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石峁人群族属探索_风闻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0-01-18 21:43
摘要：文章认为石峁人群属于传说中的黄帝后裔北狄先民，理由有四：其一，通过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与“稷放丹朱”事件的对应，可证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可能属于后稷族系遗存，则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理当属于和后稷族系同源人群的文化；其二，通过石峁类型末期较多陶寺晚期文化因素的出现，可证石峁类型可能属于姬周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之“戎狄”文化；其三，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被推测为黄帝部族的遗存，文献中后稷族系和“北狄”等部分“戎狄”属于黄帝后裔，说明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和游邀类型样，可能都属于黄帝后裔的遗存；其四，石峁类型的后继文化也当属于戎狄文化。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是近年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人们在惊叹其巨大体量、宏伟建筑、精美玉器、诡谲浮雕的同时，不免会联想到石峁人群的族属问题。完成如此壮举的“石峁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在古史传说中有没有他们的位置？我曾发短文简略表达过“石峁人”或属北狄先民的观点，本文试做进一步的论述。
一、石峁遗存属于老虎山文化
首先应当明确石峁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归属。
石峁遗址所出典型陶器，主要有双鋬鬲、敛口甗、大口尊等，和陕北其他区域以及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北部龙山时代遗存的主体陶器基本一致，我们曾将这类狭义“北方地区”的龙山遗存统称为老虎山文化。老虎山文化有不少地方性差别，可以分为若干地方类型，或者若干“亚文化”——田广金最早提出“老虎山文化”的名称，但仅用以指称内蒙古中南部龙山遗存；魏坚称鄂尔多斯地区龙山遗存为永兴店文化；张忠培称晋中龙山遗存为杏花文化；石峁所代表的陕北北部遗存有一定特色，如三足瓮出现最早且发达，可称之为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当然称石峁文化也未尝不可。
发掘者将石峁古城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流行宽裆的斝式鬲，晚期变为尖角裆的典型鬲，新出三足瓮、盉等陶器，绝对年代分别在大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公元前2100~前1800年，大致相当于我们划分的老虎山文化前期晚段和后期。
和中原等地相比，前期阶段的老虎山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虽因战争频繁而常见石墙山城，家族组织也已凸显，但缺乏大城、大墓和贵重物品，社会分工、贫富分化不明显，我们曾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北方模式”，与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和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有一定区别。至于石峁石城的超大规模，玉器、兽面纹装饰等的出现，当为其与陶寺文化传统碰撞交流的产物，并非北方地区的固有因素。
二、老虎山文化南下临汾与“稷下丹朱”
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国东亚季风气候区出现“干冷事件”，北方长城沿线农业发展条件变得异常恶劣，曾经繁荣一时的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聚落群骤然消失，双鋬鬲、细石器镞和卜骨等北方文化因素大范围南下，一直流播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表明在龙山前后期之交，老虎山文化有过明显的向南移动和影响态势。这当中以老虎山文化南下临汾盆地最具戏剧性。
龙山前期，在晋南临汾盆地突然出现发达的陶寺文化，陶寺都城近三百万平方米的宏大体量、豪华大墓、精美玉器等，都令人印象深刻，王文清、邹衡等提出陶寺文化为尧所属的陶唐氏遗存。而陶寺文化的势力范围可能已经南达黄河沿岸，西越黄河进入延安地区，分别以芮城清凉寺墓地和延安芦山峁遗址为代表，这两处遗址也都以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而闻名。我们曾提出，陶寺文化的出现，当为东方地区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人群西迁所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唐伐西夏”事件。
但到龙山前后期之交，风云突变，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类似晋中的双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说明北方地区和晋西南人群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战争。后来的考古工作发现陶寺遗址还存在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临汾下靳墓地、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也尽数被毁，由此可见老虎山文化人群“残暴”的一面，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石峁所出以青年女性头骨为主的多个头骨坑是否就是杀害战俘的结果。但陶寺晚期文化之初的双鋬鬲和晋中游邀类型者更接近，更应该是晋中人群南下摧毁陶寺古城，而不一定是石峁人群。
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的南下临汾和陶寺文化的衰亡，可能对应《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稷放丹朱”事件（《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稷或后稷，即传说中周人的始祖，钱穆等认为后稷与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就在晋西南地区。丹朱传说中为尧子，其始居地应该就在“尧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条下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汉书•地理志下》中山国唐条下有“尧山在南”，应劭曰：“故尧国也。”）——晋南临汾盆地，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当和尧一样，为陶寺文化。由此推测，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有可能是最早的后稷族系文化或者最早的姬周文化，陶寺晚期文化是稍晚的姬周文化。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也表明，碾子坡等周人组与陶寺、游邀等山西古代居民组有最为密切的关系。邹衡早年曾将先周文化的渊源追溯到所谓光社文化，也就是晋中地区晚于游邀类型的文化，确有先见之明。这样一来，同属老虎山文化的石峁类型，即便不属于后稷族系，也当与其关系极为密切，属于一个大的人群集团。
三、陶寺晚期文化的西北向迁移与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
陶寺晚期文化，也即稍晚的后稷族系文化，在晋西南地区延续了约300年，到大约距今3800年之后，随着二里头文化势力从洛阳盆地进入，才彻底告一段落。令人奇怪的是，陶寺晚期文化典型的大肥袋足鬲、深腹簋、三足杯、单耳杯、鬶形器、折肩罐等陶器在晋南消失，却突然出现于陕北北部石峁类型末期的神木新华、石峁遗址，以及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早期遗存等当中。
《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夏书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窜，匿也。尧封弃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韦昭以“太康失国”解释“夏之衰”，可谓确当。按照夏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的方案，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就应当是早期夏文化，“太康失国”就应该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之初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偏晚阶段，相当于石峁类型晚期。而陶寺晚期文化因素恰好于此时进入陕北—鄂尔多斯地区，岂不正对应姬周先人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事件？
然则又如何理解“戎狄之间”？韦昭显然是从戎狄有别的角度，认为戎在西方，狄在北方。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前面说“可以威民而惧戎”，后面讲“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将戎和狄当作了同一个对象。按照王玉哲的梳理，西周以前北方已有狄（即易）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所谓戎、狄可以互称，战国末期才如《大戴礼记•明堂》所说出现“南蛮、东夷、北狄、西戎”这样整齐划一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目前无法确证“自窜于戎狄之间”到底属于哪种情况，但说石峁类型可能属于笼统的“戎狄”之文化，或者“戎”与“狄”之某一支的文化，应该大致不差。
四、石峁类型具体可能属于黄帝族系后裔北狄的文化
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虽与晋南文化面貌各异，分庭抗礼，但其渊源却都是仰韶文化，都有着晋西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庙底沟类型的深厚基因。我们曾撰文论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是黄帝族系的文化，那么，老虎山文化就应当是黄帝族系后裔的文化。上述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可能对应后稷族系。后稷姬姓，而据《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
无独有偶，属于黄帝之后的还有可能姬姓的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大荒北经》也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知北狄、白犬、犬戎在传说中也都是黄帝后裔，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群人的不同称呼，白犬或即白狄。《世本》又说：“鲜虞，姬姓，白狄也。”推测白狄可能也是姬姓，与后稷同宗黄帝。这就是说，石峁类型可能笼统属于“戎狄”文化，具体属于黄帝后裔北狄的文化。
当然戎也有姬姓宗黄帝者。《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伐骊戎”，杜预注：“骊戎……其君姬姓。”又“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所以也不排除石峁类型与姬姓戎有关的可能性。
五、石峁类型的后继文化也当属于戎狄文化
老虎山文化的继承者，是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等地的朱开沟文化，再之后的晚商时期，则发展为陕北的李家崖文化和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岔文化等，陶鬲、甗、三足瓮延续，石城衰落，新出刀、剑等各种武器工具类和装饰品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半农半牧文化。
李伯谦认为，晋陕高原的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族属，当为甲骨文中记载的和武丁长期争战的
有以上论述，就可得出石峁人属于传说中的黄帝后裔北狄先民的推论。也可知狄人至少四千多年以来就生活在长城沿线，和华夏同源而交流，同根而相煎，《墨子•节葬下》“尧北教乎八狄”的说法并非全属妄言。石峁所出玉器、石浮雕上的人面形象，着意强调突出的颧骨，说明狄人和华夏人具有类似的形貌特征，而绝非西方人形象。狄人曾经达到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高度，为多元一体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沈长云早先主要通过对历史传说的钩沉，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的观点。但黄帝和黄帝后裔毕竟并不是一回事。黄帝不会晚到尧舜禹时代，不会晚到龙山时代。吕智荣虽然和我同样提出石峁古城可能为古代狄族先民之都邑的观点，但他将石峁遗存归之于“黄帝的后裔”“共工氏”，则是我不能同意的，因为共工氏在龙山时代大约是以豫北辉县一带为中心的，而且一般认为其先人可能为姜姓炎帝而非姬姓黄帝。至于张怀通提出的“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的观点，与我所论“西夏”年代相差甚远，我认为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