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神话”灭身亡国——隐藏在迷雾之中的核事故真相（日本专家反思）_风闻

无论发生了多少教训深刻的事件和事故，日本的危机管理一向都进步。因为“安全神话”掩盖了一切。其中最为可怕的是核能。在3.11事故导致最凶险的危机成为现实之前，曾多次出现过正视问题的机会。但日本在国家层面上就一直在逃避。自作为警察厅警备课长参与处理“Mutsu”号核动力船航海事故以来，本文作者多次近距离目睹日本的重大核事故，作为危机管理第一人，他将为我们剖析日本核安全神话那令人喷饭的真相。

尽管1995年经历了一系列危机

20世纪末，人们常常提及军事用语中的“CBR（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active，即化学、生物、放射性）危机”，或者说警察用语中的“ABC（Atomic Biological Chemical，即核能、生物、化学）危机”。再加上“D（Disaster，天灾人祸）”，这ABCD危机，日本在20世纪里全部经历了。而且，1995年一年之内就发生了这四类危机。

1月的阪神淡路大地震（D），3月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BC，生物化学武器恐怖袭击），12月的“Monju（文殊）”号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冷却材料液态钠泄露和火灾事故，虽然破坏规模小于后来的东海村临界事故和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但仍属于A所指代的核能・辐射能设施事故。

在这个意义上， 1995年对于日本而言，是国家层面的危机管理问题暴露无余的一年。那么此后，日本的危机管理是否吸取了1995年的教训并因此得到了改善呢？遗憾的是，实在难以让人给出肯定的答案。

如果早点抛弃“神话”，就不会发生福岛核电站惨剧

那么，1995年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完全迷信“安全神话”，未曾设想过会遭遇最凶险的事态。在“ABCD”的各类危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虽然各种形式的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政府体系完全是在“安全神话”这一前提下构建和运转的，所以至少在政府内部，否定“神话”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1995年内相继发生的事件全都具有否定“神话”的意义。但此后是否建立了不以神话为前提的危机管理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很多领域，人们还是继续躲在“神话”的背后，不愿面对现实。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A类危机领域，也就是核能领域。如果能从过去的事故中吸取教训，摆脱“绝对安全”的前提，采取合理的对策，那么就不会发生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不仅如此，长期以来过分宣称“绝对安全”的做法产生反作用力，导致事故后舆论偏向了对核电站极度抵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成为了最近20年来核安全神话的最大变化。

“Mutsu”号核动力船事故以来，摇摇欲坠的核安全神话

由于日本遭受过原子弹轰炸，国民始终对核问题很敏感，所以政府制定了“和平利用是没问题的”这种核能基本政策，并以安全神话维护了这种政策。政府将核能完全没有危险这一谬论灌输给全体国民，并一概抹杀了不符这种主张的声音政府从不去考虑任何对策，已经到了极端的地步，思考核能的危机管理问题本身，可以说是受到禁止的。历来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非科学的处理方法。尽管我们这些危机管理专家多次发出过警告，但政府从未有过任何改变。因此，我认为历代自民党政权罪孽深重。

最早暴露出日本核能开发工作缺乏危机管理能力的事例是1974年的“Mutsu”号核动力船试航失败。当时，我是警察厅警备课长，作为幕后人员从头至尾目睹了事件的全部。

竟然是这些人在搞核能开发！

首次开展核动力船航行实验时，母港青森县Mutsu市大凑港当地居民表达了强烈反对。当地虾夷扇贝养殖业兴盛，人们担心核动力船试航会造成“污染”，因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当然，尽管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反对运动依然声势高涨，犹如节日的喧嚣，所有渔民都喝得烂醉，以至于当地酒馆的一升装酒品据称均告售罄。借着这股劲头，有人把身体绑在锚上抗议，或是将渔船在“Mutsu”号船头一字排开，以阻止其出航。

面对这种情况，“Mutsu”趁着台风迫近，渔船包围网出现破绽时突围出港，在海上达到了首次临界状态。主持开展实验的日本核动力船开发事业团和科学技术厅都充满了信心。可是，由于屏蔽体存在设计缺陷，导致了微量的核泄漏。在技术开发领域，初期故障在所难免，只要准备好常识级别的补救方法，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此时，只需用铅板填塞缝隙即可。但“Mutsu”是以不会出现技术性问题为前提的，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相关准备。

于是，航行在海上的“Mutsu”迫不得已采取了令人闻之愕然的应急措施——用夜宵饭团来填塞发生泄漏的缝隙。而且，由于起初大家都不愿意靠近，所以采用的是投掷饭团的方式。这样显然达不到预期效果，于是没有地位的小研究人员被点名派去近距离徒手填堵。据说当时还举行了交杯饮水的告别仪式。总而言之，那惨淡的光景，不禁让人质疑，怎么会是这样一群人在开发核能。

中央也未能开展危机管理，颜面丧尽

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毫无疑问这是缺乏危机管理意识所造成，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由于一切都是以绝对不会发生事故为前提计划安排的，所以“Mutsu”号上还载满了媒体人员。于是，又陷入了船上慌乱景象被逐一曝光的窘境，最终引发了没有必要的巨大风波。

该核泄漏事故发生时，我正在科学技术厅长官森山钦司的办公室。由于反对活动激烈，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相关阁僚恳谈会决定调动青森县警察机动队（类似于武警——译注）和东北化学机动队，作为警察案件来处理。所以那一天，作为国家公安委员会代表，我一直待在森山先生的身边。

森山先生的办公桌上放着差不多10部电话，其中有一部是红色的。他问我“佐佐，你知道那部红的是干什么的吗？”我回答“不知道。是连着消防或别的什么单位吗？”，他解释说“不对。那部电话是和‘Mutsu’号船长直接联系的专线。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第一时间上报到我这里。所以，接到电话以后再考虑对策也完全来得及”。然而后来，当我问“森山大臣，专线电话当时是什么情况？”时，他回答“电话没有响哦”。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作为监督部门的科学技术厅和警察部门都没有收到关于事故的报告，倒是电视新闻抢先一步。

不是用钱就能平息的事情

原本就强烈反对试航的大凑港当然拒绝该船回港停靠，自然也被其他港口拒之门外，于是它变成了一艘“核动力流浪船”。无论去哪里，当地港口的工人和日本渔业协同组合（渔协）都会大吵大闹。作为警备课长，我每次都必须向当地派遣部队，记得那时我一下子就忙了起来。

渔协要求针对所有人给予渔业补偿，实在不成体统。当时负责解决此事的是自民党总务会长金丸信。他打算采用露骨的金权政治方式，用钞票堵住那些渔业从业者的嘴。可是这样一来，渔民们也变得得陇望蜀。他们要求废弃“Mutsu”号、要求全部拆除核动力船专用码头的港湾设施并恢复原状等，而且这些工作花费了大约20亿日元。

尽管发生了如此之大的风波，但政府的核能部门却没有朝着强化危机管理的方向迈进，既没有配备化学防护车，也没有对其他核设施是否存在缺陷实施全面检查。可能发生事故这样一种危机管理的大前提，完全被搁置在了安全神话的迷雾之中。这就是“Mutsu”号核动力船事故的结局。

无力处理事件和事故的监督部门

核能开发后来依然由科学技术厅管辖。但科学技术厅却无法应对核设施的事件或事故。第一，科学技术厅没有应对事件和事故的实战部队。并且，作为政府部门的属性，它本身就缺乏“事件或事故”随时可能发生这种思维。

1995年12月的“Monju”号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冷却材料液态钠泄露和火灾事故，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当时，科学技术厅的审议官在新闻发布会上，是用“Monju出现的现象……”来表述的。顿时，记者俱乐部一片哗然，当被追问“现象是什么意思？应该称作事件或者事故”时，这位审议官强辩称“依据科学技术厅的内部规定，这是一种现象。如果涉及人身事故，那便是事件；没有人身事故，仅仅是机械损坏或者烧毁的情况，则属于事故。钠泄露不属于事件或事故的范畴。这是一种现象”。

我一直在听他的解释，觉得他一派胡言。我在当时的报纸和电视评论中表示，“将之称为现象是很奇怪的。因为暴风雨、雷电等是自然现象，这就相当于在告诉人们，钠泄露火灾是自然现象而非人祸。如果内部规定要求像应对暴风雨和雷电那样处理核电站钠泄露事故，那就必须改变内部规定”。

后来，那位审议官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怪异的坚持——“你读过内部规定吗？规定是那样写的，所以没什么不对的”。厚厚的一封信，完全手写而成。审议官瞪着斗鸡眼写信的阴森之气跃然纸上，令人毛骨悚然。

为核电站制定地震对策的可能性也被官僚摧毁

此次事故之前，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时担任科学技术厅长官的是田中真纪子女士（日中邦交时的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译注）。只有她一位提议，“虽然大家都说地震对核电站完全不会产生影响，但真的没有问题吗？调查一下如何？”政府上下一致坚持“绝对不会受到地震影响”，因为如果按照田中的建议实施调查，那么就会传出核电站不抗震的流言，进而点燃反对发展核电站的抗议运动。而且，当时内阁支持了科学技术厅事务部门的意见。

当时我们就应该调查核电站和地震之间的关系。倘若如此，3.11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便很有可能得以避免。

日本对核事故、生化武器恐怖行动没有任何防范准备。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绝不允许发生的问题。既然面向国民进行了这样的宣传，那么为了维护原则，保全体面，从政府和专家均对现实采取了一律视而不见的态度。危机管理第一人将为我们揭露这种令人震惊的真相。

前提是“不会发生核事故”，所以国家层面也没有准备

1995年“文殊”号反应堆事故发生，但安全神话却依然“幸存”。拜这个安全神话所赐，很快就发生了一次让大家看清了日本对核设施事故毫无应对能力的事故。那就是1999年茨城县东海村的核燃料加工设施JCO发生的临界事故。直至发生事故，科学技术厅已有10年未视察过现场，令人觉得甚是过分。

那个核燃料加工厂的管理体制非常混乱，难以称其具有核物质处理资格。一定量的铀或钚集中到一定的密度就会发生连锁核反应。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临界问题，需要使用规定大小和形状的容器，配制反应堆用的核燃料，而JCO却无视规定的操作章程，让经验较少的临时工实施操作。结果，仅仅是用提桶将核燃料原料移入大型容器内就瞬间达到了临界状态，3名操作员受到大剂量的中子流等放射线照射，其中两人不幸身亡。

两人死得极其悲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们的身体几乎融化掉了。强烈的辐射破坏了细胞的染色体，使细胞失去再生能力。于是，他们的身体组织崩溃了。而且，当时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愿意收治受到过辐射的患者，因为患者这时还在释放核辐射物质。病床、搬运人员的防护服、病房等全都需要采取防辐射措施。自然所有医院都拒绝了他们。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日本在针对重度放射线照射事故的医疗方面毫无准备。最终，几经周折之后，东京大学医院接收了这几名患者。

这场事故暴露出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甚至连警察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以备应对大规模核设施事故。总之，茨城县警方连一个盖革计数器(*1)也没有。日本核能研究大本营东海村的所在地茨城县都是这种状况，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了。

时任茨城县警本部长的堀贞行曾是我的部下，他请我无论如何得去一趟，于是我去了茨城。核安全神话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负责相关工作的警察既没有盖革计数器，也没有防护服，什么都没有，只好急急忙忙地订购。

当然，警察们也完全不懂遇到中子射线该怎么办。由于前提是不会出现辐射问题，所以即使提出“我们有可能遭遇中子射线，需要防护服保护人身安全”，预算也不会获得批准。“不能为那种不可能发生的假想事故下拨预算”——抱有这种思维的大藏省（财务省之前身——译注）当然不会理睬警方的要求。所以警方没有任何防范设备。

虽然出动了警察

机动警察巡逻部队的90多名队员被第一时间动员起来应对事故。如果发生了辐射物泄漏，必须划定足够的安全距离，拉起警戒线并实施交通管制。部署完成，要求队员们上报情况时，传来的全是诸如“1街区没有异常”、“十字路口没有异常”之类全部平安无事的报告。他们没有盖革计数器，当然没有任何感觉，也不会觉得害怕。警察们完全搞不清楚为什么派他们出来。

不过，作为本部长的堀贞行头脑十分清醒，让本部反问凭什么判定“没有异常”。对此，各处的答复都是车辆在通行，路人在行走，商店在营业，没有任何异常。这些当然都没错，因为辐射是看不见的。

这完全就是“无忧无备”。因为毫不担心，自然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防护对策。

更令人吃惊的是，过了大概1个小时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现在的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所长给县警本部长打来了电话，要求“撤除警戒线”，说是“如果搞得这么戒备森严，会激化那些认为‘核能危险’的反核电人士的抗议活动，所以不要警戒了”。就连顶级专家也是这样一种认识。

在与桥本昌知事见面时，他逼问道：“日本政府做了点什么吗？日本到底有没有国家啊？”“这些事情都是应该由国家来处理的吧”。因为根据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验，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安全，必须疏散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如果要在茨城县东海村实施疏散，半径10公里内的居民多达30万人。这需要动用数百辆卡车和大巴。即使调集茨城县内所有的运输力量也难以办到。如果自卫队不施以援手，该县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但按照《灾害对策基本法》之规定，该项工作必须由当地政府来做，这种情况下的总负责人，便是东海村的村上达也村长。

村上村长自然是愤怒抓狂。桥本知事也主张“这是国家的工作”。他呼喊道：“核能行政事务也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做，所以和地方政府没有关系。况且，让村上这样的一村之长来负责此事，那真是太荒谬了。日本到底有没有国家？！”

日本实际上没有国家，处在有社会无国家的状态之中，现在仍是如此。国家还不存在。近20年来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

上世纪90年代，桥本龙太郎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对核能行政也做了调整。过去，一直是科学技术厅主管核能监管工作，但考虑到其具有研究开发和发电等能源政策的属性，改革后将其划归给了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甚感为难，因为他们没有实战部队，不具备应对核设施事故的能力。也就是说，尽管改革调整了行政组织，但其实并未过多地触及到21世纪特有的核危机体制。

东海村事故之后，我曾在国会上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该为核设施的所有员工配备防护服；发生事故时，防护服也应该当作警察、消防和自卫队的日常服装，需要为此编制预算。其次，应该为核电站所在县、管理核电站的市町村紧急采购德国生产的化学防护车“HAZMAT”，防范再次发生东海村那样的事故。

现在我依然觉得应该进口HAZMAT。一辆大约5亿日元。据说如果穿着防护服驾驶该车，还可以耐受中子射线。该车用铅板做防护，犹如小型坦克，可以伸出各种探测器，除了探测放射线外，还可以测定生化武器。它配有5米长的机械臂，可以远距离排除危险物。如果再装载上小型探查机器人，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奔赴事发现场进行近距离观察。

冷战时期，西德有可能成为战场。当时，西德人悲观地认为国内或许会爆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核战争，如果缺少防护车，情报和侦察等工作将举步维艰。德国的化学防护车，就是在这种战略性的考虑中诞生的。

他们开发了两种可以应对ABC（CBR）三类危机的化学防护车，分别是消防车型防护车和军事侦察车型防护车，由内务部统一指挥。据说这种HAZMAT在海湾战争时期极为畅销。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公然宣称拥有化学武器，也实际使用沙林毒气屠杀了约5000名库尔德人。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全体士兵每人分到了两支名为阿托品的肌肉收缩剂用于沙林毒气的解毒，并接受了应从防护服上注射的使用指导。同时，各国都购买了德国的防护车。而日本却设定了不可能发生这种毒气战、不允许发生这种毒气战、不去发生了毒气战的地区这样一些前提。

我在自民党的总务会上也提出了进口HAZMAT的建言，但结果是空费词说。

虽然自卫队拥有化学防护车，但与HAZMAT相比性能极低，没有防辐射的铅板，根本无法抵御核事故和CBR，有关方面也就是以改造来敷衍了事。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时，虽然出动了这种防护车，却没有发挥作用。

至于最后为何拒绝动用化学防护车，当时政府的判断是如果动用了这种防护车，附近居民就会琢磨“这是啥玩意儿”而好奇地观望，如果明白了这是化学防护车，那么认为“核电站果然危险”的反对派就会越来越多。就因为这个核安全神话，防护车的提案就以不了了而告终了。

佐佐淳行

首任内阁安全保障室长。1930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国家地方警察本部（现在的警察厅）。担任警视厅警备第一课长时曾负责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担任警察厅警务局监察官时曾负责ASAMA山庄事件。历任警察厅警备课长、三重县警察本部长、防卫厅官房长、防卫设施厅长官。1986年出任首任内阁安全保障室长。1989年退休后，著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