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硬骨头外交官，深得日本天皇敬重，特殊贡献超越历史_风闻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说起晚清时代的外交，总让人想起那段“落后就要挨打”的灰暗岁月。上百年来，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惨淡战绩，不知引得后世多少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便是一句“弱国无外交”的叹息。

其实，大清国虽弱，但硬骨头的外交官可不少。比如晚清政府派去日本的一位外交官，就靠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日本天皇的敬重，还留下了一份特殊的历史贡献。

他是谁？

一、朝鲜兵变

故事，要从同治元年下诏纳谏说起。

同治皇帝登基时，外有洋人虎视眈眈，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河山，可谓是江山有累卵之危，黎民有倒悬之急，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中。

眼看着清王朝内忧外患，同治皇帝急忙下诏，请天下有识之士直言上奏，给黑暗中摸索的清王朝，指出一条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然而，诏书下达后数月，天下督抚、公卿、科道、翰詹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照此下去，同治帝的纳谏求言的圣旨，只怕要变成一纸空文了。

就在此时，一位赴京赶考的廪贡生却站了出来。他挥毫写下万言书，侃侃而言当今时弊，内容涉及吏治、财政、法令、民生、科举、言路等方方面面，堪称一本360度无死角的改良攻略大全。

振聋发聩的谏言，让天下记住了这位考生的名字——黎庶昌。

万言书送达天听后，朝廷虽然没有完全采纳黎庶昌的方案，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于是朝廷专门降旨褒奖黎庶昌，还将他以知县补用，派往曾国藩江南大营。

黎庶昌到了曾国藩那里后，很快成为曾国藩信任的幕僚。他跟着曾国藩历经无数风浪，也认识了许多牛人。等到曾国藩调任后，黎庶昌便离开曾国藩幕府，先后跟随郭嵩焘、曾纪泽、刘锡鸿等人出使欧洲，开始了贯穿他一生的外交活动。

旅欧期间，黎庶昌全面考察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还参观了许多工厂和企业，亲眼见识了西方工业的强大。

不仅如此，黎庶昌还出入各国宫廷，亲身经历了欧洲议会的辩论。这番“睁眼看世界”的经历，让黎庶昌的眼界远超同时代的朝廷官员，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外交人才。

光绪七年，黎庶昌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远赴东瀛。身处异国他乡，黎庶昌却始终心系祖国，因为他明白，他永远是中国的外交官。

对祖国深沉的爱，落实到行动上，便是黎庶昌在一次宴席上，偶然发现日方重要人物宫岛诚一郎言行有异。

宴会结束后，黎庶昌立刻派人打听情况，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密谋。原来日本准备趁着朝鲜“壬午之变”，派兵偷袭朝鲜，将清朝200多年的宗藩据为己有。

得知这一消息后，黎庶昌第一时间急电北洋大臣张树声，请求清廷派兵支援。虽然张树声一开始不敢私自做主，但架不住黎庶昌再三催促，最终还是派丁汝昌率兵3000赴朝。

丁汝昌到达仁川后，日本兵船很快也来到了仁川口外，前后仅相差几个小时。

但就是靠着这几个小时的先机，清军率先进入了汉城，生擒了策动兵变的国王生父大院君，粉碎了日本企图通过控制朝鲜王室，进而控制朝鲜的图谋。

这场惊险的兵变，就这么在黎庶昌的冷静应对下成功化解。正如学者陈矩所说“朝鲜小国也……若日军先至……不出半日而我国数百年属邦拱手让人……（黎庶昌）事机得失，判于俄顷，曲突徙薪，其功岂在陈平之下”。

二、长崎折狱

朝鲜兵变事件过后不久，便爆发了日本长崎折狱事件。而黎庶昌，则再次以足智多谋又强硬的外交风格，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硬骨头。

1883年，长崎巡捕以查鸦片为由，打死打伤数名华侨。按理说如此罪行，本应严办，可日本政府却欺负清王朝国势陵夷，蓄意袒护凶手。

黎庶昌听说后，立刻找来日本外务卿，要求日方严惩凶手。但日本外务卿却百般为凶手开脱，坚持认为凶手是误杀，理应轻判。

黎庶昌愤怒地进行交涉，与日方前后反复争论了二个月。由于黎庶昌态度强硬，一步不让，所提出的要求又有理有据，最终日方只得听从黎庶昌的主张，判处杀害华侨的凶手入狱监禁，并且给予受害华侨家属4000两赔偿金。

成功保护华侨利益的同时，黎庶昌又能把握好分寸，不损伤睦邻友好关系。如此强硬又优秀的外交官，真是既让当时的日本政府无奈，也赢得了日本人的敬重。

等到黎庶昌任期结束回国时，明治天皇专门赠他旭日大绶章，前来送行的日本民众，更是塞巷盈途，饯行的队伍延绵至数百里外，直看得各国使臣啧啧称奇，都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未有过的礼遇。

可惜，纵使黎庶昌在外交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却依然难以改变甲午战败的惨痛结局。

马关条约签订后，心灰意冷的黎庶昌拒绝出仕，并在1898年郁郁而终。

晚清的历史命运，黎庶昌到底无力改变，但他却用另一种方式，为后世留下了超越历史的特殊贡献。

那么，黎庶昌留下的特殊贡献，究竟是什么呢？

三、《古逸丛书》

明清以来，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许多文献资料都已亡佚无存。好在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让许多国内已经失传的图书文献，还能在日本收藏家的展柜中一睹真容。

为了避免悠久的中国文化出现断代，黎庶昌决心收集散落在日本的图书典籍，并将它们整理成册，让后世的国人，还能通过这些图书，与先贤们来一场思想上的交流。

为此，黎庶昌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搜集图书。上至皇室秘阁、朝野士大夫，下至市坊庙宇，处处留下了黎庶昌搜集好书的身影。

有时候，为了搜集一本国内失传的好书，黎庶昌甚至不惜以大使的身份求人帮忙。藏家愿意出售的，黎庶昌便重金收购；不愿意出售的，黎庶昌就付费影印。

几经周折下，黎庶昌终于收集了经史子集古卷凡26种200卷。其中唐钞本10种35卷，宋椠本10种124卷，元椠本40种39卷，明椠本2种2卷。

这其中，除了2种是国内藏家所有及日方人士所辑外，其他全部都是早已失传的珍本。

辛辛苦苦收集完典籍后，黎庶昌又将这些典籍编纂成《古逸丛书》，然后拿出自己的养廉银一万八千两，请最好的工匠，用最上品的纸墨，开启了《古逸丛书》的刻印工作。

《古逸丛书》面世后，很快就震惊了文坛，国人称之为“海外奇宝”。而为中国抢回了流失国宝的黎庶昌，所做的贡献更是意义非凡，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越了朝代的兴亡。

因为，黎庶昌找回来的，不仅仅是一套《古逸丛书》，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永远是一个民族走上自强之路的源动力。

参考资料：钟安西《近代杰出的外交家黎庶昌》、陈福桐《黎庶昌与〈古逸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