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主讲：未来外交使命，从利益攸关者到话语引领者_风闻

来源：文汇报—文汇讲堂  2020-1-7 

【导读】历史上从大国走向强国，需要经过哪些能力的提升？未来5-10年，中国外交能力提升体现在哪些领域？外交能力的提升为何要取决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在上周六（1月4日）的第142期文汇讲堂上，北大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为中国外交提出了细致的建设方向，让在场听众深感任重而道远。今分享主讲精要。

今天与大家一起探讨新时代未来5至15年中国外交能力建设，重点是审视不足，寻找短板与软肋，而非过分赞美成就。孟子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要用心审视不足，我们就一定会向上走。

中国经历三个时代，外交能力各不相同

过去70年，新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对中国的外交能力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第一代中国，军人大使主导，需要强硬姿态

毛泽东时代让中国站起来，从一个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病夫”，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国外称之为“第一代中国”。外交能力既指自身的外交能力，也包括对外博弈的能力。当时的外交事务由军人外交官主导，著名的陈毅元帅、耿飚将军、姬鹏飞将军、黄镇将军、伍修权将军等，都曾在外交一线的第一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他们的风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外交能力特点：像战士一样顽强，以长征般意志处理外交。由于当时我国部分边界尚处于谈判阶段，国内也存在一些军阀混战等不稳定因素，需要军人大使以其强硬的姿态、勇于斗争的意志控制局面。因此，军人内涵成为第一代外交官最重要的素质。

（从左到右）陈毅元帅、姬鹏飞将军、耿飚将军、黄镇将军、伍修权将军等，都曾在外交一线的第一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

*第二代中国，为国内经济建设而广开合作之门

邓小平时代外交的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使命。解放战争后，如何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足，如何解决长期以来都未解决的低水平发展问题成为第一要务。197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总产值仅占全球产值的1.3%，人均收入甚至不及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第一代中国虽然以“站起来”著称，以帮助亚非拉的解放而闻名，但在全球科技、金融、贸易、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却未能顾及。而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另一种光芒：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不仅是全球消费的重要来源，也是全球就业、全球脱贫的主要推手。

第二代中国对外交能力有什么要求？为中国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善于招商引资的外交家成为中国的外交主力，其使命就是与各国牵线搭桥，一方面，引入我们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与现代化管理经验。另一方面，鼓励大量留学生、有志青年、国家干部走出国门，学习他国管理经济、开展金融贸易、设立经济特区这种先进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向欧、美、日、澳等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输出了几百万青年，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只要对中国有利，我们就要引进、发展与合作。此后，上海的浦东、深圳一跃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亮点，是全世界点赞中国最多的地方。

*第三代中国，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声音和动力

第三代中国指的是现在起至2049年的30年时间，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声音、中国动力”。第二代中国，从外形角度看，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战略收缩的国家。而第三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军人和普通民众都在思考如何成为全球最大的建设者，思考如何解决全球贸易危机、全球脱贫事业，参与联合国改革，遏制全球冰盖融合，保护全球动物等问题。虽然现在只是开始，但历史会证明，第三代中国是二十一世纪前叶最大的动能、国际关系最大的变量。习总书记经常说，我们不另起炉灶，我们是这个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为建设人类美好新家园做出贡献。这就是“时势造英雄”。正是中国今天的实力、中国的冲劲、中国的民心、中国的发展态势，才让政治精英产生了这种欲望和宏伟的蓝图。

目前，“一带一路”、联合国改革、非洲发展、气侯议题、环保议题、海洋安全议题、全国难民议题等等，都已进入中国新外交的视野，成为我们现代精英的思考重点。

提高外交能力要关注四大涉外层面

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俄罗斯这些世界公认的强国、老牌国家相比，第三代中国外交优劣明显，劣势是美国的高科技、教育体制、军事实力、美元霸权均占上风，优势是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民众意气风发；社会动员能力强；“一带一路”已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海陆空天网”，与非洲、极地、拉美、欧洲等地区，在各个方向上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合作，是中国第三代外交的代名词、中国向全球进发的重要指南。但是，当前第三代中国正处于“新长征”的阶段，面临诸多压力与困难，毫不亚于过去爬雪山、过沼地的难度。要警惕那种高估自身、低估对手及竞争者的思维和心态。

*肩负大国责任，提供多层次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最近几年新提出的概念，在过去30年来的外交史上，从未出现过。当然，早期中国没有能力和意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当下第三代中国已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世界，推测为最有可能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在美国对国际责任退缩之时，中国开始接棒，并且要越做越好。

首先，自2012年以来中国不断追加联合国会费，从原先的5%上升至2019年的12%；面对世界各地频曝的安全问题，全球维和任务加剧，中国上缴的联合国摊派军费在2015年就从第六位上升至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全球维和部队最大的出兵国。

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上午10时30分，中国第16批与第17批赴黎维和部队举行指挥权力交接仪式（董永康 摄）

其次，中国人对建设绿色地球村勇担责任。不仅国内要实现青山绿水，解决前期发展过快、环保落后的难题；在国际层面，中国对《巴黎协定》的协议达成和推动一直起着积极作用。今后，中国能对新一轮的全球气候方案做出哪些贡献，中国能否影响联合国的中心议程，并在本世纪中叶前，促使全球气侯变暖的速度放缓，温室气体效应减少，全球冰盖熔化的速度下降，部分地区物种濒临灭绝的缓解，这些已经成为全球的期待。

第三在外空领域，继美、俄之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三大外空军团之一。外空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未来，中国在外空的开发，外空的非军事化等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为人类提供更加安心的方式呢？

大国有大国的责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正将自己从全球化竞争中吸取到的养分——发展经验和发展优势回馈世界，并带动全球发展。事实上，这一回馈过程从邓小平时代后期就已开始，例如我们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未来，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许多经济、贸易、安全、气侯变化等，也会越来越多。前几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中国提供了大量药材、疫苗和医学专家。同时，中国正在尽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等等。

那么，中国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我认为是大而不精。或许发达国家在外形上不如我们，但其精细程度、分类方式、落地后的维护与保养、使用效能等方面，都超过我们。另外，我们在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应当思考：如何让区域中的其他国家安心，并愿意同中国一起建立命运共同体。这也是我们未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一种思路。

2014年8月10日，中国政府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物资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等待装运（新华社发）

*有效保障海外利益，需要增强外交资源力量

中国游客是全球最大的群体，超过每年1.5亿人口；在“一带一路”全球铺开的进程中，中国在全球的海外资产已超6万亿美元；庞大的海外留学生团体也滋生更多的权益保护诉求，因此，保障这些海外财物、人员、留学生与工地的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反观美国，其在全球设立了600多个军事基地，十几支航母编队。尽管总人口只有3亿，但其外交官数量远多于中国的3倍，形成了“大马拉小车”的态势。美国在追缴对手、打击恐怖分子时，总能实施非常精准的轰炸。这些方面无不凸显美国保护海外利益的巨大能力。面对海外势力侵扰中国利益的行为，我们能否进行有效的反制？十多年前，中国的外交官不足现在的三分之一。今天，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我们的外交资源如外交人手、外交使领馆、海外军事基地、海外代办处、包括外交部招募的外交官等等，正以算术级别增长，也是大国中增长最快的。但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例如人口、财产、物资、船队、工地等却呈现几何级别的增长态势，这种算术级别的增幅远不及几何级别的保护对象的增幅，这导致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窘迫。这是中国外交的大坎，是外交转型中极为艰巨的任务。

*国内能源需求加大，运输安全通道尤其重要

在对外能源资源安全依赖性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能否维护海洋、陆地、石油管线、船队、大规模铁矿石等全球运输生命通道？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进口最多的国家，石油、油气资源、铁矿石进口量全球居首。国内每100种油中，至少有60种需要进口。众所周知，中国的钢产量几乎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但制钢原料——铁矿石的三分之二都需要进口。从总体上看，在30种主要的能源中，中国有三分之二都需依赖进口，国内只有煤炭、稀土等资源能够自给自足。大多数能源已开始出现缺口，并且逐渐扩大，这就使得运输通道的安全性问题愈加重要。面对这种大规模的能源进口局面，我们能否保障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与稳定，例如，如何应对海盗与劫匪，如何处理沿线国家战乱或当地政权更迭带来的问题，如何将这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脆弱性降到最低，使外部能源的供应能够得到长期、可持续的保障，这是外交和军队亟需应对的挑战。

我国第四大能源进口通道——中缅油气管道

*掌控话语权，从利益相关者转变成话语引领者

在全球战略关键及热点、难点区域，中国方案够不够？中国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如何？有一位中东特使曾专门来北大跟我讨论，他说如果创造性地介入中东事务，在中东事务上我们就要发言，要提出解决当地的战乱的中国方案。我还见了北极事务特使，未来二三十年后，随着气侯变暖，北极大陆下大量资源的商业开发已可实现，中国需要提前研究北极船体的材料，资源开发的设备，了解北极冰盖下面蕴藏的资源储量及构成。作为北极事务特使，中国外交官的任务就是与各方展开沟通，包括加强协调与研究，保证未来几十年后，能够在北极事务中发力，进而获得必要的利益。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来自发展中的大国，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期许越来越高。但事实上，中国目前对于大多数全球热点问题的发言权非常有限。涉及全球安全、全球热点的联合国决议，70%以上都由美国制定并实施，中国能够把握主导权的决议估计只有5%左右。例如，目前全球共有六七千万难民从非洲北部、中东，向撒哈拉以南、欧洲地区涌现，这是全球性的难题和挑战。但我国迄今为止仅提供了一些经济层面的帮助。这类问题70%以上仍然由美国及其盟友提供解决方案，出谋划策，派遣特使斡旋等等。中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例如全球就业、GDP增长、动力来源、全球投资、全球脱贫等问题，但在其他领域有待大大提高。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全球战略关键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我们不是引领者，只是利益攸关者，这是未来需要突破的重大方向。近几年，外交部设立了几十个特使派往全球，专门解决气侯、难民、海洋等全球性难题。外交史新的特使篇章将由中国人来书写。前景可期，但任重道远。

提升中国外交能力从国内体制改革做起

除了对外的能力需要建设，我们审慎地反思现有的外交体制，克服自身困难，可能比改进涉外机构的短板、软肋更加困难。习总书记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外交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博弈研究，外交建设主要在国内。国内的短板软肋能否有效消解或者克服，国力改革能否更高推进，事业能否更宽地铺开，这些才是重中之重。作为大国国民，中国人要明白，中国未来的胜出不是老天赐予的，而要依靠自身的强劲，以及可持续的发展。

*加强外交决策透明度，让民众充分理解政策

外交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是目前我们最大的短板之一。领导人提出的方案，外交部、军方或者对外外交宣誓，是否能得到国民充分支持和理解？举例，中国在联合国、欧洲大规模地增加会费与维和部队的经费。2015年、2018年中国领导人向非洲提供两期各600亿美元的资金。对此，很多百姓并不理解。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们的外交通常经过多重决策程序，例如，提交国会辩论、由智库反复对比方案、经媒体公开讨论成效，等等。包括北欧、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会定期发布国家政策的白皮书，以供民众参阅。同时，国外还设有一些政策评级机构，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提高社会公信力。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极大的努力。反之，会导致民众对领导人的决策目标、阶段、有效性产生了不解与困惑，不少政策最终事倍功半。

王逸舟指出，对于全球战略关键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我们只是利益攸关者，这是未来需要改造的重大方向

*部门协调+央地协调，外交外事需相互配合

涉外强力部门协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军队、外交、商务是最有名的三大涉外支柱部门，但其各自设有不同的目标与功能，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摩擦和不协调。这在每个国家都如此，如果能有效协调，就能提高效率。中国是一个超大国家、超大社会，设立了很多省、市、地方等行政区划，央地协调也非常总要。许多涉疆、涉边的外交都和地方外事有关。许多国家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外事风格，比如美国有加利福尼亚外交，德国有巴伐利亚外交，地方外事如何与中央外交协调也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工作。

*加强外交人才培养，打造国际公务员队伍

中国的外交人才队伍如何有效建设？外交精英、外交特使、外交的分类如何？与众多外交官接触后发现，这方面存在诸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在外交人才高级队伍建设和教材、科目设置方面，北大近几年按照领导人要求，加大国际公务员的培养，重点培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过去，我们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美国。以日本为例，该国在联合国的干部和实习生比我们多得多，美国更不用说了。我有许多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并以该校学生的名义申请国际组织的职位，这比国内学生申请要容易的多。这表明，中国很长时间都只关注温饱和发展，忽略了国际干部的培养，缺少国际组织话语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千多人中，只有8位中国人。树人比树林更难，制造航母可能需要五至二十年，但培养人才须得几十年、几代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启动弥补，这方面的短板、软肋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代新中国应当是我心目中的仁智大国。当然，革命大国解决中国生存问题，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经贸大国解决经济问题，邓小平让中国人开始富有了，经济活力充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的“强起来”，不只是拳头大，而是在解决全球重大难题中，如何与这个世界同呼吸、共命运，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个方案的实现一定与我们在改革中补齐自身短板、软肋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代新中国的长度、难度，它的挑战绝不亚于前两期。希望所有人都是第三代新中国的参与者，更是这个时代的贡献者，而不只是旁观者或见证人。

【人物】

王逸舟：为复杂的新时代中国外交学会“长跑”|142期主讲嘉宾

来源：文汇报   2019-12-30 

如果你听王逸舟枚举出小学到初中捣蛋的一桩桩淘事：自制臭气弹恶心不喜欢的阿姨、生吃小区鸡窝里鸡蛋、用蜂窝煤惊吓女护士、射斑鸠烤熟了吃、砸小猫取乐、东湖里游泳时脑壳撞到石头、半夜撕大字报……你绝对不会和眼前谦逊平和、著书颇丰的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挂上钩。“我那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游击队员。”然而唯有一件事并没有变：长跑。已过62岁的他有近50年跑龄，现在每周依然要择时长跑两三次，每次3000米到万米不等，甚至还爱上了极端天气中的爬野山。耐久持韧、调息运力，这样的品能也用在了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对策的研究上，只因为都钟爱。

长跑需要腿脚耐久、气息匀称。1980年代末，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他考察东欧8国写出了东欧改革三部曲；1990年代末，在世经政所，他访学哈佛大学写出了当时最为系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著作；2009年调入北大，从2011年开始的5内陆续写出《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三部曲》；如今提出“仁智大国”概念的王逸舟，作为首席专家承接了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时代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仿佛是进入长跑的加速段，他过关了腿脚耐力、气息均匀的训练，接着要比均衡感和可持续性。“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学术天赋，但是我始终对世界好奇，愿意打开更多有用的窗口，努力在坚守初心和多元创新之间寻求平衡。”2019年12月11日晚上，记者在北大国关学院蹭了一节研究生课，开始感悟这位“长跑”学者的提质、开放、责任。

12月11日，记者在北大国关学院聆听研究生课程

“没想到，高考是真的！”

1975年，王逸舟从武汉烽火中学高中毕业，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被下放到湖北省钟祥县长滩公社的知青农场，被人遗忘、偏僻的半山区半丘陵地带。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他并没有特别的失落。因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工作的父母由于钻研业务或家庭出身遭到批判，自己与一般人向往的参军、入厂肯定无缘。以至于两年后去公社参加高考都没有太当真，但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喜爱各类文体活动，在农场开上了拖拉机

自小，感受父母恩爱带来的家庭和谐气氛，曾看到医院贴着母亲的大字报，但父母从不把政治斗争中的委屈展现在兄妹俩面前，浓浓的关爱中带有几分严格，养成了王逸舟乐观朝前看的性格。上了初中，他被选为班级体育委员，那些超乎想象力的淘气事就慢慢淡出生活，使不完的劲头用在了田径、篮球上，王逸舟的1500米和3000米分别拿了学校的冠亚军，还颇有悟性地学会了三级跳和掷铁饼；兴趣广泛的他参加了父母单位的舞蹈队，尽管只是《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B角，但因为舞蹈队常会去军区巡回演出可以开眼界，“能吃上香喷喷的肉丝面”，王逸舟乐此不彼。因为表现不俗，省歌舞团曾有意招收他。各类富有小技巧的文体活动，成了他的强项，也因此成了中学团委里唯一的学生代表。

王逸舟（后排左三）高中时期团支部合影(王逸舟供)

带着这样的特长和个性来到军队后勤的知青农场，这里除了少数的农民代表和军代表来管理外，都是年纪相似的知青，多是军区后勤单位的子女，因此并没有霸凌事件或者上海知青去云南的孽债等曲折发生，尽管劳作辛苦，只能寒暑假探亲，前途也不明朗，但知青们自己盖房自己种地管温饱，每年还收获一点工分。因为表现出色，王逸舟第二年就被调入机务队开拖拉机。“我开过手扶拖拉机、履带拖拉机，还会开汽车。”不过这样就没有农忙农闲之分，常年要出车干活。1977年底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医院派了一位药剂师给知青们复习数学，“我恰好被派活外出开拖拉机了。”王逸舟揶揄道：不然不至于数学只考了20多分。

*被东欧的各种变革所鼓舞，做科研写起小论文

去参加高考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就是王逸舟开着拖拉机，载着近二十名知青说笑着前往公社所在镇上参加考试。“去的路上，似乎并没有感觉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也没想因此真能上大学。”10月底的高考，年底陆续来了通知，王逸舟并没有拿到。1978年的1月初冬，机务队去支援矿区，一天，队长挥着一封信向在开拖拉机的他跑过来。“看来，你要离开我们了。”

1978年3月后，王逸舟赶到武汉师院政教系报道时，学校都已经开课了。对于思政领域还留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陈旧教材，王逸舟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大三时，一次讲座激发了他探索的兴趣。

湖北大学今昔校门（曾名武汉师范学院）

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副所长苏绍智，受时任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经济学家于光远委托，前往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考察，回国后，他到各地高校巡回演讲。“那一天，师院的大教室水泄不通。”苏绍智将在东欧所见所闻描绘给学子：思想活跃求变、生活富足殷实。那些具体的细节如同闪电般冲击着王逸舟和他的同学们。讲座后，王逸舟去图书馆借阅了《欧洲共产主义》和苏东方面的书籍。他细读后发现，在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形态，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异于苏联模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信奉“历史性妥协”，看上去更适合长期和平时代。为何他们对前景如此具有信心？理论思想如何解释？王逸舟尝试写了一些小论文，寄给湖北省社科院和中联部的专家。“算是自己的初次科研吧。”

大四时，因为毕业分配都很好，全年级只有他一人考研，目标就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苏绍智。为此，他放弃了留校做团委书记的机会。

命运就在这次关键的抉择中徐徐拉开了既有的轨道，25岁的王逸舟踏上了为学之路，这是此前他未曾想过的。

国关和中国外交研究路上的长跑提质

知青一代学者因为失去了学习最黄金的岁月，便将刻苦和社会历练转化为他们所长，自觉完善知识结构为国家建言献策；而在中国大国成长之路上，学习、借鉴到建构甚至引领也是一条必由之路。如果个人的知识储备、学识眼光与国家的成长跃升同步，那就是一种无言的幸运和幸福了。走过35年为学岁月进入花甲年后，依然精力充沛地站在研究的一线，王逸舟时常感叹身为社科学者的幸运，并由此产生着不言而喻的使命感。

*提升之一：社科院的百花齐放和东欧变革三部曲

“进入中国社科院，让我脑洞大开，这段学习让自己学会了独立思考。”1982年2月，和王逸舟一同报考苏绍智（此时为马列所所长）研究生的还有从南开大学哲学系过去的郭树清，两人一同留所又跟随导师读在职博士，直至1988年。

1980年代是中国社科院的黄金岁月，很多学贯中西的老先生当时还健在，他们轮流为年轻人做讲座。曾来过讲堂做客的国际关系领域的李向阳、黄平、张宇燕，文学领域的陈众议都做过仔细的回忆。导师苏绍智带学生非常包容和宽松，“所讲内容却是字字句句都有深意。”那时，资深学者两周会给年轻人座谈一次，王逸舟是研究生会副会长，创办了“视野讲坛”，请有影响的资深专家学者来演讲。哲学家金克木、李泽厚，政治学家李慎之、高放，作家王蒙、刘心武，经济学家于光远、董辅仁等都给王逸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尤其记得于光远先生论述的文章的三种境界：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198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涉及他至今看重的马克思早期思想。读博期间的198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匈牙利道路》。“我那时下笔飞快，文字生动却粗糙，学理谈不上严谨。”当时的氛围，空气里也是思想，洋溢着理想主义。

1980年代的黄金岁月，颇有影响的资深专家、学者来演讲（上排依次为金克木、李慎之、李泽厚。下排依次为于光远、刘心武、王蒙）

因为这本著作，匈牙利大使邀请王逸舟前往匈牙利考察100天。这对用心追踪苏东社会变革的王逸舟真是一个大礼包。在访学期间，他走马观花遍访了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共产党人正处在改革前期的徘徊中，它是苏联改革的‘绿洲’，你能感受到在大街小巷中人们求变的那种欲望；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不满。”当时具有“西马鼻祖”之称的哲学家卢卡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最大的弊端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回国后，王逸舟笔不停滞地发表了很多论文，记者查询到从1988年至1989年，在《开放时代》《世界历史》《经济师》等刊物上陆续有《关于社会主义与改革的四十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研究》《苏联东欧纪行系列》《改革与守旧——王逸舟谈苏联东欧8国的改革》《卢卡奇政治理论简介》等，文章的笔锋也相当犀利，满怀着“罗马一日建成”的豪迈激情。他的《波兰危机》一书1988年出版，同年撰写博士论文《南斯拉夫实验》，与《匈牙利道路》一起构成了东欧变革三部曲；那时中国对外开放已有近10个年头，迫切渴望学习各国改革经验。三部曲为那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一定思想借鉴。

他还有特别的感悟：“在马列所的这段学习工作，让我学会了不唯书不唯上，体会到什么叫独立思考，增长了批判能力。”1988年王逸舟博士毕业，不久评上副教授，成为那年中国社科院破格晋升的两位最年轻副教授之一。

王逸舟三部曲之《匈牙利道路》《波兰危机》，1987年翻译著作《经济体制》

*提升之二：哈佛访学读书著书交友更感悟多元

东欧八国的走访和之后的成书，让王逸舟初入为学之门，好比长跑中一只脚的脚力得到了加强。当锋头正健时，他迎来了两次系统的“补课”。小补是系列西方名作的翻译，大补则是去哈佛一年多的访学。这期间他的研究领域有所转向，1992年，他调入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比起马列所的研究，这是个全新的领域也有着较高理论要求。王逸舟需要提升另一只脚的脚力了。

一次小补一次大补

在1990年初期，王逸舟承接了在台湾出版的西方经典书籍的翻译工作，3年内，《政治与市场》《政治学概论》《权力精英》相继出版，“上百万字的作品，着实让我补了一课”；同时他开始研读国际政治学经典著作，学人必读的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约翰·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几乎是从头学起。”王逸舟很满足于新知识的吸收，两条线的交织让他重焕学术热情，笔头勤快的他在1995年出版了《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部在此后二十年中国国关学界有很高引证率的作品。

机会总是垂青有所准备的人。1996年，一个大补的机会来了。王逸舟争取到了中国社科院的福特基金项目，前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访学一年。“在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在世界上最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我度过了近四百个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真是一个研究者梦寐以求的美好学习时光。”在访学的成果、一气呵成的著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的致谢里，王逸舟这样深情落笔。尽管在出国前，王逸舟曾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和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给研究生授过课，但当来到哈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旁听了国际关系课程后，他还是大大诧异，哈佛大学政府系一学年的课程多达160门之多，覆盖领域的宽广令国内难望其项背；其课程设置多元的特征更符合国际形势研究的复杂性特点。更可贵的是，课堂上非常强调横向观察，避免以一家之言左右甚至误导学生；而图书馆资料之多，亦有着惊人的厚度优势。在那样一个产生思想、鼓励创新的氛围中，王逸舟文思泉涌，这本系统论述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方法更新、范式变迁规律的著作相当新颖，既探讨了二战后三场理论大辩论，又介绍了最新的后实证主义观、建构主义线索、激进学派立场、两极后思想冲击波等。此书在1998年出版后，2005年二版、2018年三版，成为国关人考研必读。

王逸舟（前排左二）与社科院同事出访(王逸舟供)

王逸舟的著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年、2005年、2018年三个版本

哈佛的课和人

在哈佛除了读书，更读人。王逸舟向记者回忆了他所接触的四位不同风格的知名学者。史华兹在哈佛有个绰号“不先生”，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权威是海外最好的严复研究专家。在“文明冲突论”研讨会上，史华兹向亨廷顿表示质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符合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亨廷顿当即亮出“免战牌”；与研讨会上的强势相比，史教授私下却是非常和蔼，王逸舟曾去这位长相和爱因斯坦酷似的学者办公室，感受到其细致的倾听。“最好的学者就应该是这样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是王逸舟那段时间交流得最多的美国中国学专家。“傅高义交往特别广，上至政要下至学者，阅人无数，是中国通里最高瞻远瞩者之一。”王逸舟尤其佩服其耄耋之年依然富有创新力。谈到亨廷顿，王逸舟略有保留，他去哈佛时，《文明冲突论》刚出版不久。在某次研讨会上，亨廷顿得意地说，尼克松是第一个打电话表示祝贺的读者。王逸舟注意到，这让在座哈佛学者有反感，联想起亨廷顿曾和权势的过于接近。“后来在他办公室交流的40分钟内，亨廷顿待人彬彬有礼，但依然隐隐透出‘美国中心主义’的自大，再读他的作品时，理解就有所不同。”谈到同龄人、建构主义大家、加拿大裔的美国学者江忆恩（A.Iain Johnston），王逸舟夸其学问好又不趋炎附势。“在哈佛，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学是产生思想的地方，无论权还是富在这里都无法趾高气昂。”

在哈佛大学，王逸舟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交流最多(王逸舟供)

在哈佛大学，王逸舟与同龄人、加拿大裔学者江忆恩合影(王逸舟供)

1996-1997年度，王逸舟在哈佛图书馆(王逸舟供)

哈佛之访，让他的另一只脚脚力大增，王逸舟长跑的次数增加了。在最艰难的耐力跑阶段，他脑海中闪过的是这样的念头：国际政治学“美国重心”被替代需要的时间还很漫长，“国际政治”主要是大国强国政治，“东西方”共同创造国际理论、“南北方”同时贡献“研究范式”的景象一时片刻不易出现，需要决心和韧性努力。

*提升之三：中国外交转型思考，提出创造性介入

1990年代末的大补，虽让王逸舟夯实了腿脚的含钙量，但心里难免有些遗憾。新世纪后，全球范围国际政治理论进入沉闷期，而入世后的中国外交却出现了新的气象。这种气象无法用美国的国关理论来解释，王逸舟视野转身聚焦中国外交实践，希望用新的理论来为这种方兴未艾的实践做支撑。

中国入世后，他先后主持了“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关系”“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等大型课题，他的学术创作力再度活跃。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如何去应对？2008年的《中国外交新高地》一书表达了他的思考，该书很快有了日文、韩文、英文和越南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王逸舟的学术生涯也迎来了另一个提升期，此前一年，他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调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副院长。在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30年后成了这里的教授，北大自由包容的学风激发他更多的创新思考。在2011年、2013年、2015年，相继写出了对中国新外交的理论设计——《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三部曲》，在《中国外交新取向》《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中国外交的转型》三本书中，有傅莹方式、北非撤离、缅甸斡旋等外交案例，也有历史坐标中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三个时期外交特征的分析，更提出了外交转型以人为本、中国式国际公共产品、外交机制财政基础等新课题。在2018年6月出版的《“创造性介入”概说：仁智大国》一书中，他清晰地定义了创造性介入的内涵，既是倡导积极进取、角色活跃的对外态度，同时是要对自身长短应有清醒的估计，努力成为有风范的、进步的、被本国人民热带并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家，即仁智大国。

王逸舟2011年、2013年、2015年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三部曲》

在出访非洲中东，在和部委机构座谈中，在和外交一线大使参赞沟通中，王逸舟深感随着国力的增加和世人的期待，中国外交面临不可小觑的挑战。

他的长跑开始加长，每周基本稳定有2-3次万米跑，有时加到半个马拉松距离；在调整使自己气息均匀中，他时常会想起视为事业榜样的四位前辈同事，思想开阔而犀利的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在国际关系领域学问无人出其右的陈乐民，嫉恶如仇却优雅知性的资中筠，聪明绝顶和幽默风趣的业界“头牌”王缉思……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见多识广、见解深刻，作为思想者而“顶天立地”，所谓天是除了思想外，金钱、地位和官名都无法与之相比，所谓地，是接地气，了解社会及普通人的感受。当他提出“创造性介入”观点时，王逸舟就会自问，这几位师长会如何评价。

在学习模仿、消化理解之后，需要的是创新，当2019年底接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后，王逸舟反复修改课题大纲，他对记者说：我要多调研多看书，不急着下结论，争取补一些短板，让成果立得久一点。

从左到右依次为全球化研究大家李慎之、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

脚力足够了，气息调匀了，还担心跑不下长距离吗？中国外交能力的建设同样迫切但要稳扎稳打。

“我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

常常感念人生中交集过的中外学者、师长，作为同样的为人师表，王逸舟带学生也是出名的包容，他最大的期望是“他们能超过我，做我做不了的选题。”他向记者夸奖自己的得意弟子们。

袁正清，他的第一个博士，如今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常务副主编，“是中生代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之一”；“规范理论”将是国关研究的新增长点，而身边在读的博士生张豫洁很适合这方面的创新；擅长将艺术和国际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严展宇，得到了格外的鼓励与合作；在作为教育部协调联合国国际教科文组织事务的干部、同时是北大在读博士的宗华伟，同样受到导师的青睐——“她在探讨中国国际话语权领域会有独到贡献”。

2002年，王逸舟在学院毕业典礼上与研究生合影，左为其第一批博士生袁正清（《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常务副主编），右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肖欢容(王逸舟供)

在很多场合，记者听到王逸舟鼓励学子们不要迷信权威，要打开国关研究的多扇窗子，“这就需要有勇气有想象力。”即便是现在非常风靡的理论，也不可能涵盖事物的所有面，一定要多看几种理论，在比较中汲取长短。王逸舟向记者反思1980年代中后期自己文字的过于尖锐，“因为那时相信有唯一的真理，以为自己手中有最好的理论钥匙。”如今，他更愿意平实地去启发弟子们用多种眼光去观察事物，“世界复杂性，远远不在我们的掌握中；经久不息的思想一定深刻且包容。”

他自己依然保持着好奇心，曾一气借了一打量子力学的书籍扫盲，虽被天文学家的妻子告诫勿要轻易引用贻害弟子；他引用聂卫平聊AI机器人的观点，赞同聂所说“人类该思考如何与之和平相处”；记者谈到韧性素养时，他当即提及“学习理论”流派……

在2005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王逸舟把自己比喻成国关研究中的长跑者，不必具备惊人的爆发力和过人的速度，但有耐力和韧性。如今，他更笃信，“只要是认准的路，就应坚持下去。”他有个野心，从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度过35年研究时光，“我希望自己还有30年，能忠实地记录中国外交艰难而辉煌的崛起。”那时冲在一线的，或许是他带出来的那些不迷信权威的学生们。新中国外交才走过70年，即将在新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个性，只要有长跑的耐力，笑在最后一定是笑得最美；作为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这样为中国外交“强身健体”的定力和战略眼光呢？

作为北大国关学院足球队一员活跃在绿茵场上（后排左二）(王逸舟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