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27）：痛定思痛_风闻

胜利有很多父亲，但失败是一个孤儿。对于10月8日的失败，阿丹就是这个孤儿。在战后的回顾和审查中，戈南不遗余力地把责任统统堆到阿丹的头上，但主持调查十月战争教训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不同意他的说法：

“（戈南）没有准备好具体的作战计划，他也没有确保作战命令正确颁发和送达部队的指挥官。他没有确认部队确实全员抵达，在符合作战要求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战斗开始时，他的指挥缺乏有效的控制，也缺乏有效的参谋作业。他没有亲临部队，因此对战场缺乏第一手了解。他匆忙决定把一个师从一个战区转移到另一个战区，没有用所有可能的手段确认总参谋长规定这样转移可行的条件确实都满足了。他经常改变各师的目标，不向部队提供我方和敌人的情报就发布新命令。他导致了任务的逐步变质，也扭曲了总参谋长指定给他的指导方针，在基本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要迅速渡河。”

戈南不是那天唯一犯错误的人。他的上级和下级（包括阿丹在内）都犯了错误，但戈南的错误突出，不仅因为错误之多、之严重，还因为他还促成了别人犯错误。戈南下令转移沙龙师确实得到埃拉扎尔的批准，但埃拉扎尔是基于戈南的报告，这些报告使埃拉扎尔头脑里的战场局势和现实严重不符。战后阿丹问埃拉扎尔，他怎么会在那天批准渡河、在对岸建立立脚点，怎么会批准沙龙向南转移的。埃拉扎尔难为情地回答说：“我能怎么办？我想小心行动，但戈南一再给我形势大好的印象。”埃拉扎尔像很多指挥官一样，给下级采取主动的自由度，他也乐于接受下级的建议，但在任命戈南为南方司令部司令的问题上，用人不当，在战争初期无条件地信任戈南造成了指挥失误。

戈南是一员勇将。他在1956年的西奈战争中因为作战杰出而获得嘉奖，他作为第7旅旅长在六天战争里名声大噪。但戈南的缺点也同样突出。他好大喜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耀眼的形象，有纪律不合情理地严格的名声，喜欢用无情的羞辱来惩罚下级，常常会因为小事甚至莫名其妙就大发雷霆，砸东西，撕地图，对周围的人咆哮，随便把士兵关禁闭。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容易对下级暴怒的人，他和上级的关系很好，说和轻声细语，守纪律，很有自制。他这样的人在以军中被称为“骑自行车的人”，努力往下踩，但永远往上看。

在十月战争爆发前夜，戈南晋升为南方司令部司令，但相对资格较嫩，也缺乏经验。两个最直接的下级不仅是军中老将，而且对西奈战场和既定作战计划更加熟悉。沙龙是刚卸任的南方司令部司令，阿丹是西奈师第一任师长，两人都参与西奈防御计划的制定。戈南本来就更多是将才，而不是帅才，这时只有用过度的强势和果断来掩饰内心的自卑和忐忑不安，战争初期的巨大压力更使得需要仔细斟酌决策在匆忙之间就作出，导致大祸。

当然，10月8日失利的责任不仅是戈南的。沙龙和阿丹都是师长，不能简单以执行命令为借口，推托战场上的责任。

沙龙师在10月8日几乎没有投入任何战斗。向哨所进攻的命令在上午取消了，中午前从阵地脱离了战斗，下午才返回。沙龙是按照命令撤出阵地的，但他不能这样不管不顾地直接撤出阵地，关键阵地需要明确交接方式和时间，确认交接，这是指挥官的基本功。说到底，沙龙的部下得到的是同样的撤出阵地命令，但他们马上就意识到：简单直接地执行命令意味着要放弃阵地，而这些阵地马上就要落到埃军手里。他们不断询问：谁来接防他们的阵地？要留多少部队直到换防部队到达？沙龙打断他们：你不需要管这些，你看不到全局。立刻脱离战斗！沙龙这么急切地脱离战斗，后来是用南方正在出现“灾难”而需要立刻赶赴的原因来解释，但南方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在1210小时，确实有埃及装甲师威胁运河南段威胁的无线电报，但事实是，沙龙在1045小时就撤出了阵地，这是在报告到达的90分钟之前。戈南命令沙龙放弃阵地，在吉迪公路上集结，准备在南段渡河，但沙龙是知道埃军在他的阵地上的活动的，他没有对戈南说明实际敌情，也没有在阵地上留下一支小部队，坚守到阿丹的换防部队的到达，这是沙龙的错误。

沙龙在脱离战斗前，阿丹在从北向南进攻，沙龙应该在他的阵地堵住埃军，向西（运河方向）挤压。他的部队在哈弗拉嘉、诺采尔、哈姆塔尔这一段的塔里斯曼公路，但沙龙没有夺取路南的哈姆塔尔山头，也没有夺取马奇希尔。事实上，从早晨开始，沙龙的人马就看到马奇希尔被埃军占领，已经在挖掘工事据守，但沙龙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一样。沙龙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人离开阵地又返回时，重要山头落到了埃军手里。这些山头里就有哈姆塔尔和马奇希尔，而这些山头从来就没有在他手里。沙龙既没有夺占战略要地，也没有向上级及时提供完整的敌情。

沙龙对部队的控制也成问题。他以为马奇希尔在他手里，而埃军在哈姆塔尔山上，但他的副师长杰基确实知道“马奇希尔不在我们手里”。海姆向哈姆塔尔开火，那时阿利耶还在那里和埃军交火。沙龙几次试图澄清战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能相信马奇希尔不在他手上。沙龙师返回原阵地时，也缺乏与阿丹的沟通，阿丹根本不知道沙龙回来了。一开始，阿利耶还以为埃军占领了锡安那，后来才明白是沙龙的部队。沙龙最大的错误是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甚至可以说见死不救。在加比进攻西扎庸时，沙龙拒绝把那个营调拨给加比。在接近黄昏时，则拒绝从南向北发动进攻，援救阿丹的侧翼。如果不是埃军在最后关头泄气了，战场的结局就难以预测了。阿丹防线被打开缺口的话，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埃军进占山脊线和炮兵公路，威胁塔萨和塔里斯曼公路，这将对下一步的以军作战带来重大影响。

阿丹的错误是什么呢？阿丹最大的错误是朝运河进攻。和习惯于“下克上”和抗命的沙龙不同，阿丹比较老派，习惯于把自己的观点和分歧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时候摊开，但到了执行的时候，按照“坚决执行命令”的原则。阿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戈南会发布这样冲动的命令，也没有想到过埃拉扎尔会批准这样不靠谱的作战计划。阿丹应该根据战场实际抗命的。

以军以主动、灵活见长，阿丹对积极进取、随机应变并不陌生，但这都是在理解了基本的指挥意图之后的事情。阿丹对基本作战计划的理解停留在10月7日晚埃拉扎尔会议上最后决定的指导方针，他不知道计划变更的前因后果，对计划和战场实际的脱节也有疑虑，对执行戈南的新计划从一开始就犹犹豫豫。阿丹知道靠自己一个师的实力不足，但得到向运河进攻的命令，也得到南方司令部承诺炮兵和空中支援将至，南方司令部还承诺从沙龙那里调拨过来的一个坦克营，加上本-阿里关于埃军正在崩溃的情报。在这样的条件下，阿丹决定执行命令，向运河进攻，这不算有错，错在不该在核对战场现实之前就盲目执行命令。本-阿里说到埃军正在崩溃，但阿丹就在战场上，有第一手观察和直接从下级传过来的战场情报，但他在下令转向运河进攻时，并没有和眼前的战场实际核实。阿丹自己只有10门可用的火炮，远远不足以支持师规模对既设坚强阵地的进攻。南方司令部承诺的炮兵和空中支援迟迟不至，沙龙的那个营也没有调过来，这时不应该继续勉强进攻，而应该中途放弃进攻。阿丹是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权力的，这也是他作为师长在受领与战场实际大相径庭的命令时的职责。

在战术层面上，加比、纳特基和阿利耶的进攻都没有做到协调有序，实际投入战斗的都只有一个营，其他营没有使上劲，这是旅级战术控制的错误。南方司令部的战术错误也很多，尤其是空中支援。战后阿丹查阅作战记录才发现，南方司令部战区的空中支援像撒胡椒面一样到处撒一点，时间上也很不及时。在对空对地支援作战中，70次出动针对埃及第三军团战区，这是曼德勒的防区。大部分空中支援还是针对埃及第二军团的，这是阿丹和沙龙的防区，但只有24次是用于费尔丹，其中10次在早晨，这是阿丹还没有进入阵地前；2次在中午，另外12次在下午，只有这段时间是阿丹最需要空中支援的时候，他正在死命打退埃军的进攻。

但是在战役层面，戈南计划的错误制造了阿丹和沙龙错误的环境。戈南在要求阿丹向运河进攻的同时，要求沙龙向南展开，这样的分兵是错误的。如果在阿丹从北向南向西扎庸方向进攻的同时，沙龙从东向西会攻，可以极大地增强以军的进攻实力和战线完整性。在三个师里，事实上只有阿丹师在进攻，沙龙师和曼德勒师都没有实质性地投入战斗。在埃拉扎尔会议上，曼德勒确实提议，集中两个师进攻运河区，被埃拉扎尔否决了。但埃拉扎尔否决的基础是不向运河区进攻，所以沙龙师只是在战场东侧作为封堵的屏障。现在戈南改变这一基本方针，改向运河进攻，那就应该集中沙龙和阿丹两个师进攻，而不是贪心地命令沙龙师跃进到更加南方同步进攻。

戈南在战后为了把过错推到阿丹的头上，声称他的命令是合理的，是可以执行的。要是阿丹从北向南沿运河进攻，而且集中兵力（而不是加比旅在前，纳特基旅殿后，阿利耶旅与加比旅并肩但在炮兵公路以东），而不是从东向西向运河方向正面进攻，阿丹本可以卷击埃军的侧翼。戈南的指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按照埃拉扎尔的计划，阿丹确实应该沿运河平行3公里左右推进，而实际上阿丹先把部队向东（远离运河的方向）收拢然后南进，到接近与西扎庸并肩的地方再向右转向运河方向，投入正面进攻，部分部队实际上是从沙龙背后绕过去再向西（运河方向）发动进攻的。

埃拉扎尔计划的核心在于消灭埃军从坚固设防的运河区突出的有生力量，阿丹师沿运河平行线“削”过去，只要和运河河岸的加高沙土垒墙和堤坝保持距离，就可以消灭脱离运河区火力支援的游离埃军，这是合理的。但戈南要求阿丹攻入运河区，打通与运河边上哨所的联系，伺机夺取埃军桥梁，反向渡河，在西岸夺取立脚点，如果还是与运河保持距离平行推进，就需要在敌前转向90度向运河进攻，这容易造成漏洞和混乱；以较浅的角度斜插进运河区，那意味着不仅要一路硬啃坚固设防的运河区埃军，还要把侧翼完全暴露给对岸埃军。两岸埃军有加高沙土垒墙和堤坝的自然掩护，可以从那里用坦克和反坦克导弹向阿丹交叉射击。靠近运河还有沼泽地的问题，所以只有拉向东面然后自东向西在相对较小的正面进攻。

另外，要迅速接近运河、夺取桥梁的话，把阿丹从北面调过来劳师远征，沙龙的位置更接近费尔丹，直接发动进攻更加近便、有利。沙龙本来就强烈要求打通与哨所的联系，已经做好计划，准备就绪，阿丹可以从侧翼支援沙龙的进攻。如果是把阿丹调过来的目的是集中兵力，那就不应该把沙龙调到南方，使本来可以集中的兵力有分散了，而且暴露了阿丹的侧翼。

事实上，戈南的考虑很简单，他沿续了10月7日晚间已经一门心思认准的那个想法：两个师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同时渡河，用最大的突然和破坏力，一举结束战争。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在军事上切断埃及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的后路，制造最大的恐慌；在政治上占领苏伊士城和伊斯玛利亚，制造长驱直入进逼开罗的态势。如果成功，确实可以一举打垮埃军。但戈南出于蔑视埃军的习惯，完全无视了实力相差悬殊、以军预备役刚刚赶到前线、实力不足而且尚未准备就绪的现实。埃军在渡河作战中显示出来的新的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完全没有引起戈南的注意。阿丹在进攻受阻后遭到埃军两个机械化旅的反攻，加比、纳特基、阿利耶三个不满员的旅被打得差点顶不住，足以说明戈南对埃军的蔑视已经变成致命的低估。他这样的两个师横向移动然后打破埃军5个师的连贯防守再渡河作战，这好比排球中的双飞，令对方眼花缭乱，但这样他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力量分散，使得本来已经实力不足的以军惨遭失利。。

战后，沙龙争辩道：以军在10月8日已经有足够力量，要是集中两个师的兵力进攻、渡河，埃军那时就被打败了。事实上，要是以军这样做了，以军可能承受更大的伤亡，而什么也得不到。在10月8日，以军只有三个不满员而且缺乏准备的师。后来得知，埃军的桥梁不能承受以军更重的坦克，所以以军坦克不可能从埃军桥梁上反向渡河。埃军防空导弹使以色列空军不能有效地支援运河两岸的地面作战，埃军在东岸运河区依然有足够的行动自由，以军两个师就这样逼近运河会是福祸难测的结果。即使侥幸渡河成功，留下的刚被打残的曼德勒师根本无法挡住万一孤注一掷向东突破或者向渡口反包围的埃军。如果埃军和以军互相切断渡河部队的后援，战争最终打成什么样子就不好说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埃军由于兵力的绝对优势和有效的战前准备，在运河西岸依然有大量的部队。以军后来渡河之后，在对岸依然遭到顽强抵抗，切断第三军团后路远非轻而易举。但在10月8日，在阿丹和沙龙师渡过运河后，除了形销骨立的曼德勒师，西奈已经没有以军了。

要是以军在10月8日根本不进攻，是不是反而好点？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埃军本来渡河后就是要转入巩固阶段，并没有打算立刻东进，向西奈纵深突破。以军可以以逸待劳，不必急于进攻坚固设防的运河区，等待积蓄力量、时机成熟后再转入反攻。但以军对埃军的这个计划并不知情。

达杨倒是在10月7日就提议不要发动进攻。但达杨的态度几经反复，从过度乐观激变为过度悲观。在一天前的10月6日，达杨还认定常备军得到有限的预备役增援就可以围堵住埃军，因此在10月6日他反对总动员和先发制人攻击。几个小时后他意识到以军没有能够挡住埃军渡过运河，他开始怀疑以色列根本低估了埃及的决心和实力，也高估了以军的实力。在10月6日2200小时的内阁会议上，达杨提议现实地认识局势，提出以色列必须承认，第一道防线已经丢了，在预备役到达之前，必须考虑撤到第二道防线的问题。预备役在10月8日或者9日赶到后，才考虑发动反攻。在10月7日下午，他从南方司令部回到北线，然后向总理做汇报。这一次他更加悲观。他还是建议在西奈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但他不再相信以军有能力发动装甲反攻，这样的反攻可能遭致惨重损失，而且会失败，然后以军的处境就十分危急。他相信以色列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只有在西奈采取防御战略，等待从美国或许还有欧洲运来更多的武器装备，直到积聚了足够力量，才能转入反攻。

在战术层面上，达杨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与其说那是远见和深思的结果，不如说那是过度悲观的情绪化考虑后的巧合。在战略层面上，达杨的看法更加被历史所证明为过度悲观。美国的援助确实源源到来，但那是在西奈以军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候之后。西奈以军即使在经历了10月8日的失利后，依然守住了炮兵公路，并在几天后转入了反攻。如果不是超级大国干预，本来是有可能打垮埃军主力的，包括已经渡河和尚在运河西岸的。达杨预见的持久战并没有发生，美国和欧洲的援助也不是决定胜败的因素。如果以军果真在横向公路转入防守，而埃军不停顿地向东蚕食，不仅进一步巩固桥头堡，增加日后以军反攻的困难，也增加以军当前的被动。炮兵公路和众多辅助公路就可以为埃军的调动所用，更加巩固的运河渡口也便于埃军运输人员和装备。但是达杨毕竟还是记得自己是国防部长，负责以色列军方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军事指挥。达杨最后指令埃拉扎尔和南方司令部属下的高级将领会商，全权决定。埃拉扎尔最后决定有限反攻。

以军在10月8日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缺乏组织，配备不齐。但根据战场现实和军事常规，以军依然应该在10月8日就抢先进攻。以色列对埃及准备发动战争蒙在鼓里，更遑论进攻计划中的巩固阶段。按照军事常规判断，埃军应该立刻从桥头堡向纵深突破，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抢先进攻，打乱埃军的攻势，才有利于夺回主动。然后才谈得上调动更多的预备役，准备下一阶段的反攻和渡过运河，打垮埃军。南线战区里的指挥官没人建议等到力量积蓄和力量组织完成后再发动反攻。事实上，渡河作战的准备必须在靠近运河河岸的地方才能展开，渡河反攻只能从离运河3-5公里的地方发动。没有必要地主动放弃炮兵公路到横向公路之间的地盘徒然增加日后反攻的困难，延长战争时间。如果以军未能在超级大国干预前把埃军打回运河对岸去，萨达特的政治目的真的要实现，以色列将丧失空间，而并没有换取时间。从这一点来说，10月8日的反攻在概念上是正确的。按照埃拉扎尔的指导方针的话，本来不应该攻入运河区，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但这依然是积极稳妥的。

战场现实是：1、埃军随时可能东进，2、运河区具有坚固防御，3、以军实力不足（预备役增援尚未完成），4、以军后方空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埃军像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那样，盘踞在扩大的运河区，但并不向西奈纵深突破，那埃拉扎尔的计划是合理的，以消灭冒进的埃军有生力量为主，同时避免撞击运河区的坚强防御，造成无谓损失。如果埃军东进突破，埃拉扎尔的计划依然是合理的。根据埃军的主要进攻轴线，可以选择不同的组合。如果埃军进攻轴线在运河北段，可以由阿丹师正面阻击，沙龙师北上攻击埃军进攻力量的侧翼；如果埃军进攻轴线在运河中段，则由沙龙师担任阻力，阿丹师担任侧击，曼德勒师实力不足，但也可以相机动作；如果埃军进攻轴线在南段，那就由曼德勒师担任阻击，沙龙师南下侧击。换句话说，埃拉扎尔的计划具有最大的战术弹性和可实现性。如果按照埃拉扎尔的计划，阿丹和沙龙夺下马奇希尔、哈马迪亚、密苏里和中国农场，对后面的渡河战斗会有极大的助益。最低限度，沙龙或者阿丹应该在夺取这些战略要地后，把阵地移交给跟上来的友军，才能向下一个目标跃进。埃拉扎尔计划唯一不足的地方是，要是埃军已经不战自溃或者一推就倒的情况下，不够积极、主动、大胆。戈南的战略误判正是在这里。

10月8日的失败对后面的南线作战有深刻的影响。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当天的失败，而是10月6日和7日的累积损失的结果。10月8日晚上，南方司令部只有一个完整的师：沙龙师。另外两个师（曼德勒师和阿丹师）不仅不满员，而且都因为坦克、人员和各级指挥官的损失而打残了。阿丹师承受了当天伤亡的大头，遭到惨重损失。对于刚到达前线的预备役官兵来说，那是血与火的洗礼；对于加比旅的已经经历过前两天恶战的老兵来说，那是10月6日与7日沉重打击的继续。10月8日夜幕降临的时候，阿丹的每个营都疲惫至极，被打得遍体鳞伤，部队散了架，差点被迫撤退[1]。但夜幕降临时，防线还算完整。

[1] 实际上在哈姆塔尔确实撤退了，但后来又打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