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之下无"孝"子:被父亲监视20年，我们终于反目成仇_风闻

和父母的和解，是每个年轻人都需要迈过的成长之门。本文作者的父亲放弃一手建立的事业，用棍棒、监视维持自己的权威，如同囚徒的孩子，压抑痛楚最后挣脱一切。中国式亲情，都有一言难尽的疼痛与牵挂。

父亲光脚悄悄摸到书房外窥视，发现我看书时挠痒痒或四处张望，便一瘸一拐冲进来，用还健康的左手抡起拖鞋向我扇来。胳膊上一条条红肿的血印子无处可遮，夏天时，我只好不出教室活动，被同学问起也含糊其辞。

初三，我已经是大男孩了，内心十分敏感。我常常想同学们会如何看我？我衣服土气，剃着光头，成绩差劲，整个人沉闷阴郁，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怪胎？一天午睡，班级里鼾声四起，我胡思乱想着，忽然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冒出了结自己的念头。

那天晚上，我等父母都睡熟了，悄悄溜进厕所准备割腕。窗外黑得一片模糊，空气中有股潮湿的味道，让人喉头清爽。我心脏猛跳，放好脸盆，拧开水龙头。

不料门外传来父亲的喊声：“黄科，你还没睡？”我一下子不知该如何是好，沉默了一会后说：“上个厕所就睡。”我终究，还是没有自杀的勇气。

和父亲的矛盾彻底激化，是在一天清晨。当时，父亲很重视我的营养，要求早餐必须吃好。但那天早上，匆忙上班的母亲忘了煮鸡蛋，这让父亲十分恼怒。他一拳打在母亲脸上，打出了鲜血。我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发狂一样抡起木凳往父亲身上砸，看父亲躲开，我又猛踹他一脚。

母亲的嘴角被打得裂开了，留下一个难看的疤。讽刺的是，对自身缺陷十分在意的父亲，在我的心里和母亲身上都留下了“疤痕”。

父亲出生在重庆的一座小山村。幼年时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因此右手萎缩、跛了一条腿，人生就此改变。父亲每次出门都刻意将双手背在身后，用左手盖住异样的右手。

父亲因为残疾不能干活，引起了兄弟的仇视和欺负。多年后，父亲还常将兄弟自私冷漠的细节挂在嘴边，成年后，父亲从爷爷那里分得一间兄弟挑剩下的小房间，父亲不同意，被小几岁的弟弟拿着扁担撵出家门。

为了改变命运，父亲发奋读书。他对自己的书法要求高，拼命用左手练习写字，曾因为对自己写的字不满意，一连撕掉十几张稿纸。终于，在勤奋中，父亲考上了县城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报社，还遇到了欣赏他的母亲。母亲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嫁给父亲，父亲上门提亲时，外公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1993年，母亲怀上了我。我是二胎，父亲为了抱儿子，又担心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单位领导的仕途，最终，他下决心递上一纸辞呈，生下了我。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我从小就是个“神童”，3岁时，听母亲念过一遍唐诗我就能背诵下来。父亲很自豪，常拉着我在邻居面前表演这项“技能”。

4岁半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和邻居们坐在院子里纳凉。父亲搬出饭桌，端上一锅粥后，转身又钻进厨房。听到院子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父亲冲到院子，看到铁锅被打翻在地，正“滋滋”冒着热气，滚烫的稀饭溅得我浑身都是，他扯开我的衣服，看见通红的皮肤上已经肿起大片水泡。

父亲急匆匆抱着我进了急诊室。我先是做了植皮手术，又输了血。之后手掌下便垫起一个纸盒，没完没了地输液。

住院那段时间，父亲望着成堆的针管药丸，整日不说话。母亲劝他，他就叹气：“这药再这么吃下去，娃儿都吃傻了。”

我的胸口、大腿和膝关节内侧留下一块块暗红色的烫伤疤痕，套上衣服和常人无异。父亲仍忧心忡忡，他担心腿上的伤疤会让我的皮肉粘连，导致我长大后无法站直了走路。出院后，父亲像个舞蹈教师一样每天督促我压腿，任我痛得大喊大叫也不停下。

父亲常苦笑命运捉弄。和他一样，我也有了不得不遮掩的“缺陷”。

图 | 学校

父亲从报社辞职后，到广东做起了服装加工生意。

1994年前后，父亲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可他在生意场没有归属感，骨子里仍带有几分书卷气，父亲不热衷交际，闲时会翻翻书写写字，在我很小时就教导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的烫伤恢复后，父亲准备起身返程，出发前一晚，卧室里电扇“吱呀、吱呀”地乱响，他光着膀子整理行李，忽然对我说，“过来，给你个好玩的。”

他递给我一顶小博士帽。帽子上的流苏像古时皇帝的珠帘，年幼的我觉得新奇，咯咯地笑。

父亲用那只萎缩的右手吃力地帮我把帽子系稳，一边说，博士就是读书人里面最厉害的，长大后想不想读博士？

我问，有没有比博士更厉害的？

“比博士更厉害的？有，那就是博士后。”

“那我要读博士后！”我说道，引得爸妈一阵哄笑。

“你别说，娃儿还只能走读书这条路。”父亲转而对母亲说，他身上带这么多疤，考警察肯定不行，走体育也没这个天赋，以后就得从文。我们家要是真读出个博士，就光宗耀祖了。

那晚，父亲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在此之前，我不认为这几块伤疤对我能有多大影响，但父亲让我渐渐对它们有了些介意。多年以后，我发现发奋读书其实是父亲的生存之道，从我有了“缺陷”开始，他认为这也应该成为我的生存之道。

6岁时，父亲就带着我提前登记入学。可让父亲失望的是，我成绩十分普通，父亲每次从广东回来与我短暂见面，谈话内容几乎都是盘问我的学习。

四年级那年夏天，有次母亲在小卖部给我买了玩具。放学后，我打开门，客厅还没开灯，光线昏暗，父亲端坐在沙发，脸色阴沉，一把夺去我手上的玩具。

原来，那天父亲回乡后，专程去学校了解我的成绩，在他看来很不乐观。父亲将我的平庸归罪于母亲教导无方，那晚，他和母亲大吵一架，第二天，父亲决定：小学毕业后，我们要举家搬到广东，我要待在他身边，由他教育。

2006年夏天，我告别了熟悉的故乡，来到广东。

父亲先是送我上了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我成绩仍不理想，父亲开始坚信，想提升我的成绩，只能由他亲自上阵。他让我从民办中学退学，转到一所离家近的公办学校。他开始严厉地督促我学习，课外习题、教辅材料一摞摞地往家里买。书店有次上架一批号称“北大名师”的讲课光盘，售价昂贵，生性节俭的父亲一口气买下所有科目的全套光盘。

他参照学校一堂课45分钟、休息10分钟的时间安排我在家的生活，周末节假日也不例外。每天吃完晚饭后，父亲搬一条凳子坐在我身后，监督我重温教学视频、做习题，直到晚上10点半，我才能结束学习，洗漱睡觉。

重复的高压生活让我苦不堪言，我转而在学校寻找放松的空间。我逐渐迷上看漫画，有时上完一整天课，桌上还摆着第一堂课的教材。

直到期中考成绩公布，我才意识到审判的时刻来了。我的英语拿了历史最低的12分。

那天放学，直到教室已经走得空空荡荡，我才犹豫地提起书包，没走两步又取下来打开。

因为英语是全班同学的弱项，交白卷者大有人在，更多的是像我一样把选择题乱填一气便交卷，所以老师改卷只数数做对了几道题，然后写上成绩。除此之外，试卷上没有其他批改的痕迹，这给了我改分数的机会。

我从包里拿出试卷和一支红笔，小心地在“12”前添了个“1”。

回到家，父亲笑着迎上来说要看成绩。我不敢看他期待的眼神，硬着头皮打开书包，摸出试卷递到父亲面前。

父亲竟没起一点儿疑心。“哦哟——”他高喊一声，用他那胡渣扎人的下巴在我脸颊上蹭了一口，转而朝我妈喊，“丽萍！你猜猜你儿英语考了多少分！”我妈从厨房一团团白色水汽里探出头来，一脸难以相信。

那天晚饭，父亲特意上街加了只盐焗鸡。菜上桌后，他不停地问，成绩怎么突飞猛进了？会不会当课代表？老师有没有好奇你平时是怎么学的？

我胡诌：三中试题比私立学校简单不少，课代表应该不会重选，以及我跟老师说，平时都是父亲指导功课……

我几乎从没见过父亲像那晚一样开心。一家人虽然没有喝酒，却都有几分醉意。父亲向我妈反复念叨，“我就知道有效，这样学，包有效！”我逐渐抛掉不安，开始享受起轻松的氛围。

“爸，我想买几本漫画，课余时看。”我试探地问。

“买，明天就让你妈带你去买。”父亲手一挥，接着说，“只要考得好，你要星星月亮我都给你买。”

靠着父亲给的零花钱，我在学校越发逍遥自在。我发现自己虽不擅长念书，却是撒谎的高手。我不再将试卷带回家，直接向父亲谎报成绩，我开始编织虚假的故事：同学每天缠着我讲题，老师也让我帮忙辅导同学功课，烦得要命……

谎言像精神鸦片，讲得多了，让我和父亲深陷一种“胜利者”的满足感里。父亲把我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不管生意上遭遇什么不顺，回到家，总能在我身上看到宽慰和希望。

我把谎言越摊越大，同时又明白，修建在砂砾上的大厦终有坍塌的一天。

十月的一个晚上，吃过饭，我像平时一样回到书房假装学习，实则偷偷打开漫画。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父亲喊我的名字，接着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客厅穿过廊道来到卧室，步子很快。我忙藏好漫画书，心中升起不祥的感觉。

父亲推门进来，用那只萎缩的右手吃力地拎着我的书包。书包拉链开得大大的，显然被翻过了。

我的脸“唰”得白了。书包里藏着我全部的秘密：漫画、火机、随意涂画的课本，还有两张没有修改的试卷，分数低得可怜。

父亲两眼血红，眼泪和情绪都处在决堤的边缘，他把试卷摊到我面前问，这是什么？看我不说话，父亲的眼神从难以置信转为彻底的失望，他将试卷揉成一团拍在我脸上，拳头随之落下。

流着泪的父亲又挥舞晾衣杆，直往我头上砸。看母亲过来阻止，父亲歇斯底里地呵斥：“滚开！老子连你一起打！”父亲把我护着头的手指关节打得鲜血直冒，不听我的哀求，一直打。

那晚仿佛无比漫长。父亲打累了，就一样样翻出书包里的杂志、火机、漫画质问，这是什么？这从哪儿来？接着再次将拳头砸下。等他终于不再审问我时，已是深夜。

第二天，父亲派我妈第一次到学校了解我的真实情况。“好学生”的假面被撕下，父亲想不明白，他为我的学习付出那么多，为什么我要与他作对。分析完所有原因，最终，他看着我即将遮住眼睛的“奇异”发型，命令我剃掉头发，不再爱美，一心学习。

理发店里，师傅并不知道晾衣杆在我头上留下的肿块还未消。电推子每剃一寸，都传来钻心的疼。但我更在意的不是疼痛，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头皮乌青，活像接受劳改的少年犯。我脑海中浮现出同学们异样的表情，忍不住哭了。

初二转眼就要结束，为了中考，父亲决定再次举家回到故乡，他暂时放下生意，专职陪读。

中考，我以十几分之差落选重点高中，交了一笔助学费得以入学。

父亲仍然在家陪读，一家人的生活支出全靠母亲工作，我继续过着绝望、压抑的生活。直到高二那年，命运终于青睐了我，有一家艺考培训机构到学校宣讲招生，招生会后，班主任劝我和班上几个成绩较差的同学，以我们的成绩，三本都考不上，学艺术也许能上好些的大学。

艺考培训在重庆主城区，要寄宿几个月，这对于迫切想“出逃”的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回家，我把班主任的分析讲给爸妈听。他们商量之后，也认为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便同意了。

图 | 艺考诚信承诺书

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和一次宝贵的否定父亲的机会。我要证明，没有他的影响，我反而能取得好成绩。加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课程有趣得多，在艺校，我拼命学习，课余时间我经常一个人留在教室看片子，写影评。老师几次单独约我谈话，为我加油鼓劲。

一晃眼，艺术考试的时间到了。我凭着少有的自信状态超常发挥，在那一年全市上万名考生当中，名列前15名。我还收到培训学校发来的一纸鲜红的贺信，这封信被传得全班皆知。父亲为此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那以后，他开始试着用商量的口吻与我沟通，也给了我更多的自由。

一天晚上，我听父亲和母亲在屋内商量，他决定离开家去广东继续做生意。父亲走的那天，我没去送他。他让我自己在家看书，似乎不在乎这些仪式。行李箱拉到门口，他折返回屋子转了几圈，看我在书房里，他最后提高音量喊了声：走了哦！

砰地一声，门关上了。我没有抬头。

- END -

撰文 | 黄科

编辑 | 于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