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汉代至今都有国企_风闻

郑永年

导读

1月11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端论坛上，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资本结构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的主旨演讲。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和《东亚政策》(East Asian Polic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

先后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1995-1997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先后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3-2005)研究基金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数十部,其中，英文著作8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问道者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两点，即**体制创新和技术发展。**技术创新与体制发展是相关的，如果没有体制创新，那么技术的发展就很难，即使技术发展了，很多的技术也用不上。

现在中美贸易战，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自己很多年来也说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么到底中国的结构是什么呢？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贸易，可以从这个结构进行改革，也可以从工业结构改。

但在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资本结构，官方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一种是说法是混合经济，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等。但是按这个标准，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法国第三部门的国有比重可能比中国还大。

因此，**混合经济也不能说清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经济。**西方现在说中国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从汉朝以来的资本结构，从汉朝到现代，中国永远是三层资本结构，顶层是国家资本，底层是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为代表的民间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一个区域，就是现在说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汉朝到现在两千多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资本结构，在大部分时间，这个三层的资本结构都非常稳定。

在中国，国有资本要负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西方人称中国是“水利社会”，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铁等私人部门做不了的项目，现在的国有企业还要提供公共服务等一些其他的作用，同时，底层的民间资本是创造能力最强的。

中国的儒家讲究“士农工商”，把“商”放在了最后面，但是它是最有活力的，中国到了宋朝，商业非常发达，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对于儒家来说，农业社会是最符合它的统治。

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也是很重要的，这三层资本结构，每一层都有它的作用。从这样的资本结构来反思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找出一些符合中国自身的结构。

像广东、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强，互相配合；有些省份，比如说东北，就是国有企业太多，民营企业没有足够的空间。

对于中间层，在一些领域内，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做不到竞争中性，所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要分工合作，即在某些部门让国有企业起主导地位，有些领域让民营企业去做。

有人说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但是新加坡和中国不一样，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不需要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产业，中国则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现在，很多中小企业从国有银行借不到钱，光靠政府呼吁国有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大的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肯定是大的国有企业和大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拿不到钱就走向P2P和影子银行，但是这些是很难被监管的。

在大型国有银行之下，成立大批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才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