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连载——从“一国两制”到“内战”——美国往事（一）_风闻

【本文节选转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转自战争研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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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战前的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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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经济

       在前面谈的有关美国现代化的一般情况中，南部在许多方面是个突出的例外。农村和农业在各蓄奴州仍占压倒优势。那里的经济也得到增长，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商业和工业部门。

       1860年，南部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和1800年一样。对于占南部劳力一半的奴隶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提高。与教育蓬勃发展和接近普遍认识文字的北部相比，南部促进教育的努力微乎其微，而且文盲接近占人口的半数。在各自由州蓬勃发展的群众性协会、改革运动和自我改进协会等大多未触及南部。各蓄奴州重视传统与稳定，而轻视变革和进步。

北部和南部的某些比较

       表2.1至2.5列举了北部和南部之间某些重要统计数字差异。表中所指的“蓄奴州”包括1861年仍留在联邦里的四个边界州。如果只指最终脱离了联邦的那十一个州，那么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其它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些表反映的情况。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在1860年就超过了未来邦联各州的总产量；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产量则分别是未来邦联各州总产量的两倍。生产原棉的南部各州只占全国棉纺能力的6%。1860年，纽约州的银行资本几乎是全部15个蓄奴州的总数；而马萨诸塞州的银行资本则为南部棉花种植州的总数。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

       南部白人人口占全国白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在1790年-1860年期间，南部人的重要发明只占全国的7%。轧棉机的应用使南部经济发生了变革，但其发明者则是于1792年到乔治亚做家庭教师的马萨诸塞州人伊莱·惠特尼。内战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学校长、教授、研究院的负责人，家庭教师和报刊编辑都是从北方来的。

南部的殖民地经济

       自从1610年代弗吉尼亚开始试种烟叶以后，为世界市场种植原料怍物就一直支配着南部的经济生活。在1776年以前，从南部各殖民地运往英国的出口量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出口烟叶，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出口稻米和靛蓝原料。

       在独立战争以后，靛蓝作物基本上停产了，烟叶产量也下降了不少。但是，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商业性种植短纤维棉成为可能 [ 注：1793年以前南部很少种“短纤维棉”，因为这种棉纤维短，与棉籽的粘合力强，用手工剥除棉籽费工，使得这种种植不能营利。轧棉机是一种很简单的装置，用一个带刺的圆筒在一个格栅上旋转，分离棉籽和纤维。长纤维棉质地好(也贵些)，棉籽、棉绒容易分离，所以在1793年前就进行了商业性种植，但它的种植区只限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和海岛上。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1793年)后，南部广大地区都可种植短纤维棉了。 ] ，而英国和新英格兰棉纺工业的兴起，则对棉花有了新的、巨大的需求。在1800年-1860年期间，南部庄园和农场的棉花产量每十年翻一番。

       1815年-1860年，棉花的出口量占美国出口总量的一半多。为奴隶制和南部辩护的人颇有根据地争辩说，统治美国经济的是棉花大王。　　 

       南部作物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大部分资金和管理人员来自南部以外的地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代理人”或称为“代理商人”。这种代理业务始于殖民地时代，那时伦敦的烟叶公司派代理人到弗吉尼亚采购和运输烟草。

       这些代理人以未来的收成为担保，向种植园主提供信贷并作为种植园的采购员，到伦敦或其他地方去购买消费品。到了19世纪，这种做法自然而然地就转变为棉花销售，只是代理商越来越多的是北方人，而不是英国人。多数(现在估计约有三分之二)代理商尽管住在南部，但实际上是新英格兰人或英国人。　　 

       当种植园的棉花运到孟菲斯、新奥尔良、莫比尔、查尔斯顿、里士满或几个别的城市以后，就由代理商掌管了。代理商提供货栈，承担运输并推销给买主。他还为种植园主安排保险、信贷和物资供应。他从每一项服务中收取一笔手续费。

       各种手续费(如果种植园主还债的话，还包括利息在内，正像很多种植园主做的那样)加起来，相当于全部作物收入的20%。这种代理业务意味着南部财富的外流；在内战爆发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估计外流的数目每年在一亿至一亿五千万美元之间。　　 

       所以，种植业尽管赚钱，但大部分销售利润(暂不算加工为成品后的利润)流入外人手里。南部作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工业品的进口地，它与北部和英国实际上保持着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经济关系。

       1847年，莫比尔的一个居民抱怨说：“我们的商业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里。我们的银行股份，八分之七为北方人所有。……我们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一切值得一提的买卖都掌握在新英格兰人手里。……在财政上，我们所受的奴役比我们的黑人更甚。”

       1851年，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说，“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发财致富了。”　　 

       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骂和谴责奴隶制和奴隶主，而我们的奴隶却穿北方生产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锄头、犁和其他工具。……奴隶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儿子在北方的大学求学，他的女儿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他用北方的发明装备自己。　　 

       1852年，想改变这一状况的南方人恢复了“南部商业大会”(它创办于1837年)。这个组织在1850年代后期每年都召开一次年会。其目的是想用南部的钱修建铁路、开辟汽船航线、修筑港口、设立银行、兴建工厂和其它企业，以便使其经济独立于北部。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规劝南部同胞购买南部产品、抵制北方的教科书和教员，只资助南方的作家并只去南部的胜地度假等。南卡罗来纳的威廉·格雷格极力主张建立南部自己的棉纺工业，并于1840年代带头在格拉尼特维尔建了一个纺织厂，作为榜样。南方的激进派人士埃德蒙·拉芬只穿南方生产的服装。弗吉尼亚的参议员詹姆斯·梅森自豪地穿着家庭织的布做的衣服出席参议院会议。　　 

       但是这一切都不奏效。南部商业大会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这个大会逐渐成为主张脱离联邦的分裂主义者的讲坛。表2.4的数据表明，在1840年-1860年间，南部的人均工业投资翻了一番，但这个数字仍低于北方，而且在全国工业生产能力中，南部所占的比率实际上还下降了。

       新奥尔良的詹姆斯·德鲍是商业杂志《德鲍评论》的出版商，也是南部经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发观，新奥尔良缺少印刷设备，他的《评论》不得不送到纽约去印刷。在他的广告收入中，四分之三来自北方的企业。该杂志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部工业潜力的评论集，在北方的销售量竟是南方的六倍。甚至参议员威廉·格雷格也不得不为他的格拉尼市纺织厂雇一名北方人当厂长，雇一名新英格兰人作监工。　　

       奴隶既是资本又是劳力，这是南部经济的一个重要事态，可以用来说明它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一个典型的种植园里，在奴隶方面投资超过了在土地和农具方面投资的总和。奴隶制农业是不可能走北部农业的道路并发展成为更加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恰恰相反，因为资本的增加在这里意味着劳力的增加。种植园主不是投资购买机器，而是购买更多的奴隶。

       正像现代的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出售棉花是为了购买奴隶，即生产更多的棉花去购买更多的奴隶，这个‘无休止的循环’就是一个典型的棉花种植园主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和方向。”　　 

       从1793年轧棉机问世到内战爆发前夕，南部的农业技术很少变化。从表2.3上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被劳力所吸收，南部的土地和机械的单位产值还不及北部的一半。

       在1800年-1860年间，南部农业的人均产量确实增加了(可能与北部的速率相当)；但增加的原因主要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种植园劳力安排的改善，以及像所附地图表明的那样，种植园边界向西面处女地推进的结果。　　 

       所以，南部经济是“增长”了，但不是“发展”了。从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农业劳力所占的比例与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队伍，没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种产品和多种服务的多样化经济。

       由于南部把奴隶、其他种类的人员和不动产都算作财产，1860年南部白人的人均财产($3978)几乎是北部人均财产($2040)的两倍。南部自由民占全国自由民的30%，而在全国最富的人中间，南部占了60%。另一方面，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主(烟草、稻米和大麻种植园的利润可能低些)有利。他们的平均投资收益与北部工业企业家相当，而高于北部的农场主。上南部的许多奴隶主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向西南部的兴旺的棉花种植园提供了他们多余的奴隶。但对奴隶来说就无利可图了。

       有两位经济史学家曾估计过，棉花种植园里奴隶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计算只占种植园生产总收入的22%。在奴隶解放以后，种植园的劳务支出与总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对于南部的小农场主来说也无利可图。他们被大种植园主从最肥沃的土地上挤走了，也很难从价格不断上涨的奴隶市场上买得起奴隶。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奴隶制经济，那就是看一看这种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南部的发展。许多当代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否定意见的。南部生活的观察者们，包括到南部访问的法国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斯·凯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兰人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都认为奴隶制造成了南部经济的落后。

       1831年，托克维尔乘汽船顺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侧是肯塔基，右侧是俄亥俄州，蓄奴社会与自由社会的鲜明对照引起了他的沉思。

       他写道：　　 

       河的左岸人烟稀少，时而看见一队奴隶在半荒芜的田野里懒洋洋地走着。……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正在沉睡。但是右岸，从远方传来嘈杂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们正在忙于劳作；田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舒适的迹象显而易见。人们看起来是富裕的、满足的。他们在劳动。　　 

       1850年代，奥姆斯特德在南部作过三次广泛的旅行，每次都写了书。他对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维尔一样尖刻。他说，蓄奴州缺乏“自由劳力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具有众多的不同工种的技术劳力、本地的多种作物市场、密集的居住区和大量的小资产者的存在。”

       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离开20年后再回到北部，他会惊奇地发现：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厂、铁路、公路、运河和桥梁更好了；人们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养提高了。但是，如果一个旅行者过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润所积累的财富是什么呢？种植园主指给他看的不是房屋、图书馆、教堂、校舍、工厂、铁路或任何类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没有任何别的。　　 

       南部不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独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建立多种经济，即过于依赖一种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国民经济从1837年-1843年的危机中逐渐恢复后，棉花价格从1844年的最低点每磅五美分逐渐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种植园主于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几乎年年创新纪录。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价格的上涨。

       1850年代，奴隶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绝大部分现有资金。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佐治亚人沮丧地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了。　　 

       南部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部的社会价值观。

（图片转自网络）

南部的价值观与经济变革

       在南部，要求发展工业的呼声常被那些指责企业家伦理观为新英格兰人庸俗的实利主义的声音所淹没。南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形象是乡村绅士派，其举止风度是忠厚谦和、热情好客、悠闲自得、善骑猎、对妇女有骑士风度、对同等人尊重、对下等人仁慈。在他们的眼里，新英格兰人则是一批见钱眼开的店小二：精明但无尊严，勤奋但缺少悠闲阶级的风采。

       一个密西西比人说：“北方人爱赚钱，南方人爱花钱。”作家乔治·卡里·埃格尔斯顿在回忆他于内战后从印第安纳州到弗吉尼亚州去接管庄园遗产时说：“我辞别了发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万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闲逸、环境恬静的弗吉尼亚，那里没有压力感或紧迫感，没有对未来的忧虑，明天要干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样。”　　 

       1850年代的许多南部头面人物都同意托马斯·杰斐逊对农民的赞扬，说他们是“真实、纯真美德的特殊宝库”；还同意他关于反对城市工业家阶级的警语，说他们是国家政体上的脓疮。亚拉巴马的一位政治家在内战前夕声称：“我们没有城市，我们不需要城市。……我们不要工业，我们不期望贸易，不期望有机械的或制造业的阶级。只要我们有稻米、甘蔗、烟草和棉花，我们就有钱买到我们所要的一切。”

       1857年，弗吉尼亚州长亨利·怀斯盛赞奴隶主阶级的绅士风度，说他们“身居僻乡不失文明；生活欢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举止稳健、优雅，……有闲暇的时间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为、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修养。”南卡罗来纳的某种植园主十分反对北方所使用的商业、工业、内部改良、城市和改革运动等专门名词术语的进步概念。他警告说，这些“吱吱喳喳、吵吵闹闹的进步分子”的目标如要在南部实现，“只有靠消灭掉整个庄园主阶级”。这种思想的盛行无疑成了南部经济变革的障碍。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

       奴隶制构成南部独特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南部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种植园农业，不是奴隶制本身，可是这两种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奴隶制与种植园自17世纪起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从事采矿、交通、建筑、伐木和制造业的奴隶只占奴隶总数的10%；家奴和从事其它非农业劳动的奴隶占15%，其余占75%左右的绝大多数奴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55%种植棉花、几乎全部水稻、甘蔗和大麻及一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由奴隶劳力生产的。　　 

       拥有奴隶的南部白人家庭只有三分之一，但由于奴隶昂贵，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对比之下，1950年只有2%的美国家庭拥有与一个世纪前一个奴隶价值相当的公司股票。1850年代，近一半奴隶主只有5个以下的奴隶；但是占总数12%、拥有20个或更多奴隶(这个数目通常区别种植园或农场的标准)的奴隶主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奴隶。

统治民族的民主

       蓄奴制对于非蓄奴白人有何利害关系呢？对于这部分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无文化知识并沾点种植园经济的边勉强度日的“穷苦白人”。

       与此相反，一些南部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种植粮食并为市场种植少量烟草、棉花或养猪的“朴实平民”是自豪、聪明、欣欣向荣和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中产阶级。许多现代学者，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则把他们看作是反对蓄奴制度的潜在力量，因为种植园制度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感到蓄奴制把一切劳动都降格为奴役劳动了。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为避免偏见，实事求是，必须把农村中三种不同的非奴隶主白人区分开来。一组是“山区”居民，即居住在阿巴拉契亚高地、马里兰西部和肯塔基东部至亚拉巴马北部的峡谷、密苏里南部和阿肯色北部的奥萨克高原的居民。这些地区的奴隶人数很少，其居民大多数是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的小农场主。

       在政治上，山区居民常常在议员名额分配、州政府对内部改良的资助、土地税及奴隶等问题上与山下和低地居民持对立态度。他们是种植园经济的反对派，其态度与南部反蓄奴制第五纵队最为接近。在内战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忠于联邦政府的。　　 

       第二部分人生活在“松林区”或“杂草地”，那里是沙地或沼泽地，位于北卡罗来纳东部、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南部，密西西比东部和其它许多峡谷地带。这些人最合乎“穷苦白人”的传统形象。他们只种几英亩玉米地或在林区放养几匹骨瘦如柴的牲口。尽管他们有时也向南部较富裕的地区出售少许生猪，总的来说，他们像那些山区人一样，极少参与商品作物经济活动。　　 

       但第三部分非奴隶主白人，人数最多，在这种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在山下或不那么肥沃的沿海低洼地带。他们每年收获一两包棉花，或一大桶烟草，也种些粮食作物。他们在个人利益上和情绪上与种植园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种植园轧棉花，也有可能向附近的种植园出售自产的猪肉。

       他们中许多人对奴隶主的地位垂涎三尺，而且也确有某些能干的或幸运的人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南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亲连亲的关系，一个非奴隶主白人很有可能是位于同一条公路沿线的某个庄园主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种植园主还按照习俗，每年举办一、两次野餐会招待穷苦的邻里——尤其是他正在竞选议员的时候。　　 

       在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之间，除了存在着他们潜在的阶级矛盾缓和的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利益外，还存在着一种最重要的纽带，即种族联盟。南部的白人尽管并不都拥有奴隶，但却都拥有白的肤色。蓄奴制不仅是一种劳动剥削的手段，而且它还是种族统治的一种手段。不管有多少非奴隶主白人多么讨厌蓄奴制度，但没有什么人认为尚有其他手段可以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

       亚拉巴马的一个农民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说，他相信蓄奴制是错的，但是他也不相信解放奴隶是对的。他说：“假定他们自由了，你会发现他们自认为跟我们一样优秀了。……一个黑人以为跟白人一样优秀了，你怎么想？一个黑人登门向你的千金求婚，你怎么想？”另一个穿着邋遢的农民对奥姆斯特德说，他希望“这里根本不存在黑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孽障。……但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赞同解放奴隶。让他们自由并呆在这儿，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被他们偷去了，那样谁都没法在这里住下去了。”　　 

       奥姆斯特德敏锐地指出：“自孩提时起，在白人大众的社会环境中就只有一样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一些，那就是黑奴比他们要低贱。”作为南部亲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卡尔霍恩也意识到这一点。1848年卡尔霍恩说：“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的两大对立阵营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所有的白人，包括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属于上层阶级，受到尊敬，享受平等……从而享有贫困或灾难都剥夺不走的地位和荣誉。”　　 

       社会学家皮埃尔·L·范登伯格把这种为蓄奴辩解的理论和白人的优越感称为“统治民族的民主”，即属于统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的人都优越于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统治民族的观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亚拉巴马州的南部权利的卫士威廉·L·扬西说：“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两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这个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白人与白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贱的种族。”按照这个说法，《独立宣言》里所说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个奴隶主。以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命名的“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核心是平等，但杰克逊总统也是一个奴隶主。

       杰克逊的民主党人是白人优越论的积极维护者。他们的统治民族的观念帮助他们把北部的爱尔兰人、灰胡桃人和非技术工人吸引到民主党一边来，因为该党宣称，不管他们多么潦倒，他们仍然比黑人优越。像南部的非奴隶主白人那样，他们也害怕解放黑奴，因为黑奴解放了，他们的白色皮肤就无意义了。

       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怀斯说：“粉碎蓄奴制，而且将以蓄奴制的拳头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奇谈怪论：对许多白人来说，蓄奴制成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石。

奴隶的处境

       对于奴隶来说，不存在这种奇谈怪论：奴隶制就是奴隶制，自由则是其对立面。奴隶契约赋予奴隶主对奴隶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可以买卖；可以不经法庭随意处罚；可以拆散奴隶家庭；可以奸污女奴；甚至可以杀死奴隶而不必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奴隶作为一种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权。他们在法律上不许结婚，不许占有财产，在多数蓄奴州里也不许学文化。

       主人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家庭，挣点钱，或者(少有情况)用钱赎买自由，但是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他们的钱、配偶和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强行夺走。

       有几个州虽然允许奴隶赎买自由，但获得自由后必须离开该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万自由黑人，其中只有3.5万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个产棉州，而且受到各种令人愤慨的限制，因而许多人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在实践中，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常因自身的经济利益或有时的温情主义而有所约束。主人和监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维持其统治。由于奴隶的死亡、残废、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产一点棉花，也是很少的。

       就像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那样，这里也需要劝说、诱导、奖励和让步。绅士派的种植园主所遵循的“高尚行为”准则也要求他们对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隶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信仰的是同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隶和主人之间除了敌对和仇视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奴隶制既是一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也是一种人际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其非人道的倾向，并为奴隶提供了创造其各种文化机构的活动自由。这些文化机构会支撑他们在倍受奴役的环境下能够一代代生存下来。在黑人居住区里出现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领袖，他们往往成为黑人教会“无形机构”的雄辩的传教士。

       黑人教徒们不顾禁令，避开白人，单独集会做礼拜(有些是秘密进行的)。奴隶们创作的《黑人圣歌》是内战前美国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乐，它既反映了黑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状况，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演变成为伤感民歌，最后又发展成为爵士音乐。奴隶制很难使家庭生活稳定，但多数奴隶还是设法建立了牢固的亲戚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尽管奴隶制起了压制黑人的作用，但积极的黑人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隶在苦难面前争取生存的见证。　　 

       与西半球的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美国的奴隶主对奴隶的肉体摧残不那么严重。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或巴西的咖啡种植园里，绝大多数的奴隶生活条件实在恶劣，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寿命很短。在那里因气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隶人数要比北美多，为奴隶提供的食物、衣物、医药和日用品更少。在热带甘蔗园里，对劳动节奏的要求要比北面种植棉花或烟叶更残忍。　　 

       当奴隶制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盛行时，非洲的奴隶贸易仍在自由进行。但美国则相反，它的奴隶制达到顶峰只是在1808年禁止贩运非洲奴隶以后。这与奴隶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关系。在拉丁美洲，许多种植园主认为，与其为奴隶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组织家庭和通过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不如把他们奴役致死，然后从非洲进口新奴隶来得合算。

       在美国，奴隶的进口来源被卡死了，种植园主就只能依靠自然繁殖来维持和增加其奴隶“资本”。所以，改善奴隶的健康状况和鼓励生育是符合奴隶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隶说，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饲养的一匹马似的，按时让我们吃饱、吃好。”另一个解放奴回忆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种植园主喜欢在来人面前夸耀健壮的奴隶儿童，说‘这一个值一千美元’，‘那一个真是个庞然大物’。你看，这完全跟养匹小骡子一样。”　　 

       1840年以后，美国的奴隶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长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相等。这样的增长率在奴隶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区，自然繁殖连奴隶的原来人数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增加了。

       例如，在巴巴多斯，1712年-1762年期间，奴隶人口每十年自然减少43%。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从非洲进口黑奴人数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岛，则只有进口黑奴人数的二分之一。奴隶贩子一共从非洲运了一千万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只有6%的非洲人运到了美国；而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西半球黑人总数的30%强。　　 

       这些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含意。比如，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是允许奴隶结婚的，还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但在美国，奴隶的婚姻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可是，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依靠进口奴隶来维持奴隶的需求量，而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中，男性人数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因此，许多男性奴隶根本没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可能。

       相反，1820年后美国的男、女奴隶数目基本相等，多数奴隶都得以组织家庭。这是北美奴隶自然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次数少于加勒比地区或拉丁美洲国家：有家庭义务的男人比没有家庭义务的人较难参加起义。　　 

       然而，美国的奴隶家庭是脆弱的，因为它缺乏法律保护，美国奴隶制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奴隶家庭的破裂。即使奴隶主本人不愿拆散其奴隶的家庭，将他们出售，也不能阻止他人在他去世后为抵偿他的债务而这样做。许多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术报告都证实，被奴隶主拆散(通常是卖掉一人或将两人分别卖给不同主人)的婚姻占奴隶婚姻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于被卖掉的子女或被拆散的兄弟姐妹，就不知其数了。

蓄奴制与劳动道德观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地位与出身有关，也与个人的成就有关。但奴隶的地位是完全由出身决定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奴隶来说，提高地位的范围是极小的：如从田野作业提拔为司机或室内奴隶。即使那些花钱赎回了自由的奴隶，其地位的变动也受到种族主义和各种限制自由黑人的法律约束。　　 

       蓄奴制也破坏了南部白人的劳动道德观。由于体力劳动都与奴隶相联系，劳动就成为低贱的，而不是光荣的事了。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乔治·梅森承认，“蓄奴制对发展工艺和制造业不利。穷人轻视奴隶从事的工作。”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家威廉·格雷格抱怨说，他的州“缺乏勤劳人民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征。”由于就业机会少和对白人的劳动缺乏尊重，到美国来的移民中只有八分之一在南部定居。从蓄奴州移居自由州的白人是自由州移往蓄奴州的两倍。　　 

       奥姆斯特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劳动态度。他在作品里描写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烂不堪的公共设施、火车和汽船晚点或无故取消班次，以及整个得过且过的气氛。奥姆斯特德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强制性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劳动。奥姆斯特德写道，奴隶们“看来是在做着劳动的动作，实际上不使一点劲”。

       他认为北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他解释说，大多数奴隶缺乏努力劳动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以增加产量。他们缺乏现代化劳动所必须的时间观念。一个南部白人说：“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奥姆斯特德认为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黑人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抵制这种强制性劳动。这从黑人的传说和种植园主的档案记录里可以找到印证。例如，他们假装生病、在监工不注意时停止工作、假装听错了命令、破坏工具、虐待耕畜、逃进森林或沼泽地等。

       奴隶制也是南部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

       南部的锄头十分笨重，据说是因为北方农场通常使用的那种轻便锄头会被奴隶弄坏。北方的农场主开始使用马牵引犁和中耕机之后很久，奴隶们还在继续使用锄头翻地和耕耘。南部农业所用的犁，都是老式的骡拉铁锹似的浅耕犁，而不是19世纪30年代北方普遍使用的马拉模板式深耕犁。南部普遍以骡为耕畜，因为骡虽不如马那样健壮有力，但不需精心饲养，经得起奴隶们的折磨。

       在1860年，各蓄奴州饲养的骡占全国总数的90%，而马只有40%。 [注：经济史学专家罗伯特·福吉尔和斯坦利·思格尔曼不同意“奴隶制效率低”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认真、奴隶积极性高，以及大型种植园经济具有优越性，南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比北部的高。没有什么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的。参阅福吉尔和恩格尔曼所著的《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一书，及批评此书观点的另外两本书：保尔·戴维的《蓄奴制的帐单》和赫伯特·古特曼的《蓄奴制与数字游戏》。 ]　　 

       最使蓄奴制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是禁止奴隶学文化。奴隶中至少有90%是文盲。奴隶们虽然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由于不识字，就使他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里交流知识、思想和文化。文化程度低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南、北之间最大的区别(见表2.5)。废奴主义者认为，这也是南部“落后”和蓄奴制极不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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