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18：历史可以假设_风闻

埃军和叙军在十月战争爆发时具有巨大的优势。他们本来就有迫使以军两线作战的优势，分散了本来就弱小的以军常备军兵力，现在又多了战略突然的优势，以军预备役来不及动员和展开。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领导层或许为他们的保密和佯动成功而沾沾自喜，但他们的成功事实上超过了最乐观的期望，因为谁也没有想象到以军彻底忽略了大战在即的所有迹象。

以军最终醒悟过来的时候，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但这时以军的反应依然迟缓，珍贵的时间被白白浪费。在得到可靠情报后，军事情报局长泽依拉终于得出战争迫在眉睫的结论，并通知了总参谋部，时间已经是10月6日0400小时，离战斗爆发前只有10小时了。情报表明，战斗将在当晚爆发，而战争实际上在下午1400小时爆发，这又损失了4个小时以色列方面以为还可以拥有的时间。埃拉扎尔知道时间已经不够，但还是要求立刻启动总动员。这不再是建造巴列夫防线时设想的摩擦情况，这是大规模战争，单薄的常备军西奈师是抵挡不住埃军的大规模进攻的。埃拉扎尔希望动用手头唯一的王牌：空军。这也是手头可以立刻出动的强有力的打击力量。大规模空中攻击是削弱埃军攻击势头的唯一希望。埃拉扎尔立刻叫来空军司令佩利德少将，命令他准备在中午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埃拉扎尔对于动用空军先发制人的政治后果很清楚，但在这样兵力和准备严重不足的状态下进入战争，用空军先发制人是唯一可以打乱对手的王牌，这是为以色列争取时间和初期战场主动的最后希望。

当埃拉扎尔和国防部长达杨碰头时，达杨拒绝了立刻启动总动员和出动空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要求，达杨只批准动员两个师。一小时以后，在总参谋部会议上，两人把他们的分歧向总理果尔达·梅厄摊开，要她做决定。达杨的理由是总动员会使得事态升级，先发制人的攻击会使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指责以色列为侵略的一方。以色列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以色列打响第一枪的话，美国援助将困难得多。美国也得到了埃叙可能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但要求以色列不得打第一枪，以避免美国在外交上的被动。梅厄批准了动员令，但排除了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在以色列内阁作出不作先发制人攻击的决定的同时，基辛格的密电也到了：“别打第一枪”。这到底是完全出于美国外交考虑的自私，还是对以色列国防军能力的盲目信任，已经不清楚了。但珍贵的4小时已经丧失了。动员在0900小时而不是0500小时展开。在1000小时，梅厄夫人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打电话，要求美国警告埃及和叙利亚不要轻启战端，以色列已经知道他们在准备打仗，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将强力反击。不过事实是，以色列决策层还在争论不休，决策机器还在缓慢转动，即使在这个时候，总理梅厄和国防部长达杨都还不确定战争是否真的会爆发。更加严重的是，过度自信使得他们相信，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以色列国防军仅凭小小的常备军就可以控制局势，而不需要发动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当然，后来的历史表明，战争确实爆发了，常备军根本不可能控制局势，但埃拉扎尔强烈要求的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对于扭转开战初期令人绝望的军事力量不平衡依然可能是杯水车薪。

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能对初期战场上的进程起到显著作用吗？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没有简单的答案。有了1956年西奈战争和1967年六天战争的教训，埃军对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有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空袭效果可能是有限的。骚扰、打乱、延迟埃叙的行动是可能做到的，也能适当削弱埃叙军队，后者平庸的随机应变能力可能放大空袭的效果，但不足以根本改变初期战场的巨大被动。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时埃军已经进入高度准备状态，以色列空军也可能遭受惨重损失。事实上，后来的战斗表明，运河西岸的大量防空导弹（尤其是萨姆-6）对以色列飞机的威胁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估计。最后一秒钟的空军先发制人依然要首先夺取制空权，然后压制防空导弹，最后才谈得上用空中优势压制地面敌军。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以色列空军的退一步计划是消灭运河沿岸的防空导弹基地，打开空中通道，但在后来的实际战斗中，这个设想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惨败，在开战50小时内就损失了44架作战飞机。美国空军在越战后期也遇到了防空导弹的问题，靠电子干扰和野鼬鼠攻击，勉强压住了北越的防空导弹。以色列空军照猫画虎，但面对的已经不是萨姆-2一级的老式防空导弹，而是萨姆-6这样的机动防空导弹，在性能上先进得多，难以干扰，而且机动部署使得以色列空军无法向固定阵地那样按照预案有序压制，而只能在出现新威胁的时候再做反应，行动上要被动得多。萨姆-7这样的肩射防空导弹在使用上极其灵活，防不胜防。更可恶的是新型ZSU-23雷达控制四管23毫米自行高炮，连超低空盲区都不再存在，与防空导弹组成空前严密的防空体系。以色列空军在一头撞上铁板之后，被迫收缩行动，不再强攻。所以即使埃拉扎尔获准发动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也未必奏效。即使先发制人的目标收缩到仅仅消灭运河沿线的防空导弹阵地，为后面的战斗赢得行动自由，这也有问题。这些防空导弹阵地后来是以军渡河后从地面端掉的。在最初吃了闷棍之后，以色列空军在后面10来天里都对运河区的防空导弹避而远之，连在性命攸关的争夺渡口作战中都没有出动，反映了对从空中打掉防空导弹不再有信心。在先发制人阶段的几个小时里要对防空导弹全面翻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埃拉扎尔被迫取消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时，佩利德已经启动空中攻击的程序。但战斗爆发时，埃及飞机来袭，以色列飞机大部分还在从对地攻击转换到空战的准备中，更换弹药还没有完成，只得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投入空战，在空中相机行事。尽管如此，以色列战斗机还是在埃及飞机开始攻击西奈的以军战术目标5分钟之内就在空中开始拦截第一波敌机。18架埃及飞机被击落，埃军计划中的第二波始终没有到来。

埃军的空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简直是以军惊人的好运气。在比尔-塔马达的一个以军后方设施里，一个棚子中弹，10人阵亡。炮兵阵地和固定阵地上也有一些伤亡。比尔-塔马达机场的跑道受到严重损坏，但这机场本来就没有打算用。莱菲迪姆机场受到轻微损坏，但还是能用。乌姆-哈希巴的情报设施遭到轰炸，但没有人员损失。

以色列空军一升空，就主宰了西奈的天空，对保护以军从前方一直蜿蜒到后方的车队起到关键的作用。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得埃及空军在以色列空军转向戈兰高地时也没有钻空子轰炸西奈公路。空军也在打乱埃军突击队行动中起到重大作用，击落了很多装满突击队的埃及直升机，但在阻止埃军渡河的问题上，空中行动对于地面作战影响甚微。

除了战略上的措手不及和没有采取先发制人攻击的决定外，战役层面上也有一些严重错误。戈南没有按照“舒瓦赫·尤尼姆计划”及时展开西奈师。以色列军政当局力图不使事态升级，这种气氛显然也影响到戈南。他非但没有加速展开部队，反而下令推迟，命令曼德勒不得在1700小时以前展开部署，以便在1800小时做好战斗准备。曼德勒极力反对，但只有有限的成功：戈南同意提前到1600小时展开西奈师，这当然为时已晚。

对于埃军来说，十月战争的开局比最美妙的梦想还要好。战争在1400小时打响的时候，埃及炮兵的1300门大炮对应的只有28门以色列大炮。在5个埃军步兵师渡河的时候，只有460名以色列士兵在运河哨所里守卫，增援运河哨所的坦克还在后方。160公里的运河沿线上有大约100辆以色列坦克，离前线约100公里的后方另有200辆坦克待命。

以色列最初的错误在于沿160公里的运河沿线只有100辆坦克，但这个错误在战术使用上放大了。以军没有集中使用有限的坦克，而是分散使用，这违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个装甲作战基本原则。在法国战役时期，法军把3000多辆坦克中的大部分分散到各个步兵师里，拳头分散成手指。德军则相反，德军坦克数量实际上占劣势，在西线只有2700多辆坦克，性能也不比法国坦克先进。但德军把坦克集中在10个装甲师里，其中7个装甲师组成两个突击方向。德国坦克在粉碎法国防御中打了真正的闪电战。但是激烈的战斗常使人不能抵御分兵投入坦克的冲动，战场上极端被动、战友们从四方绝望呼救而手头兵力有限的时候，有时候被迫引鸩止渴，分兵出动。在送死冲击和见死不救之间，没有锦囊妙计。

埃军渡河的报告到来时，运河哨所全线急需增援，以军坦克按照直觉行动，立刻冲向哨所增援，就像他们在消耗战期间已经习惯的那样。但是这次是一场全面战争，不再是孤立的反袭扰作战。所有哨所都在呼叫增援，这导致第一线坦克立刻被打散成零星分队，分散使用。通向运河的道路不多，很多被沼泽地所分割，进攻的轴线很受限制。由于渡河实际上没有遭到多大的阻击，埃军的步兵反坦克分队迅速展开就位，小股的以色列坦克分队（2-8辆坦克）冲进离运河只有600-1500米远的运河岸上和“鱼翅”上的反坦克伏击圈时，很快被反坦克导弹和RPG-7消灭了。要是以军坦克有伴随的炮兵和步兵支援，他们或许生存机会更大。没有支援，他们的力量很不平衡，对隐蔽而又配备致命反坦克武器的埃军步兵很无奈。缺乏步兵和炮兵是以军构成上内在的固有问题。以军常备军较小，为了节约使用兵力，并使得战斗力最大化，强调装甲、压缩步兵炮兵，这是自然的。对付小股袭扰的埃军，哨所守军和机动增援的坦克互相支援，足够对付一般情况。但在哨所告急的情况下，缺乏步炮支援的坦克就容易遭到埃军步兵的反坦克伏击，尤其在后者有备而来的情况下。以军预备役的步坦搭配情况好一些，但总体上还是步兵不足。

南方司令部在第一时间没有作出放弃运河哨所的决定，这是对战争性质和敌我兵力对比的误判，这实际上是以军战前轻敌的延续。所有哨所全线告急时，第一线坦克只能被分散使用，分兵支援。尽管战术态势很不利，而且遭受严重伤亡，由于官兵的士气和勇敢，一些坦克分队还是赶到了运河哨所。但是他们的任务不明确。坦克分队分头增援对付小股袭扰是有效的，但要他们打退埃军大规模渡河那是不可能的，但南方司令部似乎对此心存幻想，也可能是在慌乱中没有做出清醒判断，而是在依靠惯性行动。如果他们的任务明确为把哨所里的人撤出来，那还是有可能做到的。一些坦克确实冲进哨所，把受伤的士兵撤出。但彻底放弃哨所，撤出所有人，这是只有南方司令部才能下决心的事。在南方司令部的犹豫和迟疑中，这个窗口关闭了，坦克分队最终被零打碎敲吃掉了，大部分哨所也最终丢了。戈南对此负有指挥责任。10月7日黎明到来的时候，南方司令部发现，西奈师的290辆坦克只有110辆还能用。

这些严峻的现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不可避免。但要是按照“舒瓦赫·尤尼姆计划”及时启动，西奈师及时向前展开，但只动用现役的常备军，事态是否会按照不同方向发展？

即使以军展开先发制人的空中攻击，而且没有把装甲部队分散使用，以军还是不能阻止埃军在运河东岸夺取较大的桥头堡。即使以色列坦克集中使用，而不是小股、分散使用，他们依然缺乏必要的均衡配备。集中使用坦克可能在运河部分地段取得一些成功，但埃军沿整个160公里的运河前线进攻，还是能在运河沿线建立足够的稳定桥头堡。沙兹利计划对以军重点反攻是有准备的，计划中即使丢失一两个桥头堡依然可以在东岸站稳脚跟，并用优势兵力最终恢复阵地连贯。以色列坦克冲向埃军阵地的时候，还是会冲进地雷阵，遭到炮火和反坦克导弹攻击。事实上，冲到运河边的以军坦克可能面对来自两侧埃军桥头堡和运河对岸坡岸上埃军火力的三面杀伤。面对挖掘工事据守的反坦克步兵，以军还是缺乏必要的步兵、炮兵和工兵支援。坦克单独行动只有有限的作用。他们的视界受到局限，他们的火力也不容易发挥。坦克炮对付硬目标很有效，但冲锋的坦克接近隐蔽的步兵时，他们只有依靠伴随的装甲步兵的观察和火力压制。在严阵以待的埃军反坦克导弹交叉火力下，冒险突进但没有步兵掩护的坦克救援分队被大量消灭，这是以色列装甲部队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坦克与反坦克战术，此后没有机械化步兵掩护的坦克再也不敢孤军深入了

以军对埃军反坦克导弹的存在完全知晓，但战争还是使以军措手不及，以军还在筹划反制的新战术当中。在六天战争和消耗战中，坦克遭遇反坦克导弹时，反坦克导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效果，因此以军得出结论，在战斗中，只要有炮火压制、烟幕和沙尘，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很难稳定跟踪坦克目标。整个瞄准、发射和导弹飞行过程长达30秒之多，射手暴露在火力之下，容易受到压制。但是反坦克导弹技术进步了，埃军也成功地在预计的坦克冲击路线两侧集中了大量反坦克武器，有效地利用了坦克难以机动的地形，还利用了以军几乎没有炮兵支援的缺门，这使得结果完全不同。尽管有很多导弹错失了目标，但密集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是达到了可观的效果。缺乏步兵和炮兵支援的坦克孤军深入也使得近程的反坦克火箭筒得到有效使用。但另一方面，十月战争初期反坦克导弹的成功实际上被夸大了，很多谜思随之出现。战后研究表明，很多以军坦克被其他武器击中，但在当时也算到了反坦克导弹头上。另外，应该注意到是，反坦克导弹在整个战争中都大量使用，但除了最初的震撼效果之后，以后效果随着以军坦克的有效反制而稳步下降。更重要的是，反坦克导弹并没有阻止以军的反攻，或者制止以军渡河，也没有保住埃及第三军团。

以军最大的指挥错误在于，以军从来没有打算过仅用“舒瓦赫·尤尼姆计划”规定的常备军兵力和埃军打一场全面战争，“塞拉计划”才是针对全面战争的。“塞拉计划”不仅要求动用规模大得多的部队，“塞拉计划”还指定坦克、步兵、炮兵、工兵和负责后勤与指挥功能的支援部队的平衡配置。要是以军得到足够的预警，有时间实施“塞拉计划”，局势的进展就会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只能想象，按照“塞拉计划”展开的以军会如何应对十月战争的开场。当然，在战前以色列的政治军事氛围下，按照“塞拉计划”展开是不可能的。

以军犯了错误，埃军呢？沙兹利的班子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埃军实际情况的精细计划。在战略层面上，以色列国防军被迫打一场两线战争，力量被分散了。在战术上，埃军达成了突然，并在160公里的整个苏伊士运河沿线发动进攻，迫使以军同时在所有地方阻击，进一步迫使以军进一步分散本来就单薄的守备力量。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埃军的“五点平行进攻”战略和立刻转入“战役巩固”的战略违反了“集中兵力”和“保持冲势”的战争原则。经典军事教条规定，要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压倒敌人，突破敌人的防御，穿插到纵深，然后转入攻击脆弱的后方目标，如炮兵、指挥部和通信设施、军火集散地等。这一系列战术动作（集结、穿插、打乱敌人部署、夺取战略要点）是传统的、果断的、决定性的速战速决战斗形式。这要求进攻一方保持主动和冲势，不给敌人缓过气来的机会。

要这样打的话，埃军应该要超越防空屏障而迅速推进，敢于在机动装甲作战中对抗以军。这是埃军想极力避免的，因此有意放弃常规的战术原则，转而强调“实力完整”，沿宽广前线小心谨慎地推进，极力避免暴露的侧翼。他们深谙自己的数量优势，可以在每一个渡河点形成优势。这有助于帮助部队克服对以军优势的心理障碍。沙兹利也正确预见了以色列军事思想要求迅速结束战斗，把战斗引向埃及的土地，这要求以军立刻攻击。

渡河是很复杂的作战。埃军在几十个地方同时突破运河堤坝，架起10座桥梁，把几万步兵、几百辆坦克、火炮和车辆迅速运过河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埃军对计划的执行很出色，以军从战略到战术层面犯了很多错误，战场条件接近理想。埃军的渡河只受到远低于预想的抵抗和伤亡。在10月6日，他们就成功地建立了两个军级桥头堡。但埃及空军和突击队没能阻止以军预备队向运河前线的增援。更重要的是，埃及计划中规定要在10月7日实现的两个目标没有实现：他们未能夺取大部分运河哨所，也没有能够把桥头堡推进到离运河10公里的山脊线和炮兵公路。运河以军的坚定和大胆攻击还是起了作用，虽然付出的巨大的鲜血代价，以军还是打乱了埃军的行动，不让他们摆脱心理障碍。埃军的推进很慢，很谨慎，对运河哨所的进攻进两步退一步。大部分山脊线和炮兵公路还是在以军手里。这迫使埃军在难以隐蔽的地形下转入第二阶段的就地据守。要是以军丢失了炮兵公路和山脊线，可能就必须撤退到离运河30公里的横向公路一线。守住靠近运河的山脊线和山脊线后平行的炮兵公路对于后面的战斗是极大的帮助。这个地形使以军能够展开炮兵，火力覆盖一直延伸到运河两岸。这是未来几天战斗和机动的关键地带。

最重要的是，埃军在战略上就意图以“上前一步的静止防御”来确保有限的战争目标，在达成突然袭击和具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放弃战场主动，转入被动的静止防御，最终被以军突破防线只是时间和场合问题，因为没有不可攻克的防线。

在战争爆发前，达杨的自信来自于四个方面：1、以军具有不可战胜的心理资本，2、以军将有足够的预警时间，3、以军空中优势将粉碎一切敌人进攻，4、以军装甲优势将打碎一切敌人防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四条都不管用。不过达杨对美国援助的判断是正确的。基辛格战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以色列打了第一枪，以色列连“一颗钉子也休想得到”。由于以色列遭到突然进攻，美国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大增，立刻允诺空运军火。尽管空运的军火实际上要到战争快结束时才开始补足以色列的损失，美国的允诺使以色列可以不必顾忌长期作战的弹药和装备的损耗。但后发制人依然是以色列陷入了几乎致命的被动。10月7日结束时，渡过苏伊士运河的埃及第二军团在地中海到大苦湖之间展开，第三军团在大苦湖到红海之间展开，大苦湖作为结合部。埃军预计渡河作战伤亡将达3万人，最后只有200人伤亡，战斗之成功出乎意料。局势还不明朗，充满不定。埃军还在渡河，还在攻击运河哨所，还在向东推进。在以军一侧，预备队还在继续向前线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