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毛泽东的话语艺术_风闻

  1957年3月12日，翻译家傅雷先生在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写信给儿子傅聪描绘当时的情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者注）。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毛泽东的“隐而不露”与“下回分解”

傅雷所说的“隐而不露”，是毛泽东在说服人方面的话语特点之一。

我国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在延安时曾与毛泽东交谈过一整天，并深深感受到了“隐而不露”的力量。

严文井先生回忆道：“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我也很奇怪他拿什么征服了我。”

“……其实他那天没讲一句“马列”，讲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态人情。他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马列”挂在嘴边上。但你事后细想，讲的都是“马列”呀。他把“马列”全融会到中国现实中啦！”

“当时我就认定，跟着这个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国肯定有希望！真“马列”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当然不是所有和毛泽东谈过话的人，都能接受毛泽东所有的看法和观点。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说：“下回分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惨象。他对蒋介石领导的抗战不再抱希望，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悲观。于是，他于1938年1月到访了延安。在思想上，梁漱溟先生是一向同情共产党为民族奋斗的精神，而同时又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主张的。

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谈话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梁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笔者注）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这次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当把话题转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时，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有一次从前一天傍晚，一直争论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末了，毛意味深长地对梁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十多年后，1950年的春天，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在延安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梁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

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在事实面前，梁漱溟终于承认了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

反复琢磨才知的”多层含义“

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享誉世界。他哲学思想中极具特点的思维方式，也经常渗透在他的讲话之中。凡是接触过毛泽东的人，大都能体会到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的含蓄和多层次含义。这种语言有时表面上是很直白的，但理解其内涵对一些人来说却要费点功夫。要去思考，去琢磨，去咀嚼，去品味，有的还可能永远不会准确全面地体会出来。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后来，我慢慢地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较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的意思只有在长期思考后才能总体领会。”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一篇讲话。其中谈到，该如何应对帝国主义核讹诈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和平。但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当时在座的“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但据说在场的外国人却觉得有点惊奇，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一些误会。

针对这个误会，我国著名中苏关系历史研究专家、《中苏关系史纲》主编沈志华，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特地指出：“他（指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经查毛泽东讲话原文，没有这样的表述，估计是沈志华按‘损失一半’的说法推算的——笔者注），而是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中国不怕核威胁，你用原子弹吓不倒我。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讲话方式。后来西方媒体根据这句话把毛说成是战争狂人，这是一个误会。”

实际上，毛泽东的发言就是那个年代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形成的共识：在丧心病狂的战争贩子面前，一味退缩是避免不了战争的；随时准备“以战止战”才更可行。

毛泽东多次”感谢“的话语，也曾因听者没能理解其深层含义而引起误会。

毛泽东曾多次“感谢”过他的对手，比如蒋介石、何应钦、艾奇逊（观察者网注：Dean Gooderham Acheson，1949年至1953年任美国国务卿，制订了后来的杜鲁门主义）、杜勒斯（观察者网注：John Foster Dulles，1950年至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顾问，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赫鲁晓夫，还有日本和美国等。这种“感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理。

比如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毛泽东就说过“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得感谢蒋介石。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等。作为当年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实际上也认同毛泽东的这个说法。

1948年底，国民党部队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蒋介石频频要求美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杜鲁门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但在美国国会中得过蒋介石集团好处的议员的压力下，杜鲁门还是派了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特使”访华。

抵华的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的“美援委员会”官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会谈中霍夫曼说：“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中国的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蒋委员长太无能，未用好我们的援助。最令我们的总统和国务院官员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物资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岂不垮得更快？”霍夫曼的一席话，让在场国民党高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再比如，毛泽东说过的几次“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一些波澜。

因为毛泽东用的是反讽语言艺术，而反讽的特点是往往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本义正好相反于字面意义，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所以，只要把毛泽东的原话看全面了，再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就可以由表及里，从字面进入到内涵。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过这样“感谢”的话。毛泽东说：“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这段话先肯定了“侵略当然不好”，是“坏”的，然后一分为二地分析这件事。因此理解这个讲话的本意并不难。但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海外媒体引用的内容不全面不连贯，在海外华人华侨中造成了一些误解。

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专门从哲理的角度作过解读。他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写道：“此语（指毛泽东谈话——笔者注）曾给海外华人相当反感。然毛提出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只是事后看来如此，并非事前设计如此，或事态过程中指示应当如此。他的见解与蒋介石所叙‘今日认为恶因或适为他日善果’（1944年5月31日）出于同一角度。”

当然，如果把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与相关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感谢”的哲理。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女士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她所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被业内人士认为“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她在该书中的《共产党人的胜利》一节中是这样看待日本侵略对中国民众和中共的影响的：“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

“说名道姓”：以博文和幽默为交流的起点

古今中外的伟人中，话语艺术高手不少。但时常以“说名道姓”为话题的，则非毛泽东莫属。在与不相熟的人交谈时，毛泽东会以此来拉近距离；而与亲密战友、党内同志们在一起时，他也会以此为情感交流点，来交流思想。有时望名生义，有时说文解字，有时溯源人文地理，有时还涉及改名等等，于谈笑风生中留下了许多佳话。

毛泽东一生有过几十名卫士，他与其中三名卫士在初次交谈中的“说名道姓”都很有意思。

李银桥跟随了毛泽东十五年。当年，毛泽东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呀？”

李回答：“报告主席，我叫李银桥。”

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问道：“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为热烈……

在毛泽东看来还像个娃娃的封耀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紧张得直到毛泽东第四次问他姓名时才回答：“封耀松。”

毛泽东又问道：“封、耀、松，是不是那个河南开封的‘封’啊？”

“不是，是信封的封。”封耀松一本正经地“纠正”毛泽东的话。

“哈哈”毛泽东开心地大笑起来，顺手帮小封整了整纽扣，说：“小鬼呀，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是看不见信的哟。知道吗？那是一个字，懂吗？”

同样是娃娃样的十六岁的田云玉则阳光得多。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问名字时，田云玉回答道：“报告主席，我叫田云玉。”

“会写吗？”

“会，主席。”田云玉便伸出右手指，在毛泽东面前的空间比划起来：“就是这个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嘿，你还不简单呀！”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有天有地，又有玉石，可正是上下齐全国中贵，那么，你家一定人不少喽？”

田云玉心想，毛泽东真神，他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呀？便回答道：“是的，上有我父母，还有爷爷，下有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可不，被我猜准了吧！”毛泽东笑了。又问：“家在哪个地方？”

“黑龙江双城县。”

“双城县。”毛泽东琢磨了起来，“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呀？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田云玉可没听说过，便摇头说：“没有单城县。”

“不对，会有。”毛泽东坚持道，“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不会太远，说不定你爸爸、爷爷他们知道，或许不知道，你可以问问。”

田云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觉得这位大人物很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见解。果然，田云玉在后来确实证实了他的老家是有个单城，只是单城小，慢慢地被双城“吃”掉了，以后就不曾有了。田云玉再次感叹：毛泽东真神！

毛泽东不但对中国人是这样，对深受中华汉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人物也有过“说名道姓”。

1972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日本客人。毛泽东称赞大平正芳的名字好，说是“天下太平”。交谈之后，毛泽东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书法字帖《怀素自叙帖真迹》。热爱书法的大平正芳十分高兴，非常珍惜。

后来大平正芳家中失火，大平正芳最关心的物品就是毛泽东赠送的字帖。毛泽东去世的当天，身为大藏大臣的大平正芳发表了悼念毛主席逝世的谈话。他说：“深感失去了本世纪最后一位巨人。”

善于联系群众的毛泽东，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下的“说名道姓”，主要还是开个玩笑，消除隔膜，活跃气氛。

例如与桥梁专家茅以升见面时就说：“我们是本家呢！”（毛茅同音）。他也问过湖南著名花鼓戏演员左大玢“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2014年2月8日去世的朱仲丽是中共著名领导人王稼祥的夫人。1937年，毛泽东对刚到延安不久的朱仲丽说：“你是人中最美丽的啰！”还说“仲丽，不如重理。”朱仲丽赶紧说：“那就改了吧！”。毛泽东笑了，说道：“不，不要改了，我是和你说着玩的。”

但是，这种玩笑式的“说名道姓”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却造成了误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宋彬彬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当得知是文质彬彬的“彬”时说道：“要武嘛”。宋彬彬在回忆毛泽东说“要武嘛”的过程时，说道：“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平常我也听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很会拿名字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

这个简单的过程被当时《光明日报》记者以毛泽东为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为主要内容，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再后来，社会上出现了宋要武杀了若干人的传闻。实际上，据后来多次调查，宋彬彬既没有改名宋要武，也没有参加红卫兵，更没有动手打过人。

这件事后来被美国人写进了书。宋彬彬获悉后，与对方论理。最后由该书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宋彬彬公开道了歉。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201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