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 · 见 | 33年过去了，我们的灾难报道进步了吗？_风闻

作者 | 莱蒙

编辑 | 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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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9月至今，山火已经在澳大利亚肆虐了四个月之久。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火，近10亿只动物丧生或受到影响，20余人死亡，两千余处房屋被毁，而总理依旧携家带口出国度假，澳洲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一场发生在南半球的生态环境的浩劫，裹挟着荒诞的政客形象和日渐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国内的舆论场上烧出了另一把自媒体VS新闻专业主义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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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9月至今，山火已经在澳大利亚肆虐了四个月之久。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火，近10亿只动物丧生或受到影响，20余人死亡，两千余处房屋被毁，而总理依旧携家带口出国度假，澳洲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一场发生在南半球的生态环境的浩劫，裹挟着荒诞的政客形象和日渐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国内的舆论场上烧出了另一把自媒体VS新闻专业主义之火。

2020年1月10日，微信公众号“青年大院”发布原创文章**《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牛逼！》，文章描写的是很多九零后读者并不熟悉的，那场发生在1987年的大兴安岭大火。这篇极力渲染和放大中澳救灾差异的文章，获得了阅读数与点赞数双“10万+”的超级爆款成绩。1月12日晚，知名新闻传播研究者方可成在其公众号“新闻实验室”发布文章《对不起，33年前的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凯歌》**正面批驳“青年大院”扭曲历史收割流量。而这场自媒体与新闻专业主义拥趸的battle，处处都散发着“熟悉的味道”。

“舆论事件——自媒体爆款文章刷屏——专业媒体从业者/专业机构性媒体发文批驳——引发新一轮刷屏与讨论”如此轮回，似乎已经成了社交媒体舆论场中潮起潮落般自然的规律性循环。自媒体写手们在不同的新闻事件中挖掘出用户身上固定不变的痛点、痒点、敏感点，用反复打磨并屡试不爽的行文风格输出观点，在读者的情绪穴位上精准刺激，从而用又一篇爆款文章开启上述循环。自去年暑假以来，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南方某城的风波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以及相应的官方媒体的舆论调动似乎都在为大众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感层层加码。知晓传播学基本理论的人或许都很熟悉宣传策略中的“洗牌作弊法”，宣传者所述皆为事实，却又尽为被有意挑选过的事实。笔者认为与其说“青年大院”扭曲大兴安岭林火的历史事实，不如说它只选取了消防员英勇行为这一表面事实，而遮蔽了如大兴安岭火灾原因等更深层次的事实。在过去半年多各种舆论事件的情绪积累上，“青年大院”再次激起了绝大多数用户心中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实现了传播学中的“铺垫效果”。

如果仅仅停留在爱国主义层面，或许这篇文章还不足以那么令人心生警惕。这篇文章的行文逻辑采用了最能激发效果的对比结构，却在一开始就偷换了对比的对象。作者用大篇幅描述了澳大利亚总理和政府的应对不力甚至不作为，刻画出一个不顾民众死活的冷血政客和政府形象，但与之对比的却是中国大兴安岭火灾中的消防员、解放军等救灾个体的无私牺牲的行为，地球另一端山火中熏黑了脸庞的消防员们以及守望相助的社区力量、义工团体在文中都消失不见，而33年前《中国青年报》用载入中国新闻史的“三色报道”所揭示出的沉痛的大兴安岭火灾人为责任也同样不见踪影。由此通过事实筛选和并不对等的比较，文章顺利建构起一个“中国好、西方坏”的简单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在火灾中无私、无畏的消防员和解放军们固然值得崇高的赞颂，但将民族主义中的朴素爱国情感引向沙文主义的深渊，或许才是更值得警惕的“煽风点火”。

自媒体煽动情绪，而专业媒体人呼唤理性、媒介素养与新闻专业主义。这已经构成了当下每次舆论事件中的两股主要对抗力量，再加上两者各自衍生出的各种观念群体，常常将社交媒体变成一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大乱斗现场：有被斥为“小粉红”的民族主义者，有被痛骂“精日精美”的逆民族主义者，有高高在上大举理中客大旗的公知大V，由此又衍生出一系列的“战狼”PTSD、理中客PTSD等等，不同观念持有者在相互攻讦中走向极化，而彼此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有效沟通，留下的只是眼球和流量。“青年大院”深谙“新媒体传播规律”，反观方可成的批驳文章，又何尝不是建构起另一重“自媒体VS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二元对立，吸引一批心怀“天下苦自媒体久矣”想法的新闻专业主义拥趸掀起新一轮的点赞刷屏。

如果这场舆论对抗终究要留下些什么，笔者希望是：**我们究竟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灾难报道？**这是所有读者抛出的问题。在新闻报道情感的光谱中，一端是绝对的公正、客观、不偏不倚，但却也不可避免地陷入高高在上、不切实际与冷漠的陷阱，而另一端，是情感蒙蔽了事实，情绪压制了反思。而当下的我们，真的在这个光谱上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了吗？方可成所抨击那种以往传统媒体“把悲歌奏成凯歌”的灾难报道路数成为过去式了吗，而《中国青年报》振聋发聩的“三色报道”又成为专业机构媒体灾难报道的常态了吗，还是仅仅成为载入新闻史的一次高光时刻。灾难美学的报道模式在天津爆炸案中重现，“最美逆行者”的话语在社交媒体刷屏，而新媒体时代的专业机构媒体似乎并未显现出比自媒体更令人信服和认可的专业表现。而33年前，《中国青年报》“三色报道”环环相扣，有力重千钧的责任追问，有直抵人心的温情关怀。这或许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

本文由娱志The Review原创出品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娱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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