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有制和公有制——兼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营经济姓“社”不姓“资”_风闻

论私有制和公有制——兼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营经济姓“社”不姓“资”

内容提要：我国已在实践中破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但是“剥削”的魔咒、“两极分化”的阴影、“姓资姓社”的疑虑挥之不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既是挑战更是理论创新机会。私有制公有制都有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姓“社”不姓“资”。对私有制公有制必须具体地而不能抽象地进行“善”与“恶”的道德评价、“优”与“劣”的效率比较。宏观层面，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令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羡慕嫉妒；微观层面，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大同小异，竞争力之关键在于经营者，不在于国有或私有的区别。智慧生产时代已来临，从生产方式变革、阶级斗争历史、社会财富演化看，人类正向着自由王国大踏步迈进。 关键词：所有制理论创新 私有制 公有制 民营经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经在实践中破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实现了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郑重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掷地有声、一锤定音。但是，人们对所有制的困惑、纠结仍然存在着，“剥削”始终是民营企业主的魔咒，“两极分化”的阴影挥之不去，“姓资姓社”的疑虑如影随形。如何认识私有制和公有制，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这是一个必须弄清楚、讲明白的课题。问题和挑战恰恰是理论创新之机。30年前，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2019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指明方向。是时候走出私有制公有制的一些认识误区，实现所有制理论创新，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更加从容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了。 一、所有制困惑带来的现实困扰 打倒腐朽的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理由，新中国就是为社会主义而生的。新中国告诉全世界，我们搞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现实中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民营企业家阶层正在崛起，社会上对私有制公有制或爱或恨，爱之则情人眼里出西施，恨之则置之死地而后快。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必然导致思想混乱、行为失范、社会失序，种种问题的出现不足为奇。 第一，部分民营企业主心思不定。称呼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者为企业家，他们会很高兴；称他们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代理人，怎么听怎么别扭！任正非、马云们可能不在乎把他们财富的绝大部分交给国家、社会，但会很在乎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剥削别人劳动果实的剥削者，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分子，是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人物。更何况，有任正非、马云那样胸怀、气魄、眼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毕竟有限，众多民营企业主还主要在为个人利益奋斗着，不少处于艰难求存的打拼中。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消灭私有制、共产共享的利剑高悬，道理不清，政策不明，要民营企业主们心安理得创业也难。势必或得过且过，小富即安，落个快活；或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捞了再说；或寻思资本出走，投奔西方乐土，脚踩两只船；不排除还有人要推墙，想翻天。 第二，一些执行公权者行为变异。掌握公权的人、包括管理国有资产的人，思想行为上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人出现信仰危机，理想信念动摇，道德精神退化，甚至误入歧途。不管这些人嘴上怎么说，都会在实际中露出马脚。有的认为非公有制经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刻意予以歧视和打压。有的将非公有制经济当成任我使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婢女，透着一股封建贵族瞧不起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酸腐味。有的见别人发财，眼红心痒，心理失衡，动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歪主意，干起雁过拔毛的勾当，还自慰他不义我何仁。有的虽初心犹在却难当使命，六神无主，四顾彷徨，进退两难，颓唐不振。有的认为公有制迟早玩完，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想从公家多捞点好处，从不想自己做了多少贡献。有的长袖善舞，心怀叵测，体制内外勾搭成奸，殚精竭虑把国有财富攫入私囊。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力整风肃纪、惩贪除恶，揪出的为数甚多的违规违纪违法腐败分子就是注脚。 第三，各阶层不少民众矛盾迷茫。新中国是在同悲惨命运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抗争中诞生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巨大苦难深深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客观地说，大多数中国人在心底里不认可资本主义，难以接受资本主义，但又似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因而一些人矛盾、迷茫、痛苦在所难免。一个社会盲目迷信是危险的，但是不知什么该信或者什么都不信也是危险的。由于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受到来自国内国外多方面的挑战，社会前进的基本目标有所迷失，以致极端个人主义抬头，利益分化、观点对立、人群撕裂趋势令人担忧。有的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才是人类正确归宿，中国也不能例外；有的主张要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归所谓正统。有的相信金钱万能，物欲熏心，唯利是图，炫富炫贵；有的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有的极力鼓吹虚无主义，穷奢极欲，享乐至上，娱乐至死；有的身体力行不讲假话干不成大事，自欺欺人，两面人生，精神分裂。有的失望，心灰意冷，随波逐流，自甘沉沦；有的绝望，仇富仇官、仇视社会，戾气深重，变态极端。 二、私有制公有制都是实际需要 经过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都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需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私有制是历史产物也是现实的要求。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剩余产品和个体家庭的出现而出现。没有剩余产品，私有制失去可能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甚至没有私有概念。没有个体家庭，大家生活在氏族公社、家庭公社里，私有制失去必要性。从生产力角度看，当氏族公社、家庭公社集体劳动的效率高于个体家庭劳动时，集体劳动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随着生产力发展，个体家庭的劳动效率优于公社集体，个体家庭劳动成为主流，私有制产生，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人类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要彻底否定私有制、取消私有经济，搞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结果失败了，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大苦头。人类社会作为人们共同依存的集体有其整体利益，每个人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又有其个人利益，两者都不容否认、不可忽视。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努力差别、收入差别，以及习惯、兴趣、追求的差别，必须承认个人利益客观存在，合理的、必要的个人利益必须得到尊重。私有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即在于此。我们既不能被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天经地义的意识形态所迷惑，也不应该对私有制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如果一定规范下的私有制能够激励人们劳动和创造、满足人们创新创业的需求，为什么不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呢？为什么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呢。 现代公有制由美好愿望到客观必然。人类财富大致分天然形成和劳动创造两类。天然财富应归社会公有、劳动财富应归劳动者所有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少数人凭借垄断财富而成为统治者，而大多数人辛苦劳动，财富却与他们无缘，成为被统治者。尽管劳苦大众深受统治阶级“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君权神授、尊卑有序”意识形态影响，“等贵贱、均贫富”对很多人来说想都不敢想，但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总有人去想去做，革命种子天然存在，气候适宜这种子就要发芽。纵观中国史，天下为公的梦想自古有之，天下大同的道路却异常艰难。历代农民起义不管初衷如何，最终都是王朝兴衰、世道轮回。因此，光有主观愿望乃至实际行动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客观条件。小农生产、自然经济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实现生产资料的统一拥有、社会生产的统一组织、劳动成果的统一分配。进入机器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及其加速度发展特性，使得私人资本控制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现代公有制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现土地矿藏等天然资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国家的统一建设开发、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奠定了必要且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创业，建立发展公有制经济，为全民和集体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为生产力发展和民生幸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强势崛起。 物质利益乃理解私有制公有制之要。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在这里，人们重视物质利益不再是社会主义理念中可耻和异己的东西，而是革命的动力和目的。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循着这个思路，承认了物质利益的基础性，承认了个人利益的客观性，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发展的必要性，承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搞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无法准确有效地判定人们的能力差别、努力差别、收入差别，无法适应各人的习惯、兴趣、追求，只有尊重价值规律，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度造成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的误解，其实市场经济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不能例外。搞市场经济就有私有财富的积累，就要允许私人进行生产性投资，就要允许有私有制。如果规定人们的劳动收入只能用于消费或储蓄、不能进行生产性投资，那就不是市场经济而只能回归计划经济，回到平均主义、命令经济的老路上去。 三、私有制公有制的“善”与“恶” 私有制公有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方式，是人类占有财富、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利用财富的方法和手段，用得好则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用不好则起坏作用。公有不一定就公平，私有不一定就剥削，不能抽象地给私有制公有制贴上“善”或“恶”的道德标签，简单地将它们与“剥削压迫”“公平正义”画等号，陷入唯心主义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崇拜。 私有制崇拜只看到私有制在保障个人应有权益、激励人们奋进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却忽视其若没有必要的制约将成为压迫剥削的工具。当绝大多数天然资源和劳动财富被少数人垄断时，社会肯定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人类没有前途希望。“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私有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必然依据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罪恶渊薮。应当看到，资产阶级尽管贪婪，却并不愚蠢，不会坐以待毙。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要辩证理解。资产阶级在维护统治过程中，肯定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动或被迫进行自我调整。不能低估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否则就会犯战略性错误。当然，资本主义再调整，本性不会改的，本性改了就不是原来事物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至今，华尔街还在贪婪地玩弄着资本游戏、蚕食鲸吞社会财富而不顾大众死活、国家利益。奴役剥削本国和世界人民的资本主义终将腐朽、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公有制崇拜则彻底否定私有制的必要性，认为实行了公有制就万事大吉，且想当然的认为越大越公越纯越好，沉湎于主观主义想象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以至世界人民的羡慕。但是，巨大的成功之下，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无所不能，让教条迷惑了心智，对实际视而不见，于是，否定物质利益、社会差别，否定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大搞平均主义、强迫命令，看似公平正义，好像十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却走向荒唐，不公不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背道而驰。平均主义也是剥削和压迫，另类的剥削和压迫。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个灾难，追求善而成了恶。如果说资本主义私有制解决不了社会分配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公有制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大锅饭、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强加到公有制的本质规定上。生产资料不应成为剥削的工具，但生产资料应当成为人们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工具。如果禁止任正非、马云、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人掌控生产资料、进行创业，没了这些企业家，这个社会将黯然失色。 植根于社会主义土壤的非公有制经济姓社不姓资。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土地、水流、矿藏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与国家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相互呼应，发挥支撑引领示范作用，与此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于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国家掌握经济命脉，通过对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报酬的调控，切实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的公正合理、科学高效发展。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控制政权，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社会生产，拥有财富分配权；资产阶级会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劳动者的劳动、生活条件，但绝不会许可劳动大众威胁其对财富的控制和国家的统治，剥削压迫、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本性。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受制于整体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大环境，其创造财富、造福社会积极的一面可有效发挥、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贪婪、压迫、剥削消极的一面被有效约束、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性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正因此，习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再发展，也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运行的，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接受国家产业、投资、消费、就业、金融、区域等政策的宏观管控，本质上是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所以不能机械地把我国的民营企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不能认为人们今天在国企上班就是主人翁、拿的工资是按劳分配，明天到了民企工作，就受压迫、被剥削了。 回想起来，小平同志对姓“资”姓“社”判断标准和“三资”企业的阐述苦口婆心、意义深远。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这是小平同志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的一部分。在小平同志看来：第一，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主要看“三个是否有利于”，不看别的什么。第二，归根到底，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是有益补充。第三，“三资”企业性质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第四，要头脑清醒，政权在手、公有制主体、国有和集体企业，这是我们的优势。根据这四点，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三资”企业姓“社”不姓“资”，当然前提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则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能刻舟求剑式地看问题。 时光又过去好几十年了。如今，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营经济已远非“有益补充”，其绝对体量和相对分量，相较于1992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把握人类正确的前进方向，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深入探索。 四、私有制公有制的“优”与“劣” 关于私有制公有制的“善”“恶”，是人们基于道德分析、主观判断，见仁见智；关于私有制公有制的“优”“劣”，则是其内在活力、实际效率的比较，是骡子是马口说不行。私有制公有制孰优孰劣，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空洞抽象的去谈。 宏观层面，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在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间，中国模式优势明显。就经济制度而言，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土地等天然资源公有，公有制经济举足轻重，国家有效控制经济命脉，民营经济拥有平等地位，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都能得到充分发展。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私人资本控制市场进而控制社会，私人生产的贪婪性和盲目性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会放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客观存在，时而突出时而缓和，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旦发力，在建设效率、发展速度上确实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美国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之羡慕嫉妒甚而恐惧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制度能够较好地规划协调整个社会的生产、建设，较好地处理人与人、公与私、整体与局部、近期与长远关系，推动人和社会进步，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美国耿耿于怀于中国的国有制。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后，美方贸易代表说：“我们是自由市场体系，他们是国有社会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两种体系可一起共事，这正是我们开始做的。”“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让我们都变得富有的方法。”事实上，互利共赢才是国际贸易的王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正在进行时，不只是理论交锋，更是实践对决，历史将作出选择。 要辩证地看待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和灵活性，既要避免盲目性又要调动积极性。一个经济体应当有着怎样的计划、计划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客观可能和实际需要。并不总是计划程度越高越好，物极必反，有时留有余地、给予自由发挥空间、允许摸索、鼓励试错，可能更明智，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更符合人心人性。看似完美无缺、消除了所有“盲目性”的计划，也可能恰恰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成为最死板低效的计划，避免盲目性不能以阻遏创造性为代价。公有制也曾出现过极端盲目的计划，如大跃进、人民公社；私有制也催生出众多创意天才，如乔布斯、马斯克。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在用，只是看谁能结合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和计划是两码事。计划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抛弃价值规律，排斥市场竞争，依靠行政权力自行其是，企图计划一切，包揽全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高度组织性计划性、高效运转的总工厂。这想象得很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不给力，实际效率低下，效果很差，并不成功。苏联搞计划经济，也曾充满革命浪漫主义，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努力，而且短短几十年时间从欧洲病夫跃身成为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最终崩溃。 微观层面，人们诟病的国企所有者虚设缺失现象客观存在，但并非本质。国企和民企都是市场中平等主体，一样的经营纳税、提供商品服务、创造就业，唯一不同的就是所有者。一般认为“为自己干”和“为别人干”责任心、付出度肯定不一样，同样开米店，国有就竞争不过私有。问题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公有制即开小卖部这样的认知上。社会主义真正要发展的是基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公有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国企和民企都一样面临着选择企业经营者的课题。中国已经成长起众多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可为国家所用。聘请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有何不可？对马云来说挣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些什么、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什么。马云还是共产党员嘛。有一批马云式的企业家，公有制经济没有搞不好的。行政官员转成国企老总，要有规范，如果随意性较大，德不配位、能不服众，人们当然要质疑。 由于缺乏准确定性、清晰定位，现实中的国有企业处境较为尴尬。国企做强，说它靠政府支持，有先天优势，不是真本事；国企发展不好，又说它是温室的花朵，缺少野性基因，天生不行。对此应该思考和警觉。就求新求变、创业拼搏而言，民企有值得国企学习借鉴之处。任正非、马云们的创业，既有身家性命所系、盈亏全部在己、“必须赢”的压力，又有能执着前行、屡败屡战、“输得起”的硬气，他们可以把本钱折腾得精光，而最终干成大事。私企的这些玩命折腾也多在初创阶段，一旦成熟成型也会转换角色，改变发展方式，变得相对稳重，运用已占据的有利地位，演绎大鱼吃小鱼的游戏。我国公有制经济，早已不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阶段，经过全国人民70年的艰苦奋斗、持续积累，已形成气候，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国企有国企的优势，国企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有更加宏阔的视野、长远的思维和全局观念，这些也很宝贵。当下最重要的是加快优化公有制经济运行管理，国有企业千万不能成为凌驾于市场的怪胎，尤其不能变成政府的附属品，成了官僚的提款机、特定群体的摇钱树，那样则无效率正义可言，依赖特权、与民争利、垄断无能、挥霍浪费、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利益输送等弊端，势必泛滥成灾。 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大同小异，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经营者而不在于国有或私有。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学问，理论上企业就应由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企业家的道德操守、能力水平、拼搏精神甚至性格特质都至关重要。企业家为企业服务，为股东服务，不管这股份是国有还是私有，但最终还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随着我国公有制经济运行管理思路的转变，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向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转变，国有独资或控股经营企业之外，更多的将是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国家将更多地着眼于资本运营而不是直接经营企业。企业由企业家经营，股东选择经营者而不干预企业的经营，股东既用股权说话，更用脚投票。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在市场上自由流动、竞争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五、“计划经济神话”和“所有制迷信”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以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为我们破除了关于计划经济的神话，画地为牢的教条被摒弃，生产关系得到革命性调整，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计划与市场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中私有制理论的研究却不多，实践远远跑到了前头。在那些抽象认定私有制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或“百善之本”人们的心目中，都有个所有制的迷信。如果说破除“计划经济神话”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起点，那么，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以“所有制迷信”的破除为之画上句号。 仔细分析，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小平同志对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几乎都能用之于私有制和公有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它们有着内在联系、本质上相通。相信计划经济一用就灵的人必然主张实行彻底的公有制，迷信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人必然认为计划经济无所不能。重温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系列论述，很有启发。老人家从来言简意赅而微言大义，果敢决断且一言九鼎。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尔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林达光等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81页。）我们可不可以说：“说私有制只存在于剥削社会，只有剥削阶级的私有制，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有私有制，这个不能一律说成是资本主义。”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32页。）我们可不可以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如果市场运用得不好，私有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经济就搞不活。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1985年10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回答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的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0页。）我们可不可以说：“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单纯搞公有制，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公有制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3页。）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在于社会和资本谁控制谁。社会主义也有私有制，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不要以为只要允许私有制存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得要。不允许私有制，农民养个鸡都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卖个鸡蛋都成了投机倒把，人们吃饭只能去公共食堂，那是作茧自缚。” 1991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7页。）我们可不可以说：“不要以为，一说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一说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私有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2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3页。）我们可不可以说：“私有制经济多一点还是公有制经济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公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经济，私有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私有制经济。私有制和公有制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方式。” 仔细推敲这些新结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上也说得通。还是信服老人家的教诲：“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5页。） 六、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允许私有制，发展民营经济，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这个社会是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还是走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无法回避，解答不好这个问题，所有理论都归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当然特别重视这个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时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3年9月邓小平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4页。）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问题大得很、难得很，但并非无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社会控制资本、后者资本控制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执掌政权，进而实现对天然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也完全能够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引领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其一，鼓励支持引导合法致富。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平均主义、同步富裕不合理、不必要、不可能。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激励人们创新创造创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财富的生产谈不上分配，没合理的分配不可能有积极高效的生产。农村生产队时代，不少人哪怕挨饿受冻、日子过不下去了，也宁愿苦熬不愿苦干。这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不患贫而患不公”，道理是相通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较好地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现相对合理的分配，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社会主义分配政策鼓励人们创新创造创业，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好的产品或服务，既实现个人财富的增长，从而能做更大的事业，又通过纳税等方式为国有财富的增长做贡献，为社会整体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支持。不管国企民企，企业通过纳税等形式回馈社会，不仅是因为国家的强制力，也不仅是对看得见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回报，根本在于，一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共有共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来自社会，回报社会，理所当然。正因为民营企业家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也要对全民共同富裕做出贡献，所以民营企业家致富不是坏事，关键要合法，承担法定的义务。华为、阿里这些企业成长起来，任正非、马云这些人富起来，为社会带来的是正能量；科学技术越创新、管理方式越创新、经营模式越创新，社会就越发达，人民就越高兴。要在全社会确立积极向上的财富观。财富在法权上可以属个人、集体或国家，但终归都是社会财富。马云想得透彻：“企业家要看清楚钱的本质，钱是完善社会、让社会进步的资源。”“你有一百万、一千万的时候，钱是你的；但有一个亿的时候，钱就不属于你。只是社会大众相信你会把钱用得更好，所以才把钱交给你。我们企业家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因此，一方面要支持鼓励人们用好其拥有的财富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一方面要引导规范社会消费，提倡简约生活、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个人对私有财物的使用和处理也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不受制约。自古以来，挥霍浪费总被人们所不齿，所谓暴殄天物、天必殛之！当然也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想怎样就怎样的观念，甚至出现变态的炫富斗富，那正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腐朽之处。 其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人民，是保障全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党率领人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着力强化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历史性成就。要不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金石，是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控制社会，通常情况下，资本家是不同意政府来掺和经济建设的，他们认为这都是民间的事，说白了只能由他们去做，政府只是守夜人。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有的占比还不小呢？很简单，资产阶级统治需要，关键是，资产阶级政权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只能服务于资本主义。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还是让国有资本服务于私人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应是在这里分道扬镳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一篇大文章、一部极其宏伟壮丽的篇章，其中管好用好土地等天然资源、做好资源资产文章，应予更多更大的关注和思考。我国实行土地、水流、矿藏等天然资源公有制。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土地等天然资源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对土地等天然资源公有制的经济意义要估计足，其必要性、重要性需深入研究。以土地为例，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方面土地资源不可或缺，一方面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因此，土地一旦被一部分人垄断，基本上意味着没有土地的那部分人很难翻身，封建主世代是封建主，农奴永远是农奴。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土地权属改变，要么通过国家征服、种族战争，要么通过人民起义、国内战争。而土地公有制则意味着，任何人拥有再多财富，也不能垄断土地，不能通过垄断土地进而实现对社会、对他人的控制。实行土地等天然资源公有制是我国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强有力支点，是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底气和信心所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集体成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是促进农民共同致富的重要路径。 其三，着力提升全民能力素质。无论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促进国民共同富裕，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提升全民能力素质，行之有效、至关重要。邓小平说：“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显然，抓不好教育的领导者，也领导不了人民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深刻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当代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的能力和素质的竞争，良好教育是让每个人都有出彩机会的基础。华为是中国也是世界顶尖的高科技企业，其强大的创新力、超群的竞争力，使美国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个超级大国举国家之力打压一家企业，堪称奇观；堂堂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卑劣目的，信口雌黄，贼喊捉贼，不择手段，丑态百出。在任正非看来，华为最可宝贵的不是有多少钱，而在于员工的智慧，他说：“我们是高科技公司，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华为实践代表着一种趋势、昭示着未来。当然，当今世界还远未摆脱物质依赖，个人拥有多少资产确实重要，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但这又是个越来越依赖于智慧的时代，创造性劳动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一个人的情商智商比继承多少财产重要得多！随着创新创造不断、社会日新月异，财富的增长和贬值都非常之快，越来越要求财富与能力的匹配。人们完全可以无视一个无德无才的富二代，但是绝对不可以轻视一个励志奋进的穷小子。一个人富有创造创新创业才能则资本蜂拥而至，反之资本消蚀在转瞬之间，财产多了甚至是坏事。教育是升华劳动价值、促进劳动致富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教育，提升全民能力素质，赋予人们相对平等的创业机会。现今正在推进的脱贫攻坚伟大工程，重视对一些贫困家庭的志气智力帮扶，亦是立足于在根本上关心人、发展人。市场给了每个人创业的机会，教育将赋予每个人创业的才能。消灭“三大差别”，靠的不是“上山下乡”“亦工亦农”“知识分子干些体力活”，那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之道，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最终让人都成为智慧劳动者。 归根到底，要回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小平同志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作出的概括，“谈话”要点作为《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终篇。小平同志的这个概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小平同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了一辈子，说这是他老人家总结毕生经历提出的论断，一点也不过，小平同志当年谈话时即强调“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七、未来已来，何须彷徨！ 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姓社、不姓资，谁也离不开谁，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国企作为中流砥柱、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不行，没有一大批民企创新创业，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局面也不行。有些人可能失望了，看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甚至根本没期嘛。造化弄人！资本主义丧钟早已敲响，却垂而不死，有的甚至得意猖狂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曾几何时号角嘹亮，高歌猛进，却又似乎偃旗息鼓了。然而，历史的奇妙正在于，未来有时就在我们认为其遥不可及的时候悄然来临。 从生产方式变革看，当新生产力发展起来而居于主导地位，相应新生产关系也必将居于主导地位，二者浑然一体、有机统一构成人类新生产方式。石器生产力与氏族公社文明大致相适应，原始人类肯定认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天经地义、天长地久。铜器为国家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奴隶主控制奴隶和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掌握军队等国家机器而成为统治者，其他人则为奴隶或平民。奴隶制虽然残忍，但是人类本来就是从物竞天择的丛林中走出来的。铁器应用的政治经济意义在于，赋予劳动者一定财产和自由权，较之把他们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生产效率会更高，奴隶制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主舞台，人类本性是趋利避害，不关公平正义、道德良心。机器大生产以绝对优势摧毁了封建贵族和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及对农民的控制，资本主义扫荡了种种封建特权，但与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去甚远。幸运的是，智慧生产时代已来临，趋势已很明了，所有人们厌恶的体力劳动将由智能机器替代，人类终将从事智力劳动，运用智慧创造更多更高智慧。邓小平说：“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4页。）一样道理，老把人束缚在流水线上也没有希望。智慧生产将彻底地解放人，知识爆炸令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呼之欲出。144年前，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这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尽管如此，可能马恩列宁乃至毛泽东也想象不到今天的科技发展。 从阶级斗争历史看，自有阶级以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绵延不绝，但如果没有新生产方式出现，只能是周而复始的政权变更、治乱循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翻不了封建制度。消灭奴隶社会的不是奴隶，而是代表新生产力的地主和农民；消灭封建社会的不是农民，而是资本家和工人。无产阶级能不能消灭资产阶级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呢？从实践看，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没做到；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帝国主义阵线中相对薄弱的俄国，在独特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反而是中国这样一个近代工业几乎为零的国家，人民革命成功。理论是灰色的，实践多姿多彩。历史总是不按人们想当然的方式运行着。就中国而言，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的腐朽、民族资产阶级的孱弱，加之世界上已有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示范，中国为什么不选择社会主义呢。苏联模式失败了，苏联的失败及其后果，既证明了此路不通，也证明了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彼路不通。中国实践充满艰辛曲折，但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正大步走向智慧经济时代，新智慧时代的人们有足够的智慧和条件建设一个属于他们的社会、一个让人们能更好享受生活的社会。有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如果说阶级斗争是为旧社会掘墓、为新社会催生的话，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直接诞生新生产者、直接诞生以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标志的新社会。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那么，谁来引领智慧生产呢？农耕时代，无地或少地农民租种地主土地，向地主交租；机器时代，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付给工人工资；智慧时代，人类在致力于智慧创造、加速摆脱物质和精神制约的进程中，必将形成崭新的人际关系。历史将证明，终结资本主义的是智慧经济，终结资本主义世界的是中国。 从社会财富演化看，所有制问题本质上是财富的占有、创造、分配、利用的问题，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人类的财富观也是与时俱进的。关于财富，路易斯·亨·摩尔根有着精彩论述：“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175页。)恩格斯用这段话作为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结束语。财富分物质和精神两类。直到近代以来，人们逐步明了，生产力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物质难题终需科技解决。虽然至今人类还没有解决好物质问题，最发达的美国也远没解决好。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终是科学解决问题，靠科学才有希望的理念至少在中国已深入人心。进入智慧时代，智慧力量是决定性的，智慧的特点是可以共享、愈共享愈发展，任何以资本控制智慧、控制社会的企图都是不自量力、反动徒劳。放眼未来无限可能性，现有物质财富微不足道，不值得争夺炫耀。生产资料，当其没有必要私有的时候，私有制的式微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正如今天人们把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都交由电脑完成，总有一天，人类会把那些没有挑战性的物质生产活动都交由社会公共部门去做，不是无私高尚而是自然而然，人们所追求的是创造性工作，思考人生、思考宇宙，享受人生、享受大自然。 人们总希望清晰地预知未来世界，所有制纠结者总要问将来究竟是什么所有制？其实，如果今天的人们都能够想得到、做得好，还用为聪明得多的后人操心吗。可以确定的是，人类正大踏步地迈向自由王国。万类霜天竞自由，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最引人入胜、最激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行，坚定地走好今天的路，未来一定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