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20）：仓促反攻-埃拉扎尔的方针_风闻

10月7日1145小时，国防部长摩西·达杨到达南方司令部的指挥部，戈南做了南线局势的简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戈南接连收到西奈师长曼德勒的几份电报。曼德勒报告说，埃及装甲部队正在他的防线几处突破，迫使他向东朝炮兵公路后撤。戈南接到情报，埃及装甲力量正在费尔丹（西扎庸）方向向东攻击。他已经命令阿丹火速把一个装甲营派往横向公路上的里亚克提亚，要是埃军突入以军后方的话，必须挡住埃军的坦克。达杨是从北方司令部赶来的，那里的局势很困难，很危险。叙军已经在夜间突破了以军的前线，早晨以来以军一直在试图稳定战线。以色列空军已经投入战斗，预备役也已经开始行动，但现在还只有少量预备役装甲部队赶到，增援被围困的戈兰高地常备军部队。

在前一天也就是10月6日晚上，达杨和埃拉扎尔参加了内阁会议，检讨了两条战线的情况。在会议上，达杨不同意埃拉扎尔关于南线的判断。北线的戈兰高地吃紧，以军常备军弱小，但部队正在按计划展开，迎击叙军。但在南线，以军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部队没有向前沿展开（“舒瓦赫·尤尼姆计划”）。在夜间，埃军还在整个前线不受阻碍地渡过运河。达杨的想法是，既然常备军无法挡住埃军渡河，不如后撤，在纵深构筑新的防线。以军将在这新的防线等待所有预备役的到来，只有那时以军才向运河推进，发动装甲反攻。

10月7日达杨视察南方司令部，听取了令人丧气的报告后，他更加坚信以军应该后撤到新的防线。更加重要的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在前一晚上把运河哨所的人都撤出来，他们本来就不是用来坚守防线、阻击渡河的。和戈南不一样的是，达杨不相信以军将能够很快和哨所打通联系。考虑到这些情况，达杨说到，应该立刻撤出运河哨所的人，后撤到第二道防线。他把第二道防线的确切位置问题留给了戈南。

没人知道这算是一道命令，还是达杨给戈南的“部长建议”。达杨自己常用这个说法，强调他这是意见而不是实际命令。国防部长的任务是政治领导，而不是军事指挥，达杨对此很清楚。但国防部长的直接命令很难无视，无论是实际命令，还是“部长建议”。达杨无疑具有优秀的军事指挥才华，在西奈战争时期是总参谋长，这使得他在担任国防部长后，时常情不自禁地当起“超级总参谋长”。沙龙后来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和总参谋长埃坦多有冲突，甚至在国防部里组建超越总参谋部的国家安全小组，当然这是后话了。达杨在1206小时离开南方司令部作战室的时候，以军各师接到南方司令部命令，在离运河30公里的横向公路上建立新的防线。各师还要在离运河10公里的炮兵公路上保持一支短小精干的机动警戒力量，随时报告埃军的推进，并拖延埃军的前进。另外，戈南命令，只要条件容许，所有人从运河哨所全线撤出。在1310小时，戈南通知埃拉扎尔，他把部队部署在横向公路，这将作为主要防线。在戈南的请求下，埃拉扎尔命令空军的全部力量扑到南线。

达杨在下午回到特拉维夫的时候，立刻赶到梅厄总理那里，汇报前线情况。在她的办公室里，他碰到伊戈尔·亚龙和以色列·加利利两位部长。达杨对他们说明了前线情况，阐述了他的意见：第一阶段埃军只遭到相对很小的伤亡，而以军遭受重大伤亡，这对后续战斗的影响很糟糕。尽管前一晚上他还相信以军的预备役师一到前线，就可以发动反攻，现在他认为以军必须在纵深用预备役主力打一场很长、很艰巨的防御战。达杨说，在从美国和欧洲得到更多的飞机和坦克之前，以军无力把埃军赶过运河。从战术上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巴列夫防线本来就不是用来固守的，退到横向公路的第二道防线要有利于防守得多，而且拉开了运河到横向公路之间的机动作战空间，多了很多战术选择。但从政治上来说，达杨的建议可能造成负面后果。要是以军和埃军脱离接触，双方固守防线，在以色列还没有准备好反攻时，超级大国通过联合国强加停火，那萨达特的政治算计就完胜了。在这个意义上，以军没有时间等待，如果不能立刻把埃军打回运河那一边去，至少要保持高度接触，不能制造停火条件。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对埃及的意向并不清楚，不知道萨达特的有限战争，也不知道沙兹利计划中的巩固阶段，所以达杨的建议悲观了一点，但还是合理的。

梅厄总理很震惊。她已经很清楚以色列正处在艰难的处境，但她还以为只要预备役主力一投入战斗，就能够发动反攻，把埃军赶过运河。但现在达杨提议，在西奈纵深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以色列不打持久战！到底是梅厄错误理解了全局，还是达杨惊慌失措了？在1600小时，梅厄办公室给埃拉扎尔打电话，要求提供战局报告。埃拉扎尔指出，以军应该在明天早晨，也就是10月8日，沿运河东岸对一个狭窄的桥头堡发动有限反攻。他说到，沙龙和阿丹倾向于立刻反攻，然后渡河登陆苏伊士运河西岸，但他认为这个风险太大。埃拉扎尔没有接受达杨全面退入防守的想法，他请求亲自到西奈实地观察，然后再做最后决定。达杨没有反对。关于沙龙和阿丹倾向于立刻反攻，事实上，沙龙与埃拉扎尔通话了，建议埃拉扎尔立刻反攻渡河，沙龙还提到阿丹也赞同，但没人知道沙龙是从哪里得到阿丹也赞同立刻反攻渡河的印象的，因为从前一天预备役动员开始，阿丹根本还没有机会和沙龙通话。但两人都在南方司令部时，沙龙是知道阿丹有不同看法的。

在前往西奈之前，埃拉扎尔召见了他的参谋班子，概括了他的想法：需要为明天（10月8日）早上准备两个反攻计划，在北方（叙利亚方向）发动全面反攻，在南方（西奈方向）只发动有限反攻。这就是后来在南方司令部埃拉扎尔、戈南以及师长们（曼德勒、马根、沙龙和阿丹）的会议的背景。10月7日刚入夜，马根和阿丹从巴鲁扎搭乘一架轻型飞机，飞往莱菲迪姆附近的南方司令部前指。机翼下，闪光的洁白沙丘，浓绿的棕榈树从，星星点点的牧人和牧群，一片超凡出世的感觉，四下绝对寂静，简直不像真的。但几公里外，铁与火的炽烈正在进行，哨所里的士兵还在为生存而战斗。

阿丹接到埃及攻势将突入以军纵深的警报。“谢天谢地，还好还没有开始，”阿丹一面想，一面派纳特基旅去堵住埃军的攻势，而拉米的装甲步兵旅在巴鲁扎构筑工事据守。拉米的坦克营已经调派给加比，希望这个营加上他的残部和从沙丘里新抢救出来的坦克，能够使得他的旅恢复作战能力。这就是阿丹的全部部队。

增援还在赶上来，但问题出在阿里什和坎塔拉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车辆几乎动弹不了。阿利耶的旅还很远。阿利耶自己已经到了离运河40公里的卡提亚，但他的后卫离前线还有70公里，还在纳哈尔-亚姆附近。费达里机械化旅的装甲步兵营和“谢尔曼”坦克[1]在10月7日早上才从中央司令部调拨过来，8日中午之前无法赶到。阿丹的师炮兵接到命令，自行摩托化向南开进，不要等运输车了。那个命令在7日中午才发出，所以在阿里什-坎塔拉公路现在的情况下，无法指望他们在8日傍晚前赶到前线。现在，阿丹师只有10门火炮能指望得上，这些是西奈师留在阿丹部防线上的，本来就在这里。

阿丹最大的担心是哨所里的人。他们被包围了，在为生存而战斗，受到严重伤亡。所有打通联系的企图都彻底失败了。在罗马尼附近，埃军突击队试图切断公路，纳特基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再一次说明，埃军已经不是以军在1967年4天就打垮的那支军队了。以军现在面临的是一支训练有素、意志坚定、作战有方的强劲埃军。

阿丹的飞机终于在乌姆-哈希巴的简易跑道上降落，他们马上被吉普带到南方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一走进去，走廊里挤满了男男女女，阿丹必须人堆中挤过去。一些人裹着毯子在瞌睡，另一些人坐在椅子里高谈阔论。阿丹看到熟人和同僚熟悉的脸，但也看到很多外来人和记者。作战室里挤满了参谋军官和来访者，这里挤得一团糟，差点连自己的脚尖都看不到了。阿丹一面看着地图，一面听无线电里的通话，极力试图从前线的报告中了解局势，但根本不行。房间里的噪声震耳欲聋，电台里的通话根本不可能听清楚。环境很恼人，也很烦闷。阿丹实在想不出在这样混乱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制定出任何协调的作战计划。

在1845小时，埃拉扎尔到了，阿丹被叫到戈南自己的房间。这个小办公室大概只有3x3平方米，家具简单，只有两张沙发，几把椅子，一张咖啡桌，还有靠墙的一张大桌子，上面是透明塑料盖着的大地图。埃拉扎尔热情地把阿丹迎进去，两人互相握手、拥抱。从他镇静、安宁的脸上，怎么也看不出这是全军正在面临危急情况的总参谋长。阿丹看了一眼屋里其他人。阿丹看到前总参谋长、日后担任总理的伊扎克·拉宾，他面无表情，也没有加入讨论。他左面坐着戈南和副手尤里·本-阿里，两人看上去都很疲惫，几乎要瘫倒了。右面是曼德勒，他的部队承担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前线最初24小时的战斗，战斗之艰难和损失之惨重在他脸上就显示出来。整个气氛很压抑，大家都知道，以军刚度过艰难的24小时，以军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阿丹和所有人一一握手，然后坐下。

埃拉扎尔问道：“布兰，你的防线上怎么样？”

阿丹把自己防线的情况讲了一下，还有部队开进的进展，以及在罗马尼附近与埃军突击队的战斗。阿丹还把刚到达前线时从阿鲁什、马根和加比那里得来的情况谈了谈。埃拉扎尔、戈南和副手的大部分问题似乎都集中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埃军打得这么好，而以军打得这么遭？他们打得比过去更好吗？他们真和在1967年、1956年和1948年面对的埃军完全不一样了吗？

是的。阿丹举了几个例子：阻击通往布达佩斯哨所道路的埃军突击队两次不急于开火，而是等到拉皮多特的坦克接近了才开火；在被以军的坦克和迫击炮火力压制住的时候，他们再次把进攻的以军侦察队放近了再打，给以军造成重大伤亡。阿里什-坎塔拉公路上，埃及士兵用猛烈火力一再阻击，尽管以军已经反攻，打死了他们很多人，仍然坚持战斗。阿丹特别提到他们是怎样回击纳特基的坦克的：尽管坦克直冲过来，他们仍然在继续开火。被俘的埃军突击队指挥官最大的愤怒和悔恨在于缺乏后援，没有完成任务。这完全不同于面对以军一触即溃的过去的埃军。阿丹的话给这些和埃军打过多年仗的老资格很大的震动。

埃拉扎尔转向戈南，“阿里克·沙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还没有赶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会？”戈南说明道，他已经命令沙龙赶到司令部，但沟通有一点问题，沙龙会晚一点到。埃拉扎尔决定不等了，立刻开会。

他首先向与会者通报北线和南线的战局，特别强调以军在两条战线上都没有能够阻止埃军的突破，以军遭受了严重的人员、坦克和飞机的损失。现在预备役正在开上前线，他要想知道大家对下一步的想法。以军关于埃军部署的情报是：在苏伊士运河上他们有12座桥，5个步兵师外加可能几百辆坦克正在沿整个运河前线渡河，意图向东推进。已经发现的主要坦克集团在三个地方：在北段的坎塔拉，在中段的费尔丹，和南段通往米特拉山口的道路上。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将以哪一个方向作为主要突破方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还在哨所里的人，所有哨所都被包围了。大部分哨所里有很多伤员和尸体，所有人都在呼叫救援。

戈南第一个说话。他回顾了开战以来的局势，赞扬了空军提供的支援，建议以坎塔拉的阿丹师和苏伊士城对岸的沙龙师从埃军桥梁上渡过运河反攻，夺回主动，迅速打垮埃军。曼德勒建议等待，至少等到明天中午，那时会有更多部队到达，可以集中两个师，在运河南段一个狭窄地段渡过运河，登陆西岸。接下来轮到阿丹发言。

阿丹不相信以军已经有足够实力可以发动渡河作战，阿丹甚至不认为现在以军已经有足够实力打进邻近运河的地区。阿丹还建议放弃营救哨所，代价太大，而且可能最后还是失败。从以军传统和军人理念来说，这是极端糟糕的建议，而且违反以军为之战斗的信念。以军常常为了营救几个人而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这或许和以色列独特的历史有关。现代以色列是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阴影中建立的，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信念就是不惜个人牺牲也要为犹太人打出一片家园，为此营救每一个犹太人成为以军的基本信念，这也是赢得和保持官兵信任的法宝，也使得哨所里的士兵从来不会想象到他们会被抛弃的事情，所以还在继续勇敢、顽强地战斗。但是作为肩负国家和军队命运的高级指挥官，这是符合逻辑的建议，要是哨所营救注定要失败，徒然增加伤亡只是增加埃军的成功，推迟最后的反攻和胜利。

阿丹开始介绍部队的情况，到黎明时分应该有大约200辆坦克的力量，其余的将在10月8日傍晚赶到。但是，他只有10门火炮，炮兵营要到第二天傍晚甚至10月9日才能赶到。另外，费达里旅还在路上，要到8日中午才能赶到。在那之前，他缺乏步兵。阿丹指出，过去24小时的经验表明，埃军沿运河河岸的天然和人工屏障据守，有很多反坦克导弹，地形对埃军有利。运河两岸人造的加高沙土垒墙和河岸上的堤坝构成天然的工事，帮助他们控制运河区，阻止以军的行动。一切试图突破到运河哨所的企图都将代价高昂，不可能成功。阿丹建议只发动有限的反攻，目标仅仅是打乱埃军的行动，夺回主动权，阻止他们向东推进。如果有深入到以色列一方而得不到运河岸上加高沙土垒墙保护的埃及装甲力量，则坚决消灭之。每个可以撤出的哨所应该立刻撤出，但很多哨所已经没法撤出了。阿丹强调了一点，如果决定营救哨所人员，首先必须两个师（阿丹师和沙龙师）都出动，动用所有手头上的坦克和炮兵，还要有大规模空中支援，不能再犯零星出动、分兵营救的错误了。问题是，这样的攻击没法在第二天中午之前准备就绪，也就是说，还要把主动权暂时继续留给埃军。阿丹赞成尽快从埃军手里夺回主动权，打掉埃军的冲势。在早上更多增援到达的时候，以军可以扫清和占领不受运河加高沙土垒墙和河岸堤坝控制的地区。至于其他，以军应该等到所有预备役增援到达后再行动。阿丹对自己的建议是否会接受没有信心，因为放弃营救哨所是犯忌的。但本-阿里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不过埃拉扎尔也同意，最后决定：以军将在第二天从坎塔拉向南发动有限和逐步的反攻，阿丹师从坎塔拉卷向南方进攻，方向大苦湖；沙龙师与运河平行展开，形成侧面屏障，并作为阿丹师的预备队；曼德勒师在南段继续防守。如果当晚后来的时候有更多情报，促使以军从坎塔拉向北进攻，那沙龙师和阿丹师换位，阿丹师将在北段沿运河平行展开，形成侧面屏障；沙龙师从南向北进攻。这样一个师在侧面形成屏障，另一个师在较窄正面上沿运河进攻，是为了集中兵力，提高进攻线上的兵力、火力密度；也因为埃军的线性防御使得只有在以军进攻的接触线上的部队可以投入战斗，背后的部队不是无法投入战斗，就是被侧面以军粘住，不敢轻易动弹。进攻将在早上开始，埃拉扎尔估计以军的增援应该大部赶到，战斗应该在中午结束。下午转入第二阶段。沙龙师将从中段向南跃进攻击，目标运河南端。曼德勒师作为侧翼屏障和预备队，阿丹师则稳定战场（从北段的沼泽区一直到大苦湖）。这些分阶段的师级进攻将得到大规模炮兵和空中支援。

埃拉扎尔最后说到：“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攻击要避开运河区，避开得到RPG加强的步兵防区，避开敌人可以从运河岸上加高沙土垒墙上发挥坦克和反坦克火力的区域。要记住，我们将不试图打通和运河哨所的联系，将不试图渡河作战。”另外，以军将在夜间用一切办法把运河哨所里可能撤出来的人都撤出来。埃拉扎尔说到，这只是指导方针，他将回到最高司令部，等待晚上晚些时候制定出具体计划。

现在已经是2200小时了。为了节约时间，阿丹要马根和多维克立刻通话，要他着手准备向坎塔拉的佯攻计划，掩护把米拉诺哨所的人撤出来。然后，阿丹陪埃拉扎尔离开指挥部。他们正从地下指挥所走出来的时候，沙龙赶到了。沙龙和两人握手，急匆匆地告诉两人，他刚从前线回来，和哨所的人通过话，他们在等待营救行动。沙龙强调说，以色列国防军永不丢弃他们的士兵，他已经在制定计划，准备营救。实际上，他对被叫回来开会很遗憾，因为黑夜的时间被浪费了，他打算在当天晚上冲进去营救。

埃拉扎尔耐心地倾听着，然后告诉沙龙，经过集体讨论，指导方针已定，他还有很多事情，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但建议沙龙跟戈南谈谈，后者会给他更多细节。

沙龙对局势的看法和阿丹完全不同，沙龙在与运河哨所的通话中，许诺要把他们救出来。在感情上，大家都坚信绝不放弃一个人。但阿丹认为，现在冲进运河区和营救哨所的建议是危险的，所以决定跟他一起去见戈南。沙龙表达了他的想法后，阿丹认为有必要重复自己的观点，结果像把刚结束的会议再来一遍，其实本来已经作出决定了。戈南没有批准沙龙的营救计划，但沙龙资格更老，戈南或许对直接否决沙龙赶到不自在，也或许自己也对刚才会上的决定在内心有所保留，所以也没有彻底否决沙龙的计划。他只是说，在现阶段不打算冲进哨所，但夜间新进展可能导致计划调整。戈南同意沙龙开始准备在他的防区里打通哨所联系的计划，南方司令部将在早上根据情况再做最后决定。

实际上，沙龙的迟到是有故事的。沙龙到达前线后，和从前线撤下来的官兵交谈，还和阿姆农·雷谢夫谈话。加比旅在北线拼命厮杀的时候，阿姆农旅在南线也在狼奔豕突，100辆坦克也只打剩14辆了，也可能20辆，他自己都不清楚。生存者都疲惫不堪，有的失去联系。接下来，沙龙和运河哨所里的士兵通话，了解情况，给他们打气，允诺一定派坦克冲进来营救他们。不管沙龙有什么缺点，他一直和士兵打成一片，在担任南方司令部司令期间经常下哨所，哨所有的官兵听得出他的声音，西扎庸哨所的报话员就是其中一个。他在无线电里反复呼叫：“四十号，四十号（沙龙的无线电代号），我们听得出你的声音。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你会把我们救出去的。快来救我们。快派增援来。”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通话。

沙龙马上和戈南通话，戈南认为营救已经不可能了。沙龙反复强调，营救不是军事责任，而是道义责任，还坚持他有办法，不会重演西奈师分兵使用被零星吃掉的错误，但戈南还是不批准。沙龙于是越级，直接要求达杨介入。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是严重违反军事指挥原则的。除非国运有关的紧急情况，下级不能越级向更上级请求否决直接上级的指挥决定，否则指挥链就乱套了。当然，什么才是紧急情况，这里没有非黑即白的明确界限，但要是动不动就都是紧急情况，这就是不服从指挥了。在十月战争期间里，这只是沙龙第一次这样越级请求，也是沙龙与南方司令部（包括戈南和后来的巴列夫）关系紧张、指挥不顺的重要原因。达杨没有答应沙龙的干预要求，但是说道当晚1900小时在南方司令部将要开会，埃拉扎尔和南线主官都要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沙龙应该在会上提出营救哨所的问题。沙龙马上给戈南再打电话，要求在会上讨论营救哨所的问题。戈南回答道，沙龙可以开始计划准备，但只有会上讨论决定后才能行动。

南方司令部派直升机来接沙龙，但沙龙在塔萨的指挥部周围发现可疑的埃军突击队行动，于是沙龙决定不用平常的直升机起降场，而是用另一个地点。沙龙把新着陆点的坐标通报了南方司令部，时间一到，就到那里等着了。但久等不来，以为直升机还是跑到原来的起降场，回去查看，那里也没有。由于周围有可疑的埃军突击队出没，这样黑夜里在沙漠上开着吉普乱跑，说不定就中了彩，久经战争的沙龙也很紧张，手指一直在AK47突击步枪的扳机上。有意思的是，以军对AK47至少和埃军一样热衷，恩德培营救时，突击队员可以任意选择任何个人武器，但大部分人选了AK47，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沙龙在来回路上都没有看见直升机，只有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师部，最后南方司令部回话，直升机已经在路上了。沙龙最后到达南方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是2200小时，会议正好散会，于是就是上面的一幕。事后，沙龙坚信这是戈南捣鬼，就是不让他在会上提出营救哨所的问题。这进一步加深了沙龙和戈南之间的个人成见，对后来的南线作战带来深远影响。

[1] “谢尔曼”坦克是二战时代的老式美制装备，但在以色列经过现代化改装后，在十月战争时代还在使用。同样，埃军战斗序列里也有一些二战时代的T-34-85坦克，但在二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