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之问的回答_风闻

对李约瑟之问的回答

李非

有网友来了这一段：诸国古训“君子可以爱财，但必须取之有道”的观念确实属于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中国的“重农抑商”却是实实在在遏止、甚至是扼杀资本主义的思想。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儒家思想主导下的皇权独大的政治制度遏止和扼杀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直至欧美市场经济强势影响中国，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最初的企业，也是“官督商办”。究其所有制形式来说，更接近现代中国的国企，离民企的距离更远。就算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做大后，皇家还是不想肥水外流。四川铁路的股权之争，就是压垮大清皇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认为这一问问的好。还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我逐一回答之。首先，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为何几千年视“重农抑商”为国策。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自商鞅变法始，就出现了在农人、工人、商人中独立出来的士人阶级。士人阶级，是专事社会管理的阶级。这一点，和西方现在普遍诞生出专司管理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是一样的。在中国，这种专司社会管理的职业阶层比西方早出现两千年之久。

而在工人、农人、商人和士人四大阶级中，有能力管理社会的还有商人阶级。但商人因其自身利益和商业价值观的关系，可管理以民族和宗教划分的小国寡民，不能管理多民族多宗教的大版图国家。士商两道，士人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治国价值观，和商人经商价值观完全不同。因为商人的商业价值观，所以商人管理国家如同打理商业，买入和卖出国家仅在一念之间。中国资本主义以土地资本市场推动，商人是土地市场的大投机者。土地这一立国根本，商人如果通过经商迅速集中了国家财富，投入土地炒作，造成大量农民失地，社会粮食总产出大幅降低。国本就将动摇。所以“重农抑商”是士人治国国策。

一个“抑”字，而不是“禁”字，就说明这是把握一个度，让土地资本市场的土地集中延缓，而不是停止。这就说明士人也知道商人的正能量所在。这个正能量就是资本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由商人引领。这个基本动力就是全民追逐以土地为资本图腾的财富。当这种动力有控制的持续缓慢长期释放时，社会是走上坡路的。但这个动力稍一失控，全社会疯狂追求土地财富。这个社会就马上崩溃了。

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当古代中国社会性质这一基本问题得到解答后，李约瑟之问也就能迎刃而解了。工业革命为何不诞生在中国，就如问“信息革命为何不诞生在英国”一样，原因都在于中国是老大千年资本主义，自大骄傲的无以伦比。近代西方人到中国，就说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骄傲自信到骨子里的人。

骄傲自信，有骄傲自信的本钱。这个本钱就是中国把基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大社会管理的最好，整和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让这个生产力充份彻底释放了。所以在全球都是同样的生产力情况下，数千年中国最优。一直到清中晚期都是最优。以至于刚完成工业化，加上占领殖民地面积大于中国的全球霸主英国，和中国做正常贸易都是长期逆差。不得不用在印度种植生产的鸦片和中国平衡贸易。

这样的老大资本主义国家，把大版图的区域管理的如此之好，形成了南北分工的农作物带，建成了以运河为基础的交通水系，生产了全球所需的大量制成品，形成全球最大规模和人口的城市带，这当然不会爆发工业革命。因为整个庞大的中国内部社会，实在没有那个需求。这种骨子里的骄傲自信，最终受挫于工业化产物的“船坚炮利”。中国人挨了打，才知道工业生产力的厉害。

而兴办国企搞“洋务运动”，这是中国士人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优势，而非劣势。最初的晚清“洋务运动”毁于西方国家的侵略，但这个运动实际上持续百年，直到现在。百年的“洋务运动”，还是从东西方国家引进了全球最齐全完善的工业和信息化制造与应用体系。加之中国两千年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就处于无敌地位了。

至于四川的川汉铁路之争，恰恰是个反例。原先民间及地方政府积极募股筹办的“川汉铁路”，实在是拿到股金后多年未修一尺。清政府急于改革拿出政绩，认真起来，和诸列强国合股建更大的中外合资铁路公司。这个公司就是用收购地方铁路股份公司的办法，先兼并收购并无能力修铁路的公司，再着手修路。并用这种办法已经修好了几段铁路，开始认真打算修川汉铁路。办法也是首先全资收购四川股民的股份，再扩股筹资。结果这事经革命党一造势，民间和地方官员误认为是做废或没收股份。因此生事。川督赵尔丰又是个莽夫，就是镇压少民叛乱起家的武将。于是开枪镇压和平请愿要求退股的股民。因此酿成清廷倒台的大事件。这就是开放步伐太快，扯着蛋了。这倒是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