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冬磊 | “打探”西方:新闻纸在晚清官场的初兴 (1850-1870)_风闻

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卞冬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文章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年第1期。

摘要：论文从阅读史角度, 描述了1850年到1870年前后新闻纸在晚清官场的兴起过程。通过细读奏折、书信、档案和日记等史料, 作者发现:在林则徐翻译澳门新闻纸之后, 广州官员继续通过新闻纸了解夷情, 并将其写入奏折之中;上海官员的翻译和阅读更为日常化, 从新闻纸获得更多的军事情报, 并偶有溢出眼前事务的内容;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后, 翻译和阅读新闻纸成为中央层面的制度化要求, 官员们普遍在办理洋务的实用主义逻辑下阅读新闻纸。在这些场景中, 新闻纸常常与传统“探报”并置, 成为“打探”西方的新途径。官员们却也因此只能看到限于表层的西方世界, 这种现象是由于他们将西方看作一个危险而陌生的他者所决定的。

一、林则徐译报之后

1839年到1840年之间, 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 出于“探访夷情、知其虚实, 始可以定控制之方”1之目的, 持续翻译和阅读西方新闻纸, 最终成为“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 林则徐的翻译和阅读, 并非来自朝廷的授意, 而是个人化的行为, 《澳门新闻纸》也只在广州官场的少数人中流转, 并不引领一时之风潮。顺着这段历史问下去, 从鸦片战争到《申报》出版, 中西交涉仍在不断迫近之中, 林则徐之后的官员和新闻纸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如林则徐那般孜孜以求地开眼看世界?或仅仅只是像张之洞所描述的, “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 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 遂知洋情, 以后更无有继之者”?3

这段历史淹没在19世纪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里。1840年的鸦片战争, 引起的思想观念变化虽小, 但作为中西冲突之起点, 对其政治意义的书写繁多, 林则徐的翻译活动备受关注;对中国新闻史而言, 1872年《申报》的创办是另一个重要事件, 政府官员与早期《申报》的关系亦曾被揭示, 王维江的《“清流”与〈申报〉》, 4细致描绘了光绪初期官场读新闻纸的风气;而1895年作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5的开端, 报刊媒介的作用自不必说。相较而言, 处于夹缝中的1850年至1870年代前后则乏善可陈:在政治制度上, 是缺乏变革意义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被历史结局映照而显得惨淡的“同治中兴”;在思想观念上, 这段时期也常被认为是1840年代的延续, 社会思潮并无显著变化, 因而是可以忽略的历史时间, 用陈旭麓先生的话说, 就是“没有把它列为阶段性的历史年份”。6

然而, 表象的背后暗流涌动, 尤其从现代意义上的中西交往看, 这段时期的对外关系有着缓慢的发展, 尤其是1860年, 反而“是一个带转折性的历史年份”。7事实上,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 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一种变局”。8相关概念史的研究对此十分敏感, 认为这种变化首先显现于时人对西方国家的称谓。方维规指出, 如果将“1860年前后问世的各种著作作一番比较, 立即就会发现, ‘夷’字已经渐渐地被‘洋’、‘西’和‘外’等词所取代, 并退居次要位置了”。9

1861年还被视作中国现代外交事业的起点。总理衙门的建立, 使清政府第一次拥有专门处理外国事务的机构, 改变了以往由地方官员自行应对的惯例。由此, “一个在中央政府主持下作为地方行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政策出现了, 一种处理对外事务的制度方法开始成形”。10尽管并非权力中枢, 但总理衙门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和社会行动, 促使官僚集团内部分化出一部分力量, 开始认真思考和对待西方, 其结果是在东南沿海和通商口岸营造了一种重视洋务的知识氛围。

这些制度和认识的变化也影响了西方在中国的新闻业。1850年前后, 外国人的活动重心仍在广州, 新闻纸的出版比之林则徐译报时未见多少变化;到了1850年代末, 则是上海作为“东方新闻中心”崛起的开始, 随着西方人的大量涌入, 新闻纸也跟着转移过来, 《北华捷报》《六合丛谈》等中英文报纸相继创立;进入1860年代, 更有《上海新报》《字林西报》等出版, “每天都有三四种英文新闻纸出刊”, 成为世界新闻的“集散地”。11在此氛围中, 上海地方官以及中央层面办理洋务的官员对待新闻纸的态度, 已与林则徐时期的遮遮掩掩有所区别。

鉴于以上背景, 本文以晚清部分官员的奏折、书信、档案和日记为史料, 尝试分析1850年到1870年代前后, 清政府官员阅读新闻纸, 进而认识西方的日常实践。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林则徐翻译《澳门新闻纸》后, 广州的官员们怎样继续利用新闻纸?1850年代后期, 当中西交涉和新闻出版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 上海的官员是如何应对的?进而, 在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后, 洋务官员翻译和阅读新闻纸的情况是否变化?在厘清这些基本史实后, 本文将进一步追问:19世纪中期的晚清官员是在何种心态的驱使下阅读新闻纸?他们从中读到了西方世界的何种图景?

具体而言, 本文聚焦于19世纪中期几位处在中西交涉前沿地带的官员, 分别是:1850年前后广州的徐广缙和叶名琛, 他们的奏折经常以新闻纸为凭据;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初上海的薛焕和吴煦, 他们的书信和档案中留下许多翻译新闻纸的片段;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初在曾国藩府中担任幕僚, 后来成为外交官的薛福成, 他的日记中摘录的新闻纸片段俯拾皆是。这些官员士大夫同属沿海地区, 时代略有承续, 处于较为一致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同时, 又因时势、官位或见识的差异, 对西方有着不同的态度。总之, 他们有着相似的阅读心态, 却也发掘了新闻纸的不同意义, 因而看到了不全一样的西方和世界。

二、“夷人举动, 无论大小事件, 总以新闻纸为确据”

如所周知, 1839年7月到1840年11月之间, 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 组织翻译了一批当时的外国新闻纸———主要是《广州新闻报》 (he Carton Press) 、《广州记事报》 (The Canton Register) 、《新加坡自由报》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三种, 编成类似连续出版物的《澳门新闻纸》, 12因此而显著于交流史、翻译史和新闻史。不过, 从阅读的角度看, 林则徐多少有点孤独, 《澳门新闻纸》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但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力有限, 所译文字只在广东同僚的小圈子流传, 仅有一条奏折附录了新闻纸内容, “恭呈御览”, 13却并未获得道光皇帝的批示。

林则徐的翻译不仅没有引起时代的回应, 甚至还遭遇到后来者的嘲讽, 皇帝的态度亦不明朗。不过, 在林则徐被革职流放之后, 广东的官员仍然延续了这种做法, 他们不仅继续翻译和阅读外国新闻纸, 而且频繁地将新闻纸的内容写进奏折, 上报朝廷。1850年代前后, 两广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即非常擅长此道。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三月二十一, 在应对“英人要求进驻广州城”一事时, 除了借助传统的探报打听消息, 他们的奏折还提及了新闻纸:

夷人举动, 无论大小事件, 总以新闻纸为确据。不但本国取信永以为凭, 抑且各国通知不能更议, 今英夷将新闻纸遍告各国, 罢议进城, 仍求照旧通商。众夷商均谆恳伍崇曜速为疏通, 禀请酌办。是其计已决, 无可疑虑。14

这段奏折将新闻纸的特性介绍给了皇帝, 强调“夷人举动, 无论大小事件, 总以新闻纸为确据”。这句话说明, 在徐广缙、叶名琛的理解中, 新闻纸在西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其功能类似现代的公告, 因此可以作为证据, 判断英国人只求通商, 不再要求进城的态度。及至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十月十三, 徐广缙等又上报了“月折夷务”, 再次利用新闻纸判断进城一事的发展:

臣等复加采访, 购得其新闻纸, 备悉该国王见广东士庶如此急工向上, 舞蹈皇仁, 深为畏服, 所以前询进城一节并未提及。特寄信呅翰, 中国人民众多, 生意要紧, 并传知五港口各全权领事, 皆要查看各处民情, 切须留神, 毋许多生别端, 查出治罪。是其畏威怀德, 不敢狡焉思逞, 实属信而有征。15

由于得到了新闻纸, 因此对事件的发展可以做到“备悉”, 可见新闻纸在获取情报上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以新闻纸内容入奏折、做判断的行事方式, 得到了朝廷中枢和皇帝的认可。对这道奏折, 道光皇帝在数日后发布上谕时, 照着其内容, 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再次提及了新闻纸, 以增加上谕的说服力:

该督等又密购其新闻纸, 备知该国王寄信呅翰, 谆谆以生意要紧。并传知五港领事, 一体察看民情, 毋许多生别端。是其畏威怀德, 信而有征。16

君臣之间就新闻纸内容展开的这种交流, 是林则徐翻译《澳门新闻纸》时未曾有的现象。大约半年后, 广州和北京又围绕着“英国人试图以福建港口换取台湾”, 进行了多次的文件往来, 新闻纸在此过程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道光三十年 (1850年) 七月, 徐广缙、叶名琛就“换港”一事上奏:

兹特于本月十九日密购其新闻纸, 内开英国女主有书到港, 传知大兵头呅翰, 据称定日前往上海、天津, 察听中国新政, 探访各省情形若何, 并要用计将徐总督落职, 方可进城……呅翰在港, 连日招请商人, 言福建港口不好, 亏折甚多, 因思另换台湾地方作为港口。17

这条从新闻纸上截取的消息, 同样发挥了情报的功能, 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重视。在七月二十六当天, 朝廷接连发布两条上谕, 其中均涉及到新闻纸。

一条是回复上奏的两位广州官员:

徐广缙、叶名琛奏, 夷酋回港安静一折。又另片密陈, 购得新闻纸实在情形等语。览奏均悉。18

另一条是给管辖台湾的闽浙总督刘韵珂:

本日据徐广缙、叶名琛奏, 探得夷酋呅翰回香港后, 连日在港与商人私议, 福建港口亏折甚多, 思换台湾作为港口等语。此说虽出自新闻纸, 为其生心设诈之端, 然与采煤之词相合, 其隐没觊觎必非无因。19

第一条中“览奏均悉”, 简洁的回复中并未流露任何的怀疑, 旋即以此为依据再发上谕, 更显示出相信和重视。第二条中有“此说虽出自新闻纸”一句, 在晚清官员阅读和讨论外国新闻纸时常有出现, 这一话语总体上可以解读为朝廷对待外国事务的一种修辞,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 皇帝对新闻纸所刊载的消息, 在总体上是信任的, 否则就不会依此发布命令, 指导行动。

由“入城”“换港”两事可以看出,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里, 将新闻纸纳入沿海和中央之间的文件往来, 借此讨论外国事务, 是较为常见的现象。皇帝、朝廷和沿海的大臣们接受了这种用法:通过新闻纸的报道, 沿海官员知悉“夷人举动”“大小事件”, 然后将之作为实在的情报上奏朝廷;朝廷再根据这类消息做出相应部署。这是一种在具体事务层面对新闻纸的翻译和阅读, 经此获得的西方图像与眼前的具体事务紧密相连。

三、“可得伊等实在消息, 仍当随时禀报”

1850年代以后, 在中国的西方国家逐渐不满足于在华南地区获得的利益, 其重心向上海转移, 长江中下游逐渐成为中西交涉的最前沿。这时, 清政府仍然没有专门机构来处理外交, 作为地方官的上海道台的重要性就显了出来。薛焕和吴煦是1850年代末期最通达洋务的一对上海官员。尽管出身传统, 在调任上海之前亦无沿海工作经验, 但薛焕还是以其经世精神, 成长为知名的洋务专家, 其中, 重视情报的搜集是其一大特点。根据其传记, 薛焕常常从外国商人处打探消息, “焕悉知英法等国在华官员, 凡有所作为, 必先遍询其在中国的商人, 而后定于行止。焕即设法探询英法等国商人, 此次北上究欲何为”。20他因此掌握了许多一手情报, 如“外国军队在中国沿海军事调动的情报, 以及国外的重要事变情况 (如英法之间开战的传闻以及美国的国内战争) ”。21

当薛焕从上海道台升迁为江苏巡抚以后, 在他身后一直负责情报搜集工作的吴煦成为继任者。吴煦延续了前任重视情报的风格, 但是更加注意到上海的新兴出版业, 因此其消息来源中增加了不少新闻纸的份额。事实上, 自1855年9月开始, “吴煦就把上海县城小东门旧察院修葺为海防厅署, 任务之一是搜集情报, 现存吴煦档案中可查见最早的译报是1858年”。22围绕吴煦的各类书信、文件和翻译文字, 涉及新闻纸的内容十分繁杂;并且他与自己周围的官员———无论是上司、同侪或下属, 经常交换新闻纸的消息。在其书信中, 类似“连得东耘来书新闻纸”“续得新闻纸”“新闻纸已经收到”23这样的字眼, 时有出现。

引人注意的是, 从咸丰九年 (1859年) 六月初九起的数天里, 吴煦在向上司的禀报中连续提及了新闻纸, 其中有三处较为明显地透露出他对这个新事物的认知:

首先是六月初九, 吴煦上王友龄禀:

【卑府】现于营中密约, 暗中准备, 以为预防之计;一面密购该夷各路新闻纸, 按期雇人翻译, 可得伊等实在消息, 仍当随时禀报可也。24

接着是六月初十, 吴煦再向王友龄禀报:

所言果否的确, 固未可料, 布酋之将回上海, 似非虚伪。英、咪二酋是否亦将回沪, 现仍确探, 并购各路新闻纸雇人翻译, 俟译出探得实信, 随时禀报。25

六月十一, 吴煦、蓝蔚雯又向何桂清、徐有壬禀报:

又夷人各项举动, 皆有番文新闻纸可证。卑护道等现向夷馆觅得, 雇人译出, 尚只初报天津情形, 内叙英国弁兵伤亡四百八十四人, 佛兵不再此数。……所有会同探悉各情, 并译出新闻纸暨该夷所绘天津海口图形, 合并禀呈, 伏候鉴核。26

细读这三个片段, 第一则中的“按期雇人翻译, 可得伊等实在消息”、第二则中的“探得实信, 随时禀报”、第三则中的“夷人各项举动, 皆有番文新闻纸可证”, 集中说明了吴煦对新闻纸较高的信任程度。27此外, 他的档案中还有“英佛只隔一江, 消息易通, 外国各事, 皆有新闻纸传播, 又须采访舆论, 定能归咎卜酋, 弭兵息事” (1) 这样的陈述, 亦表达了对新闻纸的重视。

吴煦对新闻纸的这种态度, 是与传统情报系统的探报进行比照的结果。探报, 指的是通过人际的侦查、打听而得到的消息, 是传统中国的军事用语, 也是晚清中西交涉初期情报的主要来源。从内容上看, 吴煦收到的各种探报消息委实不少, 如“天津夷情”“怡和洋行通事探报”“沪商接到粤信”“天津议和探报”“英法联军入侵津沽军情探报”“外国兵船带来津沽军情”“都门来信”等。从性质上看, 探报主要针对具体的事务, 尤其是军情, 如1860年所记的一则“英法联军入侵津沽军情”探报, 内容是“德州十九日探报云称, 十三日酉刻, 有夷船一百二十八只驶至拦江沙内, 去大营仅三十里”。 (2) 显然, 探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知晓事件的动态, 但薛焕认为,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即常常不能确保消息的真实性。上述禀报中的“固未所料”“似非虚伪”, 以及档案文献中时常出现的“尚无准信”“夷情诡诈, 究亦不敢深信”“尚未定见”等字眼, 即反映了探报的性质, 同时映衬了新闻纸的可靠性。

由此可见, 新闻纸常在探报不灵、真实性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登场, 侧面说明这两种消息来源对官员的相似意义。也就是说, 吴煦持续翻译新闻纸, 看中的还是它探访夷情动态的功用。亦如其上级官员桂良、花沙纳、何桂清等人的奏折———“臣等命护上海道吴煦及黄仲畲等密探情形, 迅速驰报, 连日接据该员等禀报, 及钞来英夷新闻纸, 大约总谓额酋回沪无期”, 28大体是在打探消息的层面上使用新闻纸, 这与1850年代前后广州官员的态度大致不差。

不过新闻纸与探报毕竟是不同的媒介, 至少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所涉及的“各项举动”并不限于眼前的军事事务, 而是呈现多样性:不仅有“英法进京”“英法调兵来华”“英法联军入侵津京战事”“议和”等动态消息, 还有英国本土官员发表的对华战争的相关议论。以1859年阴历十月初一的“英国官员论大沽口战事”为例:

英十月二十六日新闻纸即中国十月初一日。连日国家议及中国事件, 尚未知其详。探闻于中有欲战者, 有欲和者, 各人各意, 总无一定。

近日英国所到新闻纸, 论及中国事, 多有主战亦有主和, 纷纷其说, 难以尽录。

连日国家议事甚密, 外人未知其确, 料系战和未定, 所议有三:第一件, 若战军粮安出;第二件, 有无可战之理;第三, 若战与法国合兵有无碍处。29

这些消息反映的是英国本土对待战争的态度, 显然是探报所不能到达的距离。不仅如此, 薛焕所翻译的新闻纸内容, 还有少部分溢出了具体事务的层面。譬如, 1859年阴历九月二十三的“外国新闻纸刊载英法调兵来华消息 (三) 28”, 在满篇的军事动态中, 夹杂着一段对世界各国近况的描述:

美国之北, 英国属地甚广, 两国交界之处有数岛尚未分定应归何国, 照地图形势系在美国界内, 故诶过号为己地。现驻近地之英酋, 不准美用兵屯守, 两国现在议论仍未定夺云云。

西班牙即大吕宋, 与邻国摩洛哥争斗。西班牙要摩洛哥依允三件, 摩允其二, 但第三件断难允从, 以后有无交战之事, 尚在未定。

西班牙与摩洛哥争战, 英、法两国均干涉其实, 因此致英、法两酋不和将来事体如何, 未能深料。 (1)

上述文字涉及到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摩洛哥等西方国家, 与清廷当下要面对的军务关系不大。因此, 与探报这种聚焦于眼前事务、一事一报、有时还不能令人确信的媒介相比, 新闻纸其实可以描绘更广阔, 也更可靠的世界:不仅有眼前的事务, 也有外人对形势的评论, 甚至还有世界各国的交往。1850年代末, 上海官员需要处理的西方事务日增, 新闻纸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促使他们持续不断地翻译和阅读, 那些溢出军事情报范围的内容就时有出现。不过, 官员个体很难脱离政治文化的限定, 在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中, 吴煦仍主要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使用新闻纸, 因此从新闻纸上看到的西方, 仍以军事和紧急的外交动态为主。

四、“庶于中外情形, 了如指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官僚集团的内部发生了分化, “比较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 并“决心履行中国的条约义务, 使它的外交活动现代化”, 30其制度化的结果就是设立总理衙门, 开始从中央层面规范外交事务。总理衙门颁布了一系列工业和文化政策, 用以应对西方的到来。其中纲领性的《通筹夷务全局折》, 除了要求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等外, 特别提出了翻译、呈送和阅读新闻纸的要求:

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 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 以凭核办也。……至办理外国事务, 尤应备知其底细, 方能动中窥要。近年来临事侦探, 往往得自传闻, 未能详确。办理难期妥协。各国新闻纸虽未必尽属可信, 因此推测, 亦可得其大概。广州、福州、宁波、上海旧有刊布, 名目不同;其新开各口, 亦当续有刊本。应请一并饬下钦差大臣及通商大臣并各该省将军、府尹、督抚, 无论汉字及外国字, 按月咨送总理处。庶于中外情形, 了如指掌, 于补弊救偏之道, 益臻详审。31

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 将新闻纸的翻译 (亦涉及中文新闻纸) 和阅读, 纳入了制度化层面。翻译不再是地方官员自行的决定, 新闻纸扩散的范围也不再仅仅围绕各省官员的个人圈子展开, 而是必须按月奏报钦差大臣、通商大臣和总理衙门。不仅如此, 这段话还透露了官方对待新闻纸的总体态度, 他们仍将新闻纸与探报予以并置———“近年来临事侦探, 往往得自传闻, 未能详确”, 因此, 新闻纸合法性仍然建立于探报的弱点之上。不过变化也是明显的, 读报不再是被动地回应, 而是主动地寻求;目标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之事的实在消息, 而是试图达到“中外情形, 了如指掌”。

如是, 晚清官员与新闻纸的关系就有了较为明显的转折。日本学者川岛真概括说, 起初是地方督抚“自行让人翻译海外情报用于行政, 而洋务局继承了这种做法”, “总理衙门和李鸿章都从1860年代开始把翻译通商口岸发行的欧文报纸作为了解海外情报的一种方法”。32作为新崛起的官员代表, 李鸿章得风气之先, “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计的认识之中, 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的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阅历”。33这种经历中自然包含着对新闻纸的认识, 1862年阴历四月初二, 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 李鸿章有以下表述:

外国新闻纸, 商行用清字, 摹刻者, 大多买场中之事, 无甚关系。其英字新闻纸在夷官处多要语, 昨会防局请人翻译三份, 按旬呈递, 一京师总理衙门, 一尊处, 一敝处, 兹先寄上二纸。34

值得注意的是, 李鸿章将中、外文新闻纸进行了比较, 认为前者侧重商业, 后者多有“要语”。时值1862年, 李鸿章所说的清字新闻纸应该是1861年创刊的《上海新报》, 而与之对照的英字新闻纸则很可能是《北华捷报》。李鸿章和曾国藩常常讨论新闻纸, 他们的这种认识很快在倾向了解西方、支持洋务的官员中扩散开来。1862年阴历六月初三,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中附带了官员殷兆镛的一份奏折, 显示了一般官员对新闻纸的认知:

臣谓筹防, 事非一端, 不外抚驭得体, 整军经武, 益求船坚炮利。尤在博知夷情, 各国皆有新闻纸, 一国之纸, 互刊数国之事, 并不秘密。前年英、法内犯, 其驻中国夷目, 如何告诉两国主, 如何会议兵丁炮船, 如何前来, 用何法攻我陆路, 何法攻我水路, 以及虞不能胜, 急于议和等情, 迭次纸来, 一一详叙。纸到一两月后, 其兵始到。今上海新闻纸多译货价, 应饬各口通商衙门遍览各国新闻纸, 雇今识夷字人口译有关时事者书记, 大则奏闻, 借资预备。35

殷兆镛这份奏折的逻辑非常清晰。“筹防”是传统中国的军事用语, 在这里的语境中, 指的是对西方国家的防御。殷兆镛认为, 对筹防这件事, 朝廷不仅要加强军事上的训练, 也要“博知夷情”;西方新闻纸上有许多军事和外交的动态, 翻译和阅读就有重要的意义;但可惜的是, 上海新闻纸只译其中的商业消息, 因此朝廷应下令沿海与通商口岸的官员多译时事, 并将其中的重要事件上奏, 以便及时应对。

由上面的几段引文可知, 1861年以后, 洋务运动逐渐开展, 官员需要处理的外国事务日益增多。出于办理“外国事务”、寻求“要语”、积极“筹防”等实用目的, 晚清官员们开始提倡阅读新闻纸, 但是他们普遍对缺乏要语的中文报刊和普通商业信息持疏远态度。在总理衙门的政策倡导下, 以及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巨大影响力, 新闻纸逐渐走进了一些官员的阅读世界。譬如, 时任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即有记录:

同治元年正月初六, 见夷人十二月十五日新闻纸, 上海法华、龙华、大场、黄渡、红王庙皆有贼, 近者离新闸数里。

同治二年六月十七, 又寄来新闻纸三折, 内云日本国与在彼之英、美各国钦差不和, 土王作乱, 美国钦差搬上兵船, 英国与之决战已定见矣。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 又见英国新闻纸, 洋人欲于苏州买地, 李中丞不许, 洋人颇怒其不能通融, 且言克复苏城借其力, 而今以细事靳之, 为无情义云云。36

赵烈文这里所读的新闻纸, 无法判断是中文或是由英文翻译而来, 不过上面的三条记录, 既涉及本国事务, 也有各国动态, 还有中西交涉, 整体上与单一的军事动态有所不同, 惜所记较少, 难以进一步探究。而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僚薛福成, 其日记则是另一番景象。从1865年起, 薛福成处理了相当多的文件和事务, 并详细记录各种形式的内政外交, 消息来源十分广泛, 包括探报、信件、奏报、新闻纸等, 薛福成不加区分地将这些消息来源并置在一起, 显示了东南沿海和通商口岸浓厚的信息氛围。细读薛福成日记, 他从新闻纸上获得的消息约有以下几类, 仅以1867年的几则消息为例:

一是关于中西之间的日常交往, 如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事务:

六月二十九日:新闻纸云:广东一省每岁可销洋药一万八千箱。近闻广东海关税务司报,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进口洋药只有三千四百箱, 计走私者已一万五千箱, 所差税项有四十五万两。广东省本年所收总税共八十九万两, 洋药税一件已失一半矣。37

二是围绕在中国周围的西方各国的动向, 仍与军事或贸易有关:

正月初四, 新闻纸云:十一月二十三日, 淡水地震, 人多死者。英国与缅甸立约, 要在意里猾低及巴摩等地方开路, 直抵中国云南省, 以便印度、缅甸等国到中国西界通商。去年法国教头为高丽人杀死, 起兵攻之, 克江华城, 既而退去。38

三是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 常以英国和法国为主:

三月初九日新闻纸云:伦敦电气报云, 乃彼亚统领已带兵往攻宴大罗、亚比西尼亚地方。欧罗巴大局安静, 惟法国加添兵额, 每岁经费多八百元, 并禁入刊报新闻。士达士巴西已按兵, 日本内乱平。39

类似上述的各类新闻纸片段, 数目繁多, 难以一一列举。尽管薛福成只是记录, 并不评论, 但从其所记之中, 能够发现新闻纸展现出来的西方和世界图像, 已经区别于此前广州和上海官员的所见。事实上, 进入1860年代以后, 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有所收敛, 军事和外交的紧急事务数量减少, 通商和贸易的比重增加。因此, 作为消息中枢的薛福成, 从各地呈送的新闻纸上看到的西方, 主要不再是以往的军事、外交等情报, 而是增加了贸易往来、各国动态、世界关系等不那么紧急的内容。

芮玛丽 (Mary Wright) 指出, 同治时期中国人形成了“阅报的新习惯”, “‘中兴’官员懂得了利用报纸, 不仅仅是因为报纸提供了了解外国信息的一种渠道, 而且还在于它同时又是反映外国人对华观感的工具”。40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人对自强的追求, 他们一方面要观察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防备着他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西方在某些层面上具有先进性, 因此也主动地打开了部分眼光, 从较为狭窄的军事和外交情报转向了贸易、工业和通商等事务;同时在此过程中, 由于新闻纸的特性, 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多样化的世界。

五、打探西方:变与不变

阅读史专家达恩顿 (Robert Darnton) 曾指出:“阅读并不朝着一个方向演化, 而是四散延伸的。在不同时间、不同群体中有不同的阅读形式。男人和女人, 为拯救灵魂而读、为改善举止而读、为修理机器而读、为吸引爱人而读、为了解时事或仅仅为了消遣而读。”41

诚如其言, 阅读的心灵是最难捕捉的内在过程, 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然而, 阅读也是一个社会过程, 受限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由以上的分析可知, 在1850年到1870年代前后, 晚清官员阅读新闻纸的目的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 可以概括为“打探西方”。之所以是“打探”, 而不是深入地学习或理解, 源于彼时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一个不受欢迎的敌人, 一个陌生的他者, 一个无需认真了解的对象。因此, 无论是广州官员徐广缙-叶名琛, 还是上海官员薛焕-吴煦, 或是1861年总理衙门的奏折, 新闻纸总是与传统情报体系中的探报并置一处, 围绕着新闻纸的常常是“密购”“备知底细”之类的话语, 此中对西方存有的敌意不言自明;此外, 天朝至上的心态, 也限定了人们的思维, 他们从未打算认真地去了解这个新的对手, 因此, 通过新闻纸的打探, 始终是点到为止;即便1861年以后转向学习, 也是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展开, 所探到的西方也就仅限于具体事务或表层资讯。在这个层面上, 他们似乎还未达到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

当然, 打探也有变化的部分。尽管1840年之后的中国总体上没有什么重大变革, 但与新闻纸相关的进程却在酝酿之中。如果说徐广缙-叶名琛只是延续了林则徐的“探访夷情”, 其变化不过是皇帝对写有新闻纸的奏折有了积极的回应;那么1850年代后期, 西方人逐步转移到上海, 新闻纸的出版却渐成气候, 作为地方官的薛焕-吴煦, 显然增加了对它的翻译、阅读和交流, 一方面是打探了更多的军情, 因为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在眼前, 另一方面则是中西交涉的日常事务也在增加, 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这个新的消息来源, 因而看到了一些各国动态和世界知识。相较而言, 1861年的变化更具转折性, 随着西方放缓了在中国的军事渗透, 通商、传教、外交和技术等事务成为中西交涉的主要内容;清政府也从战争的失败中有所反省, 开始着手洋务运动, 在社会中营造了一种向西方学习的知识氛围。因此, 从新闻纸打探的西方, 就逐步脱离了原来较为单一的军事情报, 而慢慢有了洋务知识的意味, 尽管“洋务”这个词, 在那时只是指“对西洋人的关系, 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 甚至在狭义上, “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1)

阅读新闻纸, 可以知商情, 可以增学术, 还可以求消遣。但是1850年代到1870年代之间, 晚清官员阅读新闻纸的方式不在上述任何一个路径上, 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从新闻纸上打探关于西方的消息, 其背景是中西之间不自然的交往。当西方作为一个危险而陌生的敌人时, 晚清官员们就只能是被动地防御, 这种心态限定了他们的阅读方式;在1861年以后, 当清政府开始决定学习西方时, 他们还未打算从根本上理解西方的全部, 因而只是在实用主义的逻辑下对待新闻纸, 这种心态限定了阅读的所到之处。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两广总督林则徐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29-30页。

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上册)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6页。

3 张之洞:《劝学篇》,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7页。

4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1期。

5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年, 第134-152页。

6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9页。

7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9页。

8 郝延平、王尔敏:《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 1840-1895年》,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55页。

9 方维规:《“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 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 赵兴胜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年, 第120页。

10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 陈同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 第56页。

11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 (1850-1949) 》 (修订版)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20-25页。

12 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台北:斯福齐, 2016年, 第13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两广总督林则徐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29-30页。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英人不敢进城实在缘由折》,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914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业经晓谕英人勿再提进城之事并使现在情事等折》,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951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两广总督徐广缙等仍当联官民为一气使英人益服事上谕》,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952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英报所载呅翰赴津原因并有福建港口另换台湾之说片》,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1002-1003页。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两广总督徐广缙等于接到英人求换台湾港口照会时即查照成约斥驳事上谕》,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1004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著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密谕台湾严密防备事上谕》,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第1003页。

20 沈景鸿:《薛焕事略》, 《简牍学报》1978年第5期。

21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 陈同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第53页。

22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 (1850-1949) (修订版)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72页。

2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22、67、149页。

24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60页。

25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61页。

26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65页。

27 不过在面对具体事务时, 吴煦也不是全然相信新闻纸的描述。譬如, 1859年7月12日, 吴煦、蓝蔚雯上王友龄禀中即有“今日续得新闻纸, 译汉附电, 其中半系臆断, 并无根据, 惟夷人志趣, 藉可悉其梗概也”。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65页。

28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77页。

2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289页。

30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 (上) ,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年, 第211页。

31 分别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第339、341、341页。

3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 (第五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338页。

33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 1866-1905年》,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68页。

34 熊志勇编:《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资料选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 第63页。

35 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田建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12页。

36 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北京:中华书局, 2014年, 第12页。

37 李鸿章:《上曾制帅》, 《李鸿章全集·信函》 (一)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84页。

38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 长沙:岳麓书社, 2011年, 第330页。

39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长沙:岳麓书社, 2013年, 第463、664、743页。

40 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 第18页。

41 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 第1页。

42 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年, 第6-7页。

43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房德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300、301页。

44 Robert Darnton,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13, no.4, 1989, pp.86-102.

45 郝延平、王尔敏:《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 1840-1895年》,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