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_风闻

编者按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是当代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他也是著名左翼社会活动家，曾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阿明多次到访中国，就学术与社会运动与中国学者讨论交流。阿明也十分关注并支持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次参加乡村建设领域的学术讨论，与温铁军教授、戴锦华教授、刘健芝教授等建立了深厚友谊。8月12日，阿明在巴黎逝世，为表达哀思与纪念，我们将陆续推送相关专题文章。今天推送的是萨米尔·阿明教授《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一文。2012年，阿明教授在重庆北碚参加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暨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仪式，本文收录于会议论文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温铁军、周常勇、刘健芝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摘要

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是说，垄断再不是在一片相对自主的企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即便它有多重要)。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些垄断集团紧紧控制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企业，和甚至严格来说不算是寡头的大企业，都被束缚于垄断集团布置的控制网络中。它们的自主性萎缩至只沦为垄断集团的分包人。

在19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这三巨头里，而这个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

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普遍化和全球化垄断的资本主义系统，确保这些垄断集团能从资本剥削劳动所榨取的巨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征收垄断租。由于这些垄断集团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区运作，即是说垄断租正是帝国主义租。

因此，界定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历史形式的资本累积过程，它的驱动，是极大化垄断／帝国主义寻租。

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他们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

这种持续增长里的不平衡状态，转而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说愈来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因此，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资本累积要持续，惟一选择是把这些过剩的剩余用作金融投资。

金融化是收入及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资”(或者说其实是投资于金融投机)以令人晕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胀，完全与实体生产投资与GDP增长脱节。GDP增长也变成大部分虚拟增长。

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尤其是主权债务。霸权国政府声称寻求“减债”，实际上是在故意说谎。因为金融化垄断集团的策略要求通过债务增长来消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它们在追逐债务，而不是减债。所谓为了“减债”而强加的紧缩措施，实际上是刻意用来增加债务。

这个体系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际是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系统，它全球化(帝国主义)和金融化(它自我再生产所必需)。这个体系正在我们眼前内爆。它明显不能克服其愈益严重的内部矛盾，注定要继续如脱缰野马，到处践踏。

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内爆的历史时刻，南北世界的激进左派需要大胆提出可以替代这个系统的政治构想。这个历史时刻需要大胆和彻底的另类替代作为惟一有效的回应。它要能推动工人和人民奋起反抗，击败对手诉诸战争的策略。建基于对当代真实资本主义的分析，这些构想需要直面我们要建设的未来，舍弃对过去的眷恋，打破身份认同或共识的幻象。（萨米尔·阿明，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重庆·北碚·西南大学，2012年12月）

南方:新兴国家与破落流氓式发展 (lumpen development)

何谓 “新兴崛起” ?

新兴崛起一词，在不同脉络里所指各异，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含义。使用的人大多不关心其准确含义。本文会界定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要符合这些转变，才可以称得上是在兴起。(至于边缘地区，其涵义则沿用我的著作所界定。)

所谓 “兴起”，并不是如世界银行和西方强权所控制的援助机构，以及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出口)的长期增长(超过10年)，或是社会获得更高水平的人均GDP来衡量。“兴起”有更丰富的意涵：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以及强化这些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这里我们又需要界定哪些产业重要，以及何谓竞争力。

我界定兴起的标准，首先得排除那些采掘产业(矿产和石化能源)，因为某些自然资源丰厚的国家，光是依靠采掘就可以快速增长，却不一定能带动整体的生产活动。这种“非兴起”的极端例子，包括海湾国家、委内瑞拉、加蓬等国。

此外，某个经济体的生产活动的竞争力，必需以整体生产体系来评估，而不仅只是看重个别的生产单元。跨国企业偏好外包和分包，它们在南方国家的营运，可能会促进当地创造本土的生产单元。这些单元或依附跨国企业，或具有自主性，有能力出口到世界市场。根据传统经济学的术语，这些国家因此便算具有了竞争力。这种片面的竞争力概念源自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必须是整个生产体系的竞争力。生产体系要具备竞争力，其经济体必须由各种生产元素所组成，具备多个生产部门和分支，它们之间要充分相互依存，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是一个 “体系”。

我们所指的竞争力，取决于众多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包括整体的教育水平、各级劳动者及员工的培训，以及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的机构的效能(财政、商业法规、劳动法规、信贷、公共服务等)。而且，生产体系也不能把生产性转变化约为仅限于制造业和消费(虽然说缺乏生产和消费，也就称不上是生产体系)，它还应该整合粮食和农业，对于维系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些服务是不可或缺的。

现实中的生产体系会有 “先进”程度的差别。意思是还必需辨明其生产活动群组：它进行的是 “一般”的生产，抑或高新科技？为某个新兴国家定位时，我们必须要看：它在生产附加值产品的梯阶上，究竟爬到哪一个阶段？

因此，关于兴起的问题，还必须从政治以及整体的层面去考虑。一个国家唯有其目标是向内建构一个国内市场(而非目光朝外)，并从而确立国家经济主权，才称得上是兴起中国家。要实现这个庞复的目标，需要确立涉及经济生活所有面向的主权，尤其是需要保护粮食安全及主权的政策，以及本国自然资源主权，乃至有获取领土外的自然资源的能力。这些多重和互补的目标，有别于买办阶级政权。他们只会满足于推行全球主导体系(“自由-国际化”)所规定的增长模式和所恩准的可能性。

这里提出的“兴起”界定标准没有处理国家及社会的政治策略问题：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然而辩论这个议题时不能排除这个问题，因为领导阶层的选择，对于兴起的成功与否产生重大的影响，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我不会说追随资本主义路向是惟一的选择(建立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系统，控制及剥削劳动力及建立利伯维尔场)。我也不认为只有挑战这些资本主义形式(财产、组织性的劳动、市场控制)的激进社会主义方案便足以长期延续，并且在世界体系里推动社会前进。

兴起的政治问题，以及伴随的社会变革，两者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前者的内部协调，也同样视乎它与社会演变互补或冲突的程度。社会斗争，不管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冲突，不会因为国家推行兴起的逻辑而调整自身与之适应；相反，它们是兴起计画的决定性因素。当前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者关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兴起通常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我们必需仔细考察其性质：究竟这不平等的受益者是一小撮的少数，或是相对较多的少数(中产阶级)，以及在不平等的背景下造成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穷化，抑或相反地，是伴随着大多数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改善，即使劳动收入的增长远低于体系受益者的利益。换言之，政治的选择会决定兴起是否带来普遍的贫穷化。一个国家的兴起并不会依循既定的规律，兴起的过程一步接一步地走，前一步可能为下一步铺下成功之路，却也可能朝向死胡同。

同样，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处于恒常的变动状态。这两个不同层面所导致的政策，可能会强化，也可能会削弱国家主权；同时，可能会强化或相反地弱化社会的团结。因此兴起并不等同于出口增长，也不等同于据此来衡量的力量增强。出口增长与内部市场(普罗大众、中间阶级)的增长紧密扣连，前者可能支撑后者，也可能造成障碍。出口增长因此可能强化，也可能弱化新兴经济体相对于世界市场的自主性。

兴起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概括某种兴起模式(中国、印度、巴西或韩国)。我们必需在个别案例中具体地检视兴起国家发展的前后路径，辨明它们的强项以及弱点，分析它们在推行发展中的复杂动态，以及伴随的各种矛盾。

兴起不仅只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计画。从传统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少崛起中国家的确已取得一定的经济成果，但是资本主义主宰中心还是不断地透过各种手段维系其主宰的地位。因此，要衡量一个兴起国家的成就，就要看它是否有能力抗衡这些手段，减低其影响力。我指的控制手段，是这些主宰性强权对以下领域的控制：科技发展、自然资源的取用权、全球金融和货币系统、信息传播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认为帝国主义三巨头联盟(美国、欧洲、日本)始终试图透过各种手段维系它们主宰地球的优势，并且禁止新兴国家质疑其主宰地位。我的结论是：新兴国家的发展雄图会抵触帝国主义三巨头的战略目标。至于冲突过程所导致的暴力程度，视乎新兴国家在挑战霸权中心上述的特权时，究竟会有多激进和彻底。

经济上的兴起因此与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究竟新兴经济体是要选择站在帝国主义三巨头政治-军事联盟的一边，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目标？或者是相反选择反对它们？

兴起与破落流氓式发展(lumpen development)

没有社会集团作为稳固基础并赋予其合法性的国家政治，就谈不上兴起。政府要有能力建立一套连贯的计画，建构面向本国的国民生产体系。它们应该同时保证大多数社会阶级能参与，并分享增长的成果。

相对于上面所描述的这种高品质的真正兴起，其反面是那些单向顺从全球资本主义及普遍性垄断战略的推行。它带来的只有一种结果，我称之为 “破落流氓发展”(lumpen development)。我在这里随意借用已故A•G•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用语，他曾经以此分析类似的演变，不过是在不同条件的时空之中。今天，这种“破落式发展”是社会加速解体的后果，与此相关的是那套帝国主义中心垄断集团强加于其所宰制的边缘社会的发展模式(它根本称不上是发展)。 这种破落式发展表现出来的，是“赖活”经济活动(即所谓非正式部门)的惊人增长，也就是内化于资本累积单向逻辑的贫穷化现象。

大家会注意到我并没有对兴起冠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因为兴起是两者互动互补以及冲突激荡的过程：一边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逻辑，另一方是“非资本主义”(因此具有社会主义潜能)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逻辑。

在当前的兴起经验当中，有几个经济体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没有破落式发展的现象。普罗阶级没有受到贫穷化的冲击，而是生活条件获得或大或小的改善。其中有两个案例明显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体──韩国与台湾(在此我不详细讨论让它们得以成功的特殊历史条件)。另外有两个是承袭了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遗产──中国和越南。古巴也可能加入后者的行列，如果它可以克服当前面临的种种矛盾的话。

可是我们也知道有其他兴起的案例，在相当大程度上属于破落式发展。印度是最鲜明的例子。印度有某些环节称得上是兴起，譬如一套有利于强化工业生产体系的国家政策。结果是中间阶级扩大，科技和教育能力有所增长。它在国际政治棋盘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社会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却是加速贫困化。印度因此是一个混杂的案例，既有兴起，也有破落式发展。我们可以强调这两个社会现实面向之间互动互补的关系。我相信，其他被视为新兴国度，大多归属于这个混合的类型，包括巴西、南非等其他，这不算是过于宽泛的概括。

可是也还有其他大部分南方的国家，整体社会中看不到兴起的要素，而破落式发展却几乎就是现实的全部。土耳其、伊朗和埃及这三个国家就属于这个类型，也因此我称之为“非兴起”，它们的兴起计画全盘落空。

南方的挑战：全球资本主义重心转移？

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究竟是铺下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抑或在打造资本主义的新中心？

当前的事态似乎表明新旧对立：陷入危机的旧资本主义中心三巨头(美欧日)衰落，而新兴国家(中国等)的增长掀起了资本主义的浪潮。当前的危机难道不会引致资本主义重新崛起(现在集中在亚洲和南美)？这意味新兴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新崛起(尽管比之前的资本主义较不两极化 )？

这篇面向大众的论文中的批判的主要论据，是源于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模式。资本主义现在被提倡为惟一的选择。打从其历史源头(欧洲重商主义)开始，它便依赖生产与再生产全球两极化。这个特征本身是小农遭大规模驱赶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建基于此。只是因为通过大规模移民到美洲缓和了欧洲小农失地的社会危机，这个模式方可持续。对于今天边缘地区的国家，要复制这个模式是绝对不可能的。世界上80%的人口居住在边缘地区，其中差不多一半是农村人口。要“追赶”那种模式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5至6个美洲。因此“追赶”纯属妄想，任何朝向这个方向的进展，只会是一条死路。因此我说反帝国主义斗争必然蕴涵反资本主义斗争。如果无法追赶，我们便要走另一条路。

当然，在新兴国家的长远“发展”愿景里，这样的转变并非一定“无可避免”。它只是有需要而且有可能而已。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系统里利用资本主义方式加速增长，当前的成功强化了追赶是有可能的幻象。在20世纪，相同的幻象也曾伴随“南方苏醒”的第一波浪潮。只不过当时是想象为“通过社会主义来追赶”。我曾以同样的概念来分析万隆计划(1955-1980)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联合争取解放的计划，内在隐含冲突和矛盾。

今天，三巨头的集体帝国主义动用所有的手段—经济、金融和军事—来延续对世界的主宰。哪些新兴国家敢于采取种种策略以削弱三巨头的优势，包括技术、控制世界自然资源，以及对全球的军事控制，便与三巨头正面冲突。这样的冲突有助于破除它们可以在目前的体系中前进上升的幻象，也让大众的民主力量有可能影响事态的进程，朝向迈进过渡至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阿明教授和温铁军教授在一起）

三大挑战：民主、农民问题、生态

民主?抑或伴随社会进步的民主化?

大西洋联盟国的“民主”话语，事实上只是近期才出现。北约创建之初，可以毫无问题容纳各种极权：葡萄牙的萨拉沙尔、土耳其和希腊的军事强人。与此同时，三巨头在外交上支持(有时甚至扶植)拉美、非洲和亚洲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独裁政权。

大西洋联盟选择“民主”这领域来在外交上发动攻势，是神来之笔。它一开始的目标是令苏联解体，以及重新征服东欧诸国。这个决定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它在欧洲的安全及合作组织会议里渐渐成形，并且在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条约中确立。Jacques Andreani在陷阱：赫尔辛基及共产主义的倒台(Le Piège, Helsinki et la chute du communisme)一书里解释苏联本来期望这个协议能使北约裁军，真正令两边阵营的关系缓和。他们不过是被西方蒙骗了。

这是神来之妙，因为“民主问题” 的确是一个真问题，而且苏联怎也称不上是民主政权，不管如何界定民主的概念和实践。相反，大西洋联盟诸国却可以称为“民主”，尽管在实际政治实践上有种种限制和矛盾。民主是附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求。两种制度一比较，民主这边便显得有利。

这套民主话语后来渐渐被苏联及盟友支持的“和平共存”所取代。它强调两边尊重各自的政治实践，并互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

这共存话语有其重要的时刻。例如1950年代的斯德哥尔么呼吁提醒人们：美国自波茨坦会议(1945)后所推行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为世界带来实质的核威胁。就在会议后的几天，美国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

可是，与此同时，选择共存及不干预的策略，对于双方的主宰势力，都是方便实用之举。因为它让东西方两边都把对现实的各自描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它使人们不去认真探讨这两套体制的确切本质：当代的实际存在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联合国在两大势力阵营的策略性协议下，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转换为“市场经济”及“中央计划经济”。

这两个概念都是错误的(或者只是表面正确)。它们让某些人可以强调两种体制的融合。现代技术可以促进两者融合(这套理论也是错误的，它源于一套单子论和技术主义的历史观)。它接受共存，为了促进两者的自然汇合；又或者相反在冷战的某些时刻，强调两边是无可协调地对立—“民主”模式(市场经济)和“极权”(“受管理”经济的产物)。

选择集中在“民主”话语的战场，让他们可强调两种体制不可能和解，东欧只有投降一途，只有它们重新回归资本主义(“市场”)，自然会产生促进民主化的条件。至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后苏联的俄国)，又或者民主体制结果表现为非常拙劣的形式(例如弥漫欧洲的民族主义)，又作另论。

开始的时候，新的民主话语还比较含蓄。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当权者看到过分谈民主会带来干扰他们更重视的“现实政治”的诸多不便。直至美国的卡特总统(颇似今天的奥巴马)民主才变成道德讲道。在法国，密特朗放弃戴高乐拒绝美国的冷战策略强行分化欧洲的传统。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经验说明向这套语话靠拢只会带来灾难。

新的民主话语因此初见成果。对于欧洲的左翼舆论，似乎有足够的理据支持这套话语，不仅是参加选举的左翼力量(社会主义政党)，还包括更激进的传统(共产党是其承继)。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这成为普遍的共识。

帝国主义三巨头的统治阶级从胜利中学习，决定延续这策略，集中辩论“民主问题”。它们不谴责中国向世界开放其经济，而是指责这些政策是由共产党来管理。古巴的社会成就在整个拉美中傲视同侪，完全不被提及，它的一党体制却经常遭受指责。相同的话语也加诸普京的俄国身上。 

民主的胜利是这套策略的真正目标吗？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这样相信。它的惟一目标是强加“市场经济”在桀骜不驯的国家之上，要它们开放并整合到所谓的自由世界体系里。事实上，这是帝国主义。它的目标是把这些国家沦为世界体系中被宰制的边缘地区。这个目标一旦成功，将成为受害国家民主进步的障碍，丝毫不会推动“民主问题”。

在实际存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民主进步的机会本来在中期而不是短期内会有更大的可能性。社会抗争的辩证过程，本来会自身发展，打开超越实际存在社会主义的局限的可能性，并且看见曙光。可是，由于局部依附自由化经济的开放，它最终被扭曲了。

事实上，民主被提出来作为问题，只是针对那些不想向全球化自由经济开放的国家。那些高举民主的人实际上并不介意那些高度独裁的政权是他们的盟友。沙乌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是最佳例子，还有格鲁吉亚(亲大西洋联盟)等等。

而且，目前提倡的民主形式，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多党制的滑稽戏。它不仅完全不关心社会进步的需求，而且几乎总是与社会的反进步力量勾结。实际存在的(垄断)资本主义要延续它的主宰，正正需要和制造社会的倒退。这种民主形式事实上摧毁了大部分的民主。很多人因此极度困惑，不再信任民主，取而代之的，是依恋昔日的宗教和种族情怀。

因此，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巩固激进左派的批判。(我突出“激进”，是为了有别于一般左派的批判。它们混淆了问题，而且模糊不清。)换言之，我们的批判要把社会民主化(不限于政治管理)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视角)结合起来，而不是分割两者。在这种批判里，民主化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是同一件事。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可是没有社会主义的视角，也不可能有民主的进步。

民主是永不完结的过程，不能被化约为多党选举代议政制。这种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没有强化人民的力量，以及容许他们推动社会变革。民主化是多面向的。它整合性别的重大课题，并保证个人自由得到发展而不是受约束。它也关乎集体社会权利，推动社会化经济管理，朝向超越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

2)  新的农民问题:南方所有小农能获得土地

所有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小农社会，它们的生产各自根据种种特殊的体系和逻辑而运作，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法则(即是在市场社会中极大化资本的回报)。

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以富裕农户和／或商业农粮集团为代表，它们正试图向第三世界的小农生产发动大规模进攻。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对此亮起绿灯。 不过，小农仍然占了人类人口的一半。农业生产分成两大领域。这两者在数量上呈现巨大差别，其经济社会特征以及效率皆有明显差异。

资本主义农业的运作原则是资本回报。它几乎只集中于北美、欧、拉丁美洲南部和澳大利亚，只雇用几千万已经不是小农的农民。他们依赖机械化(在全球都被他们垄断了)和劳均耕地面积优势，每个农业工人的生产率每年介于1万至2万公担。 

另一方面，小农耕作仍然是全人类一半人口，即三十亿人赖以为生的方式。这些耕作系统又分为那些能得益于绿色革命(化肥、农药和特选种子)却低度机械化的农民，以及被排拒于外的小农。前者的人均年产量大概是100至500公担；而后者则只有约10公担。

新的农民及土地问题，是这不平等发展的后果。

现代化往往结合建设和毁灭两面；前者体现在资本累积和生产力的进步，后者表现为把劳动力沦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恒常破坏生命和生产再生产所需的自然生态、全球贫富两极化。现代化“整合”那些受益于市场扩张而获得雇用机会的人，同时却排拒那些在前资本主义体系中失去位置、却不被整合进新劳动力大军的人们。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上升阶段，它确实整合与排拒同时并行。可是，现在，对于第三世界的小农社会，它只是大规模排拒，只整合一小部分的人。问题恰恰是这个趋势是否继续。对于三十亿仍然在亚、非、拉美小农社会的背景里生产和生存的人，它是否将继续运作下去。

关键问题是农业和粮食生产，应否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被纳入开放、不受调控的市场竞争规则，正如世贸的2001年11月多哈会议所决定的原则那样？

这些原则能否促进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确可以想象地球上增添2千万新的现代化农夫，生产比三十亿小农扣除仅够糊口后能供应市场的更多作物。要这样做，条件是得从现在的小农社会手上把大量良好的耕地转移给那些新农业操作者，还有是打通资本市场(购买农需品)和消费市场。这样，这些农业操作者的确将会成功与十亿计小农竞争。可是后果会怎样呢？

如果正如世贸那样把农业产品和粮食强行纳入竞争原则，意味着接受十亿计无力竞争的人在短短几十年间将被驱赶离开耕地。这些人大部分是穷人中的穷人，连喂饱自己都觉得吃力。这十亿计的人类将会怎样？更严重的问题是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世界上四分之三粮食不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我们不切实际地幻想假设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每年可以持续有7%的经济增长，在五十年之间，没有任何相对具竞争力的工业发展，能吸收哪怕只是这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 

合理化世贸竞争教条的主要论据，是类似的发展确实曾经在19世纪欧洲出现。结果产生了现代富裕城市工业-后工业社会，还有足以养活一国之余还能出口的农业。这个模式为什么不能在当代第三世界复制，尤其是在新兴国家？ 

这种论据没有考虑令这套模式几乎完全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复制的两个因素。 首先欧洲模式花了一百五十年伴随劳动密集的工业技术而发展起来。现代技术却远不如此劳动密集。因此，第三世界的后来者希望在全球市场中具备竞争力，便得采用低劳动密集的技术。其次，在这漫长的进程中，欧洲得益于让大量剩余人口移民美洲。 

资本主义确实 “解决”了发达中心地区的农民问题，这种论点一直为大部分左派认可，包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考茨基的名著、成书于一战以前的《农民问题》，说明了这一点。列宁主义承继了这个论点，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史太林式的集体化推行现代化，其成果令人质疑。人们一直忽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虽然解决了中心地区的问题，却在边缘地区制造了巨大的农民问题。它只能借着消灭一半的人类，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里，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明白其中的挑战是何等艰巨。所以，那些批评毛泽东思想的农民革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人，这种批评本身恰恰表明他们缺乏理解现实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析能力。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概括化约为抽象的话语。

世贸及其支持者所提倡的通过市场自由化而推行的现代化，终于把两个组成部分并列起来，甚至无需结合两边：(i) 现代竞争性的农业操作者的全球粮食生产主要依赖北方，但将来也可以让某些南方国家分一杯羹；(ii) 现在第三世界三十亿的小农将会被边缘化(排斥)，而且愈加贫困，他们最终被隔离，成为某种“储备”。它因此结合了(i)拥护现代化-效率的主流话语，以及 (ii) 一套生态文化储备政策，让受害者可以“生存”。这两者因此可以互补而不冲突。

我们可否想象其他替代方案，而且推动广泛的讨论？在这个构想中，小农农业在廿一世纪的可见将来，应该继续存在，但同时参与持续的技术／社会转变及进步，其改变的速率可以让农业人口逐渐转往非农村-非农业的就业。这样的一系列策略性目标，需要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上具备复杂的政策配套。

在国家层面，需要有保护小农粮食生产的宏观政策，以免他们受现代化农企(不管是本国或国际的)的不平等竞争所损害。我们要保证可接受的国内粮食价格最终不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事实上，国际市场价格本来就是受北美、加拿大和欧洲富国的补贴所扭曲)。 

这些政策目标也将会质疑工业—城市发展的模式。它应该较少建基于优先考虑出口导向(这种模式本身从低农业工资中获利，也隐含低粮食价格)，而是关注社会均衡的内部市场扩展。

应对挑战的发展策略应该建基于保证所有小农尽可公平地获得耕地和生产工具。 可是小农户农业所需的生产力进步，确实需要工业的支持。工业化因此无可避免。可是这种工业化的模式不应该是再生产资本主义工业化。后者产生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及生态灾难。任何试图以良好管治、扶贫等空泛话语配合的所谓外国援助来取代创造新模式工业化的计划，都不过是殖民话语的延续。帝国主义的真正目标是使人们边缘化。 对于帝国主义，重要的是非洲的自然资源，而不是非洲人民。后者实际上成为他们掠夺资源的障碍。

这个原则同时有利于整合一套全面的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一个国家要作为全球社群的活跃一员，享受不可或缺、一定范围的自主性，具备协商谈判的实力，粮食安全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区域和全球的层面上，这意味国际的协议和政策要摆脱控制世贸的自由主义教条。它们要具有想象力，根据不同地区的特殊具体情况而制定，因为它们要考虑具体的课题，以及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

3) ‘环境’，抑或社会主义使用价值的视角? 生态问题与所谓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议题上，讨论的出发点是要承认一个现实：自然环境的破坏，乃至地球上生命的存亡受威胁，是由于资本累积的逻辑所致。 

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开始被提出来，更准确来说，是始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但长时间以来，它一直被主流话语及经济管理方式边缘化，变成一个次要的问题。直至近来，这个问题才被纳入主导的策略，成为新的核心纲领。

把使用价值纳入考虑范畴(生态足印是第一个好的例子)，意味社会主义应该是“生态”的，而且除了生态以外，不可能是其他。正如Altvater说：太阳能社会主义，否则便没有社会主义。(  Elmar Altvater，“资本主义灾害、能源危机、气候崩溃、饥饿与金融不稳定”(The plagues of capitalism, energy crisis, climate collapse, hunger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ies), 世界另类替代论坛报告论文，加拉加斯， 2008)。

可是，这也意味着任何资本主义体系，不管经过怎样的“改革”，都不可能把生态的使用价值问题纳入考虑范畴。下面将会说明。

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不仅怀疑这个问题的存在，他已经严格划分价值与财富，这恰恰是庸俗经济学所混淆的。他明确表明资本主义积累破坏它赖以建立的自然基础，即是人类(异化、被剥削、受控制和压迫的工人)，以及土地(赐予人类的自然财富的象征)。不管这种表达方式的局限(人总是受他的时代所束缚)，他毕竟清楚意识问题的所在，而不仅仅是一种直觉。这一点应该受到认可。

所以，可惜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学家没有读马克思，否则他们便可以把命题推进一步，更能明白他们的革命性影响，并且甚至明显超越马克思对此课题的认识。

现代生态学的缺陷，让它很容易被主导的庸俗经济学所收编。这种情况正在进行中，甚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政治生态学，像Alain Lipietz所提倡那一种，首先在“亲社会主义”的政治左派中出现。其后，绿色运动(以及稍后的绿党)被归类为中央偏左，因为它们同情社会及国际公义，批评污染废物，并且同情工人和穷人。可是，除了这些运动的多样性之外，对于回应有关挑战所需的真正社会主义面向，以及同样需要的生态面向，它们没有把两者严谨地连结起来。要这样做，我们不能忽略源于马克思所划分的价值和财富两者的区别。

生态学被庸俗经济学收编，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将使用价值的计算化约为交换价值的“改良”计算，另外是把生态的挑战整合进一套“共识”意识型态里。这两种操作，让人无法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事实：生态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庸俗经济学迅速俘获生态计算。在美国以及鹦鹉学舌的欧洲，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为此而被动员起来。

“生态成本”因此被归纳为外部性。他们用量度交换价值(本身与市场价格混淆)的成本／效益分析同一套方法，计算出一个“公平价格”，把外部性经济与“不经济”(diseconomies)整合起来，便完成了他们的把戏！

事实上，我们发现的是：寡头集团挪用生态主义去合理化开辟新的耕地，以拓展其毁灭性的扩张。浩达(François Houtart)在他研究作物燃料的著作里，报导了很好的案例。( 弗朗索瓦•浩达，作物能源与资本主义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对于三巨头的执政者(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和寡头集团的主管，“绿色资本主义”是当前的风尚。问题中的生态主义遵从所谓的“弱可持续性” 这当下流行的术语，即是说销售地球资源的使用权。所有的传统经济学家纷纷公开共同支持这立场，提议“拍卖地球资源(捕渔权、污染许可证等)”。这种主张不过是支持寡头的野心，让他们能进一步抵押南方人民的未来。

生态话语被俘获，正好为帝国主义服务。这样生态问题便遭边缘化了，如果还称不上被抹煞掉的话。我们都知道，发展的问题一直没有被重视，直至南方世界有能力提出自己的倡议，并促使三巨头势力愿意谈判和让步，才终于推上国际议程。可是，一旦万隆时代终结了，问题便不再是发展，而仅仅是开放市场。而生态，在主导势力的诠释下，只是在延续这个状况。

通过共识政治(它是处于历史终结的资本主义这概念的必然表达)而收编生态话语，也是一样进行得如火如荼。

生态话语的被俘获的过程如此畅顺，是因为它呼应了主导文化(即是资本主义文化)赖以延续的异化和幻象。这之所以轻易，是因为这个文化已经存在，并且占据了大部分人类的心智，不管是在南方，抑或是北方。

相反，要表达社会主义抗衡文化却不容易。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在我们眼前存在。它是未来，需要我们创造出来。它是文明的计划，向创造性的想象敞开。 诸如“通过民主而非市场来社会化”和“文化主导，而非经济，政治为此而服务”等提法，是不足够的，尽管它们成功推动了历史变革过程。因为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世俗” 过程：根据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来重建南北方的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是要建设未来，尽管是遥远的未来，也得从今天开始。 （阿明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不平等的发展》）

大胆创新，更多大胆创新

当代资本主义内爆所创造的历史处境需要南北方的激进左派大胆构想替代现行体系的政治方案。本文是说明为什么需要大胆创新，而这又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需要大胆创新？

1. 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是说，垄断企业再不是在一片相对自主的企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即便它有多重要)。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些垄断集团紧紧控制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企业，和甚至严格来说不算是寡头的大企业，都被束缚于垄断集团布置的控制网络中。它们的自主性萎缩至只沦为垄断集团的分包人。

在1980-90年代，资本愈益集中于美国、中西欧与日本三巨头里，而这个普遍化的垄断系统正是资本集中新阶段的产品。

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2. 普遍化和全球化垄断的资本主义系统，确保这些垄断集团能够从资本剥削劳动所榨取的巨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征收垄断租。由于这些垄断集团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区运作，即是说垄断租正是帝国主义租。

因此，界定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历史形式的资本累积过程，它的驱动力，是极大化垄断／帝国主义寻租。

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他们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

3. 这种持续增长里的不平衡状态，转而成为经济金融化的根源。即是说愈来愈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因此，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资本累积要持续，惟一选择是把这些过剩的剩余用作金融投资。

资本推行种种具体系统，使金融化以不同方式运作： 

(i) 公司管理屈从于“股东价值”原则

(ii) 靠资本化维持资金的退休金系统(退休基金)取代退休金分配系统

(iii) 采行“弹性汇率”原则

(iv) 废除中央银行决定利率(流动性的价格)的原则，转移由“市场”负责

金融化把控制累积系统再生产的重大责任，转移到帝国主义三巨头的大约三十家巨型银行手上。所谓的市场不过是委婉的说法，实质是指这些主宰经济的人舞弄其策略的地方。

这种金融化是收入及财富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根源。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金融投资”(或者说其实是投资于金融投机)以令人晕眩的速率一直在膨胀，完全与实体生产投资与GDP增长脱节。GDP增长也变成大部分是虚拟增长。

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尤其需要各种形式的债务作为燃料，特别是主权债务。霸权国政府声称寻求“减债”，实际上是在故意说谎。因为金融化垄断集团的策略要求通过债务增长来消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它们在追逐债务，而不是减债。所谓为了“减债”而强加的紧缩措施，实际上是刻意用来增加债务。

4. 这个体系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际是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系统，它“全球化”(帝国主义)和金融化(它自我再生产所必需)。这个体系正在我们眼前内爆。它显然不能克服其愈益严重的内部矛盾，注定要继续如脱缰野马，横冲直撞，到处践踏。

这个系统的危机恰恰源于其“成功”。直到目前为止，垄断集团所推行的策略的确一直取得其渴望的效果：“紧缩” 计划，以及所谓的社会(实质上是反社会)裁减方案，尽管遭受反抗，仍然被强制推行。直到今天，主动权仍紧握在在垄断集团(所谓的“市场”)及其政治仆人手里(那些屈从于所谓“市场”的要求的政府)。

5. 在这样的处境下，垄断资本公开向工人和人民宣战。它的宣言可以用一句话表达：“自由主义没有商榷的余地”。垄断资本肯定会继续横冲直撞，毫无放缓之势。 我以下对“调控”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个事实。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其中寻求“社会妥协”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在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例如二战后西方社会民主国家中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妥协、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南方的民众民族计划。可是目前的历史时刻不再一样。现在是垄断资本与工人及人民之间的冲突。后者被要求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处境下，自卫式的反抗策略不可能有效，而且肯定最终将被打败。面对垄断资本的宣战，工人和人民需要发展能让他们采取攻势的策略。

在社会战争时期，必定会出现国际政治冲突漫延，以及帝国强权三巨头的军事干预。三巨头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要继续主宰南方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美国及附庸的北约盟友利用军事力量来控制地球的策略，最终是惟一可用的手段。

面对垄断集团的宣战，当前有人提出了什么替代方案？

第一种回应：市场调控 (金融及其他市场)

垄断集团及各国政府声称他们正在寻求这个方向的倡议方案。事实上，这不过是空谈，目的是误导舆论。这些倡议无法阻止对金融回报的疯狂追逐，而这正是垄断集团控制资本累积逻辑的结果。

第二种回应：回归二战后的模式

这种反应满足了三重怀旧：1. 在西方重建真正的“社会民主”；2.基于支配廿世纪社会主义的原则，复兴“社会主义”；3. 在南方边缘地区回归民众国家主义。这些怀旧心态想象我们有可能让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回1945年的模样。可是历史从来不容许倒转回到过去。我们要直面今天的资本主义 ，而不是想象可以阻挠它的进化，希望它是什么模样。然而，这种渴望仍然盘踞在世界上大部分左派的脑海里。

第三种回应：寻求“人道”的共识

我这样理解这种虔诚的愿望：心存幻象，妄想根本上对立冲突的利益可有可能达成一个共识。天真的生态运动以及其他运动，都抱有这种幻想。

第四种回应：昔日的幻象

这种幻象祈求“特殊性”和“差异的权利”，却不费神去理解这些概念的范畴和念义。过去已经解答未来的问题。这些“文化主义”可以表现为很多种近似宗教或民族的形式。神权和民族政权成为替代民主社会斗争的便利之选。它们的纲领早已把后者排除出议程之外。

第五种回应：“个人自由”优先

个人自由优先，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基于这个原则的一系列回应，把拥护“代议制选举民主”的铁杆支持者视为同路人。他们把“代议民主”视为民主本身。这套原则把社会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割裂分开。为了不否定他们那种民主，他们甚至容忍实质上的社会退步。可是这种民主现在已经沦为悲情的闹剧。

这种立场还有更危险的形式。我指的是某些常见的“后现代”潮流(例如特别是Toni Negri)。他们想象个体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体，仿佛共产主义(让个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且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就在眼前！

以上所有的回应，包括右派(例如诉诸不触动私有产权垄断的“调控监管”)的主张，仍然在左翼的大部分人当中得到回响。

6. 当代帝国主义的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宣战，对上述的错误替代方案而言，不值得恐惧。

怎么办？

当前的时刻让我们有历史机遇走得更前。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内爆的历史时刻，南北世界的激进左派需要大胆提出可以替代这个系统的政治构想。这个历史时刻需要大胆和彻底的另类替代作为惟一有效的回应。它要能推动工人和人民奋起反抗，击败对手诉诸战争的策略。建基于对当代真实资本主义的分析，这些构想需要直面我们要建设的未来，舍弃对过去的眷恋，打破身份认同或共识的幻象。

激进左派大胆创新的计划

以下的建议分为三个大题目：(i)垄断产业产权社会化；(ii)经济管理去金融化；(iii)国际关系去全球化。

社会化垄断产业产权

另类替代方案的效力，在于必需质疑垄断资本的私有产权原则。建议“调控”金融操作，回归市场“透明度”，令市场参与者的期待更理性， 以及界定达致这种共识的细项条件，却不提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无疑于蒙蔽天真的公众。这些建议要求垄断集团“管理”针对它们自己的改革，却无视于它们仍然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绕过这些改革的目标。

另类替代社会计划应该扭转垄断集团的策略所导致当前社会秩序(无序)的洪流，确保稳定雇用及极大雇用机会，并确保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改进工资亦有合理相应的增长。不取回垄断集团手握的权力，是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经济理论家的软件必须再编码(借用莫宁(François Morin)的用词)。所谓“预期”的经济理论是荒谬而且不可能的，它把民主从经济决策的管理里驱逐出去。这方面的大胆创新需要彻底改革教育，不仅是对经济学家的教育，还包括所有出任管理位置的人的教育。

垄断产业的体制需要根据民主的原则来管理。这恰好与神圣化私有产权的人直接冲突。“公共品”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移植过来的概念，它本身因为常常与有关社会冲突的涵义的辩论割裂而变得含糊不清。(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往往故意忽略社会阶级的现实。)虽然如此，我们这里可以借用公共品一词，来特别针对“公共品”的垄断。

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要通过国有化。这第一步法律行动无可避免。可是大胆创新意味着要超越这一步，提出计划以社会化国有化后的垄断产业的管理，并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推动民主社会抗争。

以下提供一个具体的社会化计划例子。资本主义农民(发达国家的)，正如小农(大部分在南方国家)，都是两边的囚徒：一边是上游的垄断集团，它们提供农需品和信贷；另一边是下游垄断集团，农民要依赖它们来加工、运输及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因此，他们没有真正自主的“决策权”。而且，他们从生产力所得的利润被垄断集团榨干。生产者沦为“分包人”。对此有什么可能的另类替代呢？

我们应该以公共机构来取代垄断。它们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确立管治方式。包括三方的代表：(i)农民(主要利益者)；(ii)生产链上游的单位(农需品生产者、银行)及下游单位(食品产业、分销链)，以及(iii)消费者；(iv)本地公共部门(涉及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学校、医院、城市规划和住房、运输；(v)国家(公民)。以上各部门的代表根据与其社会化管理相配合的规定程序自我推举出来。例如农需品生产部门的单位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的组成包括单位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及有关分包商雇用的员工。管理结构的设计应该结合管理人员及各层次的员工，例如开发独立及适当技术的科研中心。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包括在国有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提供者(“小股东”)。

这里讨论的制度方式，比人们熟识的“自我指导”或“合作社”更复杂。我们需要创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经济管理上实践真正的民主，它建基于涉及利益的各方公开协商。这种方式讲求把社会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系统地连结起来，以对立于资本主义把民主与社会环境割裂。现实中的民主，被化约为政治的形式化管理，而社会环境，则被遗弃给“市场”。而市场本身却被垄断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主宰着。惟有经济管理民主化，我们才可以谈论真正的市场透明度。透明的市场是由社会化管理的制度形式所调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以上的例子似乎只是边缘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农民只占工人总数的非常小部分(3-7%)。可这却是南方世界的核心问题。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里，南方的农业人口仍然占相当大比重。在南方，保证所有人均可获得耕地使用权(尽可能最少不公平条件)，是推进小农农业的基本原则。小农农业不应该被视为“落后农业”(或者“传统”、“民众”)。小农农业所需的进步的确需要某程度的“现代化”(虽然此词有误导性，因为它立即让很多人联想到通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善小农劳动的生产率，需要更具效率的农需品投入、信贷和生产供应链。这里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推动在方式和精神上皆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筑基于社会主义视角。

显而易见，这里选的具体例子是需要制度化的例子。对于垄断部门(工业、运输、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国有化／社会化，我们应该抱着相同的精神来构想。在董事会的构成方面，应考虑其特殊的经济及社会功能。同样，这些董事会应包括企业的工人，以及分包人、上游产业代表、银行、研究机构、消费者及市民。

工人及人民面临当代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在这条主轴下，垄断产业的国有化／社会化回应根本的诉求。垄断集团借着剥夺人民而累积资本来推动经济管理方式，要打破这种做法，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是惟一可行之途。

惟有“市场管理”的领域不断扩张，垄断集团所主宰的积累才可以自我再生产。为了达致这个目的，他们推动过度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把市民剥夺得一无所有)，以及自然资源使用权私有化(把人民剥夺得一无所有)。垄断集团从“独立”经济单位榨取利润，甚至连一般资本家也给金融寡头剥夺得一无所有！

去金融化：没有华尔街的世界

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这种做法本身，并且因此，将会废除“股东价值”的原则。这个原则不过是资本累积策略为了垄断租而强加于社会之上。要大胆走出当前经济管理困局的覆辙，这个目标是关键。实行垄断产业国有化／社会化，将会推翻经济管理的金融化。我们是否要回到凯恩斯在他的年代所提出著名的“食租者的安乐死”呢？不需要，而且肯定不尽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金融回报来鼓励储蓄，条件是它们的来源(工人的家庭储蓄、商业和社区的储备)以及其赚取条件需要清楚界定。一般经济学中有关宏观储蓄的话语，掩盖了垄断集团排他地占据资本市场的组织方式。所谓的“市场所推动的回报”，不过是用来保证垄断租的增长。

当然，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也适用于银行，起码包括主要的银行。可是，社会银行切入经济的方式(“信贷政策”)，具有其特殊性，它们的董事会组成需要适当的设计。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只是以国家来取代由私人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原则上，这样做可以实施国家制定的银行信贷政策。这本身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可是仅限于此肯定不足够，我们的考虑是社会化需要让有关的社会伙伴直接参与银行的管理。在这一点上，由银行职员来“自我管理”，是不恰当的。当然，关于银行员工的工作条件，肯定要由员工来参与决策。可是除此之外便不能仅仅由银行员工参与，因为信贷政策并不能只由他们来决定。

如果董事会需要决定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提供信贷的银行与接受信贷的企业双方)，那么设计董事会的组成方式时也要考虑企业的情况以及它们的需要。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形成对银行业的监管架构在过去四十年遭废除，银行体系因此变得过度集中化。我们有充分而有力的理据支持以专门化的方式来重组银行业。银行业应该根据信贷接受者的需求以及其经济功能(提供短期流动性、为中短期投资提供融资)来重组。例如，我们可以创建“农业银行”(或者由多所农业银行组成的协调集体)。它们的顾客不仅限于农民或小农，还包括上述的农业产业链“下游”。银行董事会将一方面包括银行家(由董事会招募的银行职员)，以及其他客户(农民或小农，及其他上下游单位)。

我们可以想象其他组成方式的银行系统，它们各自配合不同的产业部门。其董事局包括产业客户，和确保该产业的生态影响受监控的技术及服务研究中心，以尽量降低风险(同时也要清楚没有任何人类行为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它们也要接受透明公开的民主辩论所监察。

经济管理的去金融化，需要两方面的立法。首先是主权国家禁止境内的投机基金(对冲基金)活动。其次涉及退休基金(它们是目前经济体系金融化的主要操作者)。这些基金的设计(当然，首先在美国)，是把资本一般所引致的风险转嫁给员工来承担。而承担风险，恰恰是合理化资本回报的理据！这是可耻的安排，甚至违背了替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论据。可是对于垄断集团主宰的累积策略，这种“创新”却是理想的工具。

为了分配性退休系统的利益，废除退休基金是必需的。在估定应偿付金额的数额和期限，还有退休金额与支付报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退休系统的本质就需要并容许民主辩论。在一个尊重社会权利的民主体系里，这些退休系统应该所有工作者普遍共享。可是，必要时，为了不压制某些人想设立补充性退休基金，也可以容许这类基金的存在。

以上提议的所有去金融化措施都朝向一个明显的结论：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借用François Morin的书题)，是有可能，而且值得争取的。

在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里，经济仍然主要由“市场”来控制。可是这些市场将会第一次真正透明公开。它们将由直正的社会伙伴经民主协商而调控(这些人将第一次不再是对手，不像资本主义限定他们那样) 。被废除的是金融“市场”(它的性质是不透明的，并且服务于垄断利益)。我们甚至可以探讨是否需要关闭股票市场，前题是财产权(包括私有及社会形式的)，将会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是否需要为此而重建股票市场。可是不管怎样，“一个没有华尔街的世界”，仍然会是有力的象征。

去金融化，肯定并非意味废除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宏观信贷管理。相反，宏观政策得以从寻租垄断的策略中解放出来，它将重拾其效能。国有中央银行将不再是“独立”，而是同时附属于国家与市场，它们受社会伙伴之间的民主商讨所调控。这样的中央银行将恢复其力量，使宏观信贷政策的规划行之有效，并服务于社会化的经济管理。

国际层面：去依附

这里我用我在半世纪前提出的“去依附”。在当代，这概念似乎被“去全球化”这同义词所取代。 我从来没有把去依附理解为与世隔绝、自及自足。它无宁是面对内外势力时，为了回应自主发展无可避免的需求而采取的策略性扭转。去依附推动重建全球化，使之建基于协商，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排他性利益。它也可以减少国际不平等关系。

去依附是必需的，因为前两节所提倡的措施，目前不可能在全球的层面，或甚至在区域(例如欧洲)上真正实施。它们只可能在具备发达的激进基层社会政治抗争的国家的背景下推行。这些国家要坚定推动其经济管理的社会化进程。

二次大战前后那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打造了工业化的帝国主义核心及被宰制、工业被压抑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对立。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通过推行去依附政策，选择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打开了边缘地区工业化的进程。这些去依附运动，伴随间或激进的社会改革，创造了条件，让那些在这方向走得更远的国家，最终可以“兴起”，中国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当代的帝国主义，也是说三巨头帝国主义被迫退让，并自我“调节”去适应这新时代条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自己。它基于其“优势”，藉此试图保住其排他性的特权。我把它们分为五方面的控制：

•技术

•挪用地球资源

•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

•通信及信息系统

•大毁灭性武器

因此，今天去依附的主要方式正是要挑战当代帝国主义的这五大特权。新兴国家正在这五方面实行去依附，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达致不同程度的控制与自决。过去二十年去依附的成功，让它们能加速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自由”体系里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通过工业发展而取得成功。这方面的成功，让它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可以冒起成为新的“平等资本主义伙伴”。尝试把这些国家中最突出的几个纳入新创的G20集团，助长了这种幻象。

可是当前帝国主义持续的内爆(称为“全球化”)，却似乎打破了这个幻象。三巨头帝国主义强权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浮现，而且预计将会激化。如果新兴国家想向前走，它们的社会便惟有通过民族计划及强化南南合作，朝向更自主的发展模式。

在这情况下，大胆创新，意味积极及连贯清晰地朝向这目标迈进，把去依附所需的措施结合人们渴求推进的社会进步。

这激进化有三重目标：社会民主化、接着实现的社会进步，以及反帝国主义立场。不仅是新兴国家，还有对于遭“遗弃”或“注销”的全球南方，皆有可能致力于朝这个方向迈进。这些国家在1980年代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之下实际上已经被再殖民化。它们的人民现在奋起反抗，不管是否已取得一定战果(南美)，或是还没有(阿拉伯世界)。

在这方面，大胆创新意味这些社会里的激进左派需要有勇气采取行动，投身他们面对的挑战，支持正在进行的所需斗争持续下去而且激进深化。

南方的去依附铺下了帝国主义系统的解体之路。在受全球货币及金融体系影响的地区，这尤其明显，因为这是美元霸权的结果。

可是要注意：试图以另一个“更平衡、更有利于边缘地区发展的世界货币和金融系统”来取代现行系统，只是妄想。一如既往，试图由上而下在国际上寻求共识推行改革，只是一厢情愿，无异于在期待奇迹。现在已经提上议程的，是现行系统的解构—它的内爆—以及重建国际另类替代体系(在国家、大陆或区域的层面)。某些南美洲计划正在朝这方向推展。在这里，大胆创新就是有勇气向前走，怀着最大的决心，别过分忧虑帝国主义的反应。

去依附／解除，这互相关连的问题群组，对于欧洲一样有意义。欧洲也是附属于垄断集团主宰的全球化的一个子集。欧洲一体化，打从开始便是设计和建构来剥夺其人民实践民主的能力。欧盟的建立，是作为垄断集团的保护领地。随着欧元区内爆，它屈从于垄断集团的意志，结果是废除民主体制。现在民主已经沦为一台闹剧，并且走向极端的形式，只关心一个问题：“市场”(即是说垄断集团)和“评级机构”(即是说，又是垄断集团)会有什么反应？他们现在会提的，就只这个问题。至于人民有什么反应，他们一概漠不关心。

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大胆创新以外，也再没有其他选择，那就是：不再听命于欧盟宪法以及想象出来的欧元中央银行。换言之，除了解构欧盟体制及欧元区外，别无选择。要最终重新建立另一个属于欧洲人民和国家的欧洲，这是无可避免的先决条件。

总言之，大胆创新，更多的大胆创新，永远大胆创新。

我所谓的大胆创新，因此是指：

(i) 对于帝国主义三巨头社会里的激进左派，需要投身于建设另类替代的反垄断社会联盟。

(ii) 对于边缘地区的激进左派，需要投身建设另类替代的反买办社会联盟。

要建立这种社会联盟，将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看见进展。可是如果激进左派决心承担运动，投身于推动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这个进程是可以加速的。因此，我们有需要提出不是光为了“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策略，而是“走出已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 

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惟一的合法性，是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后者是文明的更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是已经陈腐过时的系统。延续资本主义只会导向野蛮状态。再没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一如既往，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要不是激进左派通过大胆创新成功推动革命的进步，就会是反革命的胜利。这两种对挑战的回应，是无法达致任何有效的折中妥协。

所有非激进左派的策略实际上都是非政策，它们只是随着系统内爆的事态而见一步算一步地调整。如果说掌权者试图像猎豹 (le Guépard) 那样，“改变所有事情，好让事情没有改变”，左翼的政治候选人则相信可以“改变生活而不用触及垄断权力”！非激进左派无法阻挡资本主义野蛮状态的胜利。他们缺乏投身战斗的意愿，早已在斗争中输了。

我们需要大胆创新来促进资本主义之秋。资本主义的丧钟将由它的内爆敲起，还有由真正人民之春的降临所宣布。这样的春天，是有可能降临大地的。

参考书目

Samir Amin, Sortir de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ou sortir du capitalisme en crise ; Le temps des cerises, 2009.

Samir Amin,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Pambaz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