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江凤林打官司：将维权进行到底_风闻

对于被打一事，江凤林的代理律师周涛在庭审当天说，如果被打成轻微伤，只是罚200元，那全国360多万医生的人身安全就面临切实的问题

2020年1月3日，长沙市湘雅三医院老年病科搬离了一楼的急诊病区。53岁的心血管医生江凤林换到了二楼的新诊室，这里依然很小，原本的门是黄色的复合板，不知被怎样的外力撞击，裂开了两条缝。

江凤林在外面装了一扇厚实的防弹门，“被打”之后，他有些怕了，也取消了周末的义务坐诊。老年病科有些冷清，无人问诊时，江凤林会把门关得紧紧的。

2017年4月23日，刘庭白及其父亲带母亲到他的科室就诊时，发生了一起“芝麻大小的冲突”，留下了一起“打没打人”的罗生门悬案。两年多过去，江凤林脸上和手臂上的伤痕早已消逝，但这件事一直缠绕在他的生活里。

因不服警方的处罚，江凤林把当地公安局、长沙市人民政府，一起告上了法庭，两次行政复议，两次法院败诉，这起“医告官”的官司一路打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他说，他是被逼成了“英雄”。

高院庭审当天，江凤林婉拒了审判长的调解建议，他说，“不具备和解的基础”。对于他这一方而言，案件的性质也变了，他的代理律师周涛在庭审当天说，如果被打成轻微伤，只是罚200元，那全国360多万医生的人身安全就面临切实的问题。

1

罗生门

2019年8月20日，5个小时的漫长审理到最后阶段，却引起了些许骚乱。

一直未说话的刘庭白，拿着讲稿，站了起来，先是历数两年多来一家人的“筋疲力尽”和“苦不堪言”。他说话洪亮、沉重，颇为哀切，声腔时而游走于崩溃的边缘，但很快复归理智，他提高声量，发出质疑：江凤林医生凭什么把简单的纠纷渲染成医闹？江凤林医生到底有没有尽到首诊责任？江凤林医生在网上频频炒作，到底意欲何为？

而此时的江凤林，正坐在刘庭白的对面，他始终面无表情，双手紧扣，这天，他的发言极少。

根据刘庭白的父亲、湖南某高校一退休中文系教师刘洪兴的说法，2017年4月，其老伴王朗患了感冒，并在22日这天突然转危，“出气不匀，说话也得拉长了声音”。家人一宿没睡，老伴也交代了后事。

次日天还没全亮，刘洪兴来到了湘雅三医院，挂了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江凤林的第一个号，刘洪兴向江凤林告知了老伴的病情：“有心衰，几次无任何预兆情况下晕倒”，并递过了病历本。江医生告知他，应该转去急诊科。

据刘洪兴的笔录和他在庭审现场的陈述，急诊科医生为他老伴做了心电图，也验血检查，却告知没有权限开住院手续，要住院回去找门诊。

半小时后，刘洪兴折返老年病科，请求江凤林为老伴开单住院。但江凤林说，不行。情急之下，他要拉江凤林去医院领导处投诉。但此时，刘洪兴的儿子刘庭白冲了进来。不过，儿子是站在他后面的，被挡住了，只有他自己抓了一下江医生的衣服。没有打人。

刘庭白在笔录中，向岳麓分局的民警供述，他看见江凤林手里拿着保温杯，担心父亲被打，冲了上去，挡在中间，发生了拉扯、推搡。也没有打人。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江凤林的伤情鉴定

现场一位患者蔡凤华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她的笔录呈现了事情的另一个面貌。她说，老人指责江教授没有医德，是骗子，还拍了下桌子。之后一个男子冲进来，把一个铁质小方桌掀翻，向江医生冲去。 “我站在男子身后，去拖他，但拖不动。后看到江教授的眼镜被打在地上。”

证人说：“至于是如何打的，我看得不清楚。”

冲突现场照片

但江凤林说，他确实被打了。当天法医鉴定，他的下颌和手臂内侧，都有伤痕，属于钝性外力所致。他的眼镜被打到两三米外的饮水机旁，镜片也掉落了。小小的诊室里一片狼藉。

而这一顿打，他也感到莫名其妙。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他回忆道，那是一个周末，原本是休息时间，但他向医院申请了义务坐诊。见他的第一位患者气喘吁吁，病情危重，可能需要及时抢救，便建议他们转去急诊科。急诊科不远，就在同层楼，20米外的地方。

患者便退号了。出门前，“他们还满意地点头致意”。而半小时后，当他对折回来要求开住院单的家属表示无能为力时，对方转为震怒。

2

知识分子版“秋菊”

江凤林今年53岁，他来自南昌市南昌县附近的农村，20世纪80年代，他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90年代初，他硕士毕业，当医生至今。医生这个职业让他实现阶层跨越，他为医生而自豪。这是一份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

不过，这起小小的事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雪崩。

事情发生后没多久，他拿到了岳麓分局5月17日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警方调查显示，刘庭白不满医生江某，与其纠缠，导致诊室工作秩序无法正常进行，被罚款500元。据公开信息，刘庭白是湖南某高校的行政干部，曾在法学院当过讲师。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刘庭白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打人之事只字未提，江凤林心里不爽，他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8月份后的复议结果显示：岳麓分局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撤销。此时，他还挺高兴的，跟朋友喝了几次酒，心里也有了安慰。

但两个月后，“事情变得不简单起来”。

2017年10月18日，他拿到了岳麓分局的第二份处罚决定书，落款为2017年8月18日。此时，500元罚款变成200元，减轻缘由系刘庭白主动接受调查，并如实陈述事实。江凤林告诉《南风窗》记者，当天，律师前去岳麓分局咨询时，说到了200元的降格处理，警察还在笑。

这种处罚变动，让这位知识分子感到了一阵刺痛。江凤林说，他受到了一种莫大的羞辱。

很快，江凤林和律师又去市政府申请复议，再次碰了一鼻子灰。据江凤林称，法制办一位工作人员觉得他小题大做，并告诉他：“关他几天，你有什么好处，人家损失多大，有必要吗？”

过去20多年来，江凤林没有遇到过医闹，最多不过威胁几句。尽管社会上医患矛盾闹了这么多年，但他没有什么切身的感触。而现在，司法、舆论和当事方的种种态度，让他咂摸出一个共同的腔调，似乎大家都说着：“你一个小医生，不就是打了你几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职业是高尚的，地位是卑微的。”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新的理解。

跟一个医疗自媒体人对谈时，他还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自认涵养不错，不过要让我面对这样的侮辱、面对这样的人还保持沉默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涵养，是窝囊。”

江凤林

2018年年初，长沙市政府作出第二份行政复议结果，这一次，岳麓分局的处罚决定得到了维持。

事已至此，愤怒的江凤林索性把岳麓分局、市政府，连同刘庭白，一起起诉到了岳麓区人民法院。他认为，岳麓分局、市政府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警方的调查也涉嫌违反法定程序。

2018年7月16日，岳麓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岳麓分局的处罚，并认为被告市政府对“拉扯、推搡而非殴打原告”的认定，并无不当。接着是2019年2月份长沙中院开庭二审，江凤林依然败诉。

2019年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联系上了江凤林，江凤林写了好几页自己的经历，递交给陈静瑜。两会期间，陈静瑜就此提出一份提案：“坚持对涉医违法犯罪‘零容忍’，司法不能降格处理。”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终于，这起“芝麻大小”的纠纷，滚成了大雪球。2019年4月，湖南省高院提审了这起案子。 

3

纠 纷

庭审当天，被告三方均认为，这是一起医患双方均有过错的普通纠纷。例如，岳麓分局代理人表示，江凤林是老年心内科的专家，患者病情在其水平和范围之内。现场有听诊器、血压计的情况下，江凤林没有作出任何诊断，就把她转到急诊。“再者，患者本身符合住院条件，江凤林为什么不给她开？”

患者家属及其代理人也秉持这样的观点，说江凤林未尽到医生首诊责任，且态度傲慢。其律师表示，家属行为情急之下，情有可原，医患双方，互有过错。刘庭白最后也大声质问，事发当天，到底应该由谁来为母亲开住院单？

但以江凤林一方来看，上述立场对医疗行为缺乏常识。在江凤林看来，患者当时病情危重，老年病科没有设备和条件可即时救治，毕竟常规的检查还需要漫长的排队，于是推荐其转入急诊科。

这一做法，在湘雅三医院和卫健委的调查和声明中，均被认为不存在不当之处，也符合医师首诊责任制的第四条，交接好危重体弱病人的转诊、转科等工作。事实上，患者去了急诊科之后发生过晕厥，进行了两次抢救。江凤林告诉记者，这不仅没有害他们，反而是有助于治疗。

对于家属口中“急诊科没有权限办住院手续”，江凤林则当庭表示，这是一个违背常识的笑话。“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会如此规定。”事实上，院方此前也作出情况说明，急诊科医生没有对患者和家属说过“急诊没有权限办住院”，且急诊科就诊的患者，只能由急诊科办理住院。

针对如此分歧，《南风窗》记者询问了当事人刘庭白，当他并未正面回复。

事发第二天，患者王朗最终还是从江凤林的老年病科办理了住院。只不过，江凤林说，患者既已退号，医患关系就已解除。无论如何，再返回找他办住院，都是无理取闹，他成了一个出气筒。

江凤林很坚定：“这不属于医患纠纷，而是典型的医闹。”

这场发生在3位知识分子身上的纠纷，既琐碎、微不足道，但又关乎尊严、事业和前途。刘庭白称此事之后，家庭深陷泥潭，自身提拔无望。作为副教授和副主任医师的江凤林，则赌上了职称的巨大风险，做了一回出头鸟。毕竟，在中国医院的体制下，“人们只愿做绵羊，忍气吞声”。

医疗媒体把他塑造成了“英雄”。有报道把他比作知识分子版的“秋菊打官司”，也有文章说他 “以一己之力维护300万医者的尊严”。 

4

边 界

眼看4个月过去了，高院宣判结果迟迟未到。江凤林不知道未来是否明朗，2020年1月7日，他叫上了院里两位热心的同事，一同商量。

一位外科医生姗姗来迟，因为下班前突发意外，有患者刁难、威胁科室的医护人员，他带着徒弟赶去，凭着块头与气场的优势，让对方软了下来。

当医生多年，这位外科大夫有了经验，“不能太书生气”，有患者耍横说，我可是湖南人。他回，谁还不是湖南人。

同行相聚，难免聊起眼下的时事，杨文医生被杀，令人不寒而栗。最近的伤医、杀医事件，似乎过于频繁了些，先是兰州的女医生被杀害，接着湖南的村医遇害，后来除了杨文事件，元旦当天，还有太原一位急救医生颈部被患者同行人捅伤。

舆论再次聚焦到医生的尴尬境地。

从整体来看，中国医患关系的临界点是2013年的温岭袭医案，那次事件赤裸地暴露了医护人员的高危环境，几乎全行业的医护人员，都喊出了“拒绝医疗暴力”的口号。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1%，涉医案件累计下降41.1%，2018年1—8月仍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

从媒体报道看则略有差异，2018年以来见诸报道的医闹和伤医事件似乎在反弹，夹缝中求生的医生群体，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医患矛盾呈一定的波动性、摇摆性。但作为医生们的个人感受，江医生说，“那只是报道与不报道而已”，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医闹，家常便饭而已。一份调查显示，62%的医生认为他们的执业环境没有改善。

好在，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其中，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同事对江凤林分析道，当前舆论环境，这部法律的出台，加上高院用那么高规格的阵容来审理，局面于他是有利的，未来正变得明朗起来。

刘庭白曾在庭审中说，诉讼不会有赢家，但江凤林坚持要辩出个输赢来，屡次受挫后，现在他看到了希望。

“因为官司而不是医学成就出了名”，他对此也坦然起来，觉得身上确有这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