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载沣在清朝灭亡之后，为什么就突然神隐了?_风闻

来源|    史遗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随着紫禁城中发出了一道以“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为主题的退位诏书，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灭亡。

清朝退位诏书

宣统帝退位后，按照南北合议时的谈判条件，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只是此时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太平，因为南北之间的政治摩擦、北洋内部的派系斗争，以至于政局变幻层出不穷，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思想一直在社会中顽强地挣扎着。

然而无论政局如何变化，清朝最后一位摄政王，宣统帝的生父载沣，自清廷的退位诏书颁布后就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深居简出。

这不禁让人诧异，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清最后三年的真正统治者如此低调，对复辟大清，重塑祖先的荣耀丝毫提不起兴趣了呢？

汪郎以为，载沣选择归隐的决绝，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失去了对天下操控的话语权后，需要维持民国政府的对皇室优待条件的承诺保持不变，保证皇族成员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同时他对自己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并要防备革命党人对皇室成员的刺杀，所以低调才是最好的选择。

清朝末代摄政王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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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优待条件》是载沣在执政三年的生涯中，面对无法收拾的局势后，力求达到自己内心告慰的心理疗伤秘法！

宣统帝能够安然无恙的退位，还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是南方革命党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对北洋军阀妥协的产物！

事实上，南北之间的妥协，基本上保证了清皇室的人身安全和财产私有化，而不受外界的干扰！这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得到民国政府强有力的政治保护。

然而，当时的民间不会因为南北议和而放弃对八旗子弟的仇恨。事实上，因为辛亥革命的影响，在民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满兴汉”的革命口号，是足以让失去国家重器保护的八旗子弟感到胆战心惊。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旗人纷纷改满姓为汉姓，就是为了防止汉族的报复，如：皇族姓氏爱新觉罗改为金、依尔根觉罗改为赵、佟佳改为佟、瓜尔嘉改为关等，这就是民国最初几年的社会现状。

对于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载沣而言，他非常清楚当时社会上的民族仇恨。身为宣统帝的父亲，如果自己不安于现状，还要在权力场上高调行事，不仅会破坏南北之间议定的，对皇室优待的条件，自己也可能会丧命于刺客之手。

故而，王朝虽然亡了，但皇室并没有遭到新政府的清算，还能保留着爱新觉罗家的血脉，这一点是载沣归隐的主要原因，他要以醇亲王的身份在遗老遗少之间做个表率，忘记大清，好好的过日子。

南北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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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的刺杀未遂事件历历在目，而宗室良弼的死更是让载沣失去了保大清、复辟大清的信心！

宣统二年三月初七日（公元1910年4 月16日），因试图谋杀摄政王载沣而失败的革命党人汪兆铭被捕入狱。在等待清廷判决其命运期间，汪兆铭在狱中喊出了他这一生中最为灿烂的诗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充满豪情壮志的古体诗，很快在北京城中的士人学子、贩夫走卒中传唱，一种世上最柔弱无力的情感输出，却狠狠击中了人们的心房，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革命党人的视死如归，犹如一把利刃把大清国的那块早已腐朽不堪的遮羞布彻底剖开了，全部展现在国人的眼前。

此时正谋求“预备立宪”以图王朝自救的摄政王载沣，为了向国人体现自己立宪的决心，以及新法《大清新刑律》的文明宽宏，新司法部门是不受皇权干扰的存在，故而最后赦免了汪兆铭的谋反死罪。

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 结果者，亦同。——《大清新刑律》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加危害于皇帝缌麻以上之亲者，处死刑、无期徒 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大清新刑律》第九十一条

但是，载沣是放过了革命党人汪兆铭，但革命党人却没有放过清皇族宗亲！

年轻时期的汪兆铭

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公元1912年1月12日），良弼、溥伟、铁良等皇室宗亲成立了“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逊位，企图通过联合宗室的力量来挽救催死挣扎的清王朝。

宣统三年腊月初八（公元1912年1月26日），宗社党首领良弼遭遇革命党人的刺杀。这位在军中影响力仅次于袁世凯的八旗贵胄，留洋而归并掌握新式军队练制之法的皇室宗亲，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联合打击下，于被刺杀的两日后死去。

良弼的死，也就意味着清王朝企图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谁也挽救不了大清灭亡的命运。既然在没有颁布退位诏书前都已经无法挽救大清，大清亡后又来选择复辟，载沣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完成这件不得人心的事。

一旦真这么做了，那么等待他的也许是更残酷的暗杀。一个前朝皇帝的生父，妄想通过搅浑眼前的这摊池水达到复辟的目的，除非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这是载沣彻底归隐不出的直接原因。

良弼戎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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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在清朝最后三年的执政生涯中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博弈中根本没有破除一切阻碍自己拯救大清顽疾的魄力，还是停留在皇权大于一切的思维中无法自拔，从而失去了对皇室抱有同情的立宪派的有力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年仅25岁的载沣以宣统帝生父的身份执掌大权，成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在清王朝的最后三年中，身处政治旋涡中的载沣根本无力主改变现实的困局，也就是说他在和北洋袁世凯争夺清王朝的话语权中、和南方同盟会（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争夺对中国未来主导权等两场关键交锋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况且在这个对话语权争夺的过程中，载沣逐渐失去了立宪派（地方督抚、士绅、大资本家）的支持，这是因为他力主的“预备立宪”完全是一场骗局。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公元1911年5月8日），清王朝公布了第一届具有民主性质的内阁成员名单，然而结果却让立宪派倍感绝望。

状元张謇，立宪派中资本代表人物

新内阁成员如下：总理大臣奕勖（皇族），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 （满汉各一名），民政部大臣善暂 （皇族），度支部大臣载泽（皇族），海军部大臣载洵（皇族），农商部大臣溥伦 （皇族），司法部大臣绍昌 （满），陆军部大臣防吕（满），理藩部大臣寿耆（蒙古），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汉），学务部大臣唐景崧 （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汉），共计13 人，其中满人占 8人，满人中皇族又占 5人。

因此，这场筹备已久，备受瞩目的王朝中央体制改良运动，被指责为“皇族内阁”，严重违背了君主立宪制的意义！

为此，各省谘议局联合上奏了一份抗议性的意见书，要求撤销皇族内阁，

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呈请代奏皇族不宜总理内阁折》

然而，立宪派的抗议得到的答复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这使得立宪派对在国事危难之际，还在谋求满汉之分，集权于亲贵的清廷产生了离心，也认清了清廷的本质。

故而，立宪派在要求和平改良不果的情况下，怒而转投力主武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同盟会也就显而易见了。而载沣也因为自己的强硬态度，最终失去了这股真正能够成为自己挽救大清命运的最坚实的政治力量。

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朝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张謇传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失去了最有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和信任，载沣对复辟大清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何况，民主、共和已经成为国人坚定的信念，皇权思想早已被国人所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要废除，这是他彻底归隐不出的最根本原因！

武昌起义后的全国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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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汪郎以为，载沣在清亡后对政治的决绝心态，其实是在他执掌清朝最高权力的三年中，早已把最初的雄心壮志消耗殆尽！

他的“预备立宪”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是一场骗局，但对于皇室宗亲来说，却是一场加强军政集权，巩固皇室地位的蓝图和展望。

然而，因为他自身的能力有限，缺乏慈禧太后的政治威严，无法真正团结皇室宗亲，导致其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互为派系，削弱了皇族本身的实力。

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国闻备乘》

正因为如此，名义上为宣统帝生父，大清国的摄政王，载沣在惶惶不安中心灰意冷，大清国在时自己都无法控制朝政，更别说大清亡了后，他还能号召得动族人和遗老遗少们以图王侯霸业，那样的话还不如在平平安安中度过余生更为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