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华：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_风闻

摘要：东都洛阳的明堂建造，是武则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备的政治号召力，来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是武则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东都洛阳宫城里建成，这座称为“万象神宫”的明堂是睿宗作为唐朝天子时建造的。建造的地点不是在传统的“国阳丙巳之地”，而是在洛阳城宫城核心区。明堂是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自我作古，用适于事”的创举。明堂的建成为武则天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誉，以至于在边远的沙州，都流传着“圣母神皇，爰构明堂”的歌谣。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的建成，是武则天“于彼新邑，造我旧周”的最有力说明，从都城空间上表明了武则天的政治理念。证圣元年（695年）正月，明堂被大火烧毁，大周皇帝武则天积极应对，一方面下罪己诏，去除尊号中“慈氏越古”四字；一方面诏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完成，新明堂取名为“通天宫”，武则天亲自举行大享之礼。

洛阳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在两次转换过程中，武则天与明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是她不同人生时段不同立场的不同创造。本文利用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拟讨论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涵，以及明堂在武则天政治转换过程中的作用。

一　武则天明堂的建设

明堂是祭祀与布政的礼制建筑，其建筑形制具备某种“宇宙秩序”的复杂象征意义。汉代以来，明堂祭祀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有固定场所和专门礼仪。汉平帝以来，自都城南北郊形成之后，明堂成为都城空间重要的南郊礼制建筑。西汉末年，王莽把持朝政，在汉长安城南郊修建明堂。此明堂实为明堂、辟雍、太学合而为一的建筑，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祭。长安明堂于1957年考古发现，其遗址中央是方形夯土台基，台上设有殿堂，台基四周按方位设置四殿，四殿外有九阶。整座建筑平面呈亚字形。（图一）东汉洛阳的明堂已经成为独立的礼制建筑，主要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其形制为“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目。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1962年考古发掘表明，“明堂遗址是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圆形台基的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建筑是一座圆形围廊环绕中间方形殿堂的大型殿台建筑”。“曹魏和西晋时期仍然沿用并且重修了东汉的明堂建筑，考古发掘解剖的遗迹情况可以对其进行印证”。此时期明堂建筑的中央空间称为通天台，这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一个枢纽。

南北朝时期，明堂制度发生变化，北魏在大同就修建了明堂，也经考古发掘。北魏迁洛后的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考古发掘表明，北魏时期在汉晋原址上确实曾经重修了这座明堂建筑，而且主要的工程可能已经竣工。南朝的宋、齐、梁、陈，以简洁的“十二间殿”作为明堂，进行明堂大享及宗祀礼仪。（图二）

隋朝建国之初就计划建造明堂，由宇文恺担任方案的设计与规划。他精心研究和考证历代明堂之制，在开皇、大业两次奏议明堂，还写成《明堂议表》。开皇年间他设计出“重檐复庙、五房四达”的木样，献给隋文帝，得到同意并“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方欲崇建”，然而由于诸儒争论不定而未施行。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宇文恺第二次奏议明堂，其设计的明堂形制为“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显然是尊崇宗周明堂之制。宇文恺向隋炀帝奏议明堂时，不仅绘制了1/100图样，而且还做成了木头模型。大业明堂获准建造，但因辽东战事而搁浅，未能施行。唐高祖李渊建国，因天下尚未平定，故未暇顾及明堂之事。太宗朝天下平定，太宗议立明堂。“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明堂之制因诸儒意见不一，终被搁置。唐高宗永徽年间，诏令详议明堂制度，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五室、九室争执对立高宗最后拿出“九室”内样的明堂方案，终归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乾封二年（667年）高宗因为明堂方案议而不定，决定创作一个折衷历代明堂诸说，并符合自己喜好的明堂方案，于是颁诏申明明堂设计原则为“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终于在总章二年（669年）完成新型明堂的创作。费尽周折完成的总章明堂新方案，却最终未来得及建造，高宗便驾崩了。

武则天继承高宗遗愿，以高宗总章明堂方案为基础，极力推进建造明堂之事。其决断议案的风格与高宗截然不同，不听诸儒喋喋不休的争议，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确定。此前洛阳虽号为东都，然而却没有相应的首都设施。明堂，作为国家礼制建筑，其礼仪虽具有宗教色彩，但却赋予象征国家统治的功能。在洛阳建造明堂，是完善洛阳的首都功能，提升洛阳政治权威的重要举措。通过明堂的规划、空间布局、景观设计、礼仪程序等一系列视觉上的感受，使臣民和外国使节感受到首都洛阳的国家权威。随着武则天临朝称制，明堂的建造，“是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载体，在视觉层面宣告着某种政治理念的建立”，因此武则天对造明堂之事极为重视，同时，围绕着明堂建造，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明堂建成后，武后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其主要功用为“布政之宫”，宣明政教，发布政令。《礼记·明堂位》载：“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宫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贞观十七年（643年），颜师古在请求修建明堂的奏书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宋郑愕：“明堂者，布政朝诸侯之宫谓之。明者，圣人以文明之德，致文明之治。以言其面则向明，以言其位则继明，以言其祀则明礼，以言其政教、赏罚、道德、人伦无所不明。故得以坐明堂而有天下。”武则天在明堂落成后的诏书中明确指出“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同时诏书中也强调“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这样武则天明堂成为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两方面首都功能的建筑。当然，武则天看重的是明堂“布政之宫”的功能。李白在《明堂赋》对武氏明堂处宫城的“中央”，并且具有“发号施令”之正衙的描述，“辟青阳而启总章，廓明台而布元堂，俨以太庙，处乎中央，发号施令，探时顺方”。

祭祀天地与祖先，是明堂另一重要功能。汉蔡邕《明堂·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隋书·牛弘传》载《明堂议》：“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通典·大享明堂》：“梁祀五帝于明堂。”《旧唐书·礼仪志》乾封二年诏：“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虔诚，宗祀配天，就光鸿烈。”无论祭祀对象是上帝还是五帝，配祖或是不配，明堂的祭祀功能这一点是无疑的。乾封二年十二月（667年）唐高宗颁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作为奉高宗遗愿修建明堂，明堂的祭祀功能，万象神宫也是具备的。

建成后的明堂富丽堂皇，武则天允许民众入内观摩，“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还奉赐酒食，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武则天拆毁的乾元殿，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在隋乾阳殿的旧址上建起来的。乾元殿位于宫城大内的中心位置，南距宫城正南门405米。所以明堂处于宫城的中轴线上，这个位置正好与文献所载的“布政之宫”的功能相符。

二　武则天明堂的形制

1986年，武则天时期的明堂遗址被考古发现。明堂夯土台基呈八边形，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圆形中心柱坑。台基夯土自中心柱坑至夯土边沿分为五圈。中心柱坑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基址五圈夯土的宽度、深度和质量都不相同。（图三）

2008-2012年，隋唐洛阳城核心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有关明堂更详细的资料。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明堂宫院内，明堂基址位于宫院的北部中央。基址夯土呈八角形，分为五圈夯土，其中一、三、五圈夯土深10米，夯土质量相同。另外发现了明堂正南的砖铺道路，就是正对宫院正南门乾元门，连接乾元门和明堂正南踏步的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明堂的台明也是八角形。另据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诏令将作大匠康素毁东都明堂，“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的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明堂的台明是八角形。

考古发现的明堂遗址有以下特点：一是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宫院中，明堂置于宫院北部正中；二是明堂基址为八边形；三是明堂有巨型中心柱。考古发掘的明堂遗址仅是武则天明堂的台基部分而不是台明，柱网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关于明堂的具体建筑形制的探讨，只能求助相关文献。

综合文献记载，武则天明堂的建筑特色有五：一是明堂建筑高大宏伟。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按一唐尺约合0.294米，相当于高88米，边长86.4米。二是明堂下方上圆，象征天圆地方。三是明堂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正方形，象征一年春、夏、秋、冬四时，每一边根据时令饰以青、红、白、黑不同颜色；中层为正十二边形，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上层为二十四边形，象征一年二十四节气。四是明堂是中心柱式楼阁建筑。明堂内部结构也很复杂，“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棤、藉以为本”。上下贯通的结构是古代明堂通天台空间的反映，是与天沟通的枢纽。五是装饰特色，九龙朝凤，寓意深刻。明堂中、上层均为圆盖，中层“盖上九龙捧之”，上层“盖为鸑鷟”，鸑鷟即凤鸟，“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乃是象征大周兴起的神鸟。武则天把明堂具像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意义，渗透到其建筑的各个部件，可谓用意至深。

考古发现的八角形夯土基址，与文献记载“上圆下方”的武则天明堂明显不同，所以有学者曾怀疑，甚至否认其为明堂。其实这一问题，要从武则天的政治意图来进行探讨。明堂是西周王朝制礼作乐的著名政治象征，是宗周最具有代表性的礼制建筑。而武则天建设明堂，目的是“造我旧周”“百世而继周”，所以武则天在国家礼仪和装饰方面，多利用和宗周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以体现上追宗周的意识形态。明堂基址选用八角形，一方面是承高宗遗愿。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曾明确提出“基八面，象八方”的明堂内样。另一方面，明堂八边形基础，是古代亚形明堂的变体。而平面亚形明堂，是古代明堂、特别是周代明堂的基本布局。亚形是由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块拼合而成，是古人宇宙模式的象征。关于这种亚形平面，高去寻先生在研究商代大墓的木室时注意到：“平面作亚形的木室……不容怀疑的它应该是当时丧礼的一种制度建筑。这种丧礼制度的建筑可能是象征着当时贵族社会的一种礼制建筑，而非一般的住处。这种贵族社会的礼制建筑根据后世的记载，它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祭祀上帝和颁布政令举行重要典礼的处所。关于它的名称，夏后氏称之为世室（即大室），殷人称之为重层，周人称之为明堂，我们现在称它为古代的宗庙明堂建筑。”高先生的观点来源于王国维先生关于亚形平面的明堂复原（图四），也正好与文献所载周代明堂“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相符。

张光直先生关于亚形明堂提供了许多例证，汉代的日晷和长沙楚缯书。他认同缯书是楚明堂的观点，“缯书所代表的宇宙世界与宗庙明堂所象征的宇宙世界可能是一回事，缯书四角的四木便是古代宗庙明堂建筑角隅所种植的四木。明堂的墙壁到了四角为了四木的关系向里凹入，所以明堂的盖布图便成了亚形了。如果将楚缯书加上黑框，再把四木的四角躲开，岂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幅亚形明堂图吗？”（图五）

明堂平面呈亚形，是古人所构想的宇宙模式的反映。古代占卜所用的工具“式”就是模仿古代的宇宙模式。李零认为：“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模型……古人发明这个模型，目的不仅仅在于‘模仿’，还想藉助他做各种神秘的推算，提出问题和求得答案，冀于沟通天人。”他认为式图的空间结构可分解为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不同形式，可分为四进制和十进制两大系统，两个系统是可以相互变通。即四分、八分和十二分的系统可与五分、九分的系统通过加位完成互通。亚形明堂正好在空间上实现了这两大系统的互通，形成四方、八位、九宫格。（图六）武则天明堂基址的八角形，从空间上来说，就属于式图四分、八分、十二分系统，是古人宇宙模式的模仿。八边形是处于圆形与正方形之间的过渡体，能更好地处理明堂的下、中、上三层方形、十二边形和二十四边形的转换。八边形是亚形明堂布局的变体，通过八边形可以与亚形之间进行互通，达到天人沟通的目的。（图七）

三　武则天明堂的政治活动

巫鸿认为：“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续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堂绝对是一座纪念碑性的建筑。

武则天在明堂建成之后的诏书中表达了受天命眷顾的欣喜，“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至此，万象神宫成为武则天的政治舞台，她要在这个象征新政权符号的地方，实现她的政治理想。武则天仿照周礼的礼仪，频繁地亲享明堂，大赦天下，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让复古大周在大唐臣民的意识中慢慢地生根、发芽，最后成为意识的主流，从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同时还频繁地在明堂内举行各种政治活动，“变官称，易都邑，加尊号，屡改元”，从而将舆论和公众视线转移到明堂上来，为自己登基制造声势减少阻力。她不仅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还在这里完成了政权更替，在明堂举行了登基大典。从688年到705年之间，武则天十余次亲自享祀明堂，将明堂作为她君权神授的标志。从“圣母神皇”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每一次政治上的前进，明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则天在明堂举行的政治活动可分为称帝前和称帝后，称帝后以明堂焚毁又可分为前后两阶段。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在称帝前以太后身份主持的所有政治活动，全是在为新政权“大周”的建立做着准备，明堂是新政权实现的政治舞台。

称帝前明堂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永昌和载初年间。其中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在明堂举行活动就达三次之多，“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对于这次连续几日的明堂活动，《资治通鉴》记载为：“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已未，御明堂，飨群臣。”祭祀是明堂一项重要的功能，祭祀对象是昊天上帝，意味着承天受命。祭天是历代帝王独享的祭祀，“夫圣人之运，莫大乎承天”，是皇帝以“天子”身份所举行的重要礼仪活动。然而永昌元年明堂祭祀时，按照唐代礼法规定，唐睿宗李旦应当是天地祭祀主导者，而现实情况却是太后主导了明堂祭天活动。通过祭祀，武则天顺利地以初献身份完成皇帝所特有的祭祀功能，为实现唐周革命做着身份转换的准备。随后，武则天大赦天下，并改元永昌，以大赦的方式传递了这次明堂祭祀的信息。这是唐代建国以来，第一次实践明堂大礼，完全遵照儒家的理念。上层为“祭祀之所”，在其中祭祀昊天上帝、李唐三圣配享、魏国先王武士護从祀；下层是“布政之宫”，圣母神皇御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飨群臣。明堂在元日举行元会，成为构建君主关系的政治空间。永昌元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这种杂糅了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礼仪与佛、道宗教仪式的“万象神宫”，表明了武则天为获得支持，广泛地进行政治宣传的良苦用心。

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在“圣母神皇，永昌帝业”的政治宣传下，以神皇身份进行明堂大飨。“载初元年（690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这次明堂大赦，是为了“扩大周制计时的影响，让人们慢慢适应周制，接受将要成立的大周王朝”。武则天依周制计时，官名改用周制，就连明堂的形制和装饰都有着周的因素和符号，这是借着复古周制的名义达到自己改朝称帝的目的。周朝被汉代以来的儒家学者美化成为理想的王朝，成为托古改制最好的选择，武则天还将自己武氏始祖上溯至周武王，明堂建造也是为了“造我旧周”的需要。当一切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改弦更张，登基称帝了。

称帝后的大周皇帝依然把明堂作为其实施政治运作的舞台。明堂成为武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部分，故其不断地强化明堂的影响。在改用周正后，本来在秋季举行的明堂大享，改在正月元日举行。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这种合祭天地的方式，开创唐宋以来的先河。配祀者身份的变化，是这次合祭天地的最大变化，释放了新政权的重大信号。

佛教活动在万象神宫的举行，是大周政治的又一特色。长寿二年（693年）九月，大周皇帝为加封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专门作金轮等佛教七宝，在朝会时展陈在殿庭上。这是为标明大周皇帝的佛教转轮王身份，也暗示武则天借用佛教进行政治活动。证圣元年（695年），佛教的无遮会在明堂举行，其盛况空前，“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

证圣元年天堂大火延及明堂，明堂被烧毁。武则天诏令依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成功，新明堂取名“通天宫”。新建成的通天宫，是武则天成为大周皇帝后的新明堂。通天宫的命名，赋予了新明堂新的使命，实现天人沟通，保江山永固。

读时令是帝王法天地顺四时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也是奉宗庙安天下的大礼。武则天在通天宫建成之后，亲自御通天宫的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其目的是为把明堂月令与政治结合，预示通天宫顺应四时，年寿永久。

另一项与明堂有关的政治活动则是安置九鼎于明堂庭，“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九鼎是带有强烈儒家政治纪念碑性的礼器”，是祭祀时的礼器，代表着皇权，象征着江山稳固、皇位合法。武则天通过九鼎的铸造，希望将明堂大火对武周政权的影响降至最低。而铸九鼎置于明堂中，是武则天在依赖佛教的意识形态统治失败之后，主动回归到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法。

然而，这样的回归终究不能挽救武周政权的命运。圣历元年（698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这是武周皇帝最后一次在通天宫进行祭祀。从此以后，武周皇帝的明堂政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四　结语

武则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完成了武则天禅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阳作为首都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武则天明堂，作为国家祭祀的礼制建筑，完善了洛阳的首都礼仪空间；作为武周政权的代表建筑景观，雄居宫城核心，成为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但当李唐王朝重新掌权之后，明堂成为最先改造的对象，这是革除武周政治影响的重要举措。开元年间，唐玄宗下大力气改造洛阳的明堂。开元五年（717年），玄宗改明堂为“乾元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以明堂“体式乖宜，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遂诏令将作大匠康素毁东都明堂。“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佛光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这座新殿在日渐衰败的国运之下，最终未能逃脱战争的厄运。安史之乱中，明堂最终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