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贵州43斤女孩去世，爱心捐款如何抵达最需要的地方_风闻

作者丨 张天潘

来源 |  大家-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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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前段时间引发广泛关注的身患重病、体重一度跌至43斤的贵州大学生女孩吴花燕去世了。根据此前的报道，吴花燕父母双亡，与弟弟相依为命。她生活上极度节俭，为省钱，长期将家中的糟辣椒带到学校拌饭吃，很少打饭菜。高中时代的她基本不吃早餐，有时中餐、晚餐也仅吃馒头，以致长期营养不良，23岁的她仅1.35米高，体重43斤，且眉毛脱落。

吴花燕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爱心迅速涌来，短短5天，为吴花燕筹集的治疗款就超过了100万元。而在其去世后，终于将这个潜在的雷引爆了。

封面新闻报道，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属的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两个筹款平台筹款。同时，未经吴花燕本人及其家人同意的情况下，给吴花燕开通一期二期筹款，多筹集了40万元。

同时，一个叫“XX听新闻”抖音账号在吴花燕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护燕行动”之名，在抖音平台上用二维码收款的方式，为吴花燕筹款，并发布视频，称45万余元爱心款“已将爱心亲自交至吴花燕手上”。但吴花燕及亲属表示，没有收过这笔钱。

其实，这种乱象，对于我来说，已经见惯不怪了，而且我始终认为，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有无数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个案救助总是容易带来慈善负面。

个案救助为何会成为雷区？

追溯起来，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一起当时震动全国、影响到海内外的争议事件，即1995年北京的社会各界救助患罕见疑难病症的山东农家少女杨晓霞的爱心活动，不到一个月时间捐款87万余元，是1949年以来社会对个人捐助最大的一笔。

本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好，但随后杨晓霞的家人提出：春耕快开始了，想从捐款中支出点钱购买种子、化肥。消息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议论，有的捐款人表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管理和使用，那就把自己捐的钱收回去。人们担心巨额善款仅靠个人的道德而没有规范的管理使用机制，能否保证善管、善用、善终？

杨晓霞

后来杨晓霞及其监护人、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和北京军区总医院代表，三方共同签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随后又组成“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并聘请了两名法律顾问和一名审计师。管委会在详细规划了资金使用之后，发现还结余45万元善款，一时间，“45万元剩余捐款如何善终”、“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反思爱心捐款”等关注与探讨的文章议论纷纷。最后，杨晓霞将45万元剩余捐款转赠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科研奖励基金”，这个事件才算彻底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尽管此事影响巨大，但公众似乎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25年间，无数同类事件依然照常。2014年，广西卫视公益节目《第一书记》扶贫活动报道了贫困学生杨六斤的故事。报道说，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弟弟改嫁。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住在亲戚提供的空房子里，独自生活。他每年只能从堂哥那里领500元生活费，常吃野菜充饥。

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媒体将杨六斤的个人账户公布在电视上，一个月时间里收到的善款达到500多万元。但随即又传出：杨六斤的亲戚及镇干部为图谋巨额捐款，准备将在外的杨六斤强行接回；获得巨额捐款的杨六斤成为了香饽饽，善款就成为多方争夺的肥肉。

2015年，4岁南京重病女孩柯蕾获得捐款高达648万多元，而父母被质疑滥用捐款，有数十名网友联络组织起来，准备以“诈捐”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柯蕾父母返还善款。

从杨晓霞到杨六斤、柯蕾，也包括从罗尔事件到去年德云社弟子的个人求助。个案是很容易引起公众共情，但正是由于共情蜂拥而至，短时间内善款暴增乃至过剩，反而成为了问题，也最容易被人利用。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公众现阶段的慈善参与，绝大多数都是情感冲动下的行为，这些个案往往都是触发了公众的情感，然后动情之下促成关注和捐助。这种情况下，情感与理智之间就会发生失衡，公众不会去思考这种直接给个人的善款如何监督监管的透明问题，同时也不会去辨识信息的真伪。

就此事件来说，还有一个公众应该保持警惕性的是，在类似抖音这样的目前并不是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之一网络中，单凭一个二维码、一个银行账户，不要轻易献爱心。这样的爱心款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监管措施，大概率会被利用乃至诈捐的。

善心是解决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2018年1月一个云南山里的孩子，头顶风霜上学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之为“冰花男孩”。图片走红后，也引发公众的善心一片。

云南官方1月9日发布通报称，将由云南省青基会和昭通市青基会统一接收捐助，并用于救助当地更多的贫困学生。把首笔10万元的捐款交予“冰花男孩”的所在学校及附近位于高寒山区的学校。而据报导，“冰花男孩”现场领到了500元暖冬补助。

但这时候，很多人就炸了，质疑为什么没有全部的钱给他和他家人。在看到“冰花男孩学校获捐10万，81名学生每人发放500元的暖冬补助”新闻后，认为钱没有全部给这个孩子的家庭和个人，孩子仅得500元，就开始骂当地政府和慈善机构了。

没有全部给冰花男孩，被公众责怪；全部给受助人及家庭吧，却容易上面提到的案例状况，面临被滥用捐款的事情，似乎陷入了死胡同了？

其实不然，从公众与社会角度，其实面对这样类似的个案的时候，应该都往前一步想：我们到底是仅仅为了帮助这个被已经全社会看见的人，还是为了帮助一群类似困境却很难被一一看见和关注的人？到底是为了解决某个个人问题，还是想帮助解决某个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公益的了解，总是停留在给钱给物的层面，虽然大家都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在现实中，人们总是不能或不知道遵循这个理念，还是希望直接给钱，希望他们马上就改善生活。

确实，“授鱼”很方便快捷，但是后续的问题谁来解决？尤其是为什么杨晓霞、杨六斤、罗尔女儿可以获得这么多善款，另外一个人同样的境遇，享受不到呢？

以“罗尔事件”为例。罗尔以他媒体人的写作能力，很快引起了关注，然后大量的钱汇集到他个人账户里，最后以至于失控，完全超出需求。这就是善款给个人的最严重也是最容易出现的后果，也很容易导致公益资源分配的失衡和不公平，无数更需要帮助的贫困白血病儿童或许正在绝望之中。

再说“冰花男孩”，试问，难道把这个30多万都给这个孩子一家就是解决问题的吗？这样制造一个个体和家庭暴富就是合理，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在后来也有人了解到，其实冰花男孩家庭经济状况在该村属于中上等水平，不属于低保户，此外他父亲名下有两辆车，一辆是北京现代小轿车，另一辆是五菱荣光面包车。因此又有些人开始略感上当受骗的感觉。所以这也更加证明，个案救助不应该是公益慈善的常态。

而我当时就在大家上评论认为，公众对于“冰花男孩”爱心捐助，也走入了误区，这其实才是正确的做法，也避免了后面出现负面乃至狗血事件。

当然，共情触发爱心，这是人之常情，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温情，值得欣慰。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公众都具备良好甚至专业的公益慈善识别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发挥慈善组织价值的最好的时刻了，否则要你何用？

可惜的是，像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这样在行业内有着很好影响力的机构和项目，从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确实是存在问题的，也说明了公益行业目前并不能充分地响应社会的需求，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到公众对公益行业的社会信任。

慈善组织介入的正确姿势

这些年热点事件回过头来看，其实还是冰花男孩的处理是合理的妥当的。在事件出来后，云南当地的青基会就发起了筹款，但在筹款主页里，就明确了这个项目的筹款，就是为群体而募款的活动，这个公益活动叫“青春暖冬行动”，是要号召社会爱心人士，通过云南青基会为孩子们捐赠爱心善款，帮助他们温暖过冬，不是给一个人。收到善款后青基会将以每名孩子500元的补助标准给予困难孩子一次性的“暖冬补助”，并及时通过当地团县委将温暖的爱心送达到急需孩子的手中。

在云南青基会官网上，项目的进展和筹款来源明细都有日常更新，透明度上是方便公众监督的。这也说明，500元是筹款时设定的，同时筹款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冰花男孩”，而是类似情况的孩子们都可以享受到的关爱，并没有违背捐赠者意图和更改用途。

这其实才能够最大化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而不是仅仅解决了某个个人的问题。而如果在吴花燕的情况被公众知晓后，是发起为类似的困境群体募款的公益项目（比如解决贫困儿童营养不良的项目），在设置一个合理的能够保障她治病费用以及她们姐弟俩生活的额度后，剩余的项目资助其他同样情况的女孩。

吴花燕是可以作为项目典型案例来重点呈现，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的方式，而筹到款的将是服务于更多类似困境中的女孩，这样才能做到将有限的公益资源，让更多同类人享受到，维护公益的公平，让社会爱心最大化。

所以，中国公益行业需要更努力，并且要反思，即为何这么多年来，在如此多的教训面前，公众的善心依然一次次地被利用伤害？为什么他们总是习惯选择把钱捐赠给个人账户而非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为何没有成为其中最关键的缓冲，让公众的爱心通过专业机构，最大化地实现善款的规范、透明、有效使用，使更多人受助者受益？这些问题不能只怪公众的认识不到位或无知，而是要反思自身问题并改进。

全行业都应该努力倡导、推进个案救助募款向专业慈善组织募捐、善款管理的规范化发展，建设更便利公众参与善款监督的渠道和流程，全程公开、透明，让慈善组织更具公信力，让公众能放心地将善款交给专业公益机构，并积极参与善款监督，构建一个良性运行的公益生态。如此，对于受助人和捐赠人都是一种保护，也才能避免消耗和伤害社会爱心的事件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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