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历史中国”

作者：孙正军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九卿在汉代经历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的演变历程。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太常九职渐居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于汉制传统及模仿尧舜禅让，缘饰以经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东汉承袭王莽九卿诸多设计的同时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机构，最终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这一演变，显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

**关键词：**九卿　二千石　王莽　复古改制

对于汉唐时代中央官制变迁，识者常以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概括其演变大略——汉代置三公九卿，唐代设三省六部。魏晋以下直至明清，三公九卿仍在王朝官僚组织中占一席之地。不过，如果要列举三公九卿的典型时代，汉代无疑允为代表。这也意味着，较之魏晋以降，由太常（奉常）、光禄勋（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典客）、宗正、大司农（治粟内史）、少府构成的九卿在汉王朝的地位更为突出。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许多研究者意识到的那样，九卿作为一个制度性群体在王朝政治中发挥核心作用，事实上仅存在于东汉一朝；西汉时期，九卿仅作为习惯或理念上之概念使用，并不特指九种官职。按照这一意见，九卿在两汉四百年间绝非恒定不变，从西汉到东汉，大致有一个九卿从泛指诸职到特指九职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九卿制度的形成。

九卿是汉廷中央日常行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九卿任者亦是朝政方针的重要决策者，许之为汉代行政枢纽并不为过。在此意义上，对九卿制度形成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九卿自身，对窥视汉代官僚组织的运行及政治文化的演变，亦不无裨益。进而，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时期理想官制影响现实官制最早的例子之一，九卿与经典古制的关联，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官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复古改制，亦具有堪比原点的标志性意义。以下我们即以相关讨论为基础，探讨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过程。

一、学术史的考察

西汉九卿不限于九种官职，很早就为世人注意。东汉末年，学者刘熙提出“汉置十二卿”，其背景之一盖即《史记》《汉书》中存在太常九职之外若干被称为“九卿”的官职。三国时吴人韦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正卿”与“外卿”，并推测“外卿”之一的执金吾在汉武帝时被排斥在九卿之外，已然涉及九卿演变的具体环节。清人秦蕙田也意识到“九卿”本自《续汉书·百官志》，与《史记》《汉书》所见西汉十三卿不符，其中也隐约指出卿制在两汉有从十三卿到九卿的转变。不过，这些论述大抵浅尝辄止，并未触及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

第一次从学理上阐述九卿制度形成的现代学人是日本学者和田清。在1941年发表的《秦汉十二卿考》一文中，和田清提出秦及西汉原置十二卿，及西汉末儒家思想影响日著，王朝遂采儒家经典《礼记》等“三公九卿”之文，建立九卿制度。尽管和田清的论述不免笼统，在今天看来几为常识，但在当时仍不啻为理解汉代九卿演变的新见，尤其是揭示九卿制度建立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儒家思想影响日著，某种程度上构成此后研究者讨论九卿制度形成的重要起点。

不过，和田清对九卿转变时间点的界定较为模糊，宽泛地置于西汉末年，相对而言，伊藤德男的定位就精确多了。他以新莽为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提出王莽始以三孤卿+六卿合称九卿，由此在形式上确立以特定九职担任九卿，至东汉九卿制度进一步完备。受题旨所限，伊藤并未详细论述王莽九卿的制定及东汉九卿的完备，不过首次揭示王莽九卿在两汉卿制演变中的意义，诚为敏锐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伊藤还以对《史记》《汉书》“九卿”一词所涉官职的考辨为基础，指出九卿在西汉最初泛指从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之官，及至西汉后期，随着三公由理念上的制度转为现实，与三公并称的九卿也大致被限定为中二千石之职。要之，在伊藤看来，汉代九卿演变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西汉后期，九卿由泛指中二千石至比二千石之官转指中二千石之官；第二阶段发生在新莽及东汉初年，经由王莽另类九卿的“实验”，至东汉正式确立九卿制度。据此可见，伊藤的分析已经不限于两汉之交的显著变化，而是覆盖了九卿演变的全过程。

以上即日本学者对九卿制度形成过程的探讨，从时间上看，可谓着鞭在先，不过在此之后，日本学者罕有续论，中国学者则后出转精，无论是对整体过程的梳理还是对关键环节的认识，都有许多深入探讨。

1957年，劳榦发表《秦汉九卿考》，为较早涉及九卿制度形成问题的中国学者。文中认为秦及西汉凡中二千石皆为卿，包括《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见太常以下十四五种官职，至东汉九卿定制为九种官职，遂与中二千石厘然有别。劳榦虽未明言九卿在两汉之际发生转变，但其对秦、西汉与东汉九卿的区分已隐含了这一判断。

劳榦的论述并未超出古代学者如秦蕙田等太多，不过随后徐复观的讨论却颇具启发。他认为西汉九卿系作为观念上之官制象征性使用，故泛指多种官职，成、哀以后，直至东汉，始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而为事实上之九卿。亦即在徐复观看来，九卿在西汉后期至东汉有一个从理想官制走向现实官制的过程。徐复观没有论及促成这一转变的背景，不过从其对九卿概念渊源的梳理看，似乎未必认同和田清所说系受儒家思想影响日著所致的观点。

劳榦和徐复观的论述均未提到王莽九卿的意义，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先后指出王莽九卿为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陈文豪推测东汉九卿可能受到王莽以三孤卿、六卿合称九卿、坐实九卿观念的启示；黄炽霖进一步揭示，王莽九卿称“卿”及分属三公亦影响东汉九卿；卜宪群也揭举王莽改制在九卿演变过程中的意义，不过他强调王莽这一制度设计并非无源之水，西汉后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九卿已出现向实际政制转变的趋势。

这之后，阎步克对王莽改制的系列论述亦涉及王莽九卿。阎氏不仅揭示王莽九卿的学术背景，指出其三孤卿+六卿的九卿形式系兼综今文经学的九卿说和古文经学的六卿说，还通过分析“保灾令”明确了九卿如何分属三公。在此之外，阎氏还分析了九卿秩级在西汉一朝的变化，指出诸卿最初涵括二千石中的中央官员，景帝时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九卿遂升格为中二千石，一些原先同为二千石的官职在此过程中与诸卿剥离。要之，阎氏对九卿演变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王莽改制，二是九卿秩级的变化，而这两个部分恰恰对应了前揭伊藤德男所说汉代九卿演变的两个阶段。这显示出，至少就汉代九卿演变的整体脉络而言，二者意见毋宁说是一致的。

以上即为迄今学者对汉代九卿演变的主要论述，概括而言，大致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从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九卿变化，尤其是王莽九卿；二是西汉九卿的存在形态。相对而言，学者对前者意见较为一致，赞成王莽九卿是九卿演变的重要环节；对于后者则分歧较大，一部分学者以静态视角分析西汉九卿所指，由此衍生出九卿说、十卿说、十三卿说、十四卿说乃至泛指说等多种意见，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以动态视角界定西汉九卿，进而提炼出西汉九卿逐渐汇集于中二千石的演变线索。这种分歧势必导致学者对九卿演变进程理解存在差异：按照前一意见，九卿演变只有一个阶段，即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九卿改革；而按照后一意见，九卿演变则经历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和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九卿改革两个阶段——前者系秩级演变的产物，后者为复古改制的结果。

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披露，西汉初年不存在中二千石秩级现已成为学界共识。亦即《史记》《汉书》所见九卿秩中二千石乃是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是汉代九卿演变必不可少的阶段。因此，笔者赞成伊藤德男、阎步克所说汉代九卿演变经历两个阶段的意见，不过在此框架下，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澄清。譬如九卿定秩中二千石是在什么时候？此前、此后九卿包摄的官职是否存在差异？西汉后期三公由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中九卿是否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王莽九卿和东汉九卿又有什么影响？而王莽“异想天开”的九卿设计其意义究竟如何？以下笔者即以回答这些问题为线索，综合以往讨论，尝试勾勒汉代九卿制度形成的整体脉络。

二、从九卿二千石到中二千石九卿

先秦时期，卿多指爵、位；及至秦汉，卿在保留爵、位内涵的同时又渐向官职靠拢。随着卿概念的这一转向，经典古制中指向官职设置的“三公九卿”越来越多地影响王朝官制高层结构的设计，并最终催生了包括九卿制度在内的三公九卿制的形成。

九卿制度形成的第一阶段是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亦即九卿专指中二千石诸职。而论及于此，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中二千石秩级何时形成。关于此，学界仍莫衷一是。笔者在详细检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认中二千石是在汉武帝前期的秩级整理运动中与比秩、真二千石一起成为正式秩级。另一方面，尽管对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时间认识不同，但对中二千石秩级设置的初衷，学者意见却颇为一致：他们大多赞成劳榦训“中”为“京师”之意，承认中二千石秩级的设立是为了区分中央二千石与地方二千石。这也就意味着，随着中二千石秩级成立，与中二千石密切相关的“九卿”所指涉官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

那么在西汉前期，哪些官职可称“九卿”？郎中令应是其中之一。文帝自代入京，原代国郎中令张武被任为汉廷郎中令，文帝称其“官至九卿”。不过，武帝之前确切可考被称作“九卿”的官职，文献仅此一例。

如前所述，伊藤德男推测九卿辐辏于中二千石之前包括中二千石至比二千石诸职。尽管伊藤没有意识到中二千石秩级是在汉朝建立半个多世纪后才形成，但认为九卿在西汉前期并非对应特定官职而是对应于秩级，富有启示。阎步克综合《新书·等齐》及《二年律令·秩律》等进一步提出，凡二千石中的中央官，皆可称“九卿”。在《二年律令》中，这部分官职包括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太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

《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栏中，还包括部分地方官职，如备塞都尉、郡守、郡尉，这些非汉廷中央官为何不能称“九卿”，对此阎氏没有论证。然而这并非没有争议，伊藤德男即怀疑西汉前期九卿包括地方郡守在内，其主要依据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对李广利率军征讨大宛后的论功行赏：

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

伊藤比定诸记载后认为，所谓“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即指光禄大夫赵始成、少府上官桀及上党太守李哆。按照这一说法，则九卿包括地方郡守在内。不过，据文献所见，此前此后，地方守相皆不称九卿。如景帝时石奋自九卿徙为诸侯相，宣帝时杜延年以故九卿（太仆）拜北地太守，成帝时冯野王以九卿秩（大鸿胪）出任上郡太守，皆显示九卿当不包括地方守相在内。伊藤以郡守归于九卿，是有疑问的。事实上，即便其引以为据的史料自身，在叙述因功授职时将九卿与诸侯相、郡守并列，也表明地方守相与九卿绝非一回事。

那么，《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栏所见汉廷中央官是否都可称“九卿”？御史大夫、廷尉以下大约不成问题，稍有疑问的是“卫将军”，或以卫将军没准儿就是一个“卿”。不过征诸史文，此说可商，其反证即文帝即位之初封赏代来旧臣的诏文，云：

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或认为文帝诏中“官皆至九卿”者，包括卫将军宋昌在内。不过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入京时，“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可见所谓官至九卿的“从朕六人”系指张武等，并不包括宋昌。由此可见，至少在文帝初年，九卿应不包括卫将军在内。考虑到《二年律令·秩律》之“二年”系吕后二年（前186），去文帝不远，很难认为彼时卫将军位列九卿。明确了这一点，则西汉前期九卿可能指涉的官职范围大致浮出了水面，即二千石秩级中在丞相之下设置的分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

无论如何，西汉前期九卿汇集于二千石殆无疑问，而随着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九卿所指涉官职发生什么变化呢？

统计《史记》《汉书》中“九卿”称谓可以发现，太常、光禄勋、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大鸿胪（大行）、宗正、大司农（大农）、少府、执金吾（中尉）、主爵都尉、京兆尹（右内史）、左冯翊（左内史）、右扶风、长信少府、长乐少府、前辉光等17职，在武帝以降都曾被称为“九卿”。诸职之中，三辅以上前人已有论列，这里对最后三职略作说明。

长信少府凡两见，较为明确的是《汉书·盖宽饶传》，文中称“列卿”；《汉书·石显传》虽称“九卿”，不过“九卿”所指官职不甚明晰。从《石显传》可知，贡禹是在谏大夫任上经石显推荐而“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据贡禹本传，禹任谏大夫至御史大夫期间，曾先后担任光禄大夫、长信少府。按光禄大夫，徐复观认为或属“九卿”，不过《汉书·董贤传》称董贤拜大司马，“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卫尉），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可见光禄大夫虽然在某些场合可秩等九卿，但明确不属卿职。又《萧望之传》载弘恭、石显欲排斥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向，使人上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其中光禄大夫也与九卿截然区分。光禄大夫既不为九卿，则贡禹“历位九卿”所谓官职只剩长信少府。结合《盖宽饶传》所见檀长卿以长信少府被称“列卿”，则西汉后期九卿应包括长信少府。

至于长乐少府，仅见戴崇一例，情况更为复杂。据《汉书·张禹传》，戴崇似以少府而非长乐少府被称“九卿”。不过《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一栏，却不见戴崇其人，考虑到戴崇活跃于元帝以后，而汉表对元帝以后少府任职者的记载基本不缺，因此很难认为汉表漏记少府戴崇，更可能的原因是戴崇所任“少府”系其他少府——如将作少府、长信少府等在汉代皆可统称少府。在《汉书·王莽传》中，恰有“长乐少府戴崇”，成帝时曾参与推荐王莽，二者姓名相同、年代相仿，当为一人。如果上述推测不误，则戴崇所任“少府九卿”应指长乐少府，亦即戴崇是以长乐少府被称“九卿”。事实上，考虑到长乐少府与长信少府本为一职，则长乐少府同属九卿顺理成章。更进一步，尽管没有史料依据，但推测与长信、长乐少府同为太后三卿的长信、长乐卫尉及太仆也可称九卿，大约不算无稽。

又前辉光，是自京师分出的二郡之一（另一为后丞烈）。作为京师的三辅既可称“九卿”，则析分自京师的前辉光被视为“九卿”，也是自然的。

以上我们确认在中二千石秩级形成的武帝以后，包括太常、光禄勋在内的10多种官职皆可称“九卿”。那么职掌不一、地位不等的官职被统称“九卿”，其依据又是什么？伊藤德男、沈刚和阎步克均认为西汉后期“九卿”秩中二千石，笔者赞成这一意见，不过尚有些反证需要辨明。

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中二千石一级仅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10职，“九卿”中的主爵都尉、长信长乐少府及三辅均不在其列，对此应如何解释？

按主爵都尉，杨振红引《史记·汲郑列传》证明其秩中二千石。而三辅秩级中二千石，尽管不无争议，但安作璋、熊铁基、阎步克等所持中二千石说显更合理。至于长信、长乐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均记其秩二千石，不过《汉书·外戚传》载哀帝时立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明确称包括长信少府在内的太后宫卿秩中二千石。又《宋书·百官志》“太后三卿”条引应劭《汉官仪》：“卫尉、少府，秦官；太仆，汉成帝置。皆随太后宫为号，在正卿上。”太后三卿既“在正卿上”，则秩级当不低于中二千石。

除上述诸职外，还有詹事一职需要查考。《后汉书·党锢传·孔昱传》载其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褒成侯。”李贤注据《汉书·孔霸传》称孔霸曾任詹事、高密相，判断“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历卿”。据此，似乎非中二千石的詹事及诸侯相亦得称九卿。按诸侯相不为九卿，已见前文，然则詹事就是孔霸所历“九卿”么？似乎也不尽然，至少史传内就有明确显示詹事不为九卿的文字。《史记·汲郑列传》载郑庄于武帝时“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郑庄既从九卿右内史贬秩为詹事，则詹事非九卿。考虑到詹事称九卿仅见《孔昱传》一例，且其中不乏年代错讹，因此《孔昱传》的孤例似不足以证成詹事得称九卿。

排除了上述反证，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西汉后期作为概念使用的九卿主要是指中二千石诸职。西汉后期记载中频见以“九卿”取代“中二千石”也可证实这一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四年（公元4年）赐爵，“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 而据文献可知，西汉后期类似赐爵的范围，史家更多表述为“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显然在元始四年的场合，“九卿”已代替“中二千石”，成为赐爵人群的上限。此外，《汉书·朱博传》“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外戚传下·孝元傅昭仪传》“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定陶丁姬传》“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在这些场合，“九卿”也是作为“中二千石”的替代用词出现。而“九卿”之所以能够取代“中二千石”，其背景即九卿在西汉后期已等同于中二千石。

最能反映西汉后期九卿等同于中二千石的证据莫过于敦煌汉简第1108号简，根据任攀的最新复原，其文字如下：

元始五年十二月辛酉朔戊寅，大司徒晏、大司空少傅丰下小府、大（太）师、大（太）保、票（骠）骑将军、少傅、轻车将军、步兵［将军］、宗伯、监御史、使主兵、主计（？）、主客、护漕都尉、中二千石九卿、真二千石州牧、关二郡大（太）守、诸侯相、关都尉

按此枚简，或疑是习字简，不过比照学者所总结的习字简特征，恐怕很难作此认定。此简既非习字简，则当是实际行用的文书简，具有体现现实官制的意义。这枚简中，与本文相关者即“中二千石九卿”，阎步克认为“中二千石九卿”为完整提法，任攀则将中二千石、九卿分开理解。结合前引《朱博传》“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不难判断，这里“中二千石九卿”当与其后“真二千石州牧”一样，均应被视为一个完整用词，其成立的基础即是“中二千石=九卿”。当然，考虑到当时文书仍多使用“中二千石”而非“九卿”或“中二千石九卿”，因此还不能判定彼时九卿已经形成制度，毋宁认为“中二千石九卿”只是时人对中二千石与九卿关系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也非所有定秩中二千石的官职都可称九卿，譬如太子二傅。尽管史志称其秩二千石或真二千石，但从西汉后期实际政治看，太子二傅似为中二千石。《汉书·冯野王传》记载：

数年，御史大夫李延寿病卒，在位多举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乃下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如上所见，此次候选御史大夫的范围为中二千石，太子少傅张谭既在其中，其秩当为中二千石。而太子太傅秩级，据《汉书·外戚传下·孝元傅昭仪传》：

明年，（成帝）遂征定陶王立为太子，语在《哀纪》。月余，天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后。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春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太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诏问所以谢状，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

太子太傅赵玄以议事不当左迁少府，既称“左迁”，其地位应在少府之上。少府已是中二千石，太子太傅又非三公，其秩级只能是中二千石。故唐人杜佑称“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后”，以汉初状况而言未必准确，但从西汉后期历史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太子二傅秩中二千石已如上论，而学者业已指出，太子太傅不在九卿之列。尽管其所引石奋例显示的是景帝初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之前的状况，但考虑到太子二傅职掌辅导太子，而非行政职务，太子宫具体事务另由詹事所领诸职负责，则太子二傅在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之后仍非九卿，当不意外。由此而见，前文在分析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之前九卿所指时推断九卿仅指“丞相之下设置的分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这一定义在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之后仍然适用——太子二傅因不掌实际事务，故被排除在九卿之外。

以上虽然胪列了一些反证，但整体上看，西汉后期九卿汇集于中二千石，这么判断应可成立。若上述不误，则九卿在西汉一朝大致经历了从二千石到中二千石的演变，而在这个变化中，秩级乃是衡量是否九卿的重要标准，此即学者所谓“以若干石为卿”。九卿既以秩级为标准，则西汉九卿与九卿特指九职的理想官制设计尚有距离，后者的现实化乃是随着两汉之交一系列波及政治、社会乃至思想文化的巨变才最终实现。

三、王莽九卿再认识

西汉后期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中，三公曾两次由理想化为现实：先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合称三公；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复归原职后，至元寿二年（前1年）再度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构成三公。在三公现实化运动的过程中，九卿是否也完成从理想官制到现实官制的转变？对此，学者回答并不一致。

多数学者倾向于迄至西汉灭亡，特指九职的九卿制度都未建立。不过徐复观暧昧表示，九卿和三公一样，是在成、哀以后直至东汉，始由观念上的官制坐实为现实制度；杨振红亦推测九卿制度确立的具体时间大体与三公制度同时。按照后一意见，九卿制度乃是随三公制一并建立。不过，如史文所见，直到平帝年间，太常九职之外的左冯翊、长乐少府、前辉光等仍被视作九卿，故此大约很难认为在三公定制的西汉后期，九卿已完成从理想官制到现实官制的转变。

三公制设立的背景或也透露九卿制未必随三公制一起建立。一般认为，复古思潮是三公制建立的社会文化背景，此说固然不误，但正如学者所论，西汉后期之所以从“古制”中擿出三公并予以制度化，背后还有更为切实的政治因素在推动。如多数学者提到，设置三公是为了削弱、分散相权；祝总斌虽不赞成这一看法，但也承认政治因素是王朝设立三公制的主要考虑——在他看来，成、哀两次建立三公制原因并不一致，绥和元年是为了保证统治质量，摆脱统治危机，元寿二年则是为了尊宠董贤；吉野贤一另注意到西汉后期盛行模仿尧舜禅让的再受命思想，强调三公制出现尤其是元寿二年改制乃是再受命思想影响下的结果，其目的是克服汉王朝日益衰退的政治危机。徐冲则回到权力结构视角，以内外朝的贯通为特征，阐释三公制出现的政治意义。由此可见，尽管学者对三公制设立的背景仍无一致意见，但都承认政治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西汉后期设立三公名义上是复古改制，实际却是基于现实考虑的政治举措，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在此意图下，是否完整恢复经典古制中的三公九卿并不重要，在九卿制不具备所期待的政治功能时，王朝自然不会汲汲于设置九卿；九卿的制度化、并与三公搭配形成完整的三公九卿，则有赖对复古更为狂热的王莽才成为现实。

关于王莽九卿，《汉书·王莽传》记之甚详，学者多有引用，这里不避繁复，再引如下：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

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赘官，主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

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中二千石曰卿。

概言之，王莽对九卿的设计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1）设置三孤卿、六卿，以三孤卿+六卿的形式构成九卿；（2）九卿分属三公；（3）兵卫舆马诸职自成系统，另称“六监”，与九卿脱离；（4）秩级中二千石正式称“卿”。

上述涉及九卿的诸改革中，最为醒目的即九卿构成。如学者所论，这是兼综《周礼》《礼记》，杂糅古文经六卿说、今文经九卿说而形成的一种另类九卿。不过，王莽九卿还有汉制传统，譬如三孤卿，《汉书·哀帝纪》载元寿二年“正三公官分职”，同时“正司直、司隶，造司寇职”。检核汉表可知，元寿二年调整或新设的司直、司隶、司寇正是作为三公副贰出现的。尽管王莽所置三孤卿与哀帝“三司”名号不尽相同，且后者事实上也“事未定”，但若与经典古制以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为孤卿相比，王莽三孤卿的设计无疑更接近哀帝“三司”。要之，王莽设三孤卿，固然有儒家经说作为依据，但哀帝元寿二年所置作为三公副贰的“三司”应也为王莽“发明创造”提供了制度资源。

至于九卿中的六卿，乃是出自《尚书》，这一点学者已有提示，兹不赘述。这套由《尚书·舜典》所构建的虞舜官职体系大致如下：

禹—司空弃—后稷契—司徒

皋陶—士垂—共工益—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

比较可知，除了负责刑罚的“士”改“作士”，职掌草木鸟兽的“虞”作“予虞”之外，王莽六卿完全来自虞舜诸职。从名号来说，如此改动并不合理，甚至可以说闹了笑话，不过，考虑到王莽力求“制度唯美主义”，则上述改动毋宁说是王莽有意进行的，以追求六卿名号的“形式美”。

王莽为何汲汲于恢复虞舜官制？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固是原因之一，不过《尚书·舜典》所记虞舜诸官本无“卿”名，而明确言及九卿或六卿者则为《礼记》或《周礼》，后者还详细开列了六卿之名（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和九卿构成方式（三孤卿+六卿）。因此，王莽舍《礼记》《周礼》而取《尚书》，单从“必欲依古得经文”无法解释。

如所周知，西汉后期盛行“汉家尧后”之说，在此背景下，王莽以虞舜后裔自居，提倡“新室舜后”，以期代汉立新。明乎此，王莽在六卿设置上取虞舜官职为名，其用意就不难理解了——显然，王莽是借官制上恢复虞舜旧制，以呈现和强化“新室舜后”的形象，由此向世人传达汉新禅代的正当性。王莽这一做法在汉末新莽之际并非孤例，哀帝元寿二年及王莽选择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同样也以模仿舜制为初衷，只不过前者试图借“再受命”挽救汉室，后者则和六卿设置一样旨在代汉立新。

以上我们分析了王莽九卿的制度来源，不难看出，王莽九卿乃是一个混合体，其中三孤卿承自汉制传统，六卿则源出被视为虞舜旧制的《尚书·舜典》。经典的官制设计，现实的制度传统，加上别有用心的政治意图，造就了王莽九卿虽然在形式上与《周礼》“三孤卿+六卿”的九卿构成类似，实际却有些不伦不类。不过，无论王莽九卿多么另类，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王莽首次明确以九卿特指九职，由此将九卿从理想官制坐实为现实官制。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认为王莽九卿在九卿演生史上具有关键地位。不过，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被认为受王莽九卿影响极大的东汉九卿，其构成却与王莽九卿截然不同。东汉为什么会选择太常九职构成九卿？回答这个疑问，或许对我们重新审视王莽九卿不无裨益。

前已论及，迄至西汉灭亡，九卿都仍泛指中二千石秩级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官。不过，西汉后期九卿也有一些动向值得注意。《汉书·霍光传》记载元平元年（前74年）六月癸巳，霍光与群臣联名奏废即位仅27日的昌邑王刘贺：

丞相臣（杨）敞、大司马大将军臣（霍）光、车骑将军臣（张）安世、度辽将军臣（范）明友、前将军臣（韩）增、后将军臣（赵）充国、御史大夫臣（蔡）谊、宜春侯臣（王）谭、当涂侯臣（魏）圣、随桃侯臣（赵）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杜）延年、太常臣（苏）昌、大司农臣（田）延年、宗正臣（刘）德、少府臣（史）乐成、廷尉臣（李）光、执金吾臣（李）延寿、大鸿胪臣（韦）贤、左冯翊臣（田）广明、右扶风臣（周）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苏）武、京辅都尉臣（赵）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王）迁、臣（宋）畸、臣（丙）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赵）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可以看到，后世九卿中，这里提到七卿。至于光禄勋、卫尉，因分别为车骑将军张安世、度辽将军范明友兼任，其职并于将军，故未单独列出。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列出的七卿，除执金吾杂入其间外，大体连续排列，位置介于御史大夫、列侯与三辅、长信少府之间。无待赘言，诸人在联名中的位次取决于其所任官职高低，七卿任职者的这个位置，显示出彼时太常九职已整体居于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

更能体现太常九职尊显于其他九卿的是《柏梁台诗》，其文如下：

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前108）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

大司马曰：郡国士马羽林才。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

大将军曰：和抚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

太常曰：撞钟击鼓声中诗。宗正曰：宗室广大日益滋。

卫尉曰：周卫交戟禁不时。光禄勋曰：总领从官柏梁台。

廷尉曰：平理请谳决嫌疑。太仆曰：循饰舆马待驾来。

大鸿胪曰：郡国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舆御物主治之。

大司农曰：陈粟万硕杨以箕。执金吾曰：徼道宫下随讨治。

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

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领其财。

典属国曰：蛮夷朝贺常会期。大匠曰：柱枅薄栌相枝持。

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张罝罘。

郭舍人曰：啮妃女唇甘如饴。东方朔曰：迫窘诘屈几穷哉。

关于《柏梁台诗》真伪，历来聚讼纷纭，据笔者考证，此篇大约成于平帝元始五年以后，东汉立国之前。以此而言，《柏梁台诗》作为呈现西汉中期以降官职生态的史料，当无疑问。可以看到，和霍光等人上书时的排名一样，《柏梁台诗》中太常九职也位次相接，位于秩居上卿的御史大夫后，而先于同为九卿的执金吾、三辅。

除了上述整体性显示太常九职位次的资料外，史传中还有一些文字，也零星证实太常九职居于其他九卿之上。《汉书·翟方进传》称少府陈咸、卫尉逢信“官簿”皆在时任京兆尹的翟方进“之右”，表明太常九职中的少府、卫尉高于同为九卿的京兆尹；又三辅迁升多除授太常九职，也显示后者当居三辅之上。要之，尽管现存文献中并无更多资料显示西汉后期太常九职在百官序列中的位次，但综合上述史料不难看出，西汉后期太常九职已较为稳定地居于中二千石九卿的顶层。太常九职这一位置，透露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在西汉后期或已“万事俱备、唯欠东风”。

明乎此，对于王莽九卿的意义，似乎就可有别的理解了。固然，王莽首次将九卿确定为九职，捅破那层窗户纸，推动了九卿制度的形成，不过若从九卿构成的角度看，王莽以三孤卿+六卿、并搬出《尚书·舜典》来命名九卿，却偏离了九卿演变的原有轨迹。在这个意义上，王莽九卿毋宁说是走了弯路，而东汉一反王莽旧制，确定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恰如一次“拨乱反正”，将九卿从王莽设计的歧途上拉了回来。

四、东汉九卿“拨乱反正”

王莽九卿显示了九卿构成的另一种可能，不过在志在复汉的光武君臣看来，却偏离了正道，于是东汉“拨乱反正”，正式确立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其最确切的证据即《续汉书·百官志》中，太常九职被明确标注为“卿一人”。尽管《续汉志》成于晋人司马彪之手，但诸如“卿一人”这类出自“正文”的文字却来自东汉官簿。这也就意味着，东汉九卿由太常九职构成乃是以官方颁布律令的方式确立的，而由此确立的九卿不再是一种理念或惯例，而是制度。

按照司马彪的自叙，《续汉志》依据的官簿是“宜为常宪”的世祖之制，这显示出至迟在光武时期，东汉已建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的制度。更进一步，具体是在哪一年？对此史无明文，可能的时间点有三个：其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在称帝伊始已多恢复西汉九卿之名，于此之际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是可能的；其二，建武六年，是年光武下诏并省郡县，减损吏员，而据《续汉志》记载，九卿在中兴以后也曾大规模裁撤属吏，或即同时，光武在精简九卿吏员之际确立九卿制度，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三，建武二十七年，是年去大司徒、大司空之“大”，并改大司马为太尉，正式确立三公之名。考虑到九卿与三公的关联，不排除王朝在正三公之名的同时建立九卿制度。

解决这一问题，仍需以文献中九卿指称官职的具体表现为据。在此思路下，建武八年寇恂以执金吾被称“九卿”，就有了标杆意义。据《后汉书·寇恂传》记载：

（建武）七年，代朱浮为执金吾。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群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

光武希望寇恂从执金吾出为颍川太守，以平定颍川盗贼，这个过程，光武称之为“从九卿复出”。在此表述中，执金吾被视作“九卿”之一。而东汉官簿中九卿仅指太常九职，执金吾不在其列，这显示出，至少在建武八年之际，东汉九卿尚未明确为太常九职。然则九卿制度建立只能在此之后，建武二十七年也就成了唯一选项。

而在建武二十七年以后，相关文献中的“九卿”，以及意义相近的“九列”、“列卿”、“诸卿”等，几乎仅限于太常九职。兹将彼时被称作“九卿”的官职整理如下。

太常：朱伥、马日（石单）

光禄勋：周举、陈蕃

太仆：宋汉、陈纪、蒋叠

廷尉：崔烈

大鸿胪：包咸、周举、韩融

大司农：牟融、刘据、李暠、张奂、尹勋

少府：荀迁、孔融、何豹

大长秋：良贺

可以看到，太常九职中除宗正、卫尉未见称“九卿”例者，其余均曾被称“九卿”。又蔡邕为杨赐撰碑，云其“六在九卿”。检《后汉书·杨赐传》，杨赐两任少府、光禄勋，一任太常、廷尉，与“六在九卿”之数正相吻合，这无疑也表明九卿即指太常九职。

不过，如上所见，被称作“九卿”的官职除太常九职外，还包括一例大长秋，这似乎构成明显反证。《后汉书·宦者传·良贺传》记载：“贺清俭退厚，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据此，作为皇后宫官的大长秋得称“九卿”。的确，在《续汉志》注文中，张晏称大长秋为“皇后卿”，不过大长秋秩仅二千石，而自西汉中期以后即已确立仅中二千石可称“九卿”的故事，《良贺传》以大长秋为“九卿”，不得不说是有疑问的。事实上，检核汉代历次察举，迄未见到单独以九卿举荐者；而阳嘉年间这次“举武猛”，不见于《顺帝纪》，从前后几次举武猛的情形看，举荐者亦不限于九卿，三公、特进、校尉甚至诸侯亦得举荐。因此颇疑此处“九”或为“公”之讹——汉代以公卿察举极为常见。而所谓“公卿”，并不专指“三公九卿”，乃是意指模仿周代公卿大夫士内爵系统之“公卿”。固然，此系统之“公卿”，一般对应于中二千石以上，不过在察举场合，则可下至二千石郡国守相甚至比二千石校尉。大长秋秩二千石，名以“公卿”理所当然。

要之，对于良贺以大长秋称“九卿”如何解释或可再议，但记载自身的不确定性至少表明其尚不足以推翻九卿在建武二十七年后仅限太常九职的结论。退一步言之，即便其中“九卿”不误，那也只是时人对九卿所指不算严谨的表述，并不妨碍制度上九卿特指太常九职。明确了这一点，可以确认东汉自建武二十七年以后正式建立了以太常九职为九卿的九卿制度。而借由此一“拨乱反正”，东汉九卿实现了与西汉后期九卿新动向的“对接”。当然，介于其间的王莽九卿也非一无是处，九卿特指九职系由王莽首开其风，东汉九卿明确称“卿”，以及九卿分属三公，也因袭自王莽九卿。不过，东汉九卿上述同于王莽九卿的表现只是形式上因袭，实际却有不同。譬如九卿称“卿”，王莽规定“中二千石曰卿”，在此规定下，卿号附属于秩级，亦即凡中二千石皆可称“卿”，故新莽在九卿外又有职掌兵卫舆马的六上卿。而在东汉官簿中，卿号附属于特定官职，只有明确标注“卿一人”的太常九职可称“卿”，中二千石的执金吾、太子太傅、河南尹等皆不为“卿”。因此在相关文献中，太常九职在某些场合或后缀以“卿”，如谢承《后汉书·羊续传》、司马彪《续汉书·张奂传》有“太常卿”，谢承《后汉书·商仁传》有“大鸿胪卿”，司马彪《续汉书·祭彤传》有“太仆卿”，《窦固传》《马光传》有“卫尉卿”，而立于灵帝建宁元年（168）的衡方碑，题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则显示出即便在东汉时代，时人也已习惯以“卿”标注太常九职。东汉太常九职后缀以“卿”，正是“卿”明确附属于太常九职后的表现。

伴随九卿制度的建立，东汉王朝还对九卿进行了一系列整饬，其要者包括：第一，减损吏员，整顿机构。比较两汉九卿官署结构可知，东汉九卿官署大为减少，尤其是太常、少府，减省皆在十署以上。这之中，有些被直接裁撤，有些因职能相近并省，有些则更换所属九卿。通过这些调整，东汉九卿结构更趋完善，事务分工也更合理。第二，设置文属官。如《续汉书·百官志》所见，光禄勋、少府之下皆设置多种文属官，其中光禄勋下有三都尉、诸大夫、议郎、谒者，少府下有侍中、中藏府令、内者令、尚方令、尚书·符节·御史·兰台诸职及诸宦者署。所谓“文属”，学者或释作“文簿”上统属，或释作名义上属或行文时属，尚无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九卿与其文属官之间并无职事关联。东汉于九卿下设置文属官，固然可以理解为在三公九卿体制中安插皇帝直属官职，以强化独裁统治；或是在内朝官解体的背景下整理统属关系及明确机构职责。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正是借助“文属”，九卿得以包容更多的官僚机构，由此在制度形式上凸显九卿作为三公之下日常行政执行枢纽的地位。第三，确立九卿排序。西汉太常九职间还看不到明显的位次关系，及至东汉，则确立了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的先后顺序，尤其是在朝堂仪会、联合上书等礼制场合，基本遵循此一顺序。九卿排序固化，意味着九卿之间出现高下格差，这在明确九卿各自地位的同时，亦有助于突破秩级限制，形成更具现实意义的官职迁转序列。第四，九卿官署移至宫城外。西汉太常九职的官署所在尚未完全明确，不过其中应有部分位于未央宫内，光禄勋、少府、太仆甚至位于更为近密的殿中。而在东汉，九卿官署无一例外都被搬至宫城外。九卿官署外迁，在政治空间上拉开与皇帝的距离，这对九卿在王朝政治中的权重或有削弱，不过另一方面，九卿因此摆脱暧昧模糊的内朝官身份，其作为外朝行政枢纽的职责也更为纯粹。

要之，在九卿制度演生史上，东汉构成了极其关键的环节。而在九卿制度的影响下，太常九职间联系更密，较之此前更多以群体面目出现。譬如《续汉书·舆服志》对冕服、绶制等的记载中，九卿便多作为独立群体，与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并举；又东汉皇帝诏令群臣举荐人才或议论政治得失，九卿也常被单独标出；此外在一些赏赐场合，九卿也构成受赐序列之一级。尽管东汉也存在不少九卿被掩盖于中二千石的情况，显示九卿的群体特征仍不确切，但东汉九卿已经常性地被时人视作一个整体，却也毋庸置疑；而此现象的出现，得益于九卿制度的建立与成熟。

余论

以上我们梳理了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过程，整体上看，两汉九卿大致经历了从辐辏某一秩级到特指九个官职的演变：西汉前期，九卿泛指秩级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后，转而泛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已出现太常九职稳定居于同为“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的新动向；王莽代汉，基于汉制传统及以舜裔自居、模仿尧舜禅让的政治意图，缘饰以经文学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其首次以九卿特指九职固开风气之先，但不伦不类的九卿构造却使得其“发明创造”功过参半；及至光武复国，“拨乱反正”，一方面承袭王莽九卿中的诸多设计，另一方面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九卿机构，最终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备的九卿制度。

无待赘言，九卿在汉代的演变与大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从嬴秦到东汉，各种管理学说、治国主张先后进入统治思想，法家、道家、儒家，霸道、王道、霸王道，相继粉墨登场，交错融合，使得彼时成为不同渊源、不同性质的各种制度文明的“试验场”。九卿的发生、演变亦受到此大环境的制约。九卿多为君主服务，暗示其成长于战国以来的法家君主官僚制，九卿辐辏于二千石、中二千石，则是受到法家精神浓郁的“吏禄”扩张的影响。及至西汉后期儒学高涨，来自儒家经典的理想官制“三公九卿”现实化的要求被提上日程，虽然实际进程不乏反复，但最终在前者的推动下，九卿从理想走向现实，以制度的形式成为王朝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东汉九卿中的太常九职，追根溯源，滥觞于法家政制，但在九卿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却披上儒家经典古制的外衣，这种矛盾却又富有张力的结构不禁令人想起东汉儒法合流、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九卿的这一特质或许正是政治文化施于制度文明的投影。

进言之，对于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包括九卿制度建立在内的一系列波及官制、礼制等的变革，学者常在“奉天法古”或“古典国制的建立”等名目下予以梳理，表述虽有差异，但都承认经典古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些披着“复古”外衣的制度变革，其实并非真的恢复古制，更多时候毋宁说是参考古制、斟酌今制的产物。三公制设立的政治考量已如前述，西汉后期效法“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改刺史为州牧，其实也不是单纯恢复古制，刺史职权扩大，以及弱化监察职能、减轻郡守约束乃是缘由之一。类似，平帝元始五年在王莽主持下“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经义”亦非唯一依据，王莽采《尧典》十二州而非流传更广的《禹贡》或《职方》九州，除“汉家廓地辽远”的现实限制外，王莽代汉自立的政治意图大约亦相关。又作为礼制复古之大端、平帝元始年间成立的南郊郊祀礼，其不合礼制、百神群集的郊坛亦显示出秦及西汉国家祭祀的强烈影响。此外，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恢复古冕，同样没有尽依古制，而是出于“尊君”考虑及照顾现行品位结构，规定“六冕同制”，且服冕者仅限于公卿以上。

九卿制度亦是如此。经典古制固是九卿制度建立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正如前文所见，秦汉帝制以来的传统故事、旨在更好管理事务的理性行政以及包含特定用意的政治意图，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认为，九卿在各个时期的演变，正是由上述诸因素中的一点单独或几点合力推动而成。九卿从对应于二千石到对应于中二千石，理性行政更具主导效用；九卿自泛指诸职转向特指九职，经典古制尤为推动元素；而九卿由三孤卿+六卿还是太常九职构成，则显示出政治意图和传统故事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以往多被视为复古改制一端的九卿制度，事实上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政治意图等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其中唯一动力。且从各时期九卿演变的动力构成来看，上述四个因素也非犹如驾驷的马车，朝同一方向拉动，有时候毋宁说指向了不同方向。正是这种多元复杂的动力机制，使得九卿演变绝非线性发展，而是存在变数和意外，王莽另类九卿即是此类变数或意外的集中体现。要之，九卿从泛指二千石收缩指中二千石，再经王莽另类九卿到东汉“拨乱反正”，其演进在两汉时期恰如走了一回“之”字形路线，而九卿制度亦在此婉转曲折的演进过程中正式建立。

〔作者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