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前世今生——蹒跚的自由资本主义之路_风闻

一，殖民和立国

澳大利亚大陆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地理气候特征：四季和北半球相反，大陆西部的山地挡住了西风带的海风，缺少水分使得澳洲无比辽阔的中部大平原变成大戈壁，只有东南一隅，东部沿海一带享受到海洋气流的滋润，此处碧海青天，山峦起伏，牛羊成群，郁郁葱葱。

澳洲大陆矿藏丰富，铁，煤，铀矿开采容易，产量极大而且品位极高。仅西澳Pilbara 地区的铁矿就占全球探明储量的27%，天知道澳洲内陆无人区还有多少未开垦的宝藏。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开车游著名的大洋路，他略带调侃又有些妒忌地说，英国人在这块地方殖民真是太赚了。

英国向澳大利亚殖民源于向其流放罪犯。这事又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纺织机革新驱动英国贵族和资本将大批农民赶出家园，腾出土地养羊。这个起于15世纪止于18世纪末的历史过程称之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那时的英国城市不可能有序容纳那么多涌向城市的农村人口，严刑峻法和流放成为当局应对“低端”人口的好办法。

当时英国可以处以死刑的罪行多达225种，偷一条面包，一小块毛毡就可以判处7到14年的流放。流放地点先是北美，美国独立后，英国亟需新的流放地点。

1768年库克船长（James Cook）发现澳大利亚， 1785年英国政府颁布命令向这片新大陆流放罪犯，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的11艘船向悉尼南部的Botany海湾运送了775名罪犯，英国向澳大利亚大规模殖民开始。

2019大选前，澳洲总理莫里斯在报刊上披露他的祖先William Roberts就是第一舰队押送来澳的罪犯。William Roberts的罪名是偷了五磅半的纱线，价值九先令。他日后遇到了被第二舰队押解到澳洲的女罪犯Kezia Brown, 后来他们结婚生子，开枝散叶，莫里斯是他们的第五代孙。

莫里斯深深感恩他的祖先能够来到澳大利亚。他们为了活命而犯下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过错；很多人在历经数月的押送途中死去，他们到达新大陆时，衣衫褴褛，病弱不堪，精神萎靡，甚至不能站立。澳洲大陆接纳了这些可怜人，使他们过上艰苦但却自食其力的生活。

从 1788年开始到1868年结束，共有 16.2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罪犯被送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第二波殖民浪潮是持续19世纪的淘金热。探险家，投机商和大量劳工怀着对黄金的憧憬纷至沓来，仅1851年到1861年的10年间，超过60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人，6万欧洲大陆人，4.2万中国人，1万多美国人，5千新西兰和南太平洋群岛人登陆新金山——澳大利亚大陆。

人口的增长，经济规模和贸易的扩大使得自治的殖民领地感到有必要成立联邦政府。1901年一月一日，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南澳和塔斯马尼亚这6个州共同建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澳大利亚成立了。当时澳大利亚人口4百万。其中四分之一人口出生于海外。

澳大利亚769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七。这片物产丰富的广袤土地，需要更多的人口。接纳移民成为澳大利亚迄今不变的国策；而移民数量，来源和种族管理历来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之一。

1950年以前，澳大利亚政府施行“白澳政策”，移民以英伦三岛人口为主，同时逐渐接受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移民，其中以意大利，希腊居多。从195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开始松动“白澳政策”。1973年澳大利亚通过《澳大利亚公民法》，宣布废除种族歧视，建设“多元文化”社会。2017年，印度，中国，伊拉克，菲律宾，新西兰，英国，南非，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成为向澳洲移民的前10位国家。

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中接纳难民的模范国家之一。在1947年至1975年之间，估计有29.7万难民来到澳大利亚，其中大量是欧洲二战后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从1975年到2017年，澳大利亚平均每年接纳1.5万难民，包括大量越南，中东，和非洲难民。难民占澳大利亚移民总数的10％左右。目前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占全澳人口28.5%，略多于120年前澳大利亚建国时的25%。

澳大利亚从白澳政策走向多元文化是巨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澳洲土著人口在欧洲人登陆后的遭遇是悲惨的。欧洲人未来之前，澳洲土著人口估计在70万左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01年澳大利亚建国时土著人口下降到11.7万。200多年以后才恢复到76万（2017年人口普查）。2007年当选的工党总理陆克文代表澳大利亚国家向土著人在欧洲人早期移民时期受到的残酷对待说了“sorry”。

二，依赖出口和经济波动

澳洲经济高度依赖农牧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澳大利亚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扩张都带有这样的特征，包括19世纪持续的淘金热，一战后的第一次羊毛出口热，二战后到1957的第二次羊毛出口热，1960-1970年代对日本的矿产品出口热，以及2005开始的对中国矿产品出口热。这些出口使得澳大利亚享有“骑在羊背上的澳大利亚”和“躺在矿车里的澳大利亚”的“幸运国家”名号。

福兮祸所伏，高度依赖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出口，对澳洲社会发展也造成了许多不利局面。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国际贸易的航路被切断，羊毛和矿产品出不去，许多工业和生活必需品进不来，经济跌入低谷。

因此在一战后直至1970年代，澳大利亚一直奉行扩大人口，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保障就业，壮大国家的立场。澳大利亚在1920年代就开始建设汽车工业，钢铁工业；澳大利亚还有规模不等的食品加工，印刷，石油化工，制药，服装制鞋，有色金属冶炼，造纸，造船工业等等。

但澳大利亚工业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困扰和限制。澳大利亚人口少市场小，工业企业一般不能达到合理经济规模。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使得澳大利亚经济深受国际市场影响，国际需求强劲时，大量出口会带动澳元和本地工资上涨，强劲的购买力会推高国内通货膨胀，特别是推高房价。当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时，澳洲产品出口价格不断走低，国家整体出现贸易逆差，外债上升，澳元大幅下跌。目前澳洲法定最低工资达到19.49澳元，高于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

发生在1990-1991年，距今最近的一次澳大利亚经济衰退充分体现了澳洲经济的不平衡性。

198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对澳洲的能源和矿产品需求增大，澳洲经济增长达到5%，就业增长达到3.1%，通胀达到7%。买房成为跑赢通胀的首屈一指的办法。房贷规模和房价急剧上升，建筑业扩张达到22%。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澳洲储备银行的现金利息达到18%。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方各国商业信心，股市下跌，国际市场对澳洲初级产品的需求随之放缓，澳洲经济发生逆转。全澳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房贷大量违约，多起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

痛定思痛，经济衰退使得澳洲各界认定经济结构必须改变，不能过度依靠出口原材料，要建设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聪明经济”（smart economy）。市场化改革被认为是建立“聪明经济”的必要条件，必须加速推进。

三，市场化改革

在澳大利亚开展市场化改革？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认为澳洲乃至西方历来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上风，其实不然。西方政治历来有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争，而进步主义，既含有马克思主义基因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和澳大利亚一度占据上风。有评论认为198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经济带有很多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说当时的澳洲市场经济发育相当不全。

那时澳大利亚的银行，大学，电信，民航，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基本国有或者由政府严格监管。行业工会强大，企业主没有定工资的权力，也不能随意开除雇员。国家实行高关税和汇率管制，对国内企业实行补贴十分普遍。

西方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在80年代受到冲击，1973年的阿以战争和1979年伊朗危机是诱因。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各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美国进入滞涨时期（通胀和失业率同时居高不下）。同时崛起的东亚经济不断地向欧美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保守派势力回潮，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撒切尔和里根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小政府，坚信市场看不见的手，实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缩减国家福利开支，开展减税等等。

19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风潮也深深影响到澳大利亚。不过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的市场化改革是由工党政府首先推动。

控制工资过度上涨成为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第一炮，1983年，工党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和提供更多社会福利为条件，说服了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接受限制工资增长的要求。工资增长原则上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和通货膨胀系数挂钩。

接着工党政府宣布放弃对澳元汇率的管制，容许其在0.48-1.10的区间对美元自由浮动。1988年工党政府启动了降低关税的改革进程，放宽了外资银行进入澳大利亚的限制。1990年工党政府对澳洲最大的联邦银行（Commonwealth）实行私有化。出售了Telstra，（澳大利亚通讯公司），Qantas（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等一系列国有企业。1992年工党政府引入养老金改革。

1993年上台的自由党政府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自由党取消了行业工资制度，由企业雇主和雇员的自行工资协商制度取而代之，工会力量受到重大挫折。1996年自由党政府实行了销售税改革；同年自由党政府给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高度自主权，赋予其独立调节利率的功能。

四，出了毛病的经济

澳大利亚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确对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重大影响，但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

 1. 澳洲建设“聪明经济”的努力并未成功

澳洲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者对自由资本主义是虔诚的，然而，澳洲制造业的萎缩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在澳大利亚建设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方面的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起了反作用。

汽车工业曾是澳洲技术含量最高的规模产业，福特和通用在1920年代就在澳洲设立总装厂，世界上数得上的汽车企业多数在澳洲办过汽车厂，例如德国大众，法国标致，美国克莱斯勒，1992年尼桑撤出后，剩下丰田，通用，福特和三菱四家，几十年来澳洲发展出几百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澳洲汽车工业首先受到市场狭小的限制，澳洲汽车厂年产量只能维持在7-8万辆，距离20-30万辆的经济规模很远。由于生产成本高，澳洲车企不可能和日韩在小排量汽车上竞争，只能生产3.0-4立升的大排量轿车。随着油价上升和环保要求的严苛，这种车的需求不断萎缩。

第二，澳洲汽车总装厂和主要零部件生产厂都是跨国公司在澳的子公司，每当更替车型需要投资之时，跨国公司就需要对澳洲市场容量，出口前景和成本进行评估。澳大利亚政府是否对汽车行业补贴和维持保护性关税历来是评估的关键因素之一。

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澳洲工业界，政府，学界曾有一场大辩论，争论是否要维持对汽车工业的保护。主流的市场派基于以下原因反对保护：a, 关税和补贴实质上是拿纳税人的钱资助某些公司，而这些公司大都是跨国公司，股东的大头是外国人，拿澳洲人交的税补贴外国公司不合适。b,补贴和关税是保护低效率，长远来看受保护的澳洲汽车工业竞争不过日韩和欧洲企业，取消补贴和降低关税有利于把资源转移到澳洲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支持补贴和维持关税的少数派强调汽车工业是澳洲少数和高科技高附加值挂钩的行业，已经有了“产学研”的合作，没有汽车工业对澳洲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大学工程学教育是极大损失。

在澳洲汽车工业前景不明的1998年，澳洲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了证明行业能力自行独立研发制造出一辆相当前卫的aXcess概念车。这辆车曾在底特律，上海等地展览，获得各大汽车跨国公司和媒体的相当关注和好评。但这个努力并没有扭转澳洲汽车工业的颓势。

尽管澳洲政府仍然保持一定量补贴，随着关税的下降和补贴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不愿继续投资澳洲整车厂更换型号，四家整车厂先后关门大吉，几百家零部件厂也作鸟兽散。存在了近80年后，澳大利亚汽车制造行业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澳大利亚汽车工业的境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整个制造业的写照，1960年代最高时澳洲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25%，现在不到6%。没有制造业的支撑，澳洲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努力似乎已成空中楼阁。

2. 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因素和人口增长

1991年后澳大利亚就没有发生过经济衰退，但这并不能说澳洲经济自1991年以来一直欣欣向荣。在全球互联网经济甚嚣尘上的2001年，澳洲经济被轻蔑为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旧经济”（Old economy) ；是远离北美，欧洲和东亚主干经济的枝叶经济（Branch economy），2001年一月澳元跌至0.48美元，澳洲经济军心不稳。

然而2001年以后，澳元汇率掉头向上，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达到0.92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回落到0.64美元，然后在2011年再次跳到1.10美元。所有这一切和向中国出口的迅猛增长高度相关。2001年时澳洲向中国出口不到100亿澳元，2013年时达到900亿澳元。澳洲向中国出口的主力是铁矿石，其价格从2001年的13美元/吨飞涨到2011年2月的187美元/吨。 

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渐放缓，铁矿石等价格向下，澳元汇率也逐渐回落到0.68美元左右。此时，新增人口成为维持澳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6年澳洲人口不足2000万，现在已超过2500万。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经历如此显著的人口增长。新增人口带来的住房，就业，消费需求历来是澳洲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中国移民在这人口增长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莫纳什大学教授Andrew Markus指出过去五年中，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华裔公民人口增长了一半，达到65万（高于澳洲人口平均增长水平的八倍多），目前华裔总数120万，2023年有望超过英裔人数。这几年印度出生的澳洲公民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目前达到59万。

中国到澳洲移民，留学，旅游，房产投资的资金一直快速增长，成为替补矿产出口热后支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2018年中国人来澳旅游达130万，在澳花费115亿澳元。

3. 两极分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技术和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未变。中国，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在改善投资环境，市场扩容和改善经济结构上不断进取，国际排名持续上升。此消彼长是国与国关系的重要特征，新兴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得，就是发达国家的失。

面对新兴国家的压力，西方政府主要实行了零利率，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由于天量发钞，发达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总额从2008年的不到5万亿美元激增至如今的约17万亿美元。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总额从7400亿澳元激增至2.9万亿澳元。债务比率如此之高使得央行很难提高利率，因为一旦提高利息，会极大的增加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还债压力。

大量刺激使得发达国家经济表面上过得去，特别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澳洲家庭财产平均值第一次超过了一百万澳元。但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西方包括澳洲经济毛病很多：

首先大量货币并没有进入制造业，而是进入服务业。美国经济观察家戈德曼（David P Goldman）指出美国基本放弃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制造，美国的风险投资基本和资本密集型生产制造无关。2011年美国占全球半导体制造的25%，2018年下降至不到10%，相关机构预测5年后下降到5%。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联邦科研支出实际数量近年来不是增加而是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指出自2000年以来，西方发明集中在娱乐和通信设备上，使得设备更小，更智能，功能更强大，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不大。

澳大利亚自7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很长一个时期保持在1.7％，但2015年时减半，去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降至零，相应的是2013年后澳洲工资实际增长停止，（名义工资增长和通胀持平）。权威的墨尔本大学研究所数据显示澳洲典型家庭在2009年的收入为80, 600澳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十年后同一家庭的收入为80, 100澳元。

极低的利息和大量印钞导致不动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飞涨。美股从金融危机后的7千多点涨到现在的2万7千多，增加了4倍。由于贫富人群对资产投资的能力不同，资产热加大了两极分化。

净资产超过100万澳元的澳大利亚人跃升了45％，其中净资产超过500万的激增了81％（华人在这资产热中应该表现不错）。但同时资产不足30万澳元的家庭数量增长了11％。净资产在30万至100万澳元之间的家庭减少了10％， 零财产的家庭增长了65％，达到127,000个。

五，对资本主义的质疑和选择

福山当年提出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将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判断目前似乎成为笑谈，相反资本主义出了毛病的文章充斥西方文坛媒体。最为影响深远的是法国人皮凯蒂发表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大量数据分析，皮凯蒂指出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工资收入远远不及投资回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不加控制的话，财富集中和阶级固化现象将日益严重。

两极分化和对未来暗淡的前景使得西方当代的青年人更加消极和离经叛道。根据墨尔本的斯威本大学调研，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包括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和青年人有“病态”级别的孤独经历。英国人伊丽莎白·科斯塔和大卫·哈珀恩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少女的自残率提高了50%。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委员会 ACCC的调查澳洲人平均每天上网5小时，但用于阅读新闻的时间只有2.5%。这些调研发现年轻人广泛抵触政府，教堂，银行，跨国公司，媒体，工会等等的权威机构。

面对当下澳大利亚罕见的山火，澳洲社会又一次显露社会的撕裂，一方面是大量广泛捐款，体育和演艺明星义赛和义演，墨尔本Casino的大股东James Packer 捐款达到5百万澳元，矿业巨头Andrew Forrest 捐款高达7千万澳元。但另一方面，有183名放火嫌疑人被捕；87%的山火与人类活动有关。这些嫌疑人大多是20岁左右或60岁以上的男子，有各种心理问题和对社会不满。

西方社会在人口问题上也出现了问题。年轻人面临高房价，低薪和高生活成本不愿组成家庭或生育；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由，竞争和性解放也不利于人口增长。发达经济体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面临人口出生率极低的情况。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最有效的避孕药。

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需要移民。德国总理默克儿接受百万难民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解决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不足。但人口问题事关种族和人权，极其复杂和敏感。目前欧洲面临穆斯林人口爆炸，美国的墨西哥和非洲裔人口也将超过白人。澳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业已成为尖锐的政治问题。亨廷顿预测的文明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西方政治结构显示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方面：频繁的选举不利于政府作出长期的发展战略，为了选票政府不得不维持难以为继的福利政策，受赤字困扰的政府难以投资基础设施。

澳洲人均GDP超过5.7万美元，五倍于中国。但凡澳洲大城市中等水平以上的街道，一幢幢带花园的房子鸟语花香，环境优良。但这岁月静好的表象下涌动着不安。根据澳洲调研机构McCrindle最近的一项关于过去十年生活态度变化的调查，选择“担心，不知所措和疲倦”的人远多于选择“积极，有能力应对和充满活力”的人。

澳洲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十分敏感甚至焦虑，最近《澳大利亚人报》上一篇关于澳洲外交政策的文章提到，澳洲目前还在G20之内，但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预测，澳大利亚到2050年可能G40也挤不进。

资本主义暴露出的毛病使得西方进步主义一派跃跃欲试。澳大利亚工党，英国工党在2019年五月的澳洲大选，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中都提出了很多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特别是英国工党候选人科尔宾放话，如果上台将对撒切尔主义进行清算。面对2020年大选，美国民主党人士沃伦和桑德斯也提出了对富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提高公共医疗和教育开支的政策。

然而澳洲和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分别惨败，加上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观察家们发现，除了城市中的白领，大学里的教师和公职人员，西方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支持进步主义的追求公平，加强环保和增加福利支出的政策。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政治的一大显著变化是保守派人物和资本家，例如特朗普，例如一个的鲍里斯.约翰逊，例如澳洲的莫里斯获得了劳动大众的广泛支持。

观察家们认为大众难于接受进步主义激进的主张，担心过于强调“公平”的经济和福利政策会损害效率，养懒汉；过于“环保”的政策增加成本，破坏经济；过于讲究“人权”的难民政策导致人口失控，种族矛盾上升。澳洲知名经济评论家Alan Kohler 指出当下的资本主义虽然出现问题，但人民并不想革命，他们还是想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寻找更好的选择。

资本主义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是一个辉煌的时期，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是资本主义标志性胜利的时刻。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够再次辉煌吗？

实际上，二战后到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辉煌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

第一，战后恢复和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推动世界市场容量急剧扩大，市场的扩容延缓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换一个说法：市场扩大的速率超过产能过剩的速率，工厂开足马力总能赚钱，而经历了数次工业革命的西方能够站在产业链的顶端获取足够的利益。

第二，西方劳动阶级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事实上从资本在全球扩张获得的利润中分割了一部分。体现在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劳动保护，提高社保标准等等；劳动分配在西方国家GDP中的比例在1970年代达到最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但是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不断面临挑战，发达国家难以象从前那样轻易地从殖民地国家获得各种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不断进入世界市场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

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矛盾在全球化时期没有消除，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形式，带入更多的变量。长期的议会斗争使得资本在发达国家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下降，资本和技术转而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伴随这种转移发达国家出现制造业萎缩，大量劳工失业，政府税基缩小，经济脱实向虚，财富向极小部分金融和高技术领域人士集中等现象。西方社会普遍出现财富两极分化，政治分裂，民粹和种族矛盾上升的状况。

当前的世界的确是进入了百年未遇的时代，有观点认为世界动荡的主因是文明的冲突，然而更确切的因素应该是不平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驱使帝国主义者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世界必然变得更加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