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化的芬兰教育_风闻

来源：公众号 日刻

在《他乡的童年》芬兰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镜头：周轶君参观芬兰孩子的绘画课，当听到老师说“（孩子）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时，她突然哽咽，被这种不否定孩子的教育方式触动了。

整集纪录片中最触动观众的，也是这类看似和中国完全相反的教育模式：

基础教育阶段很少有考试、不分等级、作业量少、鼓励自由发展……整个社会定义成功的方式不是钱权，而是品味和教养，孩子长大后也并不想到大城市去。困扰我国的焦虑感似乎与芬兰人无缘。

芬兰对待老师的方式也引人感慨：行业准入门槛高，但入选后相对自由，没有督学来检查教学任务、没有职称，老师在课程设计上也可以更有创意，不必被成绩比拼束缚，更专注于知识的生活运用。

这类对芬兰“快乐教育”的羡慕并不新鲜。

芬兰在国际教育界“称王”已久，这源于OECD举办的PISA测试（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2000年初次举办时，芬兰学生就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后来还两次位居第一，自此，不同国家的教育工作者都想一探究竟，无数人慕名访问，相关书籍、纪录片层出不穷，它们共同树立了芬兰的“教育奇迹”称号。

而对我国来说，不仅芬兰模式，所谓“不以应试为主要目的，更注重激发学习自主性”的**“西方模式”一直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乌托邦**，每每有相关话题都能引发讨论，但由于大多家境普通者仍然只能“十年寒窗”，你经常能感觉到一种想逃离但不得以、只好寄托期待在一代代人身上的氛围。

随着新媒体将各类教育话题引入，家长们的焦虑也更加严重。身边从事教师的朋友说，家长在媒体引导下经常今天认同媒体宣传的芬兰经验、明天认同衡水模式，今天想让孩子快乐学习、明天又施加应试压力，导致老师很难管理，孩子们也充满情绪。

然而鲜少传到国人耳朵里的是，芬兰神话已经被批判，在”快乐教育“中成长的孩子不一定真的爱学习，“教育模式”也早已成为有策略的宣传手段。

被神化的芬兰教育模式

芬兰教育研究者文德（Fred Dervin）在《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中数度传达出无奈感：外界对芬兰有太多刻板印象，哪怕芬兰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错误的观念仍然被传播。

比如学习自主性的问题。文德教授认为“自主性”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不是简单的”不被拴住“，但外界仍然会把想象中的“自主性”套在芬兰孩子身上，同样，他也在芬兰学生中看到了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现象。

社交网络对芬兰教育的吹捧 

而外界普遍认为支撑“学习自主性”的平等教育模式****也有很多潜在问题。

在Quora相关问题的答案中，你能看到这样的反例：

一位答主说，她算是聪明点的孩子，在学校从不写作业、不怎么努力就有好成绩，这导致学校对她来说“十分没劲”（very unmotivating）。加上她还曾遭受校园霸凌更是严重地打击了她的自信心。直到上了高中，课程变得有挑战性，霸凌也减少了，她对学校的厌恶才缓解。

文德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问小学教师马里特·科尔霍宁：“有天赋的学生会做什么？”，对方回答：“**什么都不做，一直是这样。**他们坐在那儿等着，或者老师会给他们布置额外的作业，再或者他们会去帮助其他的同学。教材也不会扩展很多。我们应该为他们成立特别的班级甚至是学校。但是在这个国家，这是禁忌……”

然而一旦孩子上了高中，又立即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环境。曾令探访者感到失望的是，“芬兰基础教育阶段做出各种努力来保障教育公平，但从高中开始却鼓励进行残酷选拔”。学生也同样会出现“应试机器”感，比如更希望老师教授对考试有用的东西、临时抱佛脚、课堂状态不积极等。

我们也并不知道从童年的无竞争、无等级一步跨越到高中精英教育，孩子们是否会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当芬兰的贫富差距同样在扩大时，面对社会压力的他们又会怎么办？

这些在宣传中都很少被提到，外来访问者似乎也很少关心。而事实上，芬兰的教师考核制度也并不如外界宣传得那么理想，佐证芬兰教育地位的PISA测试已被质疑合理性，且芬兰的成绩在近年下滑，这令人好奇，种种矛盾下，芬兰神话地位为何不倒？

芬兰近年PISA测试的分数

芬兰的任务是向世界兜售教育？

文德教授谈到了神话假象的由来，比如很多访问者前来，但只做些并不足以支撑结论的研究，芬兰相关机构也会策略性地应对访问。这背后是芬兰的教育品牌战略。

在当下的教育国际竞争时代，“每种被认为优质的教育体系都会迅速成为出口商品”，芬兰当然也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自2008年起芬兰便开始教育营销，如今，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出口”培训、师资、师资培训者甚至是学校，其中最大的客户是沙特阿拉伯、中国和阿联酋。“出口”内容当然是设计好的，它保持着某种宣传口吻，不仅向外遮蔽复杂性，也反过来让芬兰某种程度上沉浸在优越感中，而忽视了自我批判。

有趣的是，当文德教授试图传播更真实的答案时，却发现很多人并不想听，一位加拿大同行甚至直接说：“我们不关心弊端，我们只想听芬兰教育的优点，我们需要做做梦。”

而即使芬兰神话倒下，在国家品牌竞争的环境下，仍然会有新的神话被树立、被单一化传播，成为新的乌托邦。其背后的商业性，似乎比教育的育人目的更加重要。

文化主义者拉普兰提在谈及国家品牌战略时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它割裂并反对那种旨在发现让人深信不疑的联系的阐释。它中断了运动的流。通过区分并强化这些很快就变成了陈词滥调的对比，它在各个大陆之间建立了一堵难以逾越的墙，把‘文化’笼罩在永恒的对立中。”

当然，这并不代表芬兰或其他国家的模式没有借鉴意义，也不代表我们该安于本国的教育模式，只是别忘了我们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初衷：不是寻找触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寻找真正能帮助不同孩子的更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