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让中医尽快全面介入新型瘟疫防治_风闻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处在急速上升期，让很多中国人想起2003年4月非典流行高峰期的恐怖情况。贫道以为，卫生部门应该尽快总结2003年中国抵抗非典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这次抵抗新型冠状病流行的指导思想。

　　2003年6月，非典已基本绝迹。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病死率为11%，中国內地为7%，香港17%，台湾27%，北京8%，广州仅为3.6%，为全球病死率最低的地区。广东这么低的病死率引起一些人怀疑，6月12日，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六国的著名媒体以及广东地区媒体记者到广东调查，对钟南山院士进行采访。钟院士和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王鸣解释说：广东自第一例非典至今总计发病1274人，死亡46人，死亡率3.6%。现在通过检查，1274人中有因转院的重复计算和误诊的，实际有70%可确定的非典患者，实际病死率应该有5.1%。此后依旧有人对这一数字怀疑，有人计算说病死率应该是6.2%甚至7.8%。

　　贫道以为，广东省病死率只要比同样成为主要疫区北京的8%的病死率低，都是有经验值得总结的。道理很简单：广东是非典最早出现地区，诊断和治疗的难度都最高。广东动用资源的能力也有限，如果病死率高不奇怪，不明显高就该想一想。广东非典病死率低于北京，说明有其特殊的治疗经验可以总结。从另一角度说，北京在各方面都优于广东，病死率竟然高于广东，说明其防治工作有教训可总结。

　　贫道注意到这样几个消息：

　　钟南山和王鸣在解释广东病死率低时提到当时广东广泛实行的“中医介入”。钟南山所在医院中医科科发表的论文《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钟南山是作者之一。论文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改善显著，且时间较早，重症患者病死率低。”

　　很多人提到这一年钟院士的女儿不幸也得了非典，但他自己没有治疗，而是把女儿托给了广州著名老中医邓铁涛先生，最终治愈。

　　最重要的是：邓铁涛率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非典期间治疗73名非典病人，无一例死亡，病死率为0。平均退烧时间3天，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同时，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总计接受117名非典病人，其中46人完全由西医治疗，死亡9人，病死率20%。其余71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死亡1人，死亡率1.4%。

　　虽然没有广东省在这一时期中医和中医介入治疗的病死率以及完全西医治疗的病死率数据，但仅从广东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和广东医学院附属一院治疗情况看，中医介入与广东省非典病死率低有强相关关系。两院总计接收非典病人190人(117+73)，死亡10人，死亡率5.3%。这个数字与前面提到的全广东5.1%的病死率接近。其中全西医治疗病死率19.6%，中医及中医介入病死率0.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医介入，广东非典病死率有可能达到20%。对于最早发生的，开始很长时间不能确定是什么病，且没有被卫生部确定为甲类传染病的广东，20%的病死率不算很离奇，这个数只是略高于香港的17%，比台湾27%的病死率还低很多。是广东及时让中医介入，使广东非典病死率大幅下降。

　　非典初发时期，只知道是传染病，中西医都参与治疗。卫生部甚至还组织专家给出中医治疗的方法指导意见。等大面积在首都爆发，而且西医提出了用呼吸机+激素的治疗方法，中医反而越离越远了。等小汤山医院建好，呼吸机和西药设备齐全，中医基本靠边站了。

　　贫道虽然不懂医，但看到上面这些信息后有个粗浅判断：

　　中国成功战胜凶恶的冠状病毒非典，除了动员有力组织得当外，与中医介入治疗有关。中医及早和全面介入应该是一个成功经验，后期中医介入减少应该是一个教训。这次面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把这个经验教训认真总结，作为战胜新型瘟疫的有力武器。

　　抗击非典到现在17年了，这期间估计没几个人知道抗击非典期间中医起到什么作用。这17年也是方舟子等人放肆攻击中医，中医越来越衰败的17年。“中医不科学”，这是批判中医最有力的武器。贫道也认为中医“不科学”，但贫道认为科学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不是唯一方法。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有优点就有缺点，贫道2007年参加北大潘维老师组织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曾谈到这个问题。

　　科学方法要求结论必须是可观察的，必须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分析，将事物越分越细，并且要清晰解释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科学方法的这个原则使科学对“拆分后事物整体特性一样保留”的事物没有问题，而且能够越认识越深入。但也正是科学这样的方法导致科学研究那些“一旦拆分后事物作为整体才显示的特性将消失”的复杂事物是不灵光的。

　　有些事物如果拆分开来，虽然能描述其各个部分的规律，但整体的一些性质就消失了，或者无法从对局部的理解回归到整体。

　　人体是个整体，西医用科学的方法通过解剖把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和机理研究清楚，把病态和病因的物理、化学特征认识清楚。但是人一旦被肢解，很多处于整体状态才显示的特性就消失了。比如中国人发现人的某些部位与另外一些部位有感应上的联系，用针刺手可能脚会酸麻。这种刺激方法有效地治疗了某些疾病，还形成一套复杂的经络关系理论。用解剖手段，西医无法描述这些关系的物理、化学原因。即使能观察到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于是“科学”判定“根本不存在经络”。人身体明明有的特性因为观察不出来，解释不通因果关系就不承认其有，显示出科学方法在系统认识人体上是无能为力的。

　　中医说黑色主水，水入肾，肾通发，因此吃黑色谷物会长黑头发，有“科学头脑”的人一听就会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事实上这些治疗作用不仅可以被观察出来，而且中医这个论述并非临时编造，还是根据一套系统理论推演的，叙述逻辑是不矛盾的。中医理论看起来无论多么“不科学”，多么“形而上”，但毕竟是“整体”描述了人的各个部分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病态与常态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还能不断加深，越来越系统化。而西医确实能够把人每个部位说个清楚，但无法描述中医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因此西医至今不算一套关于人体的系统理论。西医的所谓“医学进步”，其实无非是“物理”、“化学”、“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进步。

　　2003年春节广东流行非典，钟南山的医院接诊117名非典病人。完全用西医方法治疗的46人死亡9人，死亡率20%。其中介入中医71人，死亡1人。死亡率1.4%。广州中医大学接诊73多人，无一例死亡。广东非典死亡率为3.7%，为2003年非典流行期世界最低死亡率。为什么胡吃乱造最早折腾出这个病的广东人这么有“福气”?因为开始不知道非典属于什么性质的病，病因病理都不清楚，科学还插不上手。于是给了“非科学”的中医一点空子。

　　春天非典开始传染到全国，但全国人就没有了广东人的福气。这个时候非典已经被“科学”定性为高致病性传染病。既然“科学”已经接手了这个麻烦，中医就靠边站了——传染病归西医。于是北京各中医院再不敢接收病人。全国最终非典死亡率达到8%左右。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的主要是单纯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

　　西医为什么治死这么多人还理直气壮，还能在4年后喊出“取消中医”?因为西医“科学”。科学方法治疗传染病要求分离出确定的致病传染体;搞清楚究竟是不是病菌，究竟是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还要找到致病的机理;最主要的是要研究出“特效疫苗”才能具备治疗条件。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西医有“理由”让病人等一等，这期间病人死亡了，西医确实是没有责任的。可惜，非典病人等到解放军302医院发现是感染心脏传导系统并且细胞凋亡主要方式时，并欢呼“做出了合理科学的解释”是2003年12月，这时非典已经消失半年多了。

　　前年贫道到301看一个患呼吸衰竭三期朋友，他说医生对他的治疗方法与治疗非典病人一样：吸氧加激素。我说你错了，是非典治疗是按呼衰治的。因为当时西医根本没法治，只是因为非典症状与呼衰一样，就用了治呼衰的方法，尽量维持患者生命，让抵抗力强的患者活了下来。

　　中医治疗非典的逻辑根本让人看不懂。中医用“春温”给非典下定义简直是不讲理——春天的瘟疫?等于没说嘛!什么非典是“气虚发热” ，而“甘温除大热”——从西医角度看纯粹是忽悠人。但中医还有模有样去治了。因为从战国的内经开始就有了温病理论和治疗方法。对中医来说，只有不同时期温病理论要与时俱进，并不存在“没法治”的问题。

　　非典刚流行卫生部就定名非典为“温病”，给出治疗方案：清热解毒。对高热、神昏、肢厥病危患者的抢救，方案要求使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但临床效果不好，甚至还加重。中医讲究“辩证治疗”。广东省中医院一位77岁老人在大手术后感染上重症非典，高烧、神昏、手撒口开、四肢冰冷，被紧急送入ICU病房进行抢救。主管医师用安宫牛黄丸无效，打电话向江苏南通朱良春老师求救。朱老听了临床症状报告后，判断为阴厥，用温开的苏合丸。果然立竿见影，老人康复出院。就是这套听起来乱七八糟的道理和方法，广东中医院实现零病死率。

　　西医让非典患者死的明明白白，中医让非典患者活的糊里糊涂。

　　为了更有效的战胜新瘟疫，贫道建议卫生部尽快让中医全面介入治疗。