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春运”的来路与归途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一粒金”

文：金不换

今年春节，落在阳历1月25日这天，是近8年来最早的农历新年。

同理，今年的春运，要比往年更早一些，从1月10日，一直持续到2月18日，共40天。

据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预估，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约30亿人次。这个数字接近全球人口的1/2，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整体迁徙四次。

春运，关系到千家万户能否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一年又一年，家的方向在呼唤，很多人已经或者正准备踏上归途。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近几十年的时间，春运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01 一张车票 记载时代变迁

每逢年关，一张小小的车票，牵动着千万人的归心。

其实，早在1954年，我国铁路史上第一次“春运”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候的旅客人数寥寥无几，当时的第一代火车票用的还是“马粪纸”材质的硬板票。

硬板票虽低效，但发售相对透明。因为车站通常会公示每趟车的预留票额，所以只要来得早，排得够靠前，买到车票不成问题。

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农民进城务工潮的兴起，春运旅客量开始直线飙升。

1979年，春运总人数首次达到1亿多人次。春运，就要靠“挤”了。

摩肩接踵，排队买票，也是从这时起成了火车站一大奇观。有的火车站，为了避免插队造成混乱，要求排队时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

至于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姑且不论。

1996年年底，铁道部开始正式在全国推广使用软纸车票。软纸票不是事先印制好的，而是在售票时现场打印。使用这种车票后，售票时间大大缩短。

2000年，铁路第三次提速，车票版式也发生了变化，条形码也不一样了。

软纸式火车票的广泛使用，恰是我国人口红利释放、城镇化进程最快的阶段。尽管路在增加，车次在增多，车速在加快，但是，春运期间，买票难、乘车难仍是焦点问题。

当时，春晚小品《有事您说话》说的就是买票难的问题。郭冬临带着军大衣、小马扎、铺盖卷三件套，熬夜排队买卧铺车票。那时候，能搞到车票，是特有面儿的一件事。

2004年春运第一天，武汉火车站内公告牌上，就已经显示多数车票售罄。

2007年2月10日，北京西站售票广场聚满了排队购票的旅客。

2004年，人民网曾做过一份社会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托关系购买火车票的占22％，从票贩子手中购票的占11.1％。

也就是说，约三分之一的火车票是从非正常渠道购买的。此外，调查还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对春运服务不满意。

2011年1月19日，12306网站正式开通网上购买火车票业务。从此，大部分人买票再也不用排队了，而是改为网上抢票。

每年春运开票第一天的零点，都有无数人坐在电脑前抢购回家的票。能否买到火车票，开始和网速、运气挂钩。

以前在售票点排队买票，现在在电脑前，在网线上“排队”买票。

这时候，许多“抢票神器”也应运而生，手机开始出现各种“加速包”与VIP。从“等”到“盼”再到“抢”,春运这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滋生了巨大的购票需求。人们惊讶地发现,技术上的进步非但没能改变现状,反而成为某些不法者觊觎的“肥肉”。

抢票软件依然是不少人在春运期间购买火车票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正在运营的近60家抢票软件都推出了有偿抢票服务,或要求分享转发链接,以提高曝光度。

为了不让“抢票软件”轻易得手，12306的验证码也是“拼了”。奇葩验证码，一度引发购票者的吐槽，还上了2015年的年度热门词。

以前买票靠体力，现在买票靠眼力。真是抢个票都心力交瘁。

线下购票也变得越来越方便，2017年春运，各地陆续推出“购票扫码支付”。使用支付宝、微信轻轻一扫，购票方便了许多。

2018年春运期间，上海铁路局首次实现互联网、车站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扫码支付”全覆盖，补票也将推出微信“扫码支付”功能，实现无现金补票。

如今，12306官网和手机官方APP，以及各种出行旅游APP，已经成为最主要的铁路购票渠道。

2018年春运，12306网站日均售出车票1088.7万张，占总售票量的83.9%。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月4日春运售票创下历史新高，全天各种渠道发售车票1494.2万张，其中网络售票1282万张。

曾经裹着军大衣、排队两三天，只为一张火车票的画面几乎再也见不到了。从“彻夜排队”到“动动手指”，小小车票，方寸之间，承载着无数游子对故土的乡愁，也见证着中国时代的变迁。

02  一节车厢，驶往回家方向

回家是一种什么滋味？

有人说，坐上春运时的绿皮车，你便知晓了。

每年年底，一票难求。以往的车次，更是明显不够。因此，每到春运，车站都会加开临客，而临客大部分使用的是“绿皮车”。

哐当哐当的声响、老式的烧煤茶炉、可以推开的木框窗户……这些象征着绿皮车的符号，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

到了1997年前后，绿皮车逐渐淡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红皮空调列车。

从那以后，列车烧煤的茶水炉被电开水炉取代，餐车做饭的明火也被电磁灶代替、冬天取暖夏天乘凉也都全部依靠电力，列车烧煤的历史宣告彻底结束。

从1997年起到2007年止，我国铁路接连实施了六次大面积提速，列车速度由1993年的时速48.1公里，提升到了时速200公里。

2001年，铁路春运40天发送旅客1.26亿人次，直通客流首次突破4000万人次；2002年全国客流量为17.53亿人次，其中，铁路完成1.28亿人次；2003年全国客流量超过18亿人次，铁路运输旅客13.347亿人次。

2004年，公路完成客运量17.265亿人次，铁路1.4亿人次，而民航的春运客流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

2007年4月18日，动车组全面上线投入运营，我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逐步迈入“动车时代”。

2009年，武广高速铁路开通，广州到武汉由原来的11个小时，缩短至3个小时。由此，中国开始进入“高铁时代”，以往的春运风向标也由广州火车站转向广州火车南站。

武广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解决了我国最繁忙铁路交通路段的运输问题，从根本上上缓解了春运压力，突破了国内最大的铁运瓶颈。

2018年2月，高铁“复兴号”迎来春运首秀。铁路部门在北京至太原、上海至昆明、广州至兰州等多条繁忙线路增开“复兴号”，让更多人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复兴动力”。

当全国铁路网每天运送着近千万人次旅客涌入春运大潮时，以“复兴号”为代表的中国高铁也凭借超乎想象的速度令世界惊叹，从上海到北京全程1300多公里仅用4个半小时。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百公里时速“绿皮车”，到本世纪初时速约200公里的“红皮空调车”，再到如今时速最高达400公里的“和谐号”、“复兴号”高铁动车组……中国铁路在“加速度”中跨入新时代。

除了铁路，春运大军出行方式越来越多元。

2003年春运，随着网络及QQ等聊天工具的兴起，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通过QQ联络，开始三五成群结伴骑摩托车回家。

2008年春运，“摩托大军”第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沿线的地方政府在“摩托大军”经过的国道边设立休息点，免费提供餐饮服务，甚至还动用警车为“摩托大军”开路。

一票难求的情况无法缓解，也诞生了另一批春运队伍，那就是自驾队伍，在国人收入逐渐提高之后，汽车走进千家万户，面对一票难求的铁路交通，许多人开始选择自驾回家，过年开辆私家车也开始成为大家认为的体面事。

2013-2017年5年间，春运日均发送旅客比全年日均发送旅客平均只高出4.9%，较上一个5年间的14.1%下降明显。

从2018年的春运大数据来看，春运开始从“一票难求”逐渐进入“舒适回家”阶段。随着高速公路网、铁路、高铁线路网的不断完善，人们出行的选择已经变得多样化了。

其实，不管从最早的马车春运，还是到后来的绿皮车、摩托车大军、高铁、自驾拼车、顺风车、飞机……春运的方式变了，速度快了，人数多了，但春运的终点和人们归心似箭的心情都不曾改变。

03  一路旅程 收获不同体验

民谣诗人周云蓬在《绿皮火车》这样写道“火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雷鬼乐，让人身心放松。”

但春运中的绿皮车，绝对没有这般文艺和舒适。

在人们记忆中，老式绿皮车常常与拥挤、“花生瓜子八宝粥”的叫卖声联系在一起，列车年龄，比很多乘客的年龄都大很多。车厢只有硬座，没有空调，在寒冷的冬天，只能靠烧煤取暖。

车厢拥挤而闷热，脏乱差。烟味、火腿泡面味、汗馊味、人体味，无孔不入，整个车厢弥漫着各种味道。

除此之外，还有逼仄狭小的活动空间。很少有空荡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熙熙攘攘的。

车厢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在车厢尽头角落里吸烟的大叔，嗑瓜子的阿姨，叽叽喳喳的小孩，安静呆呆望着窗外的少女，闷不吭声闭眼带耳机的小伙子，互不相识的打扑克的人群。

车厢连接处、座位下、甚至行李架上……全是人，车上恐怕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如厕、回座位，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那时候，起点站检票口大门一开，站台上响彻奔跑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人往火车上涌，几分钟，就“塞”满车厢。每经停一个站，有人从车门挤不进，就从车窗往里爬。

后来，虽然红皮空调车逐步淘汰了绿皮车，但曾属于“绿皮车”的许多特征也成为了“红皮车”的通病。例如，脏乱差现象依然严重，且由于客车可开车窗少，空气污浊，特别是春运时长途列车严重超员，乘车环境甚至不如曾经的“绿皮车”。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随着动车、高铁先后加入春运大军，曾经的脏乱差、拥挤臭、服务不完善等问题，逐渐得到缓解。

铁路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最直接的体现在盒饭上。如今，高铁盒饭已经获得了很多乘客的认可。一盒高铁盒饭的出炉要经过十几道工序，食品安全被放在了首位。乘客还可以通过网上订餐点外卖，高铁盒饭有了更多的选择。

除了盒饭，车上的卫生从过去的脏乱差，到现在的干净整洁。尤其是高铁动车组列车全列禁烟，也让曾经刺鼻呛人的烟雾缭绕不复存在。另外，以前一上火车手机就没信号，现在有些高铁上有免费的Wi-Fi。

乘客进站，也变得越来越方便。

2017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开通人脸识别验票系统，也就是“刷脸”进站，开启了铁路检票服务新时代。

今年年底，全国各地又新增了 68 个支持刷手机二维码或身份证进出的火车站。“无纸化”车票和普通车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不用再担心因为取票排队错过进站乘车了。

短短这些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是不曾想到的。以前春运，旅客脸色沉重、焦躁不安。现在，车站里和高铁上，大家脸上洋溢着欢乐。

04  一份工作 反映城市发展

从一开始，民工就是春运大潮的主力。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巡讲话、市场经济体制目标鼓舞下，改革深入，开放扩大，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外资不断进入，农民区域流动、进城务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乡镇企业的就近转移。

农民外出就业规模迅猛夸张，跨省流动比重大幅上升。这期间，铁路春运客流由1991年的6185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3亿人次。

进入新世纪，农民外出就业继续平稳增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速开始放缓。农民工群体也发生结构性变化，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性趋势明显。

以前，男劳力外出独闯。后来，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有的还带着子女。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已经占到两成以上，每年，占到铁路春运客流总量的六成左右。

春运期间，节前农民工从沿海城市流回内地农村，节后是从内地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节后运量超过节前。每年的新增外出就业在春运期间形成一个高潮。

春节过后，旅客流向一般集中在北上广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2004年春运共发送101.1万人，占春运旅客发送总量的90.8%。

但自2011年开始，虽然农民工总数上升，但占春运旅客总数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由2011年约62%的比例降低至2015年的60%左右，且其增幅不断降低。农民工群体对春运客流的影响力，正日益减少。

随着内地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招工难现象更加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振兴乡村战略的发展，服务行业更难招到人。

从一线城市到强二线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回流的背后，是以武汉、成都、长沙、西安等为代表的强二线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就业和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根据京发布的《2019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上深这三大城市中，离开的人口，主要流向了周边的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另据猎聘发布的《2019Q3中高端人才招聘与就业全景大数据报告》显示，离开北上深之后，大部分人才除了到一线城市的周边地区外，大部分还是选择了强二线城市。

离开北上广深的大学毕业生，除了到其他一线城市外，很多会选择到离家乡较近的强二线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这些城市不仅就业机会多，而且随着高铁、城际轨道网络的打造，平时从省会回家也较为方便。

北上广的“用工荒”，一方面说明了工作机会的增加；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有的企业正在或者应该向内地转移了。

05大城小家 来路与归途

1985年春运总人数超过7亿。1994年突破10亿，2006年突破20亿，2012年突破30亿。

毋庸置疑，流动人口数量作为春运主力军，对全国春运发送旅客人数多少造成直接影响。而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变化和组成正发生改变。

2010年，反映春晚题材的电影《人在囧途》上映，王宝强有句经典台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道出了千万异乡游子的心声。

2011年春晚上，韩庚、董洁、周冬雨等齐唱《回家过年》，“家在声声呼唤 声声呼唤召唤着我快一些回家”，成为年夜饭动人的旋律。

春运大潮，浩浩荡荡。让无数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们，返回故乡。而他们身后，也留下一座座空城。让老金印象深刻的是，平日里一到上下班堵得死死的北京环线，每年一到春节，人去楼空，路上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更别提车了。

真是应了那句广告语，“时风时风，路路畅通”。

可是近年来，在火车“一票难求”、飞机价格昂贵、高速道路拥堵的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把家里的老人孩子，接到城里或者工作地过年。

因为，“反向春运”目的地机票价格一路下跌，火车余票充足，道路更是畅通。不少年轻人表示，“与其一个人花好几倍的价钱回家，不如把爸妈接到身边过年”。

社会在发展，故土难离的观念也在淡化。“反向春运”也就悄然兴起起来，俗话说得好，“无论身在何方，只要有家人的地方就是温暖的家”。

据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选择携带老人流动，团聚地点由“老家”变为“工作城市”。

在茫茫春运大军中，有一些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他们大多都在家乡独居，子女在外地定居、工作，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便踏上寻找子女的路，到子女所在的城市一起过春节。

“反向春运”进城过年的新趋势日趋明显。从数据看，上海、北京不只是迁出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同样也位列人口迁入城市前列。老人领着孙子孙女到大城市与在外工作的亲人团聚，成为一种热门现象。

据旅游网站携程的调查显示，90后已成为2018年春运的主力，同时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把父母安排住在高星酒店、在酒店吃年夜饭，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更成为不少90后表孝心的重要方式。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2018年不再是大家想象中的空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反向过年”的概念，将父母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

2019年1月，交通运输部表示，近年来“反向春运”旅客比例逐年提高，有更多老人和小孩到城市过年，2019年尤其明显。

鼓励“反向春运”，被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写入《关于全力做好2020年春运工作的意见》中。进而，“反向春运”也成为了缓解春运运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相信“反向春运”会慢慢成为主流，这也是传统年俗融合了时代新意之后的结果。背后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家”的观念的变化，还凸显了对文化包容性的不断提升。

当然，无论是跟随春运大军回家过年，还是把爸妈亲人接到身边过年，其中不变的，都是中国人在新春佳节对于团圆的渴望。

从日夜排队买票到智能进站乘车；从拥挤的绿皮车到疾驰的磁悬浮；从身心俱疲到享受旅途；从离开故土到在外打拼……几十年来，时代风云变迁，经济飞速发展。

其中有样东西始终没变，那就是一年又一年对家的期盼、万家灯火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