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没有机会战胜黑暗，所有人都疲倦而疯狂_风闻

当我们无法给一段历史下定论的时候，不妨先读一读有关它的故事。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彼得·汉德克，他对于南斯拉夫战争具有争议的态度，让有关南斯拉夫历史的话题再次显现。波黑裔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的《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描绘了一个有着农民、伯爵、女巫、小偷的东德小村庄，一个传统节日的前夜，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尽管他想要努力摆脱“移民作家”的身份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故事、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之中，深刻地埋藏着他对于巴尔干战争和苦难的记忆，这些记忆与当下交织在一起，作为一份记录，也作为一种警示。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韩瑞祥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萨沙·斯坦尼西奇：**作家会有许多故乡

采访、撰文：柏琳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获得 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引发了文坛的巨大争议，他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南斯拉夫内战中的立场而遭到欧美多位作家的谴责，其中不乏那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波黑裔美国作家亚历山大·黑蒙，以及波黑裔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因为 1992 年爆发的波斯尼亚战争，萨拉热窝的黑蒙以政治避难的名义留在了美国，维舍格勒的斯坦尼西奇作为难民逃到了德国。从此以后，他们成为了新一代“移民文学”中颇有“巴尔干气质”的作家。

相比于亚历山大·黑蒙说汉德克是“种族灭绝辩护者中的鲍勃·迪伦”这样激烈的指责，萨沙·斯坦尼西奇则温和许多。才华横溢的萨沙 27 岁就凭借长篇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蜚声德语文坛。这位一头棕发、眼窝深邃、留络腮胡子的斯拉夫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来岁，他腼腆，耽于幻想，沉迷在文学世界里，用一本接一本的小说表达他对过去与当下的体察。

▲萨沙·斯坦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1978 年生于波斯尼亚，14 岁时作为波黑战争难民移居德国，用德语写作。现居汉堡。

萨沙·斯坦尼西奇刚刚凭借最新小说《我从哪里来》（Herkunft，直译为“出身”或“起源”）获得了 2019 年德国图书奖。在获奖致辞中他说，“我有幸摆脱了彼得·汉德克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的东西”，含蓄的批评背后，是他曾经擦肩而过并侥幸逃脱的那场巴尔干悲剧。

1978 年，萨沙·斯坦尼西奇出生在波黑小城维舍格勒，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人。1992 年为了躲避波斯尼亚战争，14 岁的他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此定居下来，并以德语写作。作为一个失去了故乡和母语的人，萨沙在一个只有德国教师、医生和律师的子女的德语文学研究院学习写作。在西方的异乡，他学着用文学去记住变成废墟的故乡，去重新适应德国这个国家。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这部强烈自传性的小说，是一个太会讲故事的人用孩童的天真视角，展现波斯尼亚战争带给小城毁灭性创伤的故事。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虽然有个古怪的书名，故事却充满悲伤，虽然调子欢快，语言诙谐，可是巴尔干战争的恐怖感丝毫未减。主人公小男孩在铁托的南斯拉夫时代度过了童年，在风光秀丽的安静小城维舍格勒，游击队的神话、德里纳河的传说、家族史、亡故者与失踪者交替出现在男孩的生活和梦境中。战争爆发十年后，男孩带着死难者名单和电话号码回到故乡开始寻找失踪的伙伴。政治变迁和战争梦魇潜移默化地困扰和改变着他的故乡。从处女作开始，乡愁、移民、欧洲现实政治等就成为了萨沙书写的母题。无论他本人怎么想，他已被当做德语文坛移民作家中颇有天分的年轻成员。

但萨沙·斯坦尼西奇显然有更远的艺术抱负。在德国这个“移民文学”丰富多样的国度，萨沙从主观上一直在做着摆脱“移民作家”标签的努力，他甚至觉得“移民文学”不是一个有效的美学范畴。而读者和文学批评如果惯性地沿着传记式的思路去研究作家和作品，他也觉得很无趣。这个勤奋的年轻作家无疑在探索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文学特质——那些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包括一个人的故乡和起源、心理创伤和记忆，不去刻意强化书写它们，而是选择把它们融进小说的每一处语言和结构里，同时又寻求某种艺术领域内部的打通，把编年史、神话、纪实新闻、诗歌甚至戏剧结构等诸多元素，都纳入小说的消化范围，在这个文学意义的基础上去关注当代人的心灵。

▲萨沙·斯坦尼西奇获得 2019 年德国图书奖

他花八年时间写了一部新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刚一出版就获得当年莱比锡书展大奖、德国图书奖提名，被誉为德语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萨沙又一次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与上一本叙事流畅、情感激越、语调优美的《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相比，《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在小说形式上显得颇为先锋——插曲式的书写手法，素描画作式的人物群像，众声合唱、多层视角的叙述，许多章节犹如戏剧中适合大声诵读的表演诗，更加上层层的重章叠句，三十年战争的暧昧历史和冷战时代东德社会的心理恐怖痕迹……阅读这本小说有一些挑战性。

从处女作中的第一故乡波斯尼亚被迫抽离，萨沙进入了第二故乡德国。这一次，他的情感包袱减轻了，视野也扩大了。《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是一部关于德国乡村的小说。前东德小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偏僻荒凉，在历史上不值一提，但人们却在此见证了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嬗变。柏林墙倒塌后二十多年过去了，在九月的安娜节前夜，村民有许多祝福要祈祷，有许多失落要哀悼。萨沙让一个个失意伤心的村民陆续登场：开渡船的艄公开场便已死亡，留下湖上空荡荡的小船和亮着灯的艄公小屋；90 岁高龄的克兰茨夫人，一位来自于前南斯拉夫地区、患有夜盲症的画家，她的画笔是历史的记录者；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正在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上尉、后来的护林员、如今退休在农业机械厂打黑工”的施拉姆先生；前东德秘密警察迪茨舍曾偷看人们的信件，至今仍为人诟病，他独来独往，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德国矮腿鸡……

萨沙将目光投射于那些孤僻沉默或者躁动癫狂的失落心灵，“比起值得纪念的英雄，我们有更多需要怀念的受害者”。经历了战争和流亡之苦，经历了《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式的激情哀歌，萨沙镇定下来，开始寻找并进入一个全新的故乡——不是巴尔干，不是德国——而是“一个容纳各种梦幻和存在方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作家是一个“亲历的局外人”，他对自己的书写对象始终保持陌生感，又带着自身所有的历史痛楚去回溯过往，在这样的进与退之间，描绘着他的新故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都是历史的移民。

【访谈】

**单读：**长篇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和这部小说之间相隔数年，与第一部小说浓浓的自传性相比，《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风格更灵活，写作素材也更多样，包含了中世纪神话、历史文献、编年史、民间故事……准备撰写这部小说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

**斯坦尼西奇：**为了写《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我总共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对小说故事发生地的乡村居民进行多次拜访，与他们对话，阅读与当地相关的、在当地出现的、或者在历史上以乌克马克为中心的各类文本。对于我来说，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学习村庄里的人们怎么说话，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说。还有就是——那里潜藏着哪些故事，什么还有待叙述，什么已经被叙述过，但几乎被人遗忘，还有什么新的故事可以讲，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关切始终是尝试用语言构建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可能出现的村庄，包括在中国。换言之，我讲的故事必须既是当地的，也是全球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我对乡村的调查研究从来都不只是植根于一个地方，关于其他地方，研究结果也有许多可说的。

▲乌克马克县（德语：Landkreis Uckermark）是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县，首府普伦茨劳。乌克马克县是德国面积最大的县。

**单读：**史料调查并不等于可以创造好的故事结构和叙述形式，《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却让人耳目一新——新鲜的形式感，融合了小说、非虚构，甚至是诗歌的韵律。在结构上，众多人物多线并进，多声部同时展开。但这种形式创新也是一种冒险，比如阅读体验是支离破碎的——一个人物刚刚出场，马上就消失了！你是否认为（担心），这种尝试会损伤阅读的流畅？或者说，你为什么采用这种多声部的形式？

**斯坦尼西奇：**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半夜醒来，问自己，此时此刻，自己的周围都在发生着什么？有没有人同样醒着，他又在做什么？哪些故事恰好开始，或者正走向终结？当有这么一个瞬间，比我们自己清醒的状态或者睡眠还要重大，那么在这一瞬间，要叙述的同时发生的一切是什么？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就是这样：它是对一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在一个夜晚同时发生的所有故事的概观。晨光熹微和半夜钟声里在荒野游荡的人，追逐的野兽，自发叙述的神话和童话。但要想在语言当中抓住这种同时的感觉，就必须给断片式的东西留下空间和时间，必须非线性地叙述，让发生着的所有事情都同等重要地并列发生。阅读这本书就像走进一个由各种故事构成的马赛克拼接画，故事跳着轮舞，轮舞之中的人们正离开音乐和舞蹈，或者又回来——只有村庄始终在那里，以叙事者“我们”的面貌存在，当然，始终在那里的还有您——读者。

**单读：**这本小说有一个集体讲述者“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被分割成每一个小人物，但它又是这座前东德小村庄内部的声音，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叙述方式？

**斯坦尼西奇：**乡村需要“我们”这个集体讲述者。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时代，伴随着乡村集体里生活变得荒芜的危险，随着人们的离开，随着对别处更好人生的向往，于是，乡村共同体就四分五裂了，人也变得孤独——尤其是老年人——而未来也始终不美好。留下来的人要么是没有办法，要么决定接受战斗，尝试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种值得为之生活的存在方式。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说话、工作、彼此靠得更近——他们创造了一种“我们”的感觉，试图熬过那些艰难的时代。

我想为这个“我们”树立一座纪念碑。我曾经想，这个“我们”是全知的，因为它和第一批在这个地区定居的人们一样古老。它知道他们的故事，也了解他们的命运。今天，在《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当中，这个“我们”讲述着当下生活的一个夜晚。

**单读：**这部小说制造了一个充满戏剧冲突的场景：在菲斯滕费尔德，庆祝传统节日“安娜节”的前夜，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同时发生，许多村民的精神状态变得不正常，有人要自杀，有人在夜跑，档案管理员女士晕头转向……小说有一股浓郁的舞台风味（据说已经被搬上话剧舞台），具备了短时间内集中展现诸多矛盾的戏剧元素，为什么采用这种戏剧式的结构？（与之相比，《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更像是电影式的）换言之，你认为戏剧架构赋予了小说什么力量？

**斯坦尼西奇：**我确实曾把这部小说设想为一部小型戏剧，遵循时间和地点上的某种统一——菲斯滕费尔德是地点，时间是大约 36 个小时。戏剧人物也严格限制在那些出生或生活在菲斯滕费尔德的人们中间。我认为，这种背景下的夜晚有让人压抑的元素，但也有一些阴森和美丽：光明没有机会战胜黑暗，所有人都疲倦而疯狂——这正是一部悲喜剧最好的舞台。

**单读：**从作者在小说中的“痕迹”看，《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里“我”无处不在，表达感情直接而激烈。到了《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我”隐形了，情感投射变得内敛克制，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还是说，这是某种文学技巧的成熟？

**斯坦尼西奇：**作者对自己写作的对象有某种陌生感，这对于任何一个文学文本来说都是有益的。在我看来，怀着对某种事物极为透彻的了解而开始相关写作，只有在糟糕的情况下才是理所当然的。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无聊的事。不用传记手法而能描写和传达伟大情感，想象一个地方是自己的“家”，我认为这样的文学是真正的美。可以说，作家会有许多故乡，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就走进了另外一个故乡。

单读：《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里有你对“第一故乡”波斯尼亚的回忆和面对“新家乡”的不适感，《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中已经是对“第二故乡”德国的历史审视和现实观察，从“第一故乡”被迫抽离，至进入“第二故乡”被迫融合，这种变化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调整？

**斯坦尼西奇：**我完全不在类似“故乡”这种绝对性质的术语中进行思考，而是单纯从兴趣出发：我所专注和研究的事物，我觉得值得叙述的事物，我就会去叙述——这和我的出身或者事情发生的地点无关。就《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而言，我所关注和探讨的乡村就是一个容纳各种梦幻和存在方式的空间，但我其实对它并不真正了解，直到我的好奇心不断增长，驱使我到当地去研究这些梦幻和存在方式。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写作并不考虑我个人，但总是带着我个人对世界的兴趣和关心。

**单读：**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部小说都是“挽歌”性质的，第一部是对饱经战火的波斯尼亚的挽歌，第二部则是对柏林墙倒塌后前东德某一具有代表性的乡土生活衰落的挽歌。面对东西德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你身在前东德的场域，看见了某种德国社会生存现状中被故意忽略的东西，比如你所创造的那些小人物孤独而混乱的内心世界。这种微妙的“被忽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斯坦尼西奇：**偏僻孤独的、局外人一般的、被忽略的东西都使我感兴趣。在那些地方，抗争是真实的。衰落、萎缩、极端的政治倾向，这些都是在当今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话题，在社会学上很有意思，在心理学上几乎没有被研究。我的文学就从这样的地方开始——其他领域存在关切和解释上的缺失和不足的地方。但我并不试图解释什么，而是尝试在故事当中对这些问题给出我的答案。

单读：《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不乏严肃的当代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新纳粹驱赶罗马尼亚劳工，新移民如何在新地方入乡随俗，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民的精神危机……这些历史和当代社会问题都反映了你对现实的思考，你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吗？请谈谈你眼前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在欧洲，普遍的移民问题引发了新纳粹主义的抬头。

**斯坦尼西奇：**作为作者，我绝对是扎根在当代和当代问题当中的，但为了使一个地方的图像能够完整，我也允许自己回溯过往的痛点，因为如果抛去我们的历史，我们又是谁呢？叙述本身完全可以滑向幻想，或者至少可以似乎不真实，但这并不会阻碍观察和思考现实，反而能用更加刺眼的光芒照亮现实。

目前我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一个群体和被外界看作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界线和排斥；他治和孤立；可能导致群聚现象的政治结构，比如对这种或那种（包括有问题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同时，我特别关注那些对共同生活进行极端阐释的派别。

**单读：**你被称为“移民作家”，有评论认为你的小说为“无趣的”德国当代小说带去了“巴尔干的机趣”，你如何看待德语文学中“移民文学”这个类型（如果可以算作一类）的特点？

**斯坦尼西奇：**对我来说，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容易，因为我认为，“移民文学”并不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美学范畴，甚至不能算是有效的美学范畴。有移民背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极其多样化。有时候，除了出身背景这种乏味的事实之外，没有什么能把这些作品放到一个类型之下，而且作家的出身往往和他写作的地点也不对应。

到现在为止，我自己的众多文本在风格和主题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每一位德国作家以及在德国出生的作家，同样有许多创作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这和我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当代德语文学也是一种极度丰富多样的文学，如果我们在研究作者的时候摆脱传记式的主导思路，那么单在文学加工和转化的类型上，就可以看到一种相当丰富和优秀的美文学。这就使任何一种关于“作者是谁”的谈话显得过时。

感谢史敏岳对本访谈德语翻译工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