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圣徒”也非“妓女”：香港菲佣社区的性话语（上）_风闻

编者按：与性有关的讨论反映了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作者考察了一个尤其缺乏权力的女性群体的性话语——香港菲佣，研究了国际发展与移民政策、家政工作环境和香港大众文化如何合谋将菲佣与性产业联系起来。作为回应，这些女性在自己的社区内构建了一种“服务伦理”，挑战公众视菲律宾女性为“妓女”的讨论。

这是社论前沿第S151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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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女性到海外工作。Eviota (1992)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所有海外合同工中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她们主要在欧洲、中东和亚洲从事家政、保姆和女佣工作。这些女性为了提高她们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出国。许多人是无地父母和/或失业丈夫及子女的唯一供养者。大部分人受过大学教育，她们无法在家乡找到所受培训的职业。但在国外从事家政工作，她们可以挣到菲律宾专业人士收入的六倍。

由于地理位置和高工资，香港一直是菲律宾移民工人最青睐的目的地之一。这些移民中大多为女性，她们被当地人或外籍雇主雇用为家政工。亚太菲律宾移民组织（1991）的一项研究表明，1975至1991年间，香港的菲律宾家政工人数从仅有1000人猛增到近66,000人，据估计，新来港人士以每天80人的速度增加，当地菲律宾人口达到14万，成为香港最大的非华人社区（香港入境事务处，1999）。

其中许多女性通过来港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然而，在迁移的同时，也出现了关于家政工遭受虐待、暴力和性骚扰的报告(French，1986)。随着菲律宾社区的发展和日益被关注，他们的存在在当地社区引起了一场关于移民、照料和道德的公开辩论，引发了对女性的敌意。当地居民和生意人抱怨菲律宾人在休息日聚集在公共场所，指责女性闲逛、乱扔垃圾、赌博、街头叫卖和从事其它非法活动。政府对外国劳工违反移民法和劳动法从事非法工作的处理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雇主们成立了协会，以保护自己免受自认为不守纪律和不可靠家政工的伤害。这类辩论经常公开进行，例如在报纸社论中，菲律宾家政工被指控违反合同、忽视儿童、引诱丈夫，甚至兼职做妓女。那些以照顾香港儿童和家庭为工作的女性，被描绘成社会的道德威胁。

这些与菲律宾家政工有关的辩论，核心是女性的性行为。关于她们占用公共空间、玩忽职守或非法活动的投诉被用来构陷成对这个纯女性社区的道德谴责，暗示她们为了换取金钱而不止提供家政服务。许多当地居民和雇主对菲律宾女性存在“道德上的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女性出国是别有用心的，如“找到一个男人并获得经济安全”。媒体上充斥着对这些女性性行为及其经济意义的暗示，从意味深长的新闻头条，如“女佣太容易让雇主分心了”（Hong Kong Standard , 1997），到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女佣转向卖淫”（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83）。这种菲律宾“妓女”的形象弥漫在香港的公共话语中，将家政工推入道德可疑、与性产业相关的劳工类别。因此，对菲律宾佣人的评判和问责不在于她们为香港家庭提供“亲密劳动”，而在于她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国外出售服务以获取经济利益。

基于性的讨论，作者于1992-1995年间在香港开展了实地调查，以研究上述关于菲律宾女性的性话语是如何进入菲律宾社区的，在那里，女性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宗教民族主义的性别认同来定义自己，这种认同不仅通过着装，也通过她们的组织、活动和关系来表达。本文将关于菲律宾家政工的性话语纳入适当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展现了部分菲律宾女性是如何通过关于“圣徒”和“妓女”的辩论来定义这种矛盾的。

国内外家政服务：全球经济中的菲律宾女性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作者发现，在香港的菲律宾家政工被赋予消极刻板印象，即不仅是家政工，还是性服务提供者。这一论述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而在香港本土背景下，又是如何延续下去的？

菲律宾性屈从者的形象植根于菲律宾长期的殖民主义、性别歧视和贫困历史，“性旅游业（sexual tourism）”一直是负债累累的菲律宾政府的一项不成文的发展战略。在美国侵占的40多年里，在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周围兴起了繁荣的性产业，为贫困妇女提供了赚取微薄工资的机会，如“艺人”、“慰安妇”和“好客女孩”。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菲律宾女性令人愉悦和顺从的“服务”提供者形象。Enloe（1989）在对亚洲性旅游业的研究中指出，马科斯政府“将菲律宾女性的美貌和慷慨作为‘天然资源’用于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不少研究揭示了菲律宾女性举世闻名的“好客”是如何被菲律宾政府作为主要外汇来源构建和利用的。

随着马科斯政权的下台，作为恢复国家尊严运动的一部分，阿基诺政府致力于清扫这种“服务经济”。然而，正如Enloe（1989）所指出的，由于忽视了该行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嵌入方式，这些努力未能根除性旅游业，在这种经济中，菲律宾女性几乎没有可行的经济选择，而富裕的西方人和越来越多的亚洲商人有经济能力将女性作为性商品进行购买和贸易。女权主义者在对拉莫斯政府2000年的菲律宾经济发展政策的批评中指出，政府以国内社会和经济恶化为代价，利用有吸引力的交易努力争取外资，这种交易往往包括女性。因此，即使美军基地关闭，“比基尼酒吧”仍然是菲律宾旅游和商业景观的中心特征。此外，随着新娘贸易的增长和女性劳动力的持续出口，这种与菲律宾“服务”有关的言论正流行在外。

虽然绝大多数菲律宾移徙者从事合法家政劳动，但与卖淫有关的现象仍然存在，部分原因是国际劳工移徙政策鼓励将女性作为商品买卖。事实上，“女佣贸易”是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的，在这种市场上，较贫穷的国家将其妇女的服务出售给较富裕的国家以换取现金。接受国可以从廉价的进口劳动力成本中获益，菲律宾等输出国依靠移民工人的汇款作为主要外汇来源。例如，1992年菲律宾女性在国外服务的收入约占菲律宾政府国民生产总值的12%。输出国政府对私营招聘机构的不恰当管理，间接促进了女性国民的商品化。私营招聘机构在向海外推销女佣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使用了诸如“特别挑选”“无限免费替换”和“可以少花钱为什么要多给呢”等商品化术语。

虽然菲律宾政府一直在积极地监管对其具有现金价值的海外合同工作事务（例如，离境税、强制汇款），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本身无法监测。由于移徙女性在私人领域内从事非技术性劳动，而大多数接受国的家政工作基本上不受监管。例如，在香港（为数不多的对外籍家政工有劳工立法的接受国之一），法律要求家政工为一名雇主从事全职住家工作，但没有具体说明 “服务”的条款和条件——从而使女性处于契约奴役地位，易受雇主性剥削。在居家的亲密工作中，家政工提供的服务涉及高度个人化和特殊形式的护理。这种护理往往以身体的生理需要为中心，例如准备食物、清洗脏衣服和内衣，以及清洁私人空间（如卧室、浴室）。鉴于家政服务的个人化属性，以及缺乏明确工作界限，出现有关性骚扰和虐待的报告并不奇怪。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听说过几个男性雇主向家政工进行性侵犯的案例（例如，抓住她们，要求按摩，在家里裸体踱步），或者向她们提出要求，以换取更高的工资或更有利的合同。然而，这类案件往往没有报告出来，因为权力的平衡显然有利于雇主而非家政工；虽然前者可能会随心所欲地雇用和解雇，但后者面临履行合同的压力，以免因债务而被驱逐回菲律宾。

作为低工资服务工作，家政工作和卖淫有时通过假就业机构直接联系起来，这些机构以家政服务为幌子招募年轻女性，却让她们在妓院或酒吧担任妓女或“艺人”。在家政合同过早终止和/或欠菲律宾招聘机构大量债务时，一些妇女被“征召”卖淫。在这两种情况下，菲律宾家政工的全球贸易与国际性贸易和贩运妇女纠缠在一起，模糊了家政服务和性服务之间的界限。如上所述，菲律宾和接受国的政府，特别是性交易最猖獗的亚洲政府，一直在合谋推动这种性剥削，它们没有监测招聘机构或颁布立法来保护（而非限制）移徙工人的权利。

虽然菲律宾女性的“妓女”形象可能植根于家政与性服务之间的历史联系中，但在香港，关于菲律宾家政工的公开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女性的性名誉和美德为框架的。这种道德争论的产生，部分是由于中国社会中女仆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事实上，正如Heyzer（1994）对亚洲各地家政工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那样，一个人是被作为家庭成员、雇员还是奴隶对待，取决于“家政工在文化上是如何被构建的”。Constable（1996）认为，香港华人对菲律宾家政工存在“道德上的怀疑”，原因之一是前者将其与传统的中国阿嫲（amahs音译，即女佣人，发誓终身不嫁的老姑娘）进行比较，后者以贞操誓言和对雇主家庭的无私奉献而闻名。与这些“高级仆人”相比，菲律宾人显得滥交且算计。菲律宾人还被用于与另一种传统中国仆人“妹仔”（muitsai粤语音译，东南沿海对婢女的俗称）进行比较，后者作为抵押劳工被卖给富有的香港家庭，名为奴隶实为妾的情况并不少见。虽然“妹仔”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被合法废除，但当前香港的家政工作属性再现了一种主仆联系。事实上，当地广东人对菲律宾家政工的称呼bunmui（菲律宾女孩）是带有贬义，视他们为现代“妹仔”。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菲律宾女性积极参与与其性声誉和道德认同有关的谈判。在下篇推送中，将描述她们如何在自己的群体中建立一种“服务伦理”，挑战与菲律宾女性有关的性的公共话语。通过“服务”于社区、上帝、家庭和国家，菲律宾女性展现了她们与菲律宾生活有关的贞节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