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17：为什么_风闻

埃及对十月战争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这是初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战前保密和佯动也十分有效。萨达特驱逐苏联顾问后，埃及不断制造苏制装备缺乏备件、埃军技术装备离开苏联顾问根本开不动的假情报。尽管埃苏关系掉至冰点，苏联实际上依然在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包括比以色列空军“鬼怪式”战斗机更先进的米格-23战斗机和“飞毛腿”短程弹道导弹，只是在战争开始前，交付还来不及完成。以色列情报部门判断：在大批米格-23到达之前，埃及空军不可能做好战斗准备，现有的米格-21不造成严重的威胁。这是根据以军条令的机械思维。米格-21轻小、灵活，但航程不足，留空时间不足，也缺乏探测距离较远的雷达和中程空空导弹。用于打了就跑的点防空不错，在空中游猎和争夺制空权就比较勉强。米格-23不仅航程远、装备了先进雷达和中程空空导弹，其变后掠翼还可以在保证高空高速性能的同时拥有优秀的格斗性能[[1]](https://undefined)。苏联刚开始交付“飞毛腿”导弹，这将是埃军对以色列纵深攻击的主要手段，但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埃军需要至少4个月才能完成初步战斗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从1973年9月起，战争迫在眉睫的情报开始涌入以色列情报部门，10月1日，埃及和叙利亚进入总动员，以色列情报部门和达杨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在此之前，埃叙也进入过总动员，包括5月间一次，以色列也相应进入总动员，因此这一次应该还是虚张声势。不过“狼来了”玩多了，狼真的来了，以色列就措手不及了。

埃及对发动进攻的时机是精心选定的。选择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最神圣的赎罪日（斋月）发动进攻，可以最大限度地达成突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属于亚伯拉罕系宗教[[2]](https://undefined)，两家都有赎罪日（或者斋月）的斋戒传统。以色列方面没有防备，正在斋戒的犹太人应该是精神和身体状况最虚弱的时刻。对埃及和叙利亚来说，只要事先秘密准备好，阿拉伯士兵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不成问题。这一天也是满月，有助于夜间作业，大潮还有利于渡河和登陆，减少水面与河岸的高差。进攻时刻选定在下午2点，这个时间不光是大潮，也留出5个小时的白昼时间，便利抢渡作战。此后的6个小时的月光时间将用于架桥，再后的无月光的6个小时用于将坦克和大部队从桥上通过。计划还包括两波空袭，还要求日落前在以军后方机降。埃军自西向东进攻，西落的太阳还对东岸以军造成炫目的效果，掩护埃军作战行动。埃军将和叙军同时进攻，迫使以色列空军疲于奔命，在关键的第一天的白昼时间内无暇组织有效的进攻，至少要到第二天才能组织起有效的空中支援。

但以色列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最大的原因来自自身，来自以色列军政各界过于轻敌和对以军能力的过于自信。尽管埃及和叙利亚努力保密，以色列依然有足够的情报和清楚的迹象，表明埃及和叙利亚正在进行战争的最后准备。但以色列拒绝承认这样的威胁的可信性。军事情报局长泽依拉宣称战争的“可能性”很低，以色列军政各界各层次对这样的乐观评估不假思索地笑纳了。埃及、叙利亚的战争宣言和准备行动实际上就在以色列的鼻子底下，但包括以色列总理梅厄、国防部长达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阿丹、沙龙这样的高级军官对此不屑一顾，盲目自信以军可以轻易战胜任何埃军和叙军的挑战。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盲目？

十月战争的教训太惨痛，以色列在战后组织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避免未来重犯这样的错误，当然也包括追究责任。委员会由退休大法官西蒙·阿格拉纳特主持，所以也称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以军第一任总参谋长亚丁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最后把责任完全加在军方头上，尤其是军事情报局长泽依拉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军方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结论不是没有问题的。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认为，以色列军方相信，“只要阿拉伯人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发动对以色列纵深的攻击，挑战以色列空军，只要他们没有远程地对地导弹报复以色列对埃及纵深的空袭，战争就不期望发生，”这样的轻率的推断是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推断固然是轻率的，但不是以色列轻敌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赞扬了达杨在1973年5月21日对总参谋部的训话。在那次训话中，达杨预见到夏末战争的可能性，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错误在于没能区分官样文章和过于轻敌的基本信仰，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能力过度自信，而这种错误态度为以色列上下全体所接受，以色列国防军、政府、议会和各个政治党团概莫能外。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国家安全的基本判断是一个政治判断。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在未来30年内打不起来”，奥巴马关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这些都是政治判断，有关军事判断是以这样的政治判断为基础的，这就好比具体法律与宪法的关系一样。军事领导的专业判断不能替代政治领导的基本判断。

泽依拉在10月初的情报判断当然是错误的，但这样的错判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土壤。从1948年的独立战争到1956年的西奈战争到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色列由弱到强，以军的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尤其在六天战争后，以色列沉浸在惊人的胜利中，确信阿拉伯人再也不敢侵犯以色列。即使有人胆敢尝试，新增的疆界也使得以色列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防御态势不可同日而语，而绝对军事优势依旧，因此任何进犯将都被轻易粉碎。泽依拉的情报判断固然是错误的，这是泽依拉个人盲目自信和轻敌的历史惯性使然，但这不是一个人的一时糊涂，这样的历史惯性遍布以色列上下。在众多清晰的警告迹象面前，没有人引起警觉，没有人质疑泽依拉的判断。事实上，在泽依拉最后报告战争即将爆发后，质疑反而集中在先发制人的必要性和明智性。

对于达杨训话也一样。达杨警告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言辞，而在于行动，尤其是后来的实际决策和事态发展。同一个达杨在几个月后告诉以军要准备适应缩短强制兵役、常备军裁军和削减国防预算的新现实，达杨关于战争准备的警告到底是政治家的泛泛而谈，还是真实的洞察力和预见，这是值得商榷的。最大的矛盾来自于他的决定。在1973年夏，很多高级将官预定退役，结束他们的军事生涯。如果达杨认真预见到战争即将到来，需要认真准备，在这个时候批准大规模高层人事变动至少是不妥的，而所有将官的升迁、调任和退休都由国防部长批准。事实上，高级军官大规模人事变动的主要考虑之一就是当前局势的紧张程度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局势紧张，战争可能性很大，新的任命将推迟（即使任命已经在先前宣布），直到重大作战行动不再紧迫。对于即将退休的军官也是一样。沙龙要是相信三个月后西奈将进入战争，他将毫无疑问地推迟他从南方司令部司令的位置退休。即使内定戈南接任，也会由于新人、缺乏经验而不会在这样的动荡时期接任指挥。达杨要是真的相信战争马上就要爆发，是不会发起和批准这样大范围的高层调动。最低限度应该从本部门副职晋升，确保新任主官熟悉业务，保证工作的连贯。

恰恰相反，以军高层的人事调动不仅在南方司令部，而是遍及整个军中。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军政最高当局认定：战争依然遥远。中央司令部司令莱哈万姆·泽埃维少将在9月30日退休，由埃弗拉特准将接任；埃弗拉特准将在此前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他的位置在九月中由莱维准将接替；莱维准将此前任炮兵司令，炮兵司令的位置在8月底由纳迪·沙罗尼上校接任。作为装甲兵司令，阿丹计划在10月底退休，阿丹的后任曼德勒少将已经任命。如果不是战争迫在眉睫，曼德勒本来已经要开始向马根准将移交西奈师的指挥[[3]](https://undefined)。这些指挥层调动都不是从副职晋升的，有些新任甚至没有在本专业服役过多久。他们是从其他司令部或者专业调任过来的。跨专业调动有利于军官的全面发展，但在已知临战状态下，这样的调动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以色列是怎么走上错得如此离谱的歧路的？在六天战争之前，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任何边境紧张局势都立刻导致提高戒备。这是战略态势的必然，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在以色列国内被很无奈地接受了。比如在1955年西奈战争前夜，埃军增强了西奈的部队，以军立刻动员了预备役装甲部队，部署到内格夫。这是很劳民伤财的过程。预备役被征召到紧急集合地，分发军服和武器；他们把坦克开动起来，装满弹药；坦克运输车也动员起来，把坦克拉到前线。危机过后，或者埃军后撤了，坦克和装备再回到军火库，但还是要撤下弹药，擦洗装备，检修好所有需要检修的系统，这样才能入库。一部分人要多留几天，帮助军需军官和弹药库人员整理库存，为下一次紧急出动做好准备，这样下一次紧急出动可以更加迅速。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有时接连三四次，在预备役的解散和重新征召中间只间隔几天。每次征召不仅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还给预备役人员带来繁多的个人和家庭问题。

六天战争之后，以色列得到了更加有利的边界。在西奈方向，整个西奈半岛成为战略缓冲，苏伊士运河进一步增强了以色列的安全感。在北方，戈兰高地消除了叙军俯瞰加利利、可以随意射击基布茨人们的威胁。在中部，从独立战争时代就如刺在喉的耶路撒冷终于落到以色列手里，约旦河西岸消除了海法到特拉维夫之间的蜂腰地段。约旦河对于看惯大江大河的人们来说只是一条小河沟，但毕竟是自然边界，也大大有利于防守。总的来说，边界拉直推远了，离以色列的中心地带远了，离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大马士革、安曼）近了。以色列对于邻国威胁的敏感性降低，以色列不再面临国家被腰斩成两段的威胁，也没有了城市在战争爆发时就遭到炮击的威胁。在空中，这也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次拥有了缓冲空间，如果敌人飞机攻击，以色列第一次拥有了充足的预警时间。在军事上，阻击作战成为可能，甚至以空间换取动员预备役的时间现在都是可能的事情了。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敌人进攻将遇到更大的困难。由于阿拉伯国家在过去更好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以军对阿拉伯国家在新的条件下更不可能成功感到自信。开罗离苏伊士运河只有100公里，大马士革更近，而且在无险可守的戈兰高地的下坡方向。战争对敌人的人口和政权是更大的危险，以色列有恃无恐。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推断，在没有赢得力量对比决定性地扭转之前，阿拉伯国家不敢发动战争。如果他们胆大妄为，这对他们是自杀。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阿拉伯国家没有消极地接受失败。在常规的军事斗争上无法压倒以色列之后，阿拉伯国家转向非常规手段，一方面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越境袭击，另一方打消耗战。两者在军事上都很棘手。反恐是劳民伤财的行动，拦截越境渗入的游击队更是军事上成本很高的作战，对于兵力弱小的以色列国防军尤其如此。巴勒斯坦游击队还有有利条件：被以军占领土地上的阿拉伯民众对巴勒斯坦游击队有天然的同情。阿拉伯人还可以把对以色列的袭击扩大到国际上。以军在打击巴勒斯坦游击队越境袭击方面卓有成效，在国际上的反劫机努力也取得效果，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活动逐渐减少了，但局势从来也没有彻底安宁过，好在以色列可以过得下去，也没有影响国家的发展。

在消耗战期间，埃及占据了主动，以军面临困难的选择。这种战争对埃军的兵力和火力上的数量优势最有利，也暴露了以军在这些方面的缺点。埃军能够沿着整个接触线上密集部署，常年保持临战状态，还有大量炮兵火力的支援。以军弱小的常备军不可能按照足够的密度部署，漏洞百出，致使埃军经常能够渡河偷袭，甚至肆无忌惮地炮击以军的部队。尽管如此，以军成功地在这场漫长的对抗中坚持了下来。对于埃军来说，在消耗战中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对于以军来说，迫使埃军中止消耗战就是胜利。在消耗战中，以军没有得到一寸土地，但也没有丢失一寸土地，以军最后胜利了，迫使埃及停止了消耗战。所以，以色列有理由欣慰：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一输再输，还将一直输下去。阿拉伯国家千方百计，已经王牌尽出，使得以色列军政当局得出根本结论：以色列的“质量优势”不仅不在降低，反而还在增加；未来战争还将爆发，但在质量差距大大降低之前不会发生。换句话说，战争不会在眼前发生。

应该说，如果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只以消灭以色列、收复全部失土为目的，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没有错，1967年后增加的战略纵深和以军质量优势确实在理论上可以保证阿拉伯军队的失败。但被推下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依然离以色列的加利利海和特拉维夫只有很近的距离。以军新的停火线离大马士革确实更近了，但这好比掰手腕子到最后多一寸少一寸的差别，如果对方出左勾拳，这点距离无关紧要。叙利亚固然无力单挑以色列，但埃叙同步进攻，就可能给以军造成足够的压力，撕开足够的缺口，危及以色列的北方腹地。固然，埃及出手的话，埃军依然无力夺回整个西奈，但要是埃及的目标不以夺回整个西奈为目的，而是只要登上运河西岸、站住脚就是胜利，这样的有限战争是以色列没有料到的，也是对埃及战争决心彻底低估的更本原因。

就这样，以色列定下了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在近期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基本判断，这样的有色眼镜使得以军对于所有迹象的观察都扭曲了，这种扭曲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没能理解阿拉伯国家的基本心态。在六天战争结束时，当时还是上校的戈南在苏伊士运河上给儿子写信时说到：“我希望你不用再打仗了。你父亲这次把仗都打完了。”达杨也在战争结束后宣布，他现在“在等阿拉伯人（来求和）的电话”。这些话似乎符合逻辑。但阿拉伯人的逻辑不一样。在1967年8月29日的喀土穆会议上，阿拉伯人宣布：“永不言和，永不谈判，永不承认。”这不是空洞的宣言，而是准备不惜代价兑现的誓言。这本应该成为一个警告：阿拉伯国家准备付出巨大代价，但会继续战斗，而且坚信他们可以付出牺牲而不会崩溃。但是以色列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即使阿拉伯国家在近期无力发动大战，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不战不和”的僵局。以色列没有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在历次战争、消耗战和越境袭击失败后，他们还会寻求另一种方式。

事实上，萨达特和萨迪克的争议正是围绕着另一场战争的形式上。萨达特要国防部长明白，僵持的政治局面是不可接受的。要打破僵局，就要准备战争，即使不能得到无可置疑的胜利，即使埃及要承受巨大伤亡，也要打。这使得埃及的战争计划在本质上就只有有限目的。他们预计到以军即使对有限战争也会强力反击，他们决定只设定有限的军事目标，但是动用最大的力量。

但以军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准备麻木不仁。在埃及积极准备上百条公路和淡水运河水下暗桥时，以方只是旁观。这些公路和暗桥离苏伊士运河很近，或者平行。以方暗自嬉笑：“这不错，现在我们渡河作战会更容易了。”埃军在苏伊士运河河岸修筑坡岸，继续暗自嬉笑：“现在爬上对岸更容易了。”以方看着他们修筑很高的加高沙土垒墙，在墙上构筑观察哨和火力点，可以越过以方沙土堤坝，观察先前被遮挡的西奈一侧。以方的反应是：“太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坦克在那里，更加容易集中以方的火力了。”以方观察到他们在巴拉岛对岸演练把两栖装备放到河里，把装甲车辆、坦克和其他车辆运送到岛上，演练渡河和用高压水枪打开沙土堤坝的缺口。以方只是想：“他们真是有很多家伙啊！还真现代化呢！……但他们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训练，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是认真的。”

在消耗战期间，以色列飞机偶尔受到埃及防空导弹攻击，以军在苏伊士运河区和戈兰高地的坦克也有时遭到反坦克导弹的攻击。以色列空军和装甲兵正在研发反制手段，但对这些本应引起高度警觉的新进展还是不够重视，还是缺乏紧迫感。

阿拉伯世界持续不断的分裂状态也使得以色列对他们的战备不以为然。纳赛尔之死和萨达特继任的重要性被彻底忽视了。萨达特几次宣布发动战争的新日期，一再宣布“决定性的一年”即将到来，以色列对萨达特的决心彻底失去了敏感。苏联顾问离开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更自信了，得出结论：战争又推迟了。萨达特说埃及愿意牺牲100万人来换取胜利，以色列认为这是彻底不理性的胡言乱语，只是为了内政需要，而不是真的准备好了这样的牺牲。以色列也不认为阿拉伯人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

国防部长达杨在4月的训话中提到，阿拉伯人将不会满足于僵局，局势肯定走向大爆炸。他提到，萨达特宣称准备牺牲100万人，看来他愿意为哪怕是有限的军事成就付出高昂代价，这是他在国际政治中打破僵局的筹码。但在7月份，达杨在另一次对高级军官的训话中指出，他预期在下一个10年里不会有战争。他也对削减国防预算和缩短强制兵役的提议照单全收，因为以色列的安全形势空前地好。另一方面，埃拉扎尔尽管也认为阿拉伯人不会满足于有限的或者零星的行动，还是有可能会借助“半突然袭击”发动大战以希望赢得什么东西，然而他还是全盘接受了军事情报局长泽依拉在9-10月份提交的情报评估，尽管那时“半突然袭击”式的大战迹象已经俯拾即是。

基于战争只是遥远可能的假定，以军当局采取了一些本来不可能采取的行动。由于新边界大大推前，以军后勤部门准备把大量装备、弹药和器材的储存设施搬迁到更加靠近前线的位置。这可以在战时缩短补给的距离和时间，但大搬家的过程必定造成混乱，尤其是没有预计到搬家过程中会爆发战争的情况。在十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靠前的储存设施还只是部分建成，设施不全，有的连通电都没有做到，器材和装备散乱堆放，影响了后来战争爆发时的快速分发，影响了预备役有序完整地开赴前线。

以军高度依赖情报部门能够提供至少48小时的战略预警。以军缺乏步兵，在和平时期，轮流抽调坦克兵、炮兵填补步兵兵力的空缺，担任边界巡逻和警备任务。但由于实际上没有任何预警，从南方的沙姆沙伊赫到北方的赫蒙山，以军有很多坦克兵和炮兵在边界上忙碌着本来应该是步兵的职责。战争爆发后很长时间，这些坦克兵才完全归队。

十月战争结束后，人们反思的结论之一是，如果以军在和平时期准备更加充分一点，应该不至于在开战的时候被打得这么惨。这既对也不对。在六天战争时代，要是以军也措手不及，结局将非常悲惨。那时以军有三个星期的预警，这段时间被利用起来作强化准备，紧急采购装备，检修坦克，组织和训练部队。另一方面，在十月战争爆发时，以军尽管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还是能够把大量装备良好的部队以创纪录的时间开进到前线。是战略判断错误导致以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导致预备役开上前线时没有做到齐装满员，但这不是在和平时期懈怠的原因。

如果中东局势再次紧张，以色列的常规军事威胁再次浮现，以军的常备军和预备役问题将再次尖锐化。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中东政治版图。如果以色列和埃及再次敌对，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并非不现实。阿拉伯军队的基本力量都是常备军，兵力强大，而且可以常年部署在以色列的边界上。在战争爆发的时候，预备役动员或者与以色列不相邻阿拉伯国家的增援部队属于额外力量，但并不必要。这些额外力量可以作为第二梯队，只需要几天就可以赶到战区、投入战斗，增加胜算。但以色列依然必须依赖预备役作为战争主力，对以军的情报和预警能力依然保持最高要求。

除了在情报和战备上杜绝再次遭到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外，以色列在十月战争中最大的教训是：以色列必须拥有可以防御的边界。以色列的边界需要给常备军以空间换时间的余地，以争取时间，开动动员机器，并掩护预备役开上前线。这使得中东和平进程中以土地换和平成为一大死结。埃以和约规定以色列归还西奈，但和约也规定了埃及在西奈只能驻扎和运作保安部队，没有以色列的同意不得进驻配备重火力的正规军。穆尔西上台后，西奈的武装分子攻击埃及边防哨所，以色列出于边界安全，只有同意穆尔西把埃及军队（包括F-16战斗机）重新部署到西奈和内格夫的边界。穆尔西被推翻后，埃及政局继续暧昧不清，但军方背景的塞西对以色列并非福音，如果他面临当年萨达特那样的执政不稳情况的话，用以色列制造话题不失为政治上转嫁危机之举。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生存看来是保住了，但内战没有完全结束前，任何变数都有可能，只是具有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背景的反对派对以色列的敌意至少不低于阿萨德，叙利亚动乱对以色列的威胁不是降低，而是升高了。从1967年六天战争以来，不算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加沙哈马斯这样的非正规武装的话，埃军重新进驻西奈，这是具有潜在敌对意图和真实实力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驻扎在以色列的传统边界。但西奈方向毕竟有内格夫沙漠挡着。戈兰高地就不一样了。这片居高临下的地方面向以色列一侧是陡峭的山壁，面向大马士革的一侧是缓缓降低的坡地，离海法和大马士革都是100公里左右，也就是2小时坦克推进的距离。即使叙利亚愿意订立和约，以色列也未必愿意放弃戈兰高地。更加要命的是约旦河西岸。按照1967年前的边界，在海法到特拉维夫之间，以色列国土的最窄处只有20多公里宽，这在军事上是无法防守的，使得以色列不可能放弃在六天战争中夺取的约旦河西岸的土地。这些战略考虑使得中东和谈成为聋子的对话，但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1]](https://undefined) 西方对早期米格-23需要手动控制变后掠翼、实际空战格斗性能颇为笨拙这一特点还不知晓。

[[2]](https://undefined) 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是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另一主要分支。

[[3]](https://undefined)如前所述，移交应该在10月3日完成，但由于前线紧张，曼德勒决定推迟移交，直到局势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