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道路_风闻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金伟

原帖：http://marx.cssn.cn/mkszy/gwmkzy/202001/t20200117_5079777.shtml?COLLCC=373725821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全球化; 工人阶级;

　　作者简介: 金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

　**[受访者简介]**马丁·阿尔布劳,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协会荣誉副主席,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波恩大学卡特汉堡高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中国比较视点网(CCPN)首席研究员,伦敦证券交易所全球治理中心高级访问研究员。马丁·阿尔布劳的名字通常与“全球化”概念联系在一起。他是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就以《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奠定了其在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他曾任英国社会学会主席,是社会学权威刊物《国际社会学》的创刊人和前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中的地区主义、国籍和全球性的叙述、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

　　2019年3月金伟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做访问教授时,对马丁·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采访。

　一、全球化的最新演变及其带给我们的影响

　　金伟:马丁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可以说,您的名字通常与“全球化”概念联系在一起。您是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您的《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奠定了您在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到今天,您认为现阶段的全球化与之前的全球化阶段有什么不同?

　　马丁·阿尔布劳(以下简称“马丁”):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两个几乎所有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都要谈论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和真正的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促使我们使用这个术语?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看待历史?这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早在“全球化”这个词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全球化”这个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流行起来。“全球化”之所以在1970年问世,仅仅是因为全世界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早在这个词出现之前就已经感知到了。我认为最著名的例子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他们谈到了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如何扩张到全世界。他们认为资本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这和后来所谓的全球化没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出现“全球化”这一术语?我认为这与“全球”一词的流行有很大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谈论了很多全球话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原子弹爆炸,这对地球构成威胁,而这种威胁是全球性的。所以“全球化”这个词变得非常流行,不久之后,它就派生出“全球化”这个术语,就像“现代”这个词派生出“现代化”一样。

　　现在再来看看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随着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的发展,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商界垄断。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几乎与马克思所说的全球经济扩张重叠了。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为政治家们接受,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欧洲。这些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托尼·布莱尔首相,他们使全球化演变为现代化,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下一个阶段,与通信技术密切相关。如果喜欢,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全球化第三阶段。当然,进入21世纪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乐观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尤其是2001年双子塔被毁,人们称之为“9·11事件”。随之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战场,变成文明之间的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9·11事件”之后,融为一体的全世界与冲突纠缠在一起。可以说全球化的第四阶段是“全球化冲突”——全球化与冲突似乎是接踵而至的。

　　我认为就全球而言,数字和数字化的发展显然导致了全球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我们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紧密。然而,就“全球化”的真谛而言,这种联系也伴随着全球意识的衰退。一方面人们关注全球这个整体,但由于数字化只涉及键盘,而键盘并非全球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数字正在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全球化上转移开,尽管它让人们走得更近。这样我们就可以谈论全球化过程之间的差异——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过程以及全球化的语言——这种差异再次拉大了。

　　金伟: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有人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全球化会“放慢”,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您认为中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马丁: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全球性反全球化浪潮,主要是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由于来自北美各地甚至更广泛地区的抗议者围攻,会议不得不取消。实际上抗议者阻止了会议的举行。克林顿总统被阻挡在门外,后来他说:“我想抗议者们也许有道理”。所有推动全球化的人士开始真正认识到,全球化是由西方国际机构运作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这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迈进;全球出现了强烈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场反全球化运动,用社会学家杰弗里·普莱尔斯的话说,变成了一场“改变全球”的运动。

　　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全球化。在21世纪头十年末期,由年轻的中产阶级主导了改变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地演变为普遍的反全球化——反对者主要是那些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任何好处的人。因此,尽管反全球化开始于一场学术运动,但在21世纪头十年后期,反全球化开始变为时髦的“民粹主义”运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觉得他们被之前的反全球化人士抛在脑后,因为这些反全球化人士都是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社会上富有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巨大分歧。当然,其中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财富的巨大增长,但是在个别国家,不平等加剧了,而国内不平等的加剧给政治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现在有人称之为“全球化放缓”。是的,是这么回事。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关注的只是各国政府对这些民粹主义要求的反应,结果各国政府正试图限制自由贸易、提高关税,等等。

　　现在中国在这一切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对世界贸易的贡献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现在,中国提出倡议并积极建设的“一带一路”,效果日益显著。我认为“一带一路”跟传统意义的全球化还是不同的。因为“一带一路”非常具体地关注地区建设。换句话说,“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理念是有所不同的,它注重的是邻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一带一路”会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也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考虑到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一带一路”大量的融资依赖于中国的美元资产。事实上,美国欠中国一大笔美元,而这些美元又是中国可以用来帮助建设“一带一路”的资产。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依赖于经济的全球化又推动着经济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

　　金伟:那您认为全球化对英国有什么影响?脱欧是一方面吗?您对英国脱欧有什么看法?您对英国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马丁:我认为全球化引发的内部冲突对英国影响最为强烈。你看,自托尼·布莱尔以来、甚至自玛格丽特·撒切尔以来,英国就一直宣称要成为一个全球化国家,并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化国家。可是,它做不到,英国只是一个小国。对英国来说,走向全球化并向全球经济开放,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当然,给英国带来更大压力的一件事是——虽然事实证明全球化对英国经济是福音——大量的移民涌入英国: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想要为英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也想从中受益。移民也给传统人士施加了压力——这很简单,他们是传统保守的人,年纪大的人,不喜欢看到很多移民。

　　因此,我认为英国在全球化风暴中经受了最强烈的影响,其政治体系不能很好应对全球化,因为最好的适应这种情况的制度可能包括非常强有力的领导、非常统一的政治阶层。但英国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政治阶层的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支离破碎,朝着各种不同的方向破碎。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

　　金伟:我知道您对中国有着深厚而真挚的感情,您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之后您访问过中国十多次。能谈谈您对中国发展变化的感受吗?您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成就?您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丁:在中国的经历给了我足够的理由感到惊讶。自1987年以来的32年里,中国的发展是相当惊人的,我想到的很多都是直观形象。你知道,当你访问一个国家的时候,你脑海中留下的是视觉图像。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印象是:没有汽车,或者只有很少的车;北京有一条环路,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每个人都穿着中山装。当时我是国家计生委的客人,在农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人民的辛勤劳动,他们对手头工作的奉献精神。我观察到他们非常尽职地执行着独生子女政策。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对国家的奉献精神。我所遇到的人都相信他们正在为中国的振兴做出贡献,所以那种向前向上的氛围十分明显。当然,原因是1978年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全面地展开。

　　我认为,人们看到的是我1987年第一次经历的延续:人们越来越相信,中国正在振兴,将在世界上拥有应有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认为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行为指明了方向,凝聚起了共识,这在西方国家当然是缺失的,所以中国全民一心。但是,我认为这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因: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围绕着话语、说话和写作方式的统一,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里说和写的方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表现为汉字和各种不同方言的结合,这带来了深层次的统一。我认为这是社会和文化和谐的基础。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层面上,你可以在街头标语上看到单个的汉字。在西方,你不能像中国那样用视觉表达政治观点。所以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个非常表面化的层面,但它揭示了中国文化深层的团结,这是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发展起来的。

　　金伟: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1年,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开放?

　　马丁: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得益于一位杰出政治领袖的智慧和经验,他就是邓小平。我想我们都要问,如果邓小平没有下定决心让中国走向新的方向,向世界开放,结果会怎么样?其他领导人能做到他那样吗?我不知道。他在周围人当中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威望,他正是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有魄力的人物”。当然,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很多学者。我们社会学家特别自豪,因为据我了解,邓小平曾经听取了中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意见。费孝通是倡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先驱者之一,他让人们承认非公有制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需要非公有制来激励人们,这样他们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我们需要在非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间取得平衡。邓小平理解这一点,理解增加中国财富的方式是允许人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受益,然后通过出口他们制造的、为其他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东西来为国家做出贡献。

　　因此,邓小平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与社会中个人的辛勤劳动、与农民的辛勤劳动紧密相连。农民的劳动和开放是相互联系的,当然,工厂也发展起来了,大家都涌向城镇。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一直在持续,没有明显地中断,这使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10%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现在这一速度已降至6%,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是很高的。

　　现在很多西方评论家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对这个问题的更好的回答来自于中国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表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短语中。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说法,因为它承认社会主义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是根植于特定国家及其特定文化的。

　　所以中国非常重视自己独特的文化,正如我刚才回答你之前问题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它是建立在一种有自己特色的语言之上的。现在,这些汉字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涵着基本的东方思想。比如,当我们谈到“礼”时,很难将其翻译成英语,因为它涵盖了从规则、仪式、美德到正确的做事方式。它可以被翻译成许多词语,但这些不同的意义形成了大一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久远的过去。现在西方没有过任何类似的词语。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内涵非常丰富。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与中国道路发展和全球治理

　　金伟:您提到,我们应该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理念放在全球治理中去考察其独创性。您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独创性是什么?

　　马丁:当我第一次看到习近平演讲的英文翻译时,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的心跳加速,因为翻译中使用了古老的欧洲单词govern-nce:这是一个法语、英语单词。“治理”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它和“政府”不太一样,因为治理是构建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建立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从习近平的演讲中得到的重要启示,他在关注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的方向、把人们的工作动机结合到国家的目标中等问题。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治理”的标题下,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一种治国理念,适用于任何国家。这种理念摆脱了西方语境,甚至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概念。

　　我认为习近平通过他的演讲表明,我们必须以相当复杂甚至抽象的思维来考虑这些思想。他经常谈到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概念。他对责任、规则和人等概念的解读也是如此。这些概念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修辞上的空话”。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把党和人民联系起来,和权力、治理、价值观等联系起来。通过他的演讲,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将理论观点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这是非凡的演讲,我相信西方政治领袖没有谁能够如此好地把握各种学术观点与人们日常生活见解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些是他自己的独创,他在这个领域有非常特殊的才能。

　　当然,习近平从他周围的人那里汲取了很多东西。他对领导当代伟大国家和社会所必需的知识驱动力有着深刻的认识。这就是这些讲话中中国治理的意义所在。它是理论思想与日常实践的统一,很接地气,一直到唤起普通公民继续奋力工作。

　　金伟:我们知道您正在研究中国精神。您如何解释这个概念?西方是如何运用精神这个概念的?西方能从中国精神中学到什么?

　　马丁:我想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是在看一份官方文件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这份文件由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这份文件的前两段谈到了“丝绸之路精神”。它讲的是几千年的丝绸之路精神,讲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所有这些都是代代相传的,丝绸之路精神象征着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然后文件说,“在新时代的今天,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西方的官方文件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谈论精神。然后我看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中国精神,比如长征精神。然后我意识到精神无处不在,意识到我需要在这方面得到更多的专家见解。于是我求助于我的同事,她非常热心地开始研究精神在中国当代公共话语中的运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精神进行了广泛应用:可以是长征精神,也可能是上海精神,还可能是某个同志的精神。其目的是给学习这种精神的人们带来热情、奉献和能量。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树立榜样;对他们来说,过去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催人奋进从而做出新的贡献。因此,这种对精神的认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然,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了中国精神,就可以推动整个中国发展,这是一种为国家利益、整个社会的进步而向前、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一种创新、革新和奉献的精神。

　　在西方,我们不以这种方式谈论精神,深层原因是精神与宗教有关,特别是与有组织的宗教有关。当然,在18、19世纪,宗教受到了世俗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冲击。卡尔·马克思认识到人类生活的精神方面。当然,与旧的神灵观念相悖的是,人们对旧宗教失去了信心。他们抛弃旧宗教的同时,也抛弃了神灵说。所以西方在世俗化过程中失去了很多道德整合,失去了很多生活使命感。西方遭受了去精神化之灾,甚至可以说,精神化被西方抛弃了。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片精神乐土,这给了它能量。我可以对中国读者这么说,他们会理解的。我想西方人从中应该认识到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

　　金伟: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马丁: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我认为,这一概念产生于世界现实的形势的需要,即尽管世界各国人民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等。而这些挑战意味着全人类必须共同努力。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人民相互合作的共同体。推动这一价值理念付诸实践,习近平特别强调合作共赢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各国人民之间必要的合作非常重要。合作源自挑战,产生于我们都处于威胁的真切感知。在应对这一共同威胁时,我们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增强我们人类的实力和力量。因此,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结果。我认为,在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时,这一点非常明确。全球治理正是在应对全球挑战的基础上往前推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二者的关联非常微妙,我认为习近平的治理理念包含着这两者之间的统一的、共同促进的关系。这种关联关系需要通过各国共同努力和合作共赢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

　　金伟:是的。您认为“一带一路”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马丁:要一个外国人告诉中国人什么是“一带一路”,这有点冒昧,我敢肯定中国人比我知道得多。但据我了解,从根本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在2013年的讲话中提出的。这些举措与一系列旨在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联系的举措结合在一起,这些举措将使陆上、海上、空中联系起来。“一带一路”的理念是,通过良好的沟通增加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使贸易成为可能。商品贸易交换会增加各国人们之间的了解,诞生许多共同目标,为相关国家带来大量福祉、财富和价值。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为了提高沿线国家的经济福祉。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层原因是——它将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你可能会问:“‘一带一路’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呢?”——跨文化交流过去是、现在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回想一下西方,你可能会发现,法国和德国之间有很好的沟通,比如铁路穿越边境等,可是历史上他们仍然曾经数次互相开战。因此,最大的挑战是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平、合作的关系。每个国家都认为进行经济交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重视与那个国家的接触或亲近该国人民。这对“一带一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只是建设机场、道路和船只,因为各国很容易就这些东西达成共识。人们知道如何造船,这是一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知识,这没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这才是巨大的挑战。

　　金伟:那么,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马丁: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中国能做的一件事就是传播中国的知识和理念,欢迎那些来中国做生意的人,给他们提供文化体验。其次,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人与这些国家的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例如,建立学校,鼓励学习汉语。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鼓励中国人学习他们所在国家的语言,也鼓励在中国加强外语学习。直到最近,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在学习英语,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孩子不仅应该学习一门外语,不仅学习英语,还会去学习俄语、印地语或非洲语言。

　　金伟:请问你是怎么认识中国道路的?你认为它有哪些优越性?有人说中国道路是西方现代化的模板,你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

　　马丁:对我来说,中国的道路必须是“道”,必须有方向引导,在寻找方向途中对方向进行判断,学会避免错误的前进方向,以此获得通向未来的经验。这是一次学习的经历,是一次没有终极预设目标的旅程,但有中间目标的奋斗过程。对中国来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迈向未来的中间步骤。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接近实现,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目标仍是一种远景。这两个目标都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化,将使更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融入国际社会。

　　在这方面,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人类生存面临挑战时中国选择的道路。全球面临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森林砍伐、物种灭绝、荒漠化、恐怖主义、收入和财富两极化等。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解决办法尚未找到,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中国的务实态度已经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使世界人民走到了一起。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其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已经连接起了周边各国人民、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这不是旧版本的西方现代化,也不是更新版的全球化。它没有设定参与国必须采用的制度模板,没有提供全球治理的通用模式。相反,它为参与国提供了参与共同项目的机会,每一方都认为这些项目可以为它们自己带来明确的利益,并为人类社会更广泛的利益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