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返乡六年，他在做「回乡见闻」中不敢想象的事_风闻

编者按

乡村发展，能否等同于乡村经济发展？近年来，这个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背后，乡村正在流失的远远不仅是劳动力与人口数量，每一年的春节返乡时刻，都是种种“回乡见闻”的刷屏时刻。乡村该往何处去？一转身离开的家乡，是否注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远方？

有人偏不信邪。

《社会创新人物系列》第九篇，就是这样一篇另类的返乡故事。2013年，林炉生决定离开北京，离开高校，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家乡的命运。

“人心一旦有了改变，就不会再回去了。”内龙村副书记林志福说。

“我们想要的也不多，人心有了改变，就很好了。”内龙村村民，志愿者骨干林茶梅说。

被改变的村庄

今天，内龙村是青山环抱中一个典型的闽南古村落，青枣、杨桃和蜜柚遍村栽种，紫荆花与三角梅沿路盛开，来自山上的溪水穿过村庄，通过引水渠流经村里最大的建筑、老式圆土楼“陶淑楼”门前，又向着下游山谷奔去。只有百余户的小村鸡犬相闻，夜不闭户，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宗祠前的戏台旁晒太阳，总有好奇的孩子会笑着与外来的陌生面孔打招呼——他们每一个都很会说“谢谢”。

● 今日内龙村 / 受访者提供

但仅仅四年前，内龙村还是城市化大潮背后一个凋敝暗淡的影子。土楼年久失修，渐渐坍塌，村中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赚了钱的那些回来带走了全家人，剩下的则是无法离开的老人、孩子和操持全部农活家务的妇女……

变化起于2015年底的一天，陌生汽车在村里进进出出，带来了来自远方的建筑师，来帮忙的大学生，与一批批建筑材料。他们围着废弃的土楼打转，并不在意近旁指指点点的村民。

从修缮土楼坍圮的外墙开始，这些陌生人修整土楼、清理河渠、拓宽道路、打扫村庄内外……

围观他们，很快超过赌博娱乐，成了内龙村村民的主要消遣。

● 陶淑楼屋顶改造期间 / 受访者提供

工程进行了近半年，学生们走了，建筑师走了，留下修缮好的土楼。始建于两个多世纪之前的陶淑楼居于村庄正中央，与中轴线另一端的宗祠和戏台彼此呼应，仿佛一只凝视着村庄的古老眼睛。

但真正的变化，或许是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几个此前并不起眼的村中妇女自愿组成了一个义工小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收卫生费，起初收上来的钱不够雇人清扫，她们就自己动手，打扫村中一塌糊涂的道路与河渠。

她们是村中的媳妇，女儿，也是母亲——大学生们重修土楼的那几个月，她们都曾抱着孩子远远地观望过。

空置的原村小学教室里，开办了停学七年的幼儿班。在此之前，内龙村的孩子们要送到几公里外的外龙村才能上幼儿园，不少孩子的童年因此只能被关在家里看电视——他们的父母往往不在身边，“早上八点钟送去，十点就又要接回来，爷爷奶奶哪里做得到。”

曾经无人问津的土楼，也办起了“陶淑书院”与小小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志愿者成了这里的老师，带来村民们闻所未闻的种种学问——他们来自厦门、台湾、上海、甚至美国、英国和非洲，许多人不会讲闽南话，还有些连中文也听不懂，但不同的语言没有妨碍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他们离开时哭红了眼睛。

● 陶淑楼夏令营结业式 / 受访者提供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曾经走出家乡，又选择回到家乡的人，他的名字叫林炉生。

带来改变的人

1982年，林炉生出生在陶淑楼一间向阳的房间里，也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内龙村整个村庄几乎都姓林，土楼内外，家家沾亲带故。幼年的炉生在土楼舅舅家的屋子里长到九岁，才跟着父母搬到土楼外的新居。

十一年后，这个土楼里走出来的孩子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在同辈的弟妹眼中，比起成绩，炉生给他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决心与行动力——从少年时起，身材并不高大的炉生就是伙伴群中的孩子王，而学习成绩不过是他诸多事迹中并不特殊的一桩，“就是决定要做什么，就很快做成了。”

或许是同样的性格特质在发挥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极不寻常的道路：在北京师范大学后勤物业部的“正常”工作只坚持了不到一年，他就与另外几个同伴一起，拿着不多的积蓄全职做了公益。

十四年后回顾起当初的决定，林炉生的回答平淡而隐含傲气，一如他这个人给旁观者的印象：“就是想要做点事，人活着，应该要有内心的追求，”他顿了顿，“功名利禄，世俗成就，这些顺其自然就好。”

● 林炉生 / 受访者提供

最初他关注到的是北京城内的打工者子女，与同伴共同创立的机构

“农民之子”，发展几年后也很快赢得了荣誉与认可，但对林炉生来说，这却是一次让他开始察觉到自己能力限度的尝试：孩子们的家长随时准备着为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离开，他们对于所生活的打工社区没有认同感，社区工作做得再好，也难以影响家长的决定。

林炉生发现自己很难消化和排解这种无力感。“（方向选择）可能还是和个人的经历有关，我不是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另一次尝试选择了北京郊区密云县的一处山村，林炉生在这里创办了“燕山学堂”，希望能够为打工者子女群体提供自然教育。山村的宁静生活让他眷恋，却也似乎提醒着他，还不能过早地享受一己的宁静。

201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林炉生再一次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方向，并萌生了回乡的念头。来自家乡福建的公益组织“正荣公益基金会”的邀请只是契机之一，更重要的或许是某种来自家乡的召唤：离家在外的十几年，他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为家乡做点事。

“在外做公益这么多年，可自己家乡却是一片破败……”林炉生摇摇头，这是他无法拒绝的责任。

从求学之路到公益探索，数年闯荡给林炉生带来的是村里老乡们无法想象的眼界与资源，而当他决定回到家乡，自己儿时的旧居陶淑楼就成了他返乡的切入点。

● 陶淑楼内景 / 作者

林炉生咨询了几个专业朋友，得出了“改造土楼完全可能”的结论，“好厝边”项目由此而生。为了陶淑楼，清华大学的建筑师来了，上海雷励中国的青少年志愿者来了，目睹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村民对改造工程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态度逐渐正面，进行到后来，几位村中的老人组成了一个村民志愿小组，成为支持陶淑楼修缮的最初本地力量。

但在林炉生的设想里，“好厝边”并非一个建筑修复项目，而是一个社区营造项目——在闽南语里，“厝”的意思是家，“厝边”既是邻居，也是社区。

2016年初夏，修缮后的陶淑楼开办了第一期夏令营活动，请到了澳门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来做义工老师。许多村中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外人，起初只敢在妈妈怀里抱着听课，几天后也与义工老师们玩到了一处。

● 2016年第一期夏令营义教活动，义工老师与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 受访者提供

等到这一期义教活动圆满结束，林炉生在村中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几个本村妇女结伴来了，这是娇凤、茶梅与志燕。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我表弟在外面打工，我就打电话问他，哎志愿者是干嘛的？”回忆往事，茶梅圆圆的脸上有笑意，“他说，就是白干活，没工资拿的。”

“我们一想，好嘛，那就志愿者嘛，反正能帮村里一点。”五名后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妇女志愿者就此走到了一起。

● “五朵金花” / 好厝边公众号

土楼修好了，本地志愿者团队也有了，清扫运动推动了起来，夏令营、图书馆与幼儿班也纷纷启动，看上去万事俱备。

但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乡村社区，兴之以“术”

“我那个时候很讨厌他，我就哭，说你把我拖下水了，然后你又不管我们了。”

说起两年前的那场危机，娇凤摇着头，有些不好意思。那是“陶淑幼儿班”办起的第二年，由于孩子少，家长们交来的学费不足以解决经费问题，第一个学期，是林炉生联系来的公益项目为幼儿班的老师支付了工资——每月1500元，可到了第二个学期开始时，林炉生告诉她们，这条路行不通。

“公益捐款不可能持续。”林炉生说，“第一次我能开口，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再去跟人家说，我们又没有钱了你再来捐。“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清扫运动里，没有了最初来自众筹和乐捐的启动资金，每户10元/月的卫生费要雇人打扫几乎没有可能，几个志愿者只能再次自己出去收垃圾。脏和累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障碍是没有人理解。

“他们就说，你们又不是村干部，村干部都不管，你们管什么闲事。”娇凤摇着头笑，“我公公婆婆也说，家里都不管，出去管那些……”

几个志愿者为此去找林炉生商量，但收到的回答却是：“我也管不了，你们看着办吧，如果资金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算了。”

志愿者们接受不了这个答案。

“怎么能放弃呢，我们忙了那么久，很心疼的，而且是我们敲门跟人家说要搞，现在又不搞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压力太大，几个志愿者边哭边商量，依然没办法决心放弃，“如果实在做不下去了，那我们几个就把它扛起来”。

五个人召集家长开会，说服家长们把幼儿班的学费从500涨到700元，又把两位老师的工资下调到1400元。

● 娇凤在给幼儿班的孩子们上舞蹈课 / 好厝边公众号

还有一块资金缺口怎么办？从前被陌生人看两眼都想跑掉的娇凤做出了自己也没想到的举动，她跑去村委会一坐就是一整天，又拦着乡镇下来的领导不让走，告诉村干部“你不给我解决，明天我还要来”。

被磨得没了办法，村干部终于同意为幼儿班提供一笔资金，又承诺会资助清扫运动，但志愿者们担心这样的口头承诺不可靠，为了防止拖欠工资，她们分担了后三个月的卫生清扫工作。“就是想着，三个月后如果有工资，那最好，如果没有，反正是我们几个嘛，就不要了。”茶梅说。

“无怨无悔。”娇凤补充。

这样坚持了三个月后，林炉生才告诉她们，这只是他有意为之的一场考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还是会帮的嘛，不可能看着它死掉嘛。”林炉生说。那部分欠发的工资也由他补上了。

“虽然很气他，但我也觉得我成长了。”娇凤说，从小在村里长大，对内龙村的感情是推动她做这一切的原动力，但在这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对村庄有感情的。有人问我，要是挣到了钱要不要搬到县城里去，我不想去，那边都是陌生的，我说我要是挣到了钱，我就在村子里盖个大别墅。”娇凤说着，大笑起来，“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我以为志愿者就是出力，很简单的，就只管出力就好了，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没有想到（最后都要我们管）。”

今天的娇凤是村里所有志愿工作的“一把手”，负责接待所有来往访客、组织陶淑幼儿班与国学班、领导村中的腰鼓队和广场舞，还在村中开办了“魔方加工厂”，帮助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就业。很难想象，每天忙碌于这些工作的她甚至并不识字，最初也完全不会讲普通话。

“现在微信用得多了，简单的可以（读懂），比较难的不太行。”娇凤说。她的微信通讯录里躺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串串名字。

而与她朝夕相处的乡亲如今真成了她的亲人，去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病倒，娇凤忙于照顾老人，正赶上地里木薯成熟。不得已，她向亲熟的邻居求助，没想到全村男女老幼都赶了过去，帮她收好木薯，搬回家里，削皮，晾干……

“我心里都是甜的。”提到这件事，娇凤说，“村庄的变化真的很大。”

娇凤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她同样也在复制林炉生曾经使用过的策略——内龙村的卫生已经不是问题，2019年春天，娇凤和几个志愿者骨干带着清扫工具去了邻村。

● 妇女志愿者在上游村庄打扫卫生 / 好厝边公众号

“刚开始都不理解的，有人骂你为什么管闲事，有人说你们肯定收了钱。”她回忆，已经不再困扰于这样的反应，“去了几次，就开始有人拿着笤帚和你一起扫，有小孩子跑出来帮你捡垃圾，还有人塞水果什么的给你。”

“他们村的老人家问我，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娇凤笑眯眯地讲，“我就说，不来了！”

乡村社区，求之以“道”

而在林炉生眼中，所有的追求与变化，最终都应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一个改变心灵的过程。

“甘地对我影响很大，”林炉生说，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圣雄甘地白衣盘坐的照片，时常让人升起另一端是位慈蔼长者的错觉，“其中的一点是他讲求内省。除了要向外去解决社会问题，也要向内去自我探寻，去寻找真理。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找和体验真理……甘地做了那些事，他其实并不是对政治有多么大的兴趣，他只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能对其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同样的描述或许也适用于林炉生自己，而他的自我探寻路径又深刻影响了内龙村。

比起常规的乡村振兴项目，“好厝边”显得更保守，也更重视精神层面——它希望能够让孤独的老人有陪伴，学龄的孩子有教导，乃至于重建曾在城市化大潮中被严重冲击和损毁的乡土人情社区，而提振乡村经济数据、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更常见的目标，则退到了相对靠后的位置。

● 2018年，陶淑楼门前，义工老师和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 受访者提供

身在福建，又守着一栋始建于清代的土楼，林炉生并不希望家乡像一些附近村庄一样，走依靠政府拨款发展特色产业，或发掘人文资源开展旅游业的旧路。“有些事情不是有钱就可以，问题不是拿到钱，而是怎么用好。”

他举了村庄清扫运动的例子，“你每个月花一笔钱，他们会觉得，哦那这个就该是你去扫，就该是你去做。茶梅她们最开始就被以为是拿了工资，因为没有人雇你的话你为什么来做这个。”林炉生说，“就有人往地上扔个什么，然后喊她们，‘哎这里来扫一下’。”

这不是林炉生想要的东西。

同样警示他的还有来自全世界的无数例子：公益组织出资推动的村庄发展项目多半会在资金中断以后随之停摆；许多村民挣到钱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举家搬迁；市场化大潮中富裕起来的村庄，村民间因经济利益冲突而爆发的矛盾也随处可见，更何况依靠外部资金注入和一时的市场新鲜感，对于大多数村庄的发展而言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林炉生想要的是来自内部的改变。从“好厝边”启动开始，林炉生始终在尝试以身作则地带动更多人，他相信总会有人被他人的付出感动，进而改变自己。

● 2017年初，陶淑书院投入运行 / 受访者提供

虽然看似理想主义，但这条不同寻常的自我探寻之路的确已经改变了内龙村：短短四年，维护村庄环境已经成为村民共识，加入志愿者工作的村民越来越多。两位从志愿者队伍中走出来的村民，在今年进入了村两委班子，原本只读到初中就被迫辍学的茶梅，如今已经自考到大专……

去年，林炉生曾在介绍内龙村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需要的是内力、外力与政府力的协同合一，而内龙村，无疑正是村庄内生力量得到充分发掘的典型例子。

尾声

仍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内龙村的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更多的变化需要的是政策、机制、更广意义上的社会氛围等等多方面的突破，体现在实际运转中，就是各方面需要的资源依然难以取得。

娇凤还在为钱发愁，村两委曾经承诺的扶植资金少而又少，还经常遭遇“折扣”。“这几年也往里面贴补了不少，没办法嘛，所以要想办法挣一点钱。”她的魔方加工工作负责把一百多个零件手工组装成成品魔方，做一个能赚到几毛钱。

● 娇凤的魔方加工“车间” / 作者

而林炉生关注的，更多是这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身在政府体制外的“返乡人才”难有空间与本地基层干部实现密切协作，与此同时，政府下拨的扶植资金有时又缺乏必要的弹性。

“政府理解的群众需求，和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有时候不太一样。”林炉生说，“但老百姓不理解这些，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是指定了用途的，就觉得为什么政府部门有钱乱花。”许多基层矛盾由此而生。

所有上级政府资源集中在村两委的现状，则导致一方面本地村民参与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外来助力也无从着手：“如果村两委不给力，那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

2019年，从志愿者队伍里走出来的村民林志福在竞选中当选了内龙村党支部副书记，这或许是新的改变的开始，但路的终点有什么仍未可知。

林炉生直言，他还难以设想内龙村几年后的样子，或许原地踏步，也或许焕然一新。

但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春天将有更多的村庄迎来它们的变化契机，土楼修缮正在走向其他村镇，陶淑书院的运作模式将落地隔壁的下洞村，娇凤和她的伙伴们也盘算着更远处的乡村清扫运动……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尽管不能概括为通常意义上的“教育”，但或许，这也正是内龙村，以及其他邻近村镇上，那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