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则美国学贷新闻想到……_风闻

1.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美国消费者与商业频道（CNBC）去年底报道，美国大约4400万人总计背负了近1.6万亿美元的学生债，美国成年人约有2.42亿，这意味着大约18%的美国成年人正在偿还学生贷款。

毋庸置疑，美国至今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质量最高的大学教育，他的大学气氛自由多元更是国内大学难望项背。

但对于学生个人来说，在接受大学这个人类思想宝库洗礼之前，先得要接受资本主义的原则教育：要学会投资评估——评估背上这么高的债务去干一件事（读书），到底值不值？而且这个债务父母不管，政府不抗的哦！

还有统计说，美国大学学贷偿还完的平均年龄是34岁。换句话说，一个人最热血冲动，最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的年龄，都用来努力赚钱还贷了，真可谓是把青春献给了银行。

回顾美国的历史，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远不如记者、工人、商人、市民、甚至的军人重要的。恐怕也跟美国这种教育制度大有关系。

上世纪初，中国留美学生就建议当时正在进行新政改革的清政府“废去学部”，理由是美国政府向来没有管理教育的职能，美国的教育照样办的好。

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独立于政府，是有利于学术自由和独立。但另一方面，大学运行的经费就必然不会由政府拨款，那么大学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学生的学费就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诚然，当今美国的大学因为更多元化的经营和科研经费来源，学费收入占比并不高；但从上面的新闻看来，大学学费对于学生个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

学术独立与“贵族精英”教育，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学术独立与大众教育，很难做到兼得。

这样精英教育下的学生，自由有余，团结不足。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

其中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60、7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1970年5月，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

这次闹这么大，除了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大学枪杀学生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的征兵制影响学生的切身利益。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背负沉重学贷的学生是重要参与者，这也是因切身利益驱使的。

2.

相比美国，太平洋这一头，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历史，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况。

虽然把东亚冠以“儒家文化圈”会引起很多争议，但对古代中国和朝鲜来说，儒家经典，以及围绕它形成的科举取士的制度，就是东亚最独特的制度。

有了功名，可以做官，就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另外，科举考试相对的公平性，造成所谓“鲤鱼跃龙门”的现象，考上功名对于一个原本贫寒的家族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会有巨大跃升。

因此，整个社会对读书、对教育的重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儒教文化圈的一大特点。

一方面，朝廷大力提倡教育。例如在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方面，从宋代以来颁布了学田制。另一方面，社会尤其是家族的支持，也为十年寒窗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解决了后顾之忧——毕竟一旦考上功名，光宗耀祖不说，还有封妻荫子等现实的好处。

如中国南方宗族普遍都有公田，其收入用于族中子孙读书考试用。

在近代巨变的时代，围绕科举的传统教育体制被现代学校体制代替。

传统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在成本上是不可同日而语——一套四书五经可以十年寒窗，而每年都要换的物理、化学、数学等课本，光书的花费就差距很大。

因此，政府提供教育的资源，成为了近代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传统社会对教育和读书人的推崇，以及家族对子孙读书在经济上的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下来。

例如，季羡林先生的求学经历，就是典型的由家族资助到国家资助的过程。季先生的父母都是农民，因为他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被叔父接到济南抚养，并送去一师附小念书。季羡林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务农……这都是‘光耀门楣’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结果……”。

经济上的援助、社会的推崇，就跟东亚社会的父母对小孩的付出溺爱一样，很多时候是无偿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无意识的惯性。

这种机制的好处，为热爱追求学问的学生摆脱后顾之忧，全力攀登学术的高峰。

但另一方面，学生更热衷于宏大的概念和事业，却很难对实质经济问题有切身感受。

而且近代国运衰落，卷入或涉入政治，也正是这些一二十岁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救国”的最直接、也是他们能想到唯一的办法。

当时就已经有人指出这一点：

“社会把学生的地位抬得很高，各界希望于学生的也愈大，‘学生界奇军突起，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学生自己也产生出‘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什么事都去要过问，‘常常站在监督和指导’其他人的地位，实际‘什么事都问不好’”。

毛主席曾批判过学生的“左倾幼稚病”

当“革命”“改造社会”成为学生界的热搜词时，也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旋律”。

政治与学生一拍即合，运动学生，成为东亚现代政治史上，最特别的“风景线”。

（因为有同样的科举历史和社会结构，韩国的政治史上，运动学生也占很大篇幅；东亚的另一个国家，日本，却因缺乏科举制度的历史，学生在近代政治运动中起到的作用就小得多）

3

1919年，因巴黎和会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北京的大学生烧了赵家楼，打了曹汝霖、章宗祥。

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是主张尊重法治，他认为“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既然学生打了人，就是现行犯，应该接受司法审理，遵判服罪。不能因其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就可以犯法。这种“专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大毛病，“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在这方面，参加运动的学生并不比普通民众高明。也正因几年来一些人经常“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促成中国当时的状况。

在当时，梁漱溟是少数派。

很多年之后，港台地区，运动学生方兴未艾。

2014年的台湾，出现了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在冲击岛内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后，因为所谓的“公民不服从”等理由，也借着这个时代的“民意”事后也躲过了法律的制裁。

今年的HK，对罢课青年作出的违法行为，当地法院大多也“重重举起，轻轻放下”。

现在，在港台社会中支持严格执法、照章执法的也是少数派。

这大概也是东亚现代政治传统的一种表现。

这个传统，需不需要检讨、需不需要改变，很难下定论。

另外一个启示：

我们都在说大学的独立性，但美国大学的独立性背后，是更高成本的教育，独立的代价是个人对这个成本更大承担，是精英教育所带来的社会进一步分化。这些是我们这个社会愿意接受的吗？

很多事不是善与恶，黑与白的问题。而是选择和接受代价的问题。

最后，引述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他在“太阳花”事件后写下的：

“这些吃家里、用家里、学费也是家里出，连财务自由都没有实现的学生，以‘民主自由’的名义拼了命把两岸经贸交流大门关上，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工作、收入跟这个有多大关系。每每想到将来自己生出的孩子，一边生活在这个高喊‘自由’的社会，一边又向父母索取无度……我再也提不起要孩子的欲望了——难怪这个鬼岛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