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里的中国_风闻

一间差馆，百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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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螃蟹 X 乔治王

“你叫什么名字啊？”

“鸡葱汁儿。”

“什么？”

“鸡葱汁儿。”

距离 2010 年春节还有两天，导演周浩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广州站派出所。他要拍一部名叫《差馆》的纪录片。

差馆，粤语，意思是警察局、派出所。

“在拍这个片子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中国有这么多文盲。”周浩这样说道。

镜头里，一位拎着两只塑料手提包短发大妈走进了这间差馆。

 

“你有什么事啊？”值班女民警问道。

“我的包（第三声）被人拎走了。身份证户口本都在里面呢。就是怕揣兜里丢了才放里面的。”短发大妈用带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焦急地回答了民警的问题。

“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

“鸡葱汁儿。”

短发大妈又用听不懂的普通话第三次重复了自己的名字。字幕显示，她大概叫做‘吉翠珍’。

“听不懂呢。你会写吗？”

“我不识字。”这名被误认为叫做‘鸡葱汁儿’的大妈说道。

 

很难统计在这个国度还有多少人是不识字的文盲，如今我们都觉得大学生早就不再金贵。其实历经了几十年高考的选拔，把专科三本也都算上，我国只积累了 9577 万受过了高等教育的人才。

小半个世纪的积累，放在将近 14 亿的人口数目来看，占比也只有 9%，如果只算二本以上，那就只有 3.4%。

你以为九年制义务教育早就普及了，实际上 2006 年 7 月 1 日才正式实施。换而言之，在游戏中和你组队的、在微博上和你互喷的、甚至在知乎上跟你侃侃而谈的 90 后，其实并不是人人都享受过基础教育资源的恩泽。

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远没有想象中的高，把数字换成活人，透过十年前导演的镜头和这些不识字的文盲，我们被带到了冰川下的中国。

中国是个大国，这里的大指的不是国土面积的大，而是我们都生活在局部。且不说从城市到农村，哪怕是从 CBD 下班后骑车回到几公里外的城中村，生活的面貌、方式、态度就已经完全不同。

你喝星巴克，他喝瑞幸，这不是现实，许多人从未喝过咖啡。

你喝喜茶，他喝蜜雪冰城，这也不是现实，许多人羞涩于光顾奶茶店。

你坐头等舱，他坐高铁，这同样不是现实，许多人的移动半径最远只去过旁边的省会。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人们对待生活的面貌完全不同，透过这间差馆，形形色色的人像误会般相聚在了一起。

02

一位从凤阳来的“开心妹”，因为在广场卖开心果被带了进来。

“凤凰的凤，太阳的阳。”

在派出所里，她笑着教周浩凤阳两个字的写法，跟导演热情地聊天。说自己九年义务教育没有读完，但喜欢唱歌。虽然不识谱，却会拉二胡。

“怎么不回家过年？”

“票已经买好了，31 号的。闲着也是闲着嘛。”

接着，她抱怨起了警察执法没有人情味。

“如果给我讲道理，从道德上或者从法律上讲，我能理解的。为什么要踢我东西。”

一旁的警察听不下去了，回怼道：跟你说了好几次了，赶了你好几次了，走了你又来！

当周浩听到这是她摆摊的第一天，就问她，第一次进来，感觉怎么样。女孩立马收起了笑容，用手挡住了嘴巴。然后她放下了用来掩饰情感的手，把自己的脸面向镜头，带着哭腔说道：感觉钱很难赚！

“开心妹”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数字。在纪录片拍摄的 2010 年，“开心妹”的老家安徽职工平均工资为 34341 元，而拍摄地警察局所在地广东则为 40358 元。这一年 6000 多元的差距让无数“开心妹”南下广州，成为流动人口。截止去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 2.47 亿。也就是说，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普遍的低教育水平撞上数量惊人的流动人口，结果就是广东常住人口 1.1 亿，其中流动人口就达到了 3400 多万。这一数字带来的震撼在哪儿？

我们得来看广东省会广州的火车站。

 

每年春运，每天，广州火车站都要承担 20 万人次的旅客发送任务。在这个也许是全世界“每平方公里流动人数最多”的区域，讨薪的农民工、小偷、捡垃圾的老人、流浪汉……这些底层边缘人物在此汇聚一堂逐一登场，他们构成的众生相，成了导演观察中国社会的切口。

“我就躺在这儿！摄像机拿一边去！摄像机拿一边去！”

一个长得很像小品演员刘海柱的小哥一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一边嘚瑟地抖着自己的脚躺在一辆公交车下。

事件的起因，只是因为他没有两块钱坐公交车，被司机拒绝上车而起了争执。他已经这样躺了 6 个小时。嘴里叫嚣着要给他 500 块钱，再送他去救助站，不然就不出来。警察如果要拖他，就点发动机。

“600块钱！少一分我都不出来！公交车不是很屌吗？我今天就让他屌!”

       

“怎么又多了一百块钱？”警察无奈地问道。

“刘海柱”没有理会这句话，继续放话：“我今天就要公交车（司机）的钱！要定了！”

不知耗了多久，警察没了耐心，对着车底喷了几下辣椒水。“刘海柱”立马在几秒钟内停止了叫嚣，用手不断揉着自己闭起来的眼睛。接着，就像杀猪，他被抬进了派出所。

“一个傻子钻到车底，三四个小时弄不不出来，我跟廖所来了，10分钟搞定。”一名警察跟同事说道。

“你们怎么把他弄出来的啊？”

“喷药水呗。”

被铐在一旁的“刘海柱”听到了这句话，立马喊道：“我身上都是药水味，我身体要坏掉了！”

“药水是这样的啊，一会儿就没味道了。不过你要早点儿出来就没事儿了啊！我们身上也都是味道。”

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相较于生理需求，后续的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都没那么重要。对一个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的人来说，道德、尊严乃至法律……生存外的一切，对这些人物都显得太过遥远。

除了躺在公交车底的“刘海柱”，这片区域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真实且极具戏剧性的闹剧。离异的中年男人让 8 岁女儿偷东西；混混殴打不愿偷东西的小孩；小偷撞上了硬茬东北大妈，被大妈放出狠话‘我能整死你知不知道？’……

 

然而，这是他们的原罪吗？撕开看似有些滑稽的、荒诞的外衣，里面都是悲剧的内核，都有着各自悲伤的底色。

​03

       

在《差馆》里有一位大神。他迈着成熟稳重的步伐走进了派出所。

“你有什么事吗？”

“来泡面。”

说完，大神熟练地打开了两包没有调味包的方便面，挤到了塑料制的碗里。然后他走到热水器前，毫不避讳地接起了热水。一切都显得那么轻车熟路。

“你的面哪儿来的？”

“救助站给的。 ”

然后，他又向镜头展示了救助站帮他买的回家车票。“我都把钱全寄回家了。‘忘了’留买车票的钱。”

  

听到这话后，民警恍然大悟：“我就说你看起来很脸熟。我绝对不是第一次看到你。你这样不对的。救助站帮了你一次就够了，不能次次都这样吧。你打工一个月也有千把块钱吧。”

大神笑嘻嘻地回答：“我一个月能赚两千多！”

“对嘛！一个月两千，一张票才一百多块钱。如果都像你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因为还有很多人是真的没钱。你是有钱还要问国家要钱。”

听到这话，大神又自豪地强调了一边：“我把钱寄回家一分都不留！”

另一位民警听到大神的回答后，也赶过来教育大神，“你不应该感到自豪，应该感到羞耻。你要给孩子做榜样啊，你这样不对的。”

“钱要全留给家里啊！”

 

大神一个劲地傻笑，手里的面吃完了，又拿出来两包没有调料的面，继续泡。

“我还要泡，吃不饱。早上在救助站就吃了两个馒头。”

“你当住宾馆啊！还有你一下子都吃完了，路上怎么办？”

“不怕。”

显然，这个月入两千又身无分文的大神对撸国家羊毛这件事颇有心得，准备一路撸回家了。但你能说他坏吗？他只是想把挣的每一分钱都留给家里。

你以为的主流价值观，其实可能是非主流。你先锋的观念、时髦的理解，都依托于财富把你拱到了高处才唾手可得。这种财富等级标准的差距在越底层就越微小，但生活标准的差异却以另一种面貌飞速的显现。

买十八万一支的宝铂五十旬跟买 30 万一支的江诗丹顿，一档的差距可能需要用数十万块来体现。

而喝 8 块钱的一点点跟喝 6 块钱一杯的蜜雪冰城可能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面貌。这也是为什么一分钱能难倒英雄汉：那些在你我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04

与世界上有数据的两百多个政治实体相比，中国目前的凶杀率属最低之列。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个密不透风的独裁体制，是个“警察国家”，中国的治安是依赖大量警力维系的。但即使未曾直接点明，《差馆》这部纪录片仍指出了一个事实：**中国算不上“警察国家”。**恰恰相反，中国在警力编制的投入上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

在中国，被视为金龟婿的全职程序员有 300 多万；快递员在 18 年人数也已突破 300 万；持证上岗的 hr 有 400 万左右；而截至去年，警察却只有 170 万左右：按人口均摊，平均每万人配备警力不足 15 人。而美国学者沃克依据经验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警察数量低于每万人口 25 名，那么这个国家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就难以具备基本效力了。

在广州火车站，有 300 多名警察驻守在这儿。广州火车站因此成了世界上“每平方公里警察人数最多”的地方。但把这 300 名警察按 20 万的人流量均摊，这个所谓的“警察人数最多”，其实还远达不到国际标准的及格线。

在人手不够的同时，还有远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量。

在这间派出所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来求助的人。而绝大多数人的求助内容都是没有身份证住不了店、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没有钱坐公交车……

“你能不能借给我两块钱。”

民警笑了笑，对着镜头无奈地摊手说道：**怎么办？**给钱哪！

       

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在消耗着本就紧张的警力。这些本不归派出所管的琐事成了他们日常不得不应付的的工作内容。当然，这里面的很多事他们也无力解决。

“我们也没办法，98%、99%都是解决不了的。”面对镜头，那名只能自掏腰包给钱的警察坦诚道。

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领来到了这间差馆，一上来就对值班民警说道自己是来认罪的。当屏幕前的观众在脑海里幻想着一起隐藏在写字楼里的白领犯罪案件时，一句令人大跌眼镜的话从他嘴里说了出来。

“我冤枉了别人。还说了粗口。”白领用满怀愧疚的口吻委屈巴巴地说道。

 

他把这儿当成了悔罪的教堂。

民警并没有嘲笑他，而是临时当起了聆听忏悔的牧师。

“如果你误会了自己的朋友，然后你自己也知道错了，那么你找个时间坐下来和朋友谈谈，我相信他们会原谅你的。”

在民警耐心地开导下，白领卸下了负罪感离开了差馆，而差人们不能停歇，又得继续应付起让自己工作不堪重负的“常客”。

“如果不能在外面卖东西，对我来说，里面外面不都一样嘛。”

24 小时前，说出这句话的黑衣大叔也是像图片里那样，带着孩子在派出所里坐了 8 个小时：抓来的原因，是他在这座人满为患的火车站摆摊卖烤饼。

头天关满 8 小时后，他保证下次不会再犯了。而他很快再一次出现在派出所的摄像机前，周浩忍不住问他一个问题：卖饼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两个饼赚一块钱，还要跑来跑去。除了这里的便衣会抓，城管也要赶。”

“那你知道不能卖为什么还要卖啊？”周浩不解。

于是，这位大哥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用新疆口音说：“这里要吃东西嘛！小孩要吃东西嘛！”

在填饱肚子面前，警察的屡次教育并没有用。只能日复一日处理这些拘留所都塞不满的“常客”。有的小贩被抓习惯了，家里人问他在哪，他还开起了玩笑：“在住不要钱的房子。”

永无休止地被这些无法避免的‘鸡毛蒜皮’消遣人生，终于，在大年夜的晚上，一名警察在镜头前说了本该属于囚犯的台词：没人权！

  

“没人权！”

“没警察权！****”

“不当人看！****”

**“我跟你说！**现在警察是窝囊废！”

“中国人的传统过年不就是图个团圆嘛。08 年雪灾的时候，我们理解。他妈的年年辛苦，年年没有休息。给安排的放假也不给安排……”

发完牢骚后，他把贴在墙上的值班人员名字拼成了一个大字：草。

 

就像一块缺了一角的拼图，这个大写的“草”字让它得以完整，这个社会的镜像百态就此变得立体了起来。

“那么多被抓进来的人，你们判断拘留的标准是什么？”。屏幕里传出了周浩的画外音。

“这个问题能不能不回答。”

“是没有明确的标准吗？”

“嗯。”

没有标准比标准严格更加可怕。究竟是关 8 小时就放第二天再抓，还是索性送去拘留？是自掏腰包去帮一个又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还是继续磨破嘴皮去解释派出所不是福利院？

影片没有替差人给出答案，只留下了大年夜差馆墙上那个大写的“草”字。

05

      

2010 年 1 月，一位身在深圳的网友在贴吧晒出了一张机票。他要打飞的去上海看IMAX 的《阿凡达》。作为国内第一部IMAX 规格的电影，《阿凡达》上映俩月，在当时全年票房只有 62 亿的大盘下，最终票房达到了 13.78 亿元。一张票200 块，仍有无数沪上时髦青年在影院门口排队购票，觑视着最新的科技享受。

1 个月后，广州火车站露天广场。在周浩的镜头里，一个年轻的农民工，坐在蛇皮袋上，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手里的山寨手机。手机屏幕里，正放着《阿凡达》。

贫穷与富裕的差距显而易见，贫穷与贫穷的差异却总容易被忽略。上海和广州隔了1541公里车程，但人之间的差异并非来自距离，进到两地的IMAX的影院里，总会看见有人手拿着奶茶，手捧着爆米花。

而在充斥着形形色色流动人口的火车站，只需把范围限定在百米内，三十块的星巴克，二十块的瑞幸，十块钱的一点点、三块钱的可乐、一块钱的清露、自带的凉白开，任何一个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都可能过着与你截然不同的人生。

镜头从阿凡达小哥所在处再往前推几百米，广州站派出所内，一个刚刚被关了 10 天的中年大叔，正在和民警扯皮。

“5 块钱的饼干！把我关了十天！”

“那饼干 28 块钱。反正偷人家东西肯定要……”

“饿死了怎么办？”

“饿死了？你都有两百多块钱在身上还饿死了。你又喝酒了？喝了几瓶？”

“喝了两瓶。”

“有钱喝酒没钱吃饭，谁信啊。”

“走的时候公安给钱了。我是少数民族。”

“我们公安给钱是给你回家的不是叫你喝酒的。不能再偷人家东西了啊，第二次的话……”

“肚子饿没办法啊！”

“肚子饿你有钱买东西吃啊？！”

面对民警的质问，这位少数民族大叔话锋突转，说道：“你的钱能不能给我？都是公安，互相帮助。”

民警没听明白，直言“你的有些话我听不懂”。

 “明天，明天我就去做公安！公安有饭吃！”

大叔说完这句后转身走了。然后，民警看了一眼摄像头，一位路人走过，他只能强忍着，下一秒，路人消失在了镜头。此时的接待大厅没有其他人，这位民警终于没忍住，低着头，一只手捶打着桌子，扑哧笑出了声。

倘若在中国有一百种活法，那么一间差馆，折射出的就是那被掩埋于冰山下的 99 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