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削发为僧，与陈独秀共译《悲惨世界》的民国奇才_风闻

文章来源丨复旦大学出版社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遵宪。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可见苏曼殊当时的声望。苏曼殊是晚清民初著名的诗僧、翻译家、小说家，精通多国语言的他是清末民初推动东海西海之文学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曾掀起“曼殊热”的奇才，他翻译的唯一一部小说是雨果的《惨世界》，也就是现在名为《悲惨世界》的世界名著，陈独秀与其合译，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为何是《悲惨世界》？

《惨世界》原名《惨社会》，连载于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译者署名是苏子谷。后因报馆被封，刊登至第十一回中止。1904年上海镜今书局刊印其未完成的十四回单行本，改名为《惨世界》，因译作曾经陈独秀润饰，署名为苏子谷、陈由已同译。

柳亚子在《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记录了陈独秀关于《惨世界》翻译的说法，“《惨世界》是曼殊译的，取材于嚣俄的《哀史》，而加以穿插，我曾经润饰过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者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妈虎到一塌糊涂。”

《惨世界》可以说是曼殊为人生、社会与革命之艺术的最佳代表，是一部倾注译者人生履历和理想情志的应时、应事、应景之作,是以翻译之笔实践“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同时呼应着当时方兴未艾的“小说界革命”之浪潮。

1903年，苏曼殊赴日留学，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遭表兄林紫垣反对，愤而辍学归国。他写下《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义气壮怀昭然于纸。旧历八月，苏曼殊于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翻译，翻译《惨社会》。

1904年他在香港欲以手枪袭击“保皇派”康有为，1907年他在日本与章太炎、陈独秀、刘师培等人筹划组织亚洲和亲会。

为什么曼殊选择翻译《悲惨世界》而不是其他小说，个中包含了特定的时代缘由与文学背景。这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著的作者维克多·雨果，他在欧洲文坛获得的崇高地位首先是源于他的诗歌和戏剧创作，而不是小说。作为一本畅销书，《悲惨世界》最初是一个流行读物，却不是文艺批评家的宠儿。

小说自初版发行便成为轰动的媒体事件，一时洛阳纸贵，交口相传。作家在1862年1月给《悲惨世界》写下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抛出三大时代问题，将其置于小说的核心——“贫穷导致的男人潦倒，饥饿致使的妇女沦落，以及肉体精神双重黑暗给孩童带来的畸小童年”。

怀着一种热烈的宗教理想的雨果坚信过去的宗教将神之事实传诸人心的努力都已失败，雨果在未出版的《悲惨世界》的一则序言里写道：“这是一本宗教之书。”

雨果

雨果还在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信中申明：“《悲惨世界》正是为普世之受众而写的，……**社会问题没有疆界。**人类的创伤，那些散布世间的深重苦难，不会在地图上划的蓝红线处停止。无论哪里有男人在无知或绝望中闯荡，女人为面包卖身，孩童没有书本可读或没有暖炉可依，《悲惨世界》都会叩门而语：‘开门吧，你有我在。’”

充斥太多的宗教论说与道德训诫是《悲惨世界》被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并不影响《悲惨世界》一经出版就受到欧洲各国民众的欢迎。

“最初销售的那几日，坐落在塞纳街上的帕涅尔出版社书店被前来购买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尽管价格有些昂贵，书的销量却没有降下来。”

雨果还特意要求出版商印刷便宜的版本以飨平民。因此，《悲惨世界》的定位可以说是一本面向民众、力求普及的通俗文学作品，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的私人呢喃。

雨果借这部小说传达政治、哲学、宗教思想是批评界的一致论断。雨果把自己的概念与主张倾注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例如一心一意侍奉上帝与自我牺牲的主教如同一个尽善尽美的天使，他不遗余力地以他绝对无私的仁慈博爱感化冉·阿让等在困厄中行恶的苦命人。

《悲惨世界》1862年版

波德莱尔认为，雨果以这个人物形象宣告仁慈博爱对于世道人心的胜利，希望以这种面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世界的对道德-宗教振聋发聩的呼唤来医治社会的弊端，为悲惨世界里饱受苦难和耻辱的人们立言。如此不难推断，《悲惨世界》中的道德宣讲与对社会进步的出谋划策，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志士们来说无疑是恰逢知音。

考证：“与陈独秀合译”之说

《悲惨世界》在晚清民初的译介之热，除了与《哀希腊》相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也是乘晚清启蒙救亡思潮下的小说界革命之势。而曼殊所译的《惨世界》，恰逢其会地呼应与实践了“小说界革命”的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

《惨世界》的异本问题，柳亚子在《〈惨社会〉与〈惨世界〉》一文中已有考述。撇开一些无关宏旨的细节不说，《惨世界》里的孟主教在起初连载时并不姓孟，且不称主教，只叫作和尚罢了。

《惨世界》第五回回目“孟主教慷慨留客，金华贱委婉陈情”、第六回回目“孟主教多财贾祸，宝姑娘实意怜人”，原为“贪和尚慷慨留客，苦华贱委婉陈情”和“宝姑娘多情待客，富和尚假意怜人”，人物性格品质发生剧变，因此柳亚子认为《惨世界》和《惨社会》的结局一定有所不同。

“因为曼殊是反对耶教徒的，所以他在译此书时，便硬把孟主教改做贪和尚，照此理想推阐下去，此书的结局，一定是和嚣俄原书大相反背的”。柳亚子质疑《惨世界》十一回的下半回至十四回并非曼殊自己的手笔，而是陈仲甫所续，将贪和尚复归为孟主教的是仲甫。

陈独秀

照理说，此时期陈独秀的思想主张仍是积极反帝反清、拥护激进民主革命的，不应该作如此修改，正如柳亚子所言，“仲甫的所以要推翻曼殊，恢复嚣俄，却并不因为思想的关系；我相信曼殊的根本见解还是受着仲甫的影响，所以他俩的思想，是决不会背道而驰的。我以为仲甫在《惨世界》中，所以要构成如此的结局，实在是由于他的贪懒，也可以说是由于他的才尽。大概仲甫续成此书时，写到十三回明男德自杀以后，已是筋疲力尽，下面倘然要继续曼殊的暗示写去，一定还要另起炉灶，十分麻烦，并且一时找不到收束。那末不如顺着嚣俄的本意，把原书钞译一些，就可以完功大吉。这虽然是我的猜想，但大概和事实总相去不远吧。……卢冀野给柳无忌的信上讲：‘惟《悲惨世界》一种，予闻后半部系独秀续撰。’”

《惨世界》的合译之说由来已久。亦有学者认为：“《惨世界》译作中或许曾有过苏曼殊的劳动，但其从文字到根本见解，都取决于陈独秀”，“当初连载时只署苏曼殊之名，自是陈独秀提携他的意思；镜今本苏、陈同署，是作为友谊的纪念；苏曼殊逝世后，去陈名只作苏之遗作处理则是友人怀念曼殊所致。”

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是“《惨世界》是苏曼殊译作的，而陈独秀只是在词句上对译作作了润饰工作”，第一回至十四回均为苏曼殊译作。丁富生列举十一回前后不少相同、相近的文笔措辞，以证译者之统一。

笔者通过综合借鉴前人著述，认为《惨世界》全为陈独秀所译的观点没有充分理据，《国民日日报》连载的《惨社会》是曼殊原著，其中有陈独秀参与润饰的成分，镜今书局单行本是陈仲甫在《惨社会》译稿基础上的修订之作，但是其中相当多内容是曼殊已经译出的，因此十一回的部分至十四回的翻译是苏曼殊和陈独秀两人共同完成的。

1903年，时代环境迅猛变迁，苏曼殊改译而作的《惨世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政治寓言，其中甚至包含了政治预言——小说中作者塑造的理想英雄明男德企图刺杀拿破仑一世。当他得知拿破仑要称帝，愤怒的他便决心在拿破仑加冕前杀死他：“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像那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怎么就好听这鸟大总统来做个生杀予夺、独断独行的大皇帝呢!”

1915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欲恢复帝制，数月后以失败告终。学界前辈已指出《惨世界》“是苏曼殊借翻译之名，取材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晚清社会的一部创作小说”，认为它是“以翻译小说面目出现的革命宣传品”，是译者排满革命思想的强烈抒写，并且也包含了译者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或是从译者归属的角度作文献考证，或是把《惨世界》看作“‘借体寄生’式的译作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