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冷战：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苏极限施压的结果_风闻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掀起解放全国的胜利大进军。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可避免，却令人惊愕的出台了对华的新政策。

　　杜鲁门政府几乎没有人喜欢即将盘踞海岛的某势力。但杜鲁门及其国务卿艾奇逊，还有美国国务院的诸多东方问题、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产生了两个误判，一是认为人民中国可能再度滑向北洋中国的孱弱甚至分裂局面，无法解决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二是认定人民中国一定是莫斯科的代言人。

　　尽管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清楚，1945年后，为了获得在华乃至更广大区域的特权利益，苏联承诺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不倒向其中任何一方——事实上，除了帮助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东北站稳脚跟，苏方确实没有给予过其他实质性帮助。苏联并不喜欢在任何邻国，扶持建立起自主性很强的、哪怕是意识形态接近的政权。而在人民中国即将建立之时，苏联方面对华态度才刚刚转变。

　　人民解放军逐次自北向南、自东向西解放全国过程中，美国外交官大多留在了原驻地。毫无疑问，这传递给毛、周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息是，美国打算与他们讨论建立关系、最起码是保持接触。于是，这一年的6月，周与司徒雷登即将进行会谈，但美方随即公布了谈判的前提，包括人民中国不得在宣传中反对美国——要知道美国当时仍然与人民中国的敌对方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并提供军事援助。谈判最终没有实现，美国方面也拒绝回应人民中国通过其他渠道提出的同时保持与美国、苏联独立但友好关系，并在经济、文化领域建立合作、交流的诉求。

　　新中国正式成立后，采取了外交上一边站的政策，这其实多少与接触美方而没有获得回应有关。美方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一种倨傲姿态，是因为这样的姿态在那之前的几年里，曾经让美国一次次的压制住了苏联。

　　商务印书馆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爱德华·斯退汀纽斯历史学教授、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前主席梅尔文·P.弗莱勒所著的《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这本书的写作，是基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陆续解密的一大批军事、外交档案，令人信服的解释了美国杜鲁门政府时期所采取的外交、国际关系政策的走向。这本书出版后曾荣获班克罗夫特奖。

　　弗莱勒在书中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决心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抵御苏联势力扩张的经济、外交、文化攻势。美国决策者当时完全清楚，经历了二战的巨大牺牲后，苏联根本无力对外发起大规模的侵略，却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定优势，即鼓励欧洲国家的中左派势力利用战后困难吸引群众，在议会政治中抢夺地位;还可以鼓励亚非拉殖民地掀起反帝斗争。美国决策者，包括许多外交问题专家和军方人士认为，要避免整个世界都被苏联吸引到一边去，就要主动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苏采用极限施压，也就是在苏联国境以外的任何地区，只要有亲苏或亲苏嫌疑的势力，就会受到美方的打击。为此，美国主动包装了苏联威胁论，渲染苏联一旦控制东欧、统一后的德国将给世界(其实是美国自己)带来何等可怕的愿景。

　　按照弗莱勒的解读，美方充分利用了自己手中握有的优势力量(经济能力、战略空中力量与核垄断)，频频以动用原子弹为威胁，来迫使相关国家让步。这种情况下，美国非常不光彩的干预了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选举，不仅中情局深度的介入了对意大利左派政党的抹黑宣传，而且美国官方更是直接宣称要将给意大利左派投票的公民都纳入黑名单。在土耳其、希腊，凡是具有左倾性质的民主主义势力，无论其是否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过贡献，也一概被美国排除出可以通过合法议会活动而获得执政(参政)地位的序列。

　　《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一书指出，19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的智囊团，因为在二战期间大多从事过与政府、军队相关的动员、采办、租借、商业战等工作，所以他们将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看成是必须争夺的、要么倒向美国要么倒向苏联、出产资源和提供市场的利益链的一环。相比之下，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更讨厌苏联的英国人，其实采取的是更趋现实的外交、国际关系政策，即与苏联交换势力范围，英国把持中东，而以苏联掌握东欧的代价，认为这样足以实现和平。

　　杜鲁门政府的强势政策，尤其是推动美国、法国、英国的德国占领区合并，并发行统一货币，在苏联威胁采取反制措施情况下，以空运方式为西柏林提供补给。美方笃定，苏联无力一战，所有的威胁话语不过是“嘴炮”。而在日本占领问题上，美方更是完全将苏联排除在外。

　　**美方一连串的遏制胜利，苏方采取守势甚至表现得毫无对抗意志的忍耐，最终推动了旨在迫使苏方加入冷战博弈的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被隔绝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圈以外。但这样的强势施压，在后来也被暂时夺回了核威慑优势的苏联运用，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方一度走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边缘。不仅如此，美国无视其他国家主权和外交自主，强行干预其他国家包括大选在内的各项事务，自此成为惯例(其做法其实与美国指控苏联对东欧国家施加的控制毫无二致)，让主要由军方和商界人士扮演的“鹰派”在美国国家安全、外交事务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传统外交人士自此步入了被无情边缘化的境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事后证明，这次战争前，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都曾通报消息，但发起和组织战争仍然是朝鲜方面的独立行为。《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一书指出，这场战争爆发后，美方马上将之理解为斯大林的诡计，即通过朝鲜代理人来打探美国的底线，所以快速部署了反击策略。尽管美国罗织的联合国军迅速击败朝鲜军队，但美国朝野对于军队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味意识不足——因为美国的反击，苏方看起来毫无动作，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再一次被吓退了。

　　至于中国?杜鲁门、艾奇逊、麦克阿瑟也都认为，人民中国也仅仅是苏联的另一个代理人而已，更不可能就此采取动作。正因为这样，麦克阿瑟满怀信心的宣称当年圣诞节前可以结束战事，然后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所以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时，艾奇逊的第一反应是去找莫斯科的麻烦。这之后，战争规模扩大，美方方才开始正视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给一点军援就能够肆意吆喝的对象，也不是他们之前误认为的苏联跟班。所以，美国将朝鲜战争重新定调为有限战争，确保主要资源部署在欧洲以防止苏联袭击。

　　正如《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朝鲜战场上对人民中国的力量有了重新认识，杜鲁门政府以及他之后一直到尼克松的历任美国政府，才会在封锁人民中国的同时，避免直接出兵袭击中国东北和沿海的工业基地。这意味着，摆脱骚扰和讹诈，有时退无可退，只能坚决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