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一）_风闻

      我始终认为，东西方行政风格之争，如果要用比较简明的方式来描述，就是在社会实际运作中，钱和权谁为第一性的问题。

      在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如今，他们的政治逻辑是：权力是猛兽，必须被看管起来。当权者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必须接受人民监督。（霍布斯《利维坦》）

      而在东方文化里，虽然也有诸多对于权力的批判，但目前主流的政治逻辑是：权为公器，执政为民。当权者不能无视民意，有负于人民，不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权再怎样，也就是个器，属于术的范畴，人民对对执政者自身提出的要求是“有道”。

    从政权的实际组织过程来说，西方崇尚的是投票选举，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以选票的方式量化。从形式上来说，制度的清晰程度，以及数据化可视化的方式做的比较简单直白。顺带一说，票选制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权的合法性由民众赋予。

    而东方文化的政权合法性，从历史经验及传统的角度来说，一是要看政权建立之初的传承是否名正言顺，二是要看执政者后来的经营水平，而后者的重要性往往又大于前者。倘若政绩搞得太糟糕，人民活不下去，那么民众揭竿而起，仿效前人搞“汤武革命、吊民伐罪”什么的，民众也是可以接受的。政权的合法性一样由民众赋予。

比较可以看到，事实上东西方政权的合法性，依照的参照物都是民意，只不过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东西方的着眼点，以及操作程序不尽相同。

    西方文化把政权的运作模式具现化了，颇有机械主义的色彩（譬如把票选等同于民主），从形式上来说，他们追求程序正义，经历过程序正义的过程之后，一切归零，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反倒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意。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上自决的事务，往往不会强力干预——除非发生极端分离主义倾向。

    而东方文化里，政权的运作模式往往是执政者树立鲜明的价值方向——譬如孝道、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政府和民众首先在三观上达成基本一致，然后在实际运作中，民间协同政府共同创造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安排好日常的生产生活，民间对实际结果关注度较高。当不同地方政府对于同一政策执行不同产生矛盾时，中央政府起到的作用基本是先协调后仲裁。对于地方上发生分离主义倾向或者割据倾向，也会采取刚柔并济的措施。

权力的实质就是分配资源的能力。人类之所以对权力迷恋，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在实际情况中，通过权力获得资源要比自己从事生产积累资源来得轻松。除此之外，权力欲还能激发荷尔蒙。本质上，这是懒惰的体现。

    然而，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获得资源的办法又多了一种——金钱。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如今，利用金融手段用钱挣钱达成资源整合，成为了回报率最高的方法。

    金钱本身是资源当中流通性最好的，因为它是一般等价物。因此，在西方价值体系下，金钱反过来支配权力，看上去不是那么不可接受，甚至觉得这是符合契约性质的理所当然。简单来说，有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突破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底线。所以在西方政治体系下，地方上的利益纠葛，用钱去捐助游说各自的议员，是合法且民众应当接受的。

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价值看来，用钱去沾染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正确——虽然东方文化中权钱交易的实际案例存在，但把这个事情放到台面上来谈，是有碍观瞻的。因此，各地方上的执政者为当地民众争取利益，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为先，拿钱去游说中央政府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在一般情况下绝对是引人侧目且易引发纠纷的。

    简单来说，在东方文化价值观念里，权力是严肃而又神圣的，卖官鬻爵在中文里从来不是什么好词。这样，就造成了在东方文化里，权力大于一切的倾向。这也是西方对东方行政模式最大的诟病所在。（他们大概是不知道孔老夫子很早就说过：苛政猛于虎。）

那么，又用什么来制衡大于一切的权力呢？

    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提出了当权者须自律的道德要求。除此以外，东方文化还有一个哲学性的观念：

    就是上文所说到的“道”。

    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具现化来说的话，就是天命、民心、民意，听起来还是比较笼统。

    实际操作层面，东方文化通过《春秋》、《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政治性巨著，不断警告后来的执政者，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民生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和有权人都不可以为所欲为，要有所敬畏。

    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上有天，下有地，且堵不了天下悠悠之口。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有因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有口碑和声名。

    而这个价值观开拓者就是孟子老先生。东方文化后来数千年的政治实践里有无数个义利取舍的案例供后人借鉴。

    在实际运用层面似乎也没有什么类似SOP这样明确的操作指导——东方文化对方法其实没那么高的道德要求，正所谓“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做事讲究发愿和初心。

    而在西方的文化体系里，权力是上帝赐予的。即便是思想启蒙之后提倡人人平等，也强调“天赋人权”。上天把权力赋予人民，人民把权力赋予执政者 —— 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里，似乎欠缺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部分，执政者和天的联系断了。

    人民通过选票把权力集中到执政者手里，是一种委托，而制约接受委托的执政者的，仅仅是他对选民口头上的承诺。

    这个承诺是否能在任内完成，其实不太重要，即便没有完成，人民一般也不是说必须就要对卸任者进行清算。（东北边某大宇宙国似乎是个东西合璧的特例）

    况且，多党票制民主之下，党派之间往往纷争大于协作，党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对此人民可以批评，可以抗议，可以投票，然后还是胜者通吃赢者全拿，完全是资本主义金融规则在政治领域的直接体现。简单来说，在实际操作层面就是金钱/资本大于权力，而金钱和资本又无所制约——连道德上的口头约束都没有，正印证了那句话：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西式政治理念在实施时和理论上的“天赋人权”是存在相当大的脱节的。

    相对于东方文化，西方政治逻辑往往对最终的结果重视不够，但对程序正义有极高的道德要求。

    自从工业革命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之后，西方思想界就对标准化和SOP有一种宗教般的热情，他们似乎认为，社会的发展、政府的组织模式都是完全理性化且可以标准化的。**而在我看来，抛弃思辨的思维去把单一法则绝对化，是一种迷信。**或者称作是机械唯物主义。

   迷信程序正义的最好例子，正如当年魏玛共和国票选出来的元首希特勒，—— 这个“投票一时爽，全国火葬场”的史实是否导致西方政治学者开始“这国怎，定提问，我陷思”的思维逻辑，在目前西方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语境里，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