，韩国和加拿大至少为95%。女性化的程度会对职业的平均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就工作特点而言，低地位照料工作者较少受雇于公共/非盈利部门。在自雇经营方面，各国家和地区没有一致的模式，美国和中国台湾低地位照料者比高地位照料者更可能成为自雇者，其余国家和地区则表现出相反趋势。

收入惩罚 vs 收入奖励

随后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添加概念上相关的控制变量来验证照料工作的收入效应。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得到如表4（Table 4）所示的估计结果，表中数字代表与非照料工作者相比，照料工作者的收入变动百分比。结果同样证明了，低地位照料工作的收入惩罚和高地位照料工作的收入奖励，且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此外，数据还显示，美国和加拿大（护理惩罚更大）显示出一致差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显示出一致差异（收入惩罚较低）。

分析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相对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美国和加拿大）扩大了地位较低的职业收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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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人口统计特征和工作特征方面，高地位和低地位照料工作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除日本外，高地位护理工作都有收入奖励（care bonus），低地位护理工作则有大量的收入惩罚（care penalty）。

作者指出，有必要对高、低地位的照料工作进行分解，并把重点放在为低地位工作者提供保护和就业支持上，尤其是在自由福利制度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