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善之地何在：北京建都的历史变迁（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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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是从辽、金时期开始的。

天子守国门要塞

站在北京城的景山之上俯视全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与繁华不眠的现代化新城尽收眼底。在600

多年前的元朝，这里是一个小山丘，名“青山”。明朝时，据说曾将煤炭堆放于此，称“煤山”。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大兴土木，将大量的泥土堆积在山丘上，形成五座山峰，美其名曰“万岁山”。崇祯十七年（1644）明思宗自缢于此，明朝的统治结束。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大明王朝会以这样的形式谢幕。清朝入关后，顺治帝取《诗经·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之意，将其更名为景山。如今，这里作为景山公园，供人们休闲游览。景山，是明朝建都北京的重要历史遗存。

从景山俯瞰北京城

明朝都城的确立，有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元末，明军北伐成功，建都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定都南京，但由于南京距离北方较远，不便于对付残元势力，且南京皇城所在地的风水不太好，朱元璋对都城一直不是很满意。在朱元璋晚年，他想起胡子祺曾提起的定都关中的建议，曾派太子朱标前往关中考察。太子归来，献上地图后便一病不起。第二年，太子病故，朱元璋也打消了迁都的计划。在《祭光禄寺灶神文》里，朱元璋说：“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朱元璋在迁都问题上纠结多年，抱憾离世。明太祖死后，其第四子、镇守北平府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起“靖难之役”。经过4 年的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朱允炆取得政权，改年号为永乐。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国都的选择上做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决定。他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原因，决定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1403)，朱棣便下令将北平府改成北京，此为北京得名之始。随后，明朝着手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五年（1417）开始大规模施工，永乐十八年（1420）完成，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正式宣告天下，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明朝《杨文敏集》云：“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

对统治者来说，国防安全是重要的考量标准。**明成祖定都北京，在军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前，明军虽然将元顺帝赶到燕山以北，但蒙古族在北方还拥有一定的势力。在明朝，蒙古族在北方活动，曾试图再次统治中原。南京偏于东南，防御元朝残余势力不免有些鞭长莫及。因此，明朝建国初年开始，便加强了北京一带的军事防御。明太祖晚年曾说：“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长期驻守明朝边疆的永乐帝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防御北方的重要性。凭过人的胆识与魄力，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国都当敌，天子守国门。

当然，迁都北京也有政治地理的考虑，统治者更愿意选择其势力所在的地方或距离其势力所在地区较近的地方建立都城。永乐帝“逆取皇位”，但南京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他就像是一个贸然闯入的“劫匪”，既没有武装势力的支持，也缺少足够数量的官僚拥护，过得战战兢兢。北方则不然，北方是永乐帝的势力范围，他在登基之前长期驻扎北平，已经为保卫明朝东北边疆或征讨蒙古人而在北方经营多年。正因为如此，永乐帝果断地选择了明朝都城的北迁。

威严紫禁城

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朝降臣吴三桂的帮助下，率领清军占领了明朝首都北京。第二天，清朝在原来明朝兵部发布口谕：“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一个月后，清朝自盛京（今沈阳）迁都燕京（今北京）一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清朝迁都北京阻力重重。以英亲王阿济格为代表的守旧派贵族指出：过去我们初得辽东时（指辽阳），“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因此建议：“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守旧派贵族希望仅仅把北京作为防御重镇，抵御南方明军的进攻，确保清朝辽东家园的安宁。

多尔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奏请顺治帝：“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与此同时，多尔衮以先皇遗言驳斥拒绝迁都的反对者道：“先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针对旗人首领们为了返回故土而宣扬的“将在北京大肆屠杀掠夺之后返回东北”这种谣言，多尔衮张贴告示晓谕民众：“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经过多尔衮的多方努力，清朝终于下定决心定都北京。

绘于17 世纪的多尔衮像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顺治帝登临皇极门（今太和门）行祭告大礼，并诏谕天下：“今年十月初一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清朝定都北京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历史条件来看，北京是自古兴王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的地位不断攀升。在国家统一中，北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位于北方草原上的民族政权若得到北京，便打开了通往中原的门户，具备了统治中原的基本条件。第二，北京交通条件优越，“宇内朝宗，无不通达”。第三，文化氛围和民族认同感较强，北京一直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容易让不同的民族接受。

总体来看，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大地上封建王朝的首都，有其必然因素。北京位于农牧交错带上，一直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枢纽，辽、金两朝在此定都对这一文化的融合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对于那些兴起于北方游牧、渔猎地区的政权来说，北京紧靠发源地，在统治阶层的心理上能够产生较强的安全感；从扩张的角度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利于他们实现对全国的统治。至于明朝，燕王朱棣在夺取皇位以前长期驻扎北京，对这里有很强的归属感；元朝政权在全国的统治虽被推翻，但蒙古势力的威胁仍然存在，定都北京也可取得军事上一定程度的主动。

由于长期作为首都所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北京在当代仍旧在历史文化延续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将我国辽阔的陆地与海域统一考察，北京在地理位置上仍旧居于国家的中心，具有通达四方的区位优势。北京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更是其他地区难以超越的优势。作为首都，北京在今天依然具备很大的优势，仍然是中国的首善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