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_风闻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李乾坤 

原帖：http://chis.cssn.cn/zgs/zgs_zgxds/202001/t20200110_5074548.shtml?COLLCC=3782019889&

　　内容提要：长征前，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缺医少药和面临敌人不断进攻的艰苦条件下，创建了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和卫生材料厂，初步建立了红军部队的卫勤体系与地方卫生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动革命根据地各方力量开展了有效的战伤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既为土地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卫勤保障，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卫生观念和身体健康，又确立了中共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整合了乡村医疗卫生资源，坚持走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开端。

　　关 键 词：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红军/医疗卫生工作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16BDJ001)。

　　作者简介：李乾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在攻打大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实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领导工农红军先后创建了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海陆丰、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既是中共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基地，也是其开创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基地。因此，加强对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综观学界现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以邓铁涛、程之范、高恩显、张全德、谭克绳、张汝光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史军史工作者和学者，以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史料汇编和回忆录①为基础，做了一些有关军队医学通史方面的研究，对长征前部分革命根据地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卫生防病工作做了一些概括性梳理。新世纪以来，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成为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焦点是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②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较大，相关资料较为丰富，所以学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较为成熟，其中，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对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系列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既研究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概况，又对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群众路线、中央苏区的医德医风建设、中央苏区红军医院的管理机制、中央苏区医疗卫生系统的廉政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探讨。但是，学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尚显薄弱，对革命根据地军队和苏维埃地方医疗卫生组织体系及工作开展情况的整体性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希冀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革命根据地开展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生态

　　长征前的革命根据地大都建立在两省或数省相互交界的山区或丘陵地带，地势险要。如，中共开创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江西和湖南两省的交界处。③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则位于闽浙皖赣4省相互交界的地方，其中“赣西南地区的东、西、南三面分别同闽西、湘南和粤东北相邻”，“闽西地区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等11县。它的北面与赣南毗连，西部同粤东接壤。”④长征前影响较大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鄂豫皖3省交界的大别山区。1932年年底中共领导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则位于大巴山区。这些区域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势十分险峻，而且植被繁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红军开展进退自如的游击战争的天然场所。但是，这些地区河流众多，在山区大多呈深切割状态，沟深坡陡，水流湍急，如遇暴雨，山洪暴发，极易淹没附近低洼地区、造成洪灾。⑤而且这些地区大多位于淮河以南的山区，春夏多梅雨、气候潮湿、蚊蝇很多，冬天霜雪寒冻，加之红军战斗频繁、风餐露宿、生活艰苦，疟疾、痢疾、下肢溃疡、疥疮等为常见多发病，致使红军中病员远比伤员多。⑥此外，这些地区远离中心城市，除临江靠河的地区外，大多交通不便，不利于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等技术力量和物资的获得以及战时伤病员的远距离转移。

　　长征前，虽然国民党在中共创建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广大农村和山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但这些地区封建势力依然雄厚。土地高度集中是这些区域的一个突出现象。据调查，“在鄂豫皖边区，封建地租一般占产量的50％左右，有的竟高达70％—80％。此外，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须先交一定数量的金额作押金，其金额一般占买田价款的1/6，并要交纳鸡、柴、羊、棉、油课(税)等。”⑦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前，“川北地区占人口9％—12％的地主，占有土地的74％—80％。……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就得向地主交高额的押金和地租。”⑧在此情形下，广大贫苦民众力求温饱而不得，因此他们即使得了病也无钱医治。当时苍溪有一首歌谣——“穷得狗在锅里卧，那还有钱去吃药。有病唯愿早些死，免得活着受折磨”⑨——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普通民众有了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一旦演变成瘟疫，就会出现“病魔人间闯，瘟病遍农庄，十有九人死，无人送药汤”⑩的凄凉惨况。

　　经济上的贫困决定了文化教育上的落后。处于各省交界地区的广大民众连基本生活都难维持，根本无力供养子女读书，实际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农村目不识丁者十之八九。据记载，“在赣南闽西、鄂豫皖边、湘鄂西边的许多县，文盲人数占到该地区人口总数的95％以上。”(11)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革命前黄安县仅有1所高级小学，7所初级小学；有些地方只有几所仅供富家子弟读书的私塾，其它地方也大致相同。在黄安，文盲人口占90％以上；在黄陂，文盲、半文盲人口达95％上；在光山，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村庄难得找到一个会写信的人。‘祖孙三代目不识丁’的人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群众比比皆是。”(12)文化教育的贫乏又导致普通民众卫生意识的淡薄。如，在方志敏的老家赣东弋阳县湖塘村，革命前村里“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民众家中乱七八糟，牛羊粪便满地。”(13)地处偏远农村的革命根据地的卫生条件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环境为各种疫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严重威胁了民众的健康。如，地处闽西山区的宁化县，“革命前此地传染性疾病终年不断，加以早婚和迷信鬼神等陋俗，民众因病致死率较高，人均年龄不到50岁，人口逐渐减少。这和卫生条件差是息息相关的。”(14)

　　经济上的贫困与科学文化知识的贫瘠，使得对疫病感到恐惧和无助的贫苦民众，一旦遭遇疾疫，就纷纷寻求神灵的保佑。人们迷信鬼神的观念很深，得了病都归咎于鬼神作怪，认为不是碰见鬼，就是中了邪，或是神佛不安，城乡都流行许多“鬼名堂”，为治病而请巫士捉“鬼”除“鬼”的现象十分常见。“如果人们患赤痢，就说是赤痢鬼作弄。请巫士到家，杀鸡，做一竹筛的猴形、狗形的米果，用稻草扎成个三条腿一个头的东西当作鬼的形象(‘茅灵子’)，巫士在灶神和祖宗神龛前敲响小钟口念术语后，提起‘茅灵子’像‘出殡’一样赶了出去。不花钱的办法是家人和邻居跑到别处躲避，这叫‘走赤痢’。但他们却不懂隔离的道理。”(15)显然，这种做法对疾疫的防治无济于事，反而成为长征前革命根据地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阻碍。

　　直至大革命后期，全国卫生设施还十分缺乏、医疗卫生条件还十分落后。据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公共事务所的调查，北平市死亡人数就医情况是“曾经西医诊治者为16.3％，曾经中医诊治者为44.3％，未经医生诊治者占34.9％。”(16)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北平市尚且如此，而在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更是凄惨。广大乡村患病群众的医疗救治一直靠零散的中医、草医和巫医维持着。如，地处闽西山区的宁化县，“各乡圩市，只有个别中药店。而行医者多为游医、巫医，他们从药店廉价购买裁剥的补药碎屑，拌以炒焦的地瓜渣和狗骨共同碾粉制成药丸，装潢甚美，招摇撞骗，以假药欺人。”(17)农村难产妇女的情况则更糟。接生婆对她们有的用没有消毒的旧剪刀动手术；有的用秤钩取胎盘，造成膀胱阴道瘘，终身难治，痛苦万分。产妇因分娩致死是常有的事。胎儿出生患破伤风死亡的很多。(18)广大乡民因误诊致死也是常见的现象。

　　这些自然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致使近现代中国一直无法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这顶帽子不仅是对晚清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贬称，而且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劳苦大众健康状况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迫切要求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冲破各种自然社会约束，充分发掘、运用各种医疗卫生资源，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医疗卫生事业，增进军民健康。

　　二、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创建

　　“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同强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环境里，战斗的频繁与激烈，斗争条件的艰苦与环境的恶劣，就必然会不断出现伤病员，使部队减员，影响战斗力，若没有卫生保证工作，或卫生保证力量薄弱，就会影响部队建设，影响革命斗争的胜利。”(19)因此，创建红军伊始，中共就非常重视军队卫生工作，并随着革命的推进，适时地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在红军部队和苏区创建了颇具特色的卫生组织。

　　(一)星星之火——红军各部队医疗卫生组织的初创

　　中共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军队初期，由于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统一改编，军队组织非常不健全，军队卫生组织更是薄弱。虽然有少数起义部队承袭了旧部队的卫生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创设了本部队的卫生组织。如，“南昌起义的第九、十一、二十军的各师都有军医处，团有卫生队，尤以十一军的卫生组织比较齐全。一般来说，师、团卫生机构都有技术较高的军医、药剂师和卫生兵等编制。营、连设有卫生组织。但这些卫生组织多是空架子，卫生人员很少，很多是不坚定的分子，经受不住战斗与恶劣环境的考验，大都因受不住艰苦而脱队。”(20)又如，1927年12月，贺诚在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领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医处参加了广州起义。“虽然只有十多个人，但它却成为起义部队救治伤病员的核心力量。在工人赤卫队的配合下，贺诚与军医处的同志们一起接管了几家医院，马上组织救治伤员。”(21)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在花县成立红4师，师设军医处，负责部队伤病员救治。但是，绝大多数武装起义部队都没有上述部队相对优越的卫生组织条件，其卫生组织的创建可谓是白手起家、异常艰难。如，“秋收起义部队第一团保有起义军旧的卫生组织，而第二、三团多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既没有卫生组织，也少有卫生人员。当时，秋收起义部队主要由一些稍懂或根本不懂医药的行政干部来承担伤病员的安置与照顾。”(22)三湾改编后，前委决定在部队中成立卫生队，卫生队设有政治委员，形成了区别于旧有卫生组织的鲜明特征，成为中共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开端。

　　除秋收起义部队外，其他起义部队也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着手建立各具特色的卫生组织。如，“1927年10月，琼崖起义部队东路军就在六连岭下的加永村建立了一所小医院。但医院的设备简陋，物资匮乏：医务人员除了军医主任王绍华外，还有2名看护；医疗器材和药品，仅有几把旧镊子和一点草药；伤员住在群众家里，吃用全靠当地人民群众支援。”(23)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该起义部队的伤员主要在七里坪的郑大生药铺和一些私人药店，用中医和土法进行医治。当时医务人员甚为缺乏，只找到了两位中医——戴淑先、刘典初，随军流动为伤病员医治伤病。随后伤员日益增多，被分别安置在箭厂河、黄谷畈、王家湾、细吴家、姜家岗等地的群众家里。两位中医就经常到这些村镇为伤病员服务。于是这些村镇就成为伤病员比较集中的临时医疗点。”(24)相比之下，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的卫生组织基础较好。“1928年上半年，闽浙皖赣区的起义部队在弋阳仙湖的勇背村筹办了一个调养所。调养所刚开办只有杜振芳一个医生和4个学徒。1928年10月间，起义部队攻克河口镇后，动员了厦门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官何秀夫，连人带药品与器械，一并迁到弋阳九区的西潭庙(现弋阳磨盘山)，办了一个医院，医院医生增至5名，还专门配备有后勤人员。医院能接收100多名伤病员，已初具规模。”(25)

　　总之，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早期创设生卫组织的情况大体类似，起点都较低，基础薄弱，条件非常差。尽管如此，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部队创设的初级卫生组织还是为此后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发展点燃了星星火种。

　　(二)燎原之势——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迅速发展

　　红军的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卫生组织的迅速发展、不断完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红军初创时期建立卫生组织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中央革命根据地以红军医院的建立为起点，逐步在军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建立起各级医疗卫生组织，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建构卫勤保障体系的样板。1927年10月，在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卫生队的基础上，前委在茅坪创建了第一所红军医院——茅坪医院。1928年，随着战事吃紧及部队的合编与扩大，中共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得到统一与发展。经过整合，“前委在井冈山腹地筹建了一所力量较强的红光医院，院部有中西医生十余名，分内外科，内科由中医中药医治，外科由西医治疗，并在小、上、中三井各设一个医疗所，以所为收治单位，初步建立了连——团——医院的医疗后送体系。”(26)1929年3月，红4军二次入闽作战，进占长汀城后，部队进行整编，红4军编3个纵队，红4军军部成立了军医处，3个纵队各设1个卫生队。此后，“几次入闽作战，伤病员增多，红4军因此组建了多所红军医院。如，蛟洋医院、才溪中医院、以龙岩爱华医院为基础组建的闽西医院(以后改为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等。”(27)中央苏区开辟后，1931年4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在瑞金成立，军团、军区和师相继设立了军医处，中央红军建立了7个后方医院，还设立了随军的卫生队。

　　193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的建制，把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指挥与督促各军团军医处和军医院。“各军团、军区和师军医处亦改称卫生部。军一级的卫生人员充实师以下单位，其编制是部长、政委、医务主任、医生和司药共94人，分设医务、材料和总务等科。”“1933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卫生部。其编制是部长、政委、医务主任及其他人员共145人(此编制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实现)。方面军卫生部长彭真，政委王立中(方面军撤销后，卫生部随之撤销，部长彭真调往总卫生部任保健局长)。”(28)“1933年8月，中央红军卫生行政组织进一步调整，把后方医院按任务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和预备医院。至12月15日止，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已有前方与后方两套卫生工作体系。前方的卫生系统，由方面军卫生部领导，下设各军团卫生部，辖各野战预备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各师卫生部辖各野战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及各团卫生队(附设绷带所)。后方的卫生工作系统，由总兵站卫生部领导，下设各兵站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卫生材料分厂、各兵站预备医院(附设伤兵转运站)、各军区后方医院和各(苏维埃地方)后方医院。”(29)中央红军的这些举措加强了对红军医院的分类管理，进一步健全了军队卫生组织体制，在全军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卫生勤务组织体系。

　　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不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各级卫生组织始终未成立行政性的卫生部(处)，平、战时卫勤保障工作都由医院统一组织实施，形成了前后方医院组织体系。鄂豫皖边的起义部队在黄麻、商南、六霍三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分别创建了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32、33师，并根据革命战争需要，相继建立了具有后方医院性质的军医院。“1929年5月间，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黄安刘家园(今红安县七里乡)组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红色医院。这个医院只有林之翰和戴淑先两位医生。看护员是从农村动员来的4个年轻姑娘，她们边学习，边帮助诊治护理伤病员、制作绷带材料和上山采集草药。随着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医院初步充实扩大。1930年初，苏井观担任刘家园总医院院长，增加了3名西医，建立了较正规的手术室，4位看护员已成长为司药或看护长，又陆续培养了20余名看护员。”(30)这个医院在组织上、设备上和管理制度上较为健全，为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卫勤组织与卫生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上半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政部门遵照中共中央“必须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的指示，决定在刘家园红军医院的基础上，在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设立鄂豫皖红军总医院。“1931年秋总医院基本建成，下设三大部：医务部、政治部、经理部(处)。其中医务部下设内、外科。内科主任姓邢(名字记不清)，医官(医生)有刘典初、苏静观、戴淑先、汪泽沛等。外科主任穆青蜂，医官有曹学珍等。有看护30多人，卫生员20多人。”(31)1931年11月，箭厂河红军总医院改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鼎盛时期下设1个中医院和6个西医分院。其中，中医院驻柴山保细吴家(今新县陈店乡细吴家)；一分院驻麻城五段二冲(后随战争形势多次迁移)；二分院驻黄安县北部潘家河余家店村；三分院驻礼山县(今大悟县)玛瑙冲乡；四分院驻新集(今新县县城)；五分院驻黄安县(今红安县)城西十二华里之大塘湾；六分院驻黄土冲。这7个医院的军政和医务等工作均直属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领导。(32)随后，红四方面军又根据战事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医院基础上加强组建了皖西总医院和鄂东总医院，师、团也建立医院和医务所等卫勤组织，地方的重点地区也建立了为群众服务的医疗机构。”(33)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医院体系形成。

　　红31、32师成立时，因医务人员缺乏，仅师部建有医务所，团(大队)以下均无医疗组织。1929年5月刘家园医院成立后，鄂豫皖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有了基本保证，但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伤员很难及时转送后方医院医治，前方医院因此逐步建立起来。“1931年11月，鄂豫皖红军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皖西总医院改编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医院(亦称前方总医院)，直接指挥各师医院。每个分院和部队医院都有中西医3-4名，看护员6-7人，设有简单的手术室、药房和内外科病房，药品器材多数采用当地中药和土制外科医用器械材料，只有总医院有少量外科常用西药和手术器械。”(34)1933年前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方医院体系最终形成：“(1)军医院组织机构比较健全。院部下设政治处、医务处、经理处，分管全院的政治、医疗和后勤物质供应等。一般军医院约有工作人员200-300多人，其中医生较少，卫生员、担架员、挑夫较多。(2)师医院的组织较为简单。设有医务主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负责领导全师的卫勤工作。有中西医生、看护长、看护、卫生员、担架队员、运输队员等100多人。”(35)“(3)团医务所(后改称卫生队)设主任、教导员，辖有医生、看护长、看护、司药员、卫生员等。因团是直接战斗单位，故担架队员较多，正规部队约有30副担架(每副担架三人)。卫生人员编制不等，有时40-50人，有时100多人。团医务所一般不留伤员，轻伤员随部队行动，重伤员急救后即后送。(4)营医务所只有少数医务人员，所长由医生兼，平时督促班、排打扫卫生，战时对伤员进行救治。有些营里未设卫生组织。(5)除黄安独立师外，在鄂豫皖时期连队始终未设卫生员。”(36)这一时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方有总医院，军、师有前方医院，团、营有卫生所，前后方卫生保障体系已基本建成。

　　洪湖、闽浙皖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发展水平则介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间，而其他一些像琼崖革命根据地一样的小根据地卫生组织的发展就相对滞后。

　　长征前，红军部队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军医人才的需要，还以部队医院为依托建立了一些培养红色医务人才的军医学校。如，“1930年6月，红三军团总医院成立后，办了1期8个月的医务训练班。同年秋，红三军团总医院办了医生看护培训班，先后培训出100多名医生、数百名看护和卫生员，占该军团卫生人员总数的90％以上。”(37)1931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建立，贺诚兼任校长及政委，初办之时只有学生20名左右。截至1933年1月，红军军医学校“共有甲级军医学生20名，乙级军医学生39名，甲班看护生68名，乙班看护生89名，招呼兵训练班(学生)50名。该校对于各种动物试验，动物解剖，尸体解剖，细菌显微镜检查(检验)等，均已经开始建立，对于各科教授人员，亦由各处陆续聘来，其他各种讲义，亦已分别编印成册。”(38)“自红军军医学校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除第七、八、九等3期军医班未毕业外，共培养各种医疗卫生人才686名，其中军医学员181名，调剂员75名，看护员300名，保健员123名，研究员7名。”(39)另据不完全统计，“鄂豫皖苏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共培养了500余名医务人员。赤南一分院院长范明(又名范秀楼)，童养媳出身、之后成长为护士长的张映清，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的汪浩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40)这些为数不多的军医人才为革命战争的开展及红军医疗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地方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如，自从1930年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内务部就设立了卫生科，医疗机构均为军民共用。(41)1930年赣东北苏区在创建红军医院时，就创设了工农医院、工农药店等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医疗机构。(42)“1931年9月鄂豫皖特区在内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卫生局，负责制定卫生计划和工作条例，办理饮食清洁、医院登记、防疫检查等。县级苏维埃政府设有卫生科，区、乡苏维埃也设有负责卫生的委员。”(43)“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对卫生管理机构作了调整，决定省、县、区级的卫生部暂不设立，在内务部的领导下，设立卫生科，乡一级设不脱产卫生员，村设卫生小组。”(44)从而在苏区地方政权系统中形成了由内务部兼管的卫生管理体系。

　　1933年底，红军部队系统与苏维埃政府系统的卫生组织发展至长征前的顶峰，较为完备的卫生组织体系已基本形成。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各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发展不平衡，但这些各具特色的医疗卫生组织，不仅为当时医疗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为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卫生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

　　长征前，红军部队和苏区政府以所建立的卫生组织为依托，不仅开展了战伤救护工作，而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卫生防病工作，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意识，使民众自觉摒弃了不良卫生习惯，显著地改善了红军部队和苏区的卫生面貌。

　　(一)开展战伤救护工作

　　中共在各地领导武装起义之初，由于卫勤组织力量薄弱，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极其艰难。

　　如前文所述，起义之初部队的卫生组织、卫生力量甚是缺乏，有些部队更是一无所有。“轻伤随队行动，重伤则寄留在沿途村镇比较可靠的开业药房、医院或群众家里。有的还寄养在社会慈善机构，留下适量的银元，作为生活治疗费。这是当时红军在战救和伤员安置方面的基本做法。”(45)当时医疗技术水平很低，治疗方法也十分简单，如在秋收起义部队，“头痛脑热开点阿司匹林、仁丹吃吃，常用的土方是用手沾上水揪揪头和脖子上的皮肤或放放血；肚子痛使用沙药丸，救急水；烂疤子就涂上稀缺的碘酒、红汞或贴点自制的膏药。对战伤伤员只能包扎止血，但遇到大的出血、头腹部伤、断骨伤等是没有办法的，总之不该牺牲的也就死了。”(46)又如，“1929年1月，红光医院成立伊始，药品器械很缺，得不到外来补充，均靠自力更生解决。大小便器、脓盆、镊子、软膏板、探针等大部分用竹、木制作。敷料洗了又洗，破了缝补再用，用漂白布代替纱布，盖布不足时用树叶代替。消毒用碘酒、冰片，换药用硼酸、升汞、双氧水、盐水等。西药来源困难，多用中草药。医务人员经常自行采集中药。”(47)

　　为解决战伤救护工作中的药材困难和药品器械不足，中共还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建立了各种医药生产流通机构。如，“1931年11月，湘鄂赣省在各县建立了贸易转运局，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贸易，通过白区商人，换回苏区急需药材、食盐、布匹等短缺物品。”(48)1932年成立的中央卫生材料厂鼎盛时期“制药车间利用中草药制成丸、散、膏、丹；敷料车间制造纱布、脱脂棉、急救包等；酒精车间制造酒精；水剂车间制造急救水、酊、碘酒等；器材车间制造打丸机、压气机、手术刀、镊子和钳子等医疗器械。”“中央苏区成立后，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均开设了药店及药业合作社”。(49)这些医药生产流通机构的建立既缓解了红军部队药品、医疗器械的供应紧张，又解决了苏区群众的医药困难，为革命根据地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撑。

　　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组织的逐步健全和医药器械的基本自给使战伤救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在1930年8月长沙战役期间，“红三军团将后方总医院设在平江和浏阳，总医院和医务室距长沙不过4-5里路。正因此，火线伤员能及时抢救下来，没有丢掉伤员，并迅速地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将伤员安全后送。随后为避免伤病员交叉感染、便于专门施治，吉安红色医院根据伤病员的情况将全院分成四个连：第一连收治重伤员；第二连收治轻伤员；第三连收治下腿溃疡者(烂疤子)；第四连收治内科病人(痢疾、疟疾患者为主)。这样，千余名伤病员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部分痊愈归队，只剩下300-400人留在医院继续治疗。”(50)1933年4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越来越频繁，“不到2个月时间，红四方面军军医院陆续收到各师医院转来的重伤员1500余名。而军医院只有中西医生共14名，护士30多名，人少任务重。医务部立即召开部务会议，实行‘划休养区(分散在三四个村庄)分病房’、医护人员分片分组负责治疗的办法，一共划分3个伤员休养区，每区1个医护组，由2名医生与10名看护组成。每区有伤员400名左右，每个看护负责指导卫生员的日常护理工作和40名左右伤员的治疗。各组在当时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上，想了许多积极措施，经过努力，实现了在最短时间内重伤员显著好转，轻伤员提前出院归队。”(51)1934年8月，“红7军团挥师东进，连江，罗源等地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将500余名伤病员送往闽东各红军医院或医疗所医治，其中连江下宫红军医院接收300余名伤病员，院长林烈泰配合红7军团的卫生人员积极抢救，使大部分伤病员痊愈归队。”(52)这一时期，红军部队医院医疗水平也有大幅度提升。如，鄂豫皖根据地“箭厂河后方总医院就能作腹部、截肢手术。罗山县战士何廷玉在杜付唐战斗中胫骨被打断发炎，转来总医院作截肢手术，半个月后即愈合。”(53)这在红军创建初期是不可想象的。

　　革命根据地战伤救护工作的开展既满足了战时需要，增强了革命力量，也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开创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二)开展卫生防病工作

　　长期战乱不仅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而且造成人口大规模流动，致使某些传染性疾疫时常爆发。如“地处鄂豫皖的箭厂河地区1924年痢疾流行；1930年天花流行，死亡甚多；1933年痢疾再次流行，死亡相望，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54)加之红军的作战区域大多在山区，作战地域广，战线长，体力消耗大，且初期缺少卫生人员，没有专人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又因给养不足，生活条件差，广大指战员身体非常虚弱，疾病时有发生。同时，因部队是集体生活，如果对某些传染病员初发时处理不当，就很易造成疾病流行。因此，红军部队疾疫时有流行，因疾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剧增，加之医药资源缺乏、治疗水平有限，迫使革命根据地的军政领导人从源头上寻求解决之策，更加关注军队和苏区的卫生防病工作。

　　随着部队建制的不断完善与正规化，革命根据地综合利用各方面的医疗卫生技术、资源和经验，将一些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逐步制度化、经常化。如，琼崖红军长期生活在湿热雨林中，中部山区瘴疠流行，食宿条件又差，各种疾疫极易发生，比战伤对部队的危害还要大，因而“部队露天宿营时，要求战士采摘芭蕉叶盖住头部睡觉，以防露水侵害和蚊虫叮咬；酷暑季节，要求定时采集草药熬汤供部队饮用，以防中暑；尤其是部队活动区域发生流行病时，要立即采取隔离、消毒措施，防止疾病在部队蔓延。”(55)“红四方面军时期，鄂豫皖红军要求战士每到驻地首先打扫室内外卫生。驻地50米以内的环境卫生都要打扫干净，要求地面平整无垃圾，疏通沟渠，清除污水，内务卫生要整洁，室内经常通风，保持干净，……还规定天天打扫与定期进行大扫除相结合。红军医院的环境卫生，上级要求更为严格，天天打扫、随时整理。”(56)1932年9月21日，在小布召开了有各军团、军区、师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口号。随后，根据会议精神，“红一方面军各部队都对患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人及时隔离或送医院。各伙食单位普遍建立了由3-5人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大力开展卫生运动，消灭卫生死角，做到不吃生冷不洁食物、不赤脚、不随地便溺；经常洗澡、洗脚理发、熏蚊和大扫除。(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保健局的巡回视察员，经常下部队按照《卫生工作巡视大纲》的内容进行巡回视察，以推动和指导卫生防疫工作。”(57)红军各部队这些举措的推行使因卫生条件差引发的各种疾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革命根据地还非常重视卫生宣传与教育，将其作为开展卫生防病工作的有力武器。随着红军卫生组织的逐步建立，各连队都设立了卫生员，卫生员除负责日常卫生检查外，主要工作就是卫生知识的普及与教育。1933年9月18日，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出台了《连一级卫生勤务》，“要求每10日要上卫生课2次，由卫生员商同主管首长，将卫生课编入作息日程里，材料由上级机关供给，由卫生员或聘请其他专门人员担任教员，讲授时必须联系到实际问题，适合群众的兴趣，并督促全体人员去听讲。”(58)由于战争环境的复杂多变，这一政策没有在各部队严格执行，但从此卫生课成为向广大指战员普及卫生知识的重要手段，成为部队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红军总医院还经常印发防止疾病的宣传单，内容有预防措施、治疗方案等。“1934年，红四方面军红白痢流行，各部队按总医院传单中的治疗方案，用茜皮草熬水服即愈。同年多雨，各部队发生湿脚病(烂趾丫)，各部队按总医院传单中的治疗方案，用斑鸠草和露水草烧灰撒之即愈。”(59)此外，由于当时红军部队分散，交通不便，卫生部门、卫生人员之间，难以直接地经常地交流经验，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还专门出版了《健康报》《红色卫生》等报刊传播卫生防病知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多次开辟专栏宣传、指导各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强化了红军部队的卫生宣传与教育。这些报刊资料，对宣传中共的卫生工作思想，指导军政部门的医疗卫生工作，推广各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经验，加强红色医务人员的在职学习，推广和普及卫生医药技术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在领导红军部队开展卫生防病工作的同时，也非常关心苏区民众疾苦，领导苏区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病运动。闽浙赣省在1931年9月的党代会上提出：“各级苏维埃应从速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员。切实进行卫生运动，以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60)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苏维埃的认可和推崇。随后，根据中央苏维埃的相关要求，苏区各省均成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领导小组。“1932年万泰、公略、永丰、宁都等县也普遍建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卫生防疫工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间连续颁布市政卫生条例、农村卫生条例和集团卫生条例等，而且还订出卫生公约，进行乡与乡、村与村、组与组、户与户之间的卫生竞赛。”(61)“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保障群众健康，责成内务部大规模开展防疫运动。3月，临时中央政府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在疫区开展防疫运动周活动，开展防疫工作。(62)根据中央要求，各省苏维埃卫生部门以“清洁运动”“卫生运动周”等突击运动的形式推动了苏区卫生防病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地、各机关团体、部队在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立卫生小组，规定卫生运动日，组织卫生突击队，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评比。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还派出指导员去各区乡考察和推动卫生工作。”(63)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开展，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使群众自觉地与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降低了苏区军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苏区群众从事生产支前活动的热情和活力，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 

　　四、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成就

　　中共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面对接连不断的残酷战斗和革命根据地恶劣的卫生状况，克服了缺医少药、疫病肆虐的重重困难，利用有限的资源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尽管这一时期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各项医疗卫生工作实践的起点低，整体水平也不高，但是其中一些创新性实践揭开了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序幕，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一是力所能及地保证了红军指战员的健康，提升了部队战斗力。红军创建初期，卫生组织不健全，医务人才和医药资源缺乏，战伤救护多靠简单的自救互救，非战斗减员严重。后来经过改编，各级卫生组织逐步建立、发展壮大，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积极开展战伤救护，使非战斗减员情况明显减少。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1927-1937)红军各级卫生组织收治了大量伤病员，其中80％左右得到治愈归队”(64)。与此同时，红军部队卫生防病工作的开展也使当时部队流行的疥疮、疟疾、烂脚、痢疾等疾疫得到有效控制。据聂洪钧(曾任红10军团第19师政委)回忆：“1932年，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各部队专门开展卫生运动，整治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的疥疮。各部队发给每个患有疥疮的战士1竹筒樟脑油，强制他们每天洗搽，不到半年就消灭了疥疮。”(65)另据饶正锡(曾任红3军团第5医院院长)回忆：“红军中疟疾发病率总在10％左右，许多指战员不得不一边‘打摆子’(疟疾)，一边打仗。为了对付疟疾，在药品缺乏的情况下，红军医务人员曾想了许多办法，其中包括应用中药常山、柴胡、辣蓼草等进行防治。口服奎宁用量大，效果又不好，红军医务人员就自己配制奎宁注射液。这种注射液在抗疟疾治疗方面曾起了很大作用。”(66)又据许世友将军回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留下大批烂脚病员，当时医院多用黄碘加白糖调敷或用其他中草药治疗，但效果均不理想，对此毫无办法，钱信忠同志就用盐水配制一种药，疗效很好，治愈了大批中毒的伤员。”(67)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关于红军各部队因烂脚病造成严重减员的报道几乎没有，说明此病已经在红军各部队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时期，“虽无统计数字作为衡量红军部队卫生防病工作成绩的尺度，但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68)。长征前，红色医务人员以当时建立的卫生组织为依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战伤救护工作和卫生防病工作，减少了广大指战员的伤残率、伤病率，大大降低了非战斗减员，为红军战斗力的巩固与提升作出了突出贡献，是红军多次打破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提升了苏区群众的卫生观念和健康水平。长期以来，农民直到年节才进行一次大扫除，人畜同居比比皆是，家居环境很是邋遢，加之农村房屋低矮，窗户少，还常年紧闭，空气不流通，为各种疫病滋生提供了温床。因此，为加强卫生防病工作，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各级卫生组织和医药机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要求农民群众常开窗子、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大扫除等。虽然毛泽东在其调查报告中说，“规定5天大扫除一次，实际7天一次的多，10天的也有”(69)，但这和以往相比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卫生运动，使人们树立科学的卫生观，苏维埃政府还利用各种宣传方式，依靠妇女组织、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深入每家每户、展开检查评比，督促人们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树立卫生理念。各地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实践“使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了，把卫生工作推广到群众中去，使环境清新，庭院整洁，减少了疾病的发生”(70)。各革命根据地还将文艺演出作为开展卫生宣传与教育，实现移风易俗、改造社会风气的有力工具。如，“赣东北工农剧团创作的独幕剧《检查卫生》，就以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了农民魁元夫妻和孩子因不讲究卫生而满身生疥疮，后来在卫生检查员的教育下认识到‘不讲卫生’的危害而积极改正的故事。《检查卫生》的剧情虽然很简单，十几分钟便演完了。但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却是深刻的。”(71)这更容易使中共的各项卫生政策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并得到认可。

　　三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首先，确立了中共对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三湾改编后，中共打破了旧军队的卫生组织体制，将卫生组织置于其领导之下，确保了卫生组织与卫生人员政治方向的正确性。1929年12月，红4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会议要求卫生人员树立“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思想，并明确指出：“(1)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2)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3)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72)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卫生工作指导思想和原则，不仅在红4军实行了，在其他红军部队也先后得到贯彻，从而使卫生工作受到普遍重视，各根据地发展卫生事业在思想上、行动上更加自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与根据地的卫生组织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随后，中共还加强了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1932年，中共中央要求在直属医院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总务处(科)，建立党务委员会，组织与进行对伤病人员及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73)此后，各医院都开设政治课，对参加医疗培训的人员，也考察其阶级出身，以保证红色医疗队伍的纯洁性。这在当时极为复杂的斗争情况下是必需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全体卫生人员历经考验，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克服困难的勇敢精神。如，“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总医院的第四分院仅有3名医生和11名看护，却完成了1000余名伤病员的收治任务。”(74)其次，革命根据地加强了对乡村医药卫生资源的管理，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变了长期以来广大乡村医药卫生资源分散、凌乱的状态。如，“1930年3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有内务部，内务部设有卫生科、社会保险科等7个科，规定卫生科主管群众卫生运动、医院、诊疗所和疗养所的工作，负责医生登记、检查药店、组织药材合作社、医药教育等。中央苏区政府还组织了公共卫生医疗事业，在苏区内各地设立公共诊所和药业合作社，对苏区的医生和药店进行登记管理。”(75)当时，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相同或相似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当地有经验的医生到红军部队担任红色医官，部队也为地方培养了一些医务人才。同时利用公共诊所和药业合作社为广大军民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再次，在整合各种医疗卫生资源的过程中，中共还从当时的内外环境出发，分析革命根据地中西医资源的实际，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时选择了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一直坚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其确定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医疗卫生部门继承中医优秀遗产，兼采西医之长，在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为改善广大军民医疗保障条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奋起反抗，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开创了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并确立了其对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而后在革命根据地恶劣的医疗卫生环境下，中共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带领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克服了缺医少药的困难，逐步建立起红军部队和苏维埃地方的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培养了一批红色医务人才。在此基础上，中共又因势利导，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按照“一切为了伤病员”(76)和“用中西两法治疗”(77)的卫生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开展了战伤救护和卫生防病工作。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实践既降低了红军部队的死亡率、伤残率，提升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健康水平，成功打退了国民政府的4次“围剿”，又利用上卫生课和卫生宣传短剧巡演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了党的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增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卫生观念，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建立的各种医疗卫生制度、积累的医疗卫生工作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它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过程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为保障军民健康，为国家预防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也成为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的伟大开端。

　　注释：

　　①如沈阳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第6册，内部资料，1977年；《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内部资料，1954年；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927.8-1937.6)》(1)，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人民军医出版社：《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3年；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第72卷·卫生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江西省苏区志编纂组：《江西省苏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卫生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②详见张晓丽：《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运动述论》，《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李中东、崔艳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初探》，《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3年第1期；张志荣：《试析赣东北苏区对疫病的防治》，《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唐国平：《试论中央苏区卫生防疫宣传的特点》，《党史文苑》2008年第6期；田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北京党史》2007年第3期。

　　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写作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页。

　　④孔永松、林天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⑤谭克绳、马建离、周学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⑥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卫生志》，第213页。

　　⑦谭克绳、马建离、周学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第6页。

　　⑧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⑨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5页。

　　⑩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25页。

　　(11)谭克绳：《中国革命根据地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3页。

　　(12)谭克绳、欧阳植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45-346页。

　　(13)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宁化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7年，第61-62页。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宁化文史资料》第3辑，第67、69页。

　　(16)沈阳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第6册，第4-5页。

　　(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宁化文史资料》第3辑，第61-62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宁化文史资料》第3辑，65页。

　　(19)张全德、王先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6页。

　　(20)张汝光、郭劳夫、何曼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5页。

　　(21)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22)沈阳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第6册，第7-8页。

　　(23)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第40页。

　　(24)张全德、王先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第8-10页。

　　(25)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3页。

　　(26)沈阳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第6册)，第16页。

　　(27)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第2页。

　　(28)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74页。

　　(29)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73页。

　　(30)隰积德：《红四方面军医疗卫生的组织演变及其工作发展》，《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583页。

　　(31)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3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247页。

　　(32)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卫生志》，内部资料，1986年，第116-119页；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丰碑·中共信阳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47-248页。

　　(33)隰积德：《红四方面军医疗卫生的组织演变及其工作发展》，《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584页。

　　(34)隰积德：《红四方面军医疗卫生的组织演变及其工作发展》，《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584页。

　　(35)张全德、王先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第28页。

　　(36)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卫生志》，第122-123页。

　　(37)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77页。

　　(38)《军医学校扩大情形》，《红色中华》1933年1月14日，第7版。

　　(39)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79页。

　　(40)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卫生志》，第126页。

　　(41)河南省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辑委员会：《河南省预防医学历史经验》，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

　　(42)刘斌：《江西省苏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43)侯志英：《大别山风云录·豫东南土地革命战争史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3页。

　　(44)罗惠兰、刘雪明、许静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权建设研究》，第377页。

　　(45)张汝光、郭劳夫、何曼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略》，第9页。

　　(46)人民军医出版社：《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第29页。

　　(47)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83页。

　　(48)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84页。

　　(49)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84页。

　　(50)沈阳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第6册，第25-27页。

　　(51)隰积德：《红四方面军医疗卫生的组织演变及其工作发展》，《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586-587页。

　　(52)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卫生志》，第216-217页。

　　(53)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卫生志》，第115页。

　　(54)张全德、王先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第96页。

　　(55)马白山：《忆琼崖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94页。

　　(56)张全德、王先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第99页。

　　(57)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第89页。

　　(58)《连一级卫生勤务》，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927.8-1937.6)》(1)，第137页。

　　(59)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56页。

　　(6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927.8-1937.6)》(1)，第45页。

　　(61)刘斌：《江西省苏区志》，第295页。

　　(62)刘斌：《江西省苏区志》，第295页。

　　(63)刘斌：《江西省苏区志》，第295页。

　　(64)张汝光、郭劳夫、何曼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略》，第283-284页。

　　(65)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94页。

　　(66)赣南医学院苏区研究卫生中心：《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116-117页。

　　(67)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90页。

　　(68)张汝光、郭劳夫、何曼秋：《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史略》，第284页。

　　(69)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0页。

　　(70)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第51页。

　　(71)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老年文艺家协会：《江西文艺史料》第12辑，内部资料，1992年，第110-111页。

　　(72)《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文献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394页。

　　(73)《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927.8-1937.6)》(1)，第34-35页。

　　(74)沈阳军区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红军时期)》第6册，第202页。

　　(75)王书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76)人民卫生事业的开拓者贺诚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医院政委期间，贯彻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优待伤病员的精神，向红军总医院全体医务人员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并将其作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和基本方针(见刘善玖、钟继润：《“一切为了伤病员”——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赣南医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1933年8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更好地贯彻了这一方针。该条例明确医院政治机关的任务是：采取政治上一切措施，保障伤病人员伤病的迅速痊愈和提高伤病人员的政治情绪；计划组织欢迎伤病人员进院与欢送伤病人员出院的工作；供给各院和各所伤病人员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注意改善伤病人员的物质生活；预防和消灭一切违反伤病人员利益的行为(如官僚主义的对待伤病人员)；组织与进行对伤病人员及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计划与组织发动地方党、政府及群众团体对伤病人员的慰劳工作等。见《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927.8-1937.6)》(1)，第34-35页。

　　(77)早在1928年，为解决战争时期伤病人员的医治问题，毛泽东就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卫生工作方针，详见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