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霞 孟楠 | 从自在到自觉: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之路_风闻

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赵海霞，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楠，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文章原刊《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几千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新疆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使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联,又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血浓于水的演化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使中华民族实体从“自在性”到“自觉性”的转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自在实体形成后,历经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到两宋、元明到清等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不断趋于稳定、强大。但因中国古代“天下体系”内存在“差序格局”,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实行分治隔绝政策,直至近代前夕,中华民族一体性一直处于自在阶段。(1)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天下体系”的“差序格局”逐渐被打破,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输入,使得中华民族一部分成员开始从自在阶段醒悟过来,并不断朝深层次展开。对此,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提出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论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对我们认知近代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程具有重要启发。

新疆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起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也是其中华民族认同感构建和不断强化的过程。近代在中华民族逐步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历程中,新疆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之间、与内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民族交往增多,在政治思想上也更多受内地的影响,不断排除“双泛”思想的干扰,其中华民族认同也经历着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本文利用档案、文献史料,分阶段系统梳理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之路,并进一步总结其特点。

一、传统与现代的过渡:晚清新疆各族中华民族认同观念的萌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中国被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近现代中国的疆域与国界逐步确定下来。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西方的近代国家观念与主权意识传入国内,使得国人传统的朴素国家认同受到了强烈冲击,近现代的国家认同观念开始形成。新疆地处中国西陲,与加速扩张的浩罕、沙皇俄国毗邻。处在反侵略斗争第一线的新疆各族人民,为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既继承了古代的“忠君”“报国”的朴素王朝认同,也开始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意识。

1.对国家共同体的忠诚和归属性认同

19世纪以来,浩罕、沙俄一直没有停止对新疆地区的鲸吞蚕食。他们借和卓后裔之名潜入新疆制造一系列动乱,或通过诱骗、武装威逼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新疆大面积的领土。外敌的入侵强烈地刺激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激活了民族主义情绪,也滋长了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情怀。这是一种与国家命运同质的责任感,也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所铸就的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热爱。他们有的虽生活困苦、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或身处异国他乡,但面对侵略者的铁蹄,他们勇敢地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爱和对“中国人”身份的强烈认同。

据当时清政府派往伊犁附近与沙俄交涉的伊犁将军荣全奏称:“(1871年)俄人到伊后,该国小官等先劝归附,阿尔玛图廓巡抚又约各营官员,逼令投降。各营众官员商议,……总望中原迅来大员救拔,岂可苟顺外夷。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3)后来,沙俄又借“散发口粮”,企图劝服诸部归顺。伊犁各族人民再一次坚决抵制,“兵民不从,亦不领粮”,并多次派人与清朝官员和军队取得联系,表示“惟盼大兵早到,复共图收”。(4)

沙俄侵占伊犁,逼签《中俄伊犁条约》。在谈判中,沙俄还企图按“人随地归”的办法,将所要侵占领土上的三万多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全部归入俄籍。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表示“虽死不从”。在交还伊犁时沙俄还通过欺骗、恐吓等手段,强行劫走我国伊犁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索伦等各族居民共十万多人。“所迁之民,多非情愿。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札驱迫益急。其不愿迁者,鞭挞立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5)有的人宁愿死于沙俄的皮鞭和刺刀下,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被沙俄劫走的新疆各族人民,虽身处异乡,但仍“不忘故土,仍归我国”(6),他们纷纷以逃回祖国的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认同。从1883年开始,被劫居民从俄国统治下跑回伊犁的不绝于途。自1883年到1884年间,就有1102名维吾尔人和177名回族人从俄国逃回伊犁。1892～1893年,逃回中国的维吾尔、回等族居民就有89起,男女1007口。(7)还有哈萨克族堆三伯特率众人回到伊犁,坚决不入俄籍,“求归中属”(8)。被劫走居民的不断归来,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向心力和各族民众对祖国的认同。

2.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现代政治学认为,国民、领土、政府和主权是构成近代意义上国家的四要素。一个国家拥有一定的领土就必然有边界。但在古代中国的传统国家观中,更多强调的是对其所统辖区域设立管理机构、掌握人口数量、驻扎军队、收取赋税等,行使最高管辖权,他们对国家观念、领土主权、边界等概念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直到近代,随着国际法的传入和国家边界的划定,使得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开始形成。此间,新疆各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的民族意识在传统范围内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中华民族自觉应有内涵的国家观念与主权观念、领土意识凸显出来。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利用条约中“勘改”、“勘定”中俄西段边界的条款,使用武力威胁和其他各种卑劣手段,肆意割占我国西北边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1883年中俄双方谈判“勘改”斋桑湖以东地区边界时,沙俄事先出动大批军队侵入我国哈巴河地区,企图迫使清政府接受以哈巴河为中俄边界的要求。沙俄的这些侵略活动,引起当地蒙古、哈萨克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愤怒斥责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罪行,指出:“当年分界之时,已将沃壤之区任听俄人挑割,……现又闻俄人将从前既定之界又来勘分,何其贪心不足,一至于此?彼意莫非欲绝我蒙古生路,必使将来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情何以堪?”(9)他们坚决表示:“绝不肯将膏腴之地,让与他国”,倘若将众民随地划归俄辖,“虽死不从!”(10)由于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到处“人情汹汹,至死不肯分让,大有济河焚舟之势”(11),迫使沙俄不得不降低其侵略要求,退至哈巴河西面的阿拉克别克河划界,我方“始得挽回牧地二百余里”。据参加过入侵伊犁战争的沙俄将军捷连季耶夫记载:“在战场上倒下的500多名伊犁军民中,除塔兰奇人外,还发现有很多汉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和东干人。”(12)

1865～1878年,浩罕军官阿古柏挟持和卓后裔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进犯南疆,建立长达十年的侵略政权哲德沙尔汗国。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新疆各族人民与阿古柏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治五年(1866),阿古柏带领数百人大举侵犯叶尔羌。当地维吾尔族军民奋起反击,阿古柏入侵者在一片“杀死安集延人”(13)的呐喊声中全线溃逃。乌鲁木齐南山以徐学功为首的汉族民团,自从阿古柏侵入北疆后,“常以马队拦截安夷(指阿古柏匪徒)”(14)。

由此可知,随着近代划界、国家、疆域概念的进入,新疆各族人民在与列强的斗争中,不仅对中外民族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开始形成中国领土意识、中华民族主权意识、国家意识和责任义务观念。他们不是把新疆伊犁领土的丢失仅仅看成是新疆的问题,而看成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外敌入侵面前,为了保护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得到加强。正是在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下,才使得沙俄、浩罕屡次对新疆的侵犯才最终没有得逞。

3.协助清政府抗击外敌

同治三年(1864)前后,蒙古族僧侣棍噶札勒参由甘肃来新疆各地说法诵经。目睹沙俄屡屡侵犯我国主权,阴谋占领塔城地区。棍噶札勒参召集僧众和蒙古骑兵,与清朝军队一起固守塔城。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因其“始终出力,报效国家”,封其“呼图可图”(圣人、活佛之意)名号。(15)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派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事务。左宗棠调兵遣将,采取“缓进速战”之策,收复失地,驱逐入侵者。清军所到之处,新疆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16),协助清军收复新疆。光绪三年(1877)四月十四日,刘锦棠率所部自乌鲁木齐出发,十六日夜围达坂城。城内维吾尔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潜出城外向清军报告消息:“安夷(阿古柏匪徒)待援不至,现议突围而走”。(17)清军加紧进攻,激战三天攻克达坂城。对此,维吾尔文史书也有相关记载,“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皇帝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18)。阿古柏反动武装力量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同年八月,清军继续向南疆进发,紧追逃寇,深受阿古柏匪帮奴役和残害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纷纷起来协助清军。在维吾尔、回、柯尔克孜等族人民的协助下,清军终于1878年1月收复新疆。

1889年后,随着俄、英争夺帕米尔斗争的激化,沙俄为确立自己在帕米尔地区的霸权地位,先后派遣以扬诺夫为首的侵略军,非法入侵帕米尔地区,并盗走苏满塔什的乾隆纪功碑。面对扬诺夫盗碑的卑劣行径,帕米尔地区的各族人民,同装备精良的俄军一方面进行顽强的斗争,同时他们协助清朝军队构筑工事,传送情报,并以行动向沙俄侵略者证明了“中国人是优秀的射手”(19)。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新疆侵略的日益加剧,新疆各族人民概莫能外地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使长期处于自然状态的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历程被中断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血肉关系已经将新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为保护共同的家园,新疆各族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休戚与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得到加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开始萌发。

二、精英认同: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各族中华民族认同的觉醒

清朝末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也在社会中不断发展壮大。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领导和发起武昌起义的炮声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退位,不仅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传统国家政治认同形式终结,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种传统“自在”的国族认同形式,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革新和“自觉”的生死存亡时刻。(20)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后,在《对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谓和提出“五族共和”的理念,号召以民族平等、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说明中华民国代表当时中国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也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由自在的统一体向自觉的民族统一体过渡的完成。(21)

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着全国各族人民,处于西北边陲的新疆各族革命党人,亦建立“五族共进会”,并先后发动了“迪化起义”“伊犁起义”,成立伊新大都督府,最终迫使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新疆各族人民不再是清朝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而是中华民国法定意义上的公民。此间,新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宣扬的“五族共和”思想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伊新大都督府”颁布各项民族政策,加深了新疆各族人民对近代“国家”“民族”的认同,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革命党人以《伊犁白话报》为主要宣传阵地,用汉、维吾尔、满和蒙古四种文字出版,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大声疾呼筹还“国债”,收回国家主权,而伊犁则“要争各省之先步”(22)。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屡向新疆各族人民痛述,我们中国有万里大好河山、四亿民众,假若不能与世界各国比肩称雄,则是我们做国民的耻辱。革命党人还疾呼新疆虽远离内地,同时伊犁又是新疆的一个犄角,但外有沙俄虎视眈眈,我们绝不能置若罔闻,得过且过。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新疆各族群众要万众一心,奋力抗敌。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还采编许多新疆各族人民爱国、救国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宣传,以此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尽管当时伊犁各族民众尚不能将帝国主义对祖国侵略的不断深入与清廷的日益腐败相结合来认识国家被蹂躏的命运。但革命党人用自己的行动,成功地将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旗帜之下,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各族人民现代国家认同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中华民族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1909年10月,革命党人在陕甘大寺召开筹还国债大会,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在会上,革命党人杨缵绪发言慷慨激昂,厉诉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一时群情激愤,极大地激发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劝募开始,参加大会的各族群众纷纷解囊捐献。当场有回族周姓孀妇捐献金镯子一只,又有革命党人陆子山因家境贫穷无实物可以捐献,当场以刀砍去手指,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决心。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也上台沉痛陈词,“从前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终于灭吴;我国甲午战役,虽受挫于日本,但民气不馁,自有奋起图强之日……”(23)此外,察哈尔、额鲁特及哈萨克各部也不甘落后,争先进行捐献,支持革命。

1912年6月,于阗策勒村各族群众因不堪沙俄驻喀什领事指使下的俄商约色依提无理打死我国群众和士兵的罪行,愤起反击,杀死沙俄侵略者,焚烧色依提的宅院,捣毁沙俄非法设立的商务机构,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28年,国民政府虽然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军阀割据所形成的地方军事势力依然存在,政局变幻,战乱频起,外敌更是虎视眈眈。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新疆回部八王公(24)积极上书建言献策,给南京国民政府呈上《回族劝告书》,建言政府“申明大义,通电全国,无论何党、何派,凡系国人,均应化除私见,共济大同,内谋建设,外图抵御,戮力同心,共商国政”。“我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国家存亡荣辱有关。敝部各王公将领爱国之心不后于人,一旦国家有事,愿征精兵至贰百万,以备国防、援助政府而强我中华神州”(25)。《劝告书》中不断出现的“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国家存亡荣辱”“爱国”“中华神州”等字句,既表达了回部王公对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焦虑万分的拳拳爱国之心,同时也明显看出新疆少数民族精英阶层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发展轨迹。他们不再仅停留在对传统王朝国家的忠诚,而是希望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国家中的一员来参与到新的国家治理当中。

可以说,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建构和国家认同的新起点。尽管辛亥革命在新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于加强新疆各族人民对近代“国家”“民族”的认同,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各族人民国家意识的觉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包尔汉在回忆哈密维吾尔农奴起义时称:“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在这几百年里,极不平凡的两年是1911年到1912年。其所不平凡的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这两年无论在乌鲁木齐、伊犁、南疆,尤其是在哈密发生的重大事件,已经不是民族间的战争或仇杀,而是各个民族中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起来反抗本民族中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这些反抗运动中,不同民族的底层,有时还互相支援,打击他们的共同敌人。”(26)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新疆广大各族民众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王朝认同”意识上,只有一部分各族上层精英分子、革命派的思想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的王朝认同转为对现代国家“中华民国”认同。当民国初年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借助“五族共和”理论,并通过革命党人、知识精英、社团的努力向新疆各民族全体成员播散之际,后因新疆在杨增新、金树仁的统治下,新疆与内地交流的受限,又受到“双泛”思想的干扰和影响,致使中华民族自觉在横向范围扩大和纵向层面的深入方面都不能顺利地展开,新疆各族对共和的政治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基本处于松散的联合状态。

三、大众认同:抗战时期新疆各族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全面觉醒

如果说晚清、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各族现代国家的认同主要是各族部分上层、知识分子、革命派等,那么抗日战争则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家国观念,建构了普通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暴行,激发了中国各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各阶级、阶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促使人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迅速取得共识,走向一致。作为大后方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更是空前高涨,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动员全疆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充分表现了在国家危难面前,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得到全面觉醒,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深入人心。

首先,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普遍觉醒。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救亡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归属于其中的身份感意识得到强化。新疆各种社会力量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无分男女老幼,无分阶级阶层,无分贵贱尊卑,在空前的民族灾难之中形成了全民奋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援抗战。

在和田,维吾尔族贫民艾沙,“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一十八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力抗战日寇,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打倒日寇,即系不孝,如无该子,宁死不见子面”(27)。温宿县,维吾尔族农民巴海巴依在临终前不忘嘱付其子沙海阿訇将自己朝贡路费2700万银元的一半捐助给前方抗日将士,希望“前方能多买几种枪弹,多杀几个敌人,好给我们中国报仇等语”(28)。在哈密,艾山洋行经理吾甫阿吉,自动捐助银一千五百万两。(29)塔城地区俄罗斯族医生格林根虽一直以行医为生,本身并不富裕。但面对国家、民族危亡之时,他不仅用“药资数十万两捐助救国”,而且还将自己节省购得的二十五头牝牛捐出,请求政府作为药资转送前方医院,以表达他对前线作战将士的敬意。(30)1944年,绥来县政府组织宣传队分区进行一县一机运动募捐。常年身居山林的哈萨克族孀妇嘉义克“当场自动慨献重五十两元宝一颗”(31),用以支援抗战。回族绅商杨锦候更将自置的昌吉地亩变价为省票银二百五十万两,作为抗日捐款。(32)迪化普通市民鲁秀贞拿出500元,用以支援当时正在开展的“文化劳军运动”(33)。

在他们当中,不仅有大批爱国的各族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商人、学生,还有分布全疆各地的各族普通民众等,他们始终与祖国同命运、与中华民族共存亡,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图存的革命洪流中。这些均体现了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面前,新疆各族同胞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1938年3月15日,迪化市俊兴德商号的蔡连俊在写给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总会的一封信中称:“商民虽学识短浅,然抗日救国之心决不浚人,诚以争取中国解放乃全民之责,不能亲赴前线与敌人作殊死斗争已有亏国民之天职,若再安居后方不关心国难,甚至仍存自私自利之心,以为死难有人我可坐享其成,将何以对死难之同胞,将何以为中华之民族。商民本此良心,谨由俊兴德号内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每月捐助省票一百万两,至抗战最后胜利之日为止。”“按月支送,不劳来取。”(34)信函不长,也没有晦涩或华丽的语言,但它却真实地显现了一位商人抗日爱国的拳拳之心。1938年4月,留塔什干医科学生刘德俊、张悟、郑淑芳等虽然因在外求学不能亲临抗战前线,但将节省下的6400卢布作为抗日救国费寄往抗战前线。(35)

抗日战争时期,诸如上述能反映出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和热烈的爱国之情的感人事迹还有许多,国家危亡之际,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舍弃对个人的孝,尽全对国家的忠,慷慨解囊,同仇敌忾,主动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共担国难,为爱国救国献出自己的力量。“中华民族”“中国”“祖国”“国民”等词在不同阶层民众言语当中频繁出现,充分说明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已得到进一步升华,并深入人心。

其次,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共识。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新疆的各民族摈弃前嫌、同仇敌忾,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维护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成为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心声,1938年,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新疆召开了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新疆各族代表就抗战局势纷纷发表看法,言语中流露出了对侵略者的憎恨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忧,纷纷表示要起到代表的作用,回去后发动自己所在地区的群众支援抗战。

于田县一位维吾尔族代表坚定地说:“于田是中国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因为地方远,就不负起救国的责任哪!我们回去要宣传,要募款捐助政府,救了国家才能永远过太平日子啊!”(36)喀什疏勒县农民阿特汉说:“我们对详细情况虽然不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日本鬼子是可恨的!我们当地农民都知道。”并且表示,回去后要把大会上得到的消息传达给村民,“呼加尔(农民)也是中国人,也要救国啊”!(37)新疆锡伯族首善说:“别看我们这一小族,我们一定为国家贡献力量。”(38)回族大阿訇马良骏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领全疆的回族同胞为救祖国而战。”(39)

在全疆代表大会上,各族代表发自肺腑的言语,充分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表现出的崇高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正如新疆驻南京政府代表张元夫所言:“在此全面抗战时期,新疆民气极激愤,即一般回民现亦恨敌入骨。回汉两民族界限已铲除,抗战情绪热烈,而地方与中央尤能完全一致,决心在全国最高领袖领导下对敌抗战。”(40)在与其他民族联合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提升了新疆各民族对民族共同命运的认识,推动了民众对国家认同意识的觉醒。这是新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觉醒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肢解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侵占东三省后,日本多次派间谍来新疆广泛搜集关于新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资源等方面情报的同时,不惜歪曲新疆历史,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勾结,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境外势力的支持下,新疆先后出现了多个民族分裂政权。如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和阗成立的伊斯兰教国、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麦斯武德、艾沙等分裂分子妄图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在民族分裂势力面前,新疆大多数各族群众发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做到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为己任,同民族分裂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反抗声中,各种分裂政权均以失败而告终。抗战时期,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与分裂势力进行的斗争,不仅巩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更是在国家危难之际确保新疆没有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认同的集中体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国家危难面前,全疆范围内兴起了支援前线、抗战救国的热潮。这种抗战救国的热潮超越了民族、阶层、地域的局限。有的是在已经觉醒的本民族上层的呼唤下觉醒的,有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及知识分子的组织或救亡呼唤下觉醒的,有的是对各民族近代以来与其他民族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形成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不管是何种形式,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一体意识自觉的表现形式。这些行为不断地催醒着他们的中国意识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打破原有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封闭,并自觉将本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连接起来,以强烈的中华民族忧患意识支援抗战。国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余论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业已形成。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回顾近代新疆各族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中华民族认同之路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演进逻辑。

1.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经历了从生成、觉醒和不断深化、强化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各族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同时也是各民族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意识转型发展的缩影。在与列强的对抗中,新疆各民族被历史推向抗击外敌的前沿。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从萌芽、觉醒到全面觉醒的过程。虽然其中交织着统一和分裂的较量,但近代中国政治命运的一致性就像一剂凝聚剂黏合了新疆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培育起来的国家意识,并在外敌的压力作用下,新疆各族人民抗击分裂势力,为生存去追求更高层次上的大一统。换言之,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民主革命的前进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提升的。

2.从社会接受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经历了从少数人的精英思想到最终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倚仗其坚船利炮一步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边疆危机使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国土丧失,主权破坏,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亦唤醒了新疆各民族一部分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们开始表达爱国立场,并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积极开展各种反帝运动。这是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初期。辛亥革命期间,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新疆各族精英阶层积极参与到各种进步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理念成为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觉醒的思想基础。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到了全面的建构。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各民族间深入宣传中华民族团结救亡的思想,使新疆各族民众的爱国精神、国民意识均有了全面的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

3.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始终有着凝聚中华的强烈趋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成员中的一员,始终有着凝聚中华的强烈趋向。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汇聚的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并未导致新疆各民族的离散和分裂,他们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始终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如生活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土尔扈特蒙古,于明朝末年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后因不堪沙俄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土尔扈特蒙古不远万里,打破沙俄数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扶老携幼,历经艰险,于1771年回归祖国。1864年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行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属于我国的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生活在当地的哈萨克族阿勒班部也被迫沦入俄国统治之下。首领塔扎别克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甘受沙俄的奴役,带领部民,日夜兼程,终于回到祖国的土地。伊犁收复后,沙俄又掳掠伊犁大批人口,但伊犁各族人民不愿做沙俄的奴隶,他们用逃回祖国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故土的热爱。1944年,蒙古族巴音大拉等人因阿山事变由霍布克逃难外蒙古,饱经艰苦,后“仍不忘祖国,冒险跋涉内向”(41)。可以说,新疆各民族用自己的行动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和思念祖国故土的爱国热忱,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根本就在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42)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新疆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使新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联,又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血浓于水的演化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新疆各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使中华民族实体从“自在性”到“自觉性”的转变。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只有不断推进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

注释

1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