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勤：李学勤先生与曾国考古_风闻

　　第一次接触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是大学时期王迅老师指导我做盘龙城的学年论文，那时可供参考的论文并不多，李学勤先生的《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1]自然是必读篇目；毕业论文时，高崇文老师指导我做楚文化，接触李先生的文章就多了。但真正与李学勤先生直接打交道，是2013年叶家山曾国墓地发掘进入关键期。为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与发掘质量，我与同事们商量并得到了支持，就在叶家山发掘现场召开一次专家论证会。与李伯谦、王巍、朱凤翰先生联系后，他们都应允前来参加。为争取李学勤先生也能来，大家建议我给先生打个电话，亲自邀请，这成为我与李学勤先生的第一次直接接触。2013年７月５日，叶家山M111大墓开启当天，现场专家论证会如期召开，李学勤先生虽未能到场，但在通电话时肯定了叶家山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他的鼓励与谦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学勤先生自2003年开始一直担任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2013年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换届，当时先生因年逾70，不能再继续担任理事长，因此我打电话向他请示换届工作的相关事宜，他十分耐心地一一回复。2013年11月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在长沙举办，期间召开了研究会理事会换届会议，推选李学勤先生为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本次年会他虽然未能亲自参会，但专门委派他的研究生陈颖飞到会并宣读了他的贺信。之后楚文化研究会年会在河南、安徽召开时，先生均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他无一例外地都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表达对楚文化研究会及楚文化研究发展的殷切关怀和期望。

　　2014年6月李学勤先生专程到叶家山考察后，积极推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科研合作。2014年7月湖北省博物馆的《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后，利用国博周一闭馆的契机，先生组织了一次学术考察活动，他对万城等地出土的文物一一观摩并给予了宝贵的学术意见，让我们受益匪浅。同年12月21日，我们联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北京湖北大厦召开了“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先生全程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学术发言。

　　李学勤先生始终对湖北考古十分关注。2013年“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苏家垄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虽未亲自到会，但都安排学生参加，并转达了他对曾国考古研究的关心。2014年，他亲自撰写的《曾侯與编钟铭文前半释读》一文，在《江汉考古》[2]上发表。李先生一直对曾国研究保持着高度关注，在我与他的交往中，始终围绕着曾国学术研究展开，而正是这些接触，让我受益良多。

　　曾侯乙墓的惊世发现和2009年以来曾国系列重大考古收获，使我萌生了写一部全面反映曾国历史文化书籍的想法。2016年，我的书稿已大体成型，但依然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约请先生，他很爽快地答应，并在他家的客厅里接待了我。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下午，先生静静地听我讲述。首先我从想写这本书的初心说起，近几年来湖北曾国考古的发现，填补了曾国历史的很多空白，基本可以将曾国历史的完整系列构建起来，因此我们有可能也有责任把曾国较为完整的呈现出来。先生对我的想法表示赞成，并给予了鼓励。谈到曾国历史，自然绕不过曾随之谜，我知道先生对这个问题早已了然于胸，不用我多言，因此只是聊了一些我的感悟。我说曾侯與钟的同一件钟体上，同时有“荆邦”和“楚王”的铭文，看来当时“荆”、“楚”一国两名当是“官方”通行的用法，由此推测“随”、“曾”亦然。我以“曾随之谜”为开场白，一是知道先生关心这个学术问题，再者对我非常重要，我的专著《曾国历史与文化》既以曾国考古资料为主体，又用了《左传》等文献中关于“随”的记载，若“曾”、“随”为一国两名这个前提不成立，那书名和书的框架也就不成立了。得到先生赞许后，我顿感释然。在2018年版的专著“内容提要”中，我专门写了一句“确认曾国即《左传》等文献记载的随国”[3]，不过，可能是沉浸其中反而没有提及“荆”、“楚”一国两名的问题。好在2019年再出彩印版给了我这个机会，经责任编辑张亚莉同意，专门加了句：“同一篇铭文提及楚国，分别用了“荆”、“楚”两个称谓，可见当时一国称两名不是孤证”[4]，填补了这个缺憾。第二个谈及的话题是随枣一带出土的曾，与山东之曾，以及参与灭周之曾三者的关系[5]，先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专著时我采取直接引用童书业[6]、石泉[7]、李峰[8]、宋新潮[9]等先生灭周之曾在关中之观点的办法进行了处理。第三个绕不开的讨论是曾与楚的关系，特别是西周早期的曾与楚。我向先生汇报了宜昌万福垴的考古发现，以及关于早期楚在沮漳一带的思考。我专门谈了我这样考虑的出发点是，尽管目前西周早期尚没有确认的楚文化遗存，但叶家山等一系列曾遗存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从曾遗存看楚文化起源的新视角。这个话题谈的时间颇长，但先生始终微笑地看着我，他在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早期楚的研究要关注汉水之南，早期的楚应该是在汉水之南。聊完这个话题我深受鼓励，在著作中专门列了“西周早期的曾、楚关系”一节，系统说明楚起源于沮漳一带的六点思考[10]。整个谈话时间很长，怕先生疲惫，我不得不结束，但告辞之前我还是忍不住请教了最后一个问题：曾侯乙之后新近出土了曾侯丙，学界多有与我讨论，曾侯丙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存在甲、乙、丙、丁的序列，是否涉及日名问题？我顿了顿说，目前已发现“曾侯谏”、“曾侯犺”等明确曾侯加私名表述的铭文共有12个[11]，乙、丙应该不是日名。但自己又不敢那么绝对，所以说完后我非常不自信地补了一句：叫曾侯乙、曾侯丙是巧合吧？先生笑了一下，非常肯定地说，是私名。这次请教，是解决我关于曾国思考困惑的关键，也是我得以顺利完成《曾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支撑。

　　值得补记的是，万福垴遗址研究团队今年首次在报告中公布了该遗址G7的测年数据[12]，其中有三个数据落在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早期，同时第一次用“西周中期之前”来表述遗址的年代，为研究西周早期的楚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楚文化起源于沮漳河流域提供了新的证据。

　　我拿到责任编辑张亚莉特快专递的《曾国历史与文化》一书时，正值2019年春节前夕。那时先生在病房中静养，我抑制住呈送一本的念头，祈求先生快快好转再呈送，不料竟成永久的遗憾。2019年2月24日，李学勤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全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无不为之震惊与痛惜！在清华园为先生送行的那一天，我提起自己并不擅长的毛笔，久久伫立，不知如何落笔，最后微微颤抖地写了“国学瑰宝”四个字。是的，一代大师远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永存！

　　关于曾随之谜的学术问题，随着今年上半年随州枣树林墓地的发掘[13]，曾侯宝夫人芈加墓中出土铜缶上有“楚王媵随仲芈加”铭文等材料的出现，而终落下尘埃。

　　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将于2020年开放，新的基本陈列之一以曾国考古发现为主题，展览名称定为《曾国之谜》，这是先生1978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时用的标题。所有这些，当是湖北文博人对李学勤先生最好的纪念。

注释：

[1] 江鸿：《盘龙城与商代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 李学勤：《曾侯與编钟铭文前半释读》，《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3] 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封面折页。

[4] 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9页。

[5] 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订本），对三个曾有较为清晰的表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第7、8页。

[6]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7]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8] 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9] 宋新潮：《骊山之役及平王东迁历史考述》，《人文杂志》1989第4期。

[10] 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6～151页。

[11] 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增订本）， “曾侯编年序列”对目前所发现的曾侯进行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第129页。

[12] 马仁杰等：《宜昌万福垴遗址青铜器的科技分析及相关考古学问题》，《江汉考古》2019年第5期。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发掘收获》；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芈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